北京遭遇140年来、持续70小时的最强降雨，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灾情比北京更严重的是河北的涿州，城市和农田被淹，房屋倒塌，河道公路桥梁冲毁，到处断垣残壁，好比一场战争劫难。
讽刺的是，在这场超强降雨之前几天，官方出版了水利部编写的“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一书，称习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中国的治水事业，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确立了国家“江河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为新时代治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官方塑造下，习俨然成了当代“大禹”。然而，一场“杜苏芮”台风，让习的所谓“治水事业”现了原形。
政论家胡平在一篇评论中写道：习近平说“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这场考验。”习近平这句话无异于告诉我们，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讲的河北要“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与其说是拍马屁，不如说贯彻习近平指示。这就使人联想起大饥荒年代，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四川必须要调粮食给中央，四川可以死人，首都不能死人。其实这话不是李井泉自己要讲的，而是当时的中南海要求他讲的。周恩来、邓小平都对李井泉说，北京饿死人影响大，北京不能饿死人，四川人必须做牺牲。
针对河北省委书记说的河北省要当好首都的护城河，有专家认为这个表述不准确，因为蓄滞洪区的有效性是针对下游并非上游，北京是在上游，所以河北泄洪不是为了保北京。
这就告诉我们，这次涿州洪灾，主要还不是为了保护首都北京，而是为了保护雄安。河北省委书记说河北要当好首都的护城河，其实也是转移视线。他不敢说要当好雄安的护城河。如果他说要当好雄安的护城河，那么公众马上就明白了，这次涿州等地的大洪灾，罪魁祸首就是习近平。
长期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历史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在涿州遭受无端的严重水灾之际，习近平和他的宣传班子不提涿州水灾，却大力宣传习近平关注所谓的北京救灾，这并不是他们的一时疏忽，而是中共北京当局的一贯作风，一贯政策；北京就是以邻为壑，平时为了保障自己的供水而严格限制周边河北省的百姓用水，来了洪水又把周边当作排水的护城河，不管百姓死活。
宋永毅说：“从历史上看，中共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出现了什么灾情），第一要保的是他们这些中央领导人；第二要保的是他们的政权所在地；第三它才考虑一般老百姓，或者根本就不考虑老百姓。”
宋永毅接着举例说，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习近平所崇拜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一意孤行发动和推行所谓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经济灾难，各地出现食物短缺和饥荒，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饿死人最多，据信有一千万人左右。然而，当时四川并不缺粮；但那时的中共四川省领导人李井泉把四川人活命粮强行调到北京。李井泉还公开说：四川饿死人不要紧，不能让北京有人饿死。
▲美国之音（VOA）8月7日聿文视界：涿州水患“坐等上令”凸显的习近平政权危机
河北涿州一涿州职业学院陈姓退休教师女儿发来的学校家属楼被淹照片。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北京遭遇140年来、持续70小时的最强降雨，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灾情比北京更严重的是河北的涿州，城市和农田被淹，房屋倒塌，河道公路桥梁冲毁，到处断垣残壁，好比一场战争劫难。
洪灾让习的“治水事业”现原形
讽刺的是，在这场超强降雨之前几天，官方出版了水利部编写的“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一书，称习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中国的治水事业，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确立了国家“江河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为新时代治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官方塑造下，习俨然成了当代“大禹”。然而，一场“杜苏芮”台风，让习的所谓“治水事业”现了原形。
北京和涿州的水患固然有某种客观因素，如北方常年干旱导致水利设施老化和人们防洪意识薄弱，还有极端超强豪雨加剧了防洪困难。然而，在指出客观因素的同时，更不能回避其中的人为因素。坊间流传，涿州本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水患，皆因要保北京和雄安而被泄洪。官方其实间接承认了这点。水利部长在部署防洪工作时强调，必须确保北京和雄安的绝对安全。河北省委书记亦表态，河北要做好北京的护城河，有序启用蓄滞洪区，减轻北京和雄安的防洪压力。不言而喻，保护首都和领袖“千年大计”的城市安全，让两地免受洪水威胁，是作为河北的政治任务，故可怜的涿州只能被牺牲。至少，泄洪加剧了其灾情。
尽管任何体制下都不排除官员懈怠而导致灾难的可能性，可像中国这样出于政治考量而造成的洪灾，在大多数国家都罕见，恐怕算作中国“特产”。然而，在此次北京特别是涿州的灾情中，出于政治考量的泄洪只是人为因素之一，比政治泄洪更值得关注的是“坐等上令”。因百年不遇而须泄洪的决策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可坐等上令的情形在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却很常见，平时它也许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在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场合，却是会要人命的。
以此次水灾为例，据报道，外地民间专业救援队要去涿州支援救灾，但按规定，跨省救援需向事发地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申请邀请函，随后再向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得到批准方可出发。政府出台这个规定也许是出于规范救援行业的目的，可非常时刻囿于该规，就会让一些救援队因得不到当地管理部门的邀请函而不能去救援。再如，保定泄洪区民众深夜被要求撤离，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仍设卡收费，造成车队绵延数公里，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没有接到上级免费通行的通知。
中国救援人员在北京门头沟区救助遭洪水泛滥袭击的民众。（2023年8月1日）
“坐等上令”要人命
相比泄洪一事来，这两起事看起来都不大，然而，它在危险时刻可能导致的后果，一点也不会小。涿州这次水灾，十几万民众被困于洪水，急需专业的救援队去救援。抢险拼的就是时间和速度，需最快进入现场，最早把人救出来，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上述做法只会耽误救援时间。同样，高速路设卡收费，无疑会延迟民众的撤离时间。试想，如果在此过程中洪水爆发，几公里长的车队不正好浸泡在水中，又会造成多少人命？故事虽小，在紧急关头却攸关生命。
类似上述两起事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遇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坐等上令”，即等着上面发号施令。政府日常管理，确实要有一套作业程序，否则会乱套。规则和程序，是现代国家区别前现代国家的一个标志。这并非是指前现代国家没有规则和程序，而是说，它的规则和程序易受权力和人情的干扰，而现代国家的进步，在于规则和程序受国家法律保护，非必要，不受长官意志和人情的干扰和破坏。这是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在对待规则和程序方面的差别，从而在这个差别中体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文明水准。
然而，任何情况都有“例外”——亦即紧急和危险的时刻或场合，在这种时候，就不能被动等待领导或者上级指令，机械按作业程序办事，而需要管理者有相机处理的灵活性。这不是不尊重规则和程序，但任何规则和程序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因此，特殊情形下，管理者有相机决断的权力。当然，强调一下，特定时刻只限于人命关天或者会造成重大损失的极少数状况。
“坐等上令”不只表现为死板地执行规则和程序，这个词本身表明，对属下官员或者办事人员来说，上面的命令具有绝对性，服从和执行上令是惟一的使命，上面如果没有发话，哪怕天塌下来，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能越雷池半步。故而，在“坐等上令”下，表面上看，政府部门也有一套规范，按作业程序办，可这个规则和程序如果和“上令”发生冲突，以“上令”为主，实际上，等同于规则和程序是虚的，可有可无的，上面的权力和意志才是真正的规则，一切服从上令，一切遵从上令。
北京人大会堂的大屏幕上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全国人大闭幕式上讲话。（2023年3月13日）
习治下，“坐等上令”成“坐等习令”
中国传统上是个官本位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不用说高高在上的皇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共产党统治，非但没有消灭官本位，反在国家治理中将这一现象推到极致。然而，坐等上令不是一般的官本位或官僚主义，后者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以官为本，官员实际主导和支配社会的运行，但坐等上令比官僚主义严重得多，它是一种极端的政治现象，即没有上面的同意和许可，尤其没有来自最高领袖的旨意，制度所具有的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做，否则就违反了政治纪律。在这个意义上，坐等上令是一种绝对的等级本位制。
在中共统治的多数时期，坐等上令的情况虽也存在，但不很普遍，更多表现的还是一般的官本位现象。尤其胡锦涛做总书记的十年，一方面在广大的基层，官本位现象照样存在；另一方面在高层，则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来自中南海的“训示”省市大员可听可不听，看对地方的利益而定。“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典型反映总书记的地位受到地方诸侯的挑战。有鉴于此，习近平才要集权，他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习而言，只要出自他的政令，无论对错，地方和部门都要无条件落实，不能打折。可以说，在习时代，坐等上令才真正成为一种官场现象。
习实行严格的等级制统治，用各种党内规矩和法律条文约束官员，从而完全压缩了官员的主观能动性，把他们变成一群政治机器人。官员不敢、不愿也不必负责，一切听从上面的指令就好了，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让做就是该做的也不能做。每一级都听从上一级，最上面的那级当然是习近平，这样下去，坐等上令就变成了坐等习令，习的命令成为裁判一切行政合法性的依据。逻辑的结果必然如此。
“坐等习令”可能冲击中共政权
此种政治文化在习时代变成官员的信条，在日常管理中，或许不会显示太大危害，最多是造成百姓办事的不便，让他们抱怨几声，但如遇突发事件或危险时刻，像这次涿州的大水，十几万人等着救援，外地救援队却还要请示省厅同意，涿州本地政府无权决定，其代价就是让当地民众更多受到洪水威胁。
从对习的统治来说，坐等上令因其维护的是中共严格的等级制和习的无上权威，表面看似乎有利他的政权稳固，但这同时也在为政权掘墓，因为此种僵硬的体制和政治文化很难适应变动的世界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如果说，分洪决策因事关重大需要慎重权衡，坐等上令则因其已内化为日常行政管理而不为人注意，可它在危险时候产生的后果及连锁反应，很可能对一个政权造成严重冲击，甚至导致政权的崩塌。这样的事例不是没有，某个官员对某个规定的僵硬坚持让民众生命和利益受损，从而让民众对政权积蓄已久的不满发泄出来，掀起反抗运动，致使政权垮台。
习近平其实也明白坐等上令的危害，号令官员要敢于负责敢于任事，然而它根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为这植根于政权统治的内在需要，就此而言，坐等上令是比政治泄洪更严重的政权危机。
邓聿文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
▲美国之音（VOA）8月9日报道：水利专家： 人为导致涿州洪灾，习近平治理再添败笔
被洪水淹没的河北涿州街道。（2023年8月2日）
台北 —强台风“杜苏芮”环流在北京周边造成大洪灾，尤其重创河北省涿州，不仅水淹四层楼高，更导致撤离不及的数十万居民受困伤亡，民怨冲天。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与河争地，改窄河道，又设置分洪设施，让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却未为涿州规划防洪应变措施，这场洪灾的元凶是人祸多于天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治理也再添败笔。
台风肆虐下，部分京津冀地区在短短四日内突发特大雷雨，一度水淹河北省共94个县、826个乡镇，造成至少20人死亡、27人失踪，受灾户民怨沸腾，至今未歇。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北京的水确实不会流到涿州，但人为水利设施会将灾难导引到涿州，让涿州承受着四重的洪灾压力。
中国河北涿州民众在滔滔洪水中乘坐橡皮艇逃生。（2023年8月3日）
王维洛：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
他说，这次北京降雨集中在房山和门头沟两区，分属海河流域的拒马河和永定河水系。其中，西南边房山区的洪水经拒马河流入涿州，是涿州继当地第一重降雨外的第二重天然洪灾压力。
但他说，涿州还有第三重压力，即西北边门头沟通过永定河流出的洪水，经位于北京老卢沟桥的人造分洪枢纽，再流入涿州，换言之，透过水利设计，涿州就负有为北京挡洪的功效。
王维洛说，永定河是周边流域最大的河流，上游建有官厅水库，可容纳41亿立方米，够北京用上两年，加上其他水库，充分为北京供水防洪。不过，水库于70-80年代有水污染和干涸问题，于是中共调来黄河的水，且为了保水，在水库底层铺上塑料、也以石头和水泥堆砌河岸，导致排水困难，再加上，河道收窄，以便周边土地可以改建住房和商业街，种种作法都不利防洪。
至于涿州的第四重压力来自雄安。涿州下方有个新盖房分洪设施，可以将洪水分别引向雄安新区和东店蓄洪区，但王维洛研判，当地官员为了保北京、天津和“雄安这个新祖宗”，恐利用涿州的坝堤，将水量挡住，以确保洪水只会流向东店，不至淹没雄安。
中国利用水利设施改变洪水流向
王维洛说： “海河流域的河流，上游是经过水库控制的，中间河道都是经过人为改造的，而且他们要流到哪里去，也都是受到分洪工程控制的，所以共产党要这个洪水往哪里走，它真的就往哪里走。”
王维洛说，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但中共却不曾为涿州辟划抗洪演练，这是习近平治理的一大缺失。他说，涿州抗洪有太多该检讨之处。例如，以前各区都会组织老百姓在汛期巡逻堤防，因为一个小洞不补，堤防就会被水冲破，但现在各区还设有这种组织吗？
又例如，习近平上台后，把抗洪经验丰富的武警水电总队撤掉，改学苏联，设应急部，集结消防员和煤矿救援队员，但这群人救火还可以，不懂防洪，再加上，整个公务员体系因无故被苛扣薪资，不积极任事。
另外，涿州缺少抗洪经验，人员撤离也非常失序，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水从哪里来？可以撤到哪些高地？但这不是老百姓的问题，而是主政者的责任。
中国河北涿州民众被洪水围困家中救助救援。（2023年8月2日）
王维洛说，习近平防洪的最大败笔是不会用人，中国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河北省长和省委书记在水患初期都没冒出头过，也未展现出领导力。就连习近平8月1日发布的抗洪命令也是充满官僚形式主义。
王维洛说：“他这个抗洪指令是空的，这种指令都是空对空的，没有措施的。还有，抗洪指令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有钱的，你得带着钱下来的，你没有钱的话，那也不能调度。”
涿州地方官员神隐惹议
涿州水患肆虐超过1周，涿州市委书记蔡炜华、市长李献峰等一、二把手也形同“神隐”，未露面视察灾情，也没有指挥救灾，再惹民怨。
据《南方周末》基金总干事郑硕透过微信具名指控，他在收到当地“5，000人没饭吃”的求助后，曾募集物资要送往涿州，但遭某镇委书记等人拒绝。他抱怨称：“从市委副书记到所谓副指挥长、镇书记，每一个主官凑的齐‘一撇一捺’，说你们是畜生都高抬你们。”
郑硕控诉贴文经网络热传，涿州市政府虽未正面回应，但8月7日透过微博发布13秒短视频，反驳“5，000人没饭吃”的假消息，并要求“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针对灾民的心声，位于河北保定、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蔡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华北地区近年旱情严重，一般人没有抗洪的准备。此次暴雨确实难防，但就政府治理而言，不论是平时的土壤防护、泄洪前的下游撤离动线，都没有完整规划。他说：“政府也是跟着感觉走，没有预案，水来了就放，谁倒楣淹谁。”他尤其不满官员隐瞒人员和财产伤亡的真相，他甚至预期，灾后补偿只是走过场，“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常态”。
习近平“无人可卸责” 用人失察损威信
虽民怨丛生，但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健文以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易控制舆论，但省级地方领导都由习近平任命，地方救灾成效好坏将波及到习近平的短期威信，尤其他才刚历经前外长秦刚撤换及火箭军易帅争议。
寇健文说：“由于无人可卸责，习近平得自己承担用人失察的问题”。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则认为，中共灾难治理的问题在于“应作为而不作为，应防范而没有防范”。他说，官方刚才出版习近平治水论述，也早就推出“十四五应急规划”，但各种规划、报告都是“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未能落到实处。中共偏重形象工程，堪称“基建魔人”，但在涉及百姓生命财产之保护上，就沦为“基建侏儒”。
宋国诚也认为，此次“人祸高于天灾”，因为水灾发生时，地方官重“表忠”，高于预警撤离、规划疏散等抗洪工作，因此说出“做好北京护城河”这种官话。而公安、解放军也都重维稳，高于救灾，凸显执政者“人有阶级高低之别”的心态，或“保北京牺牲升斗小民”的偏颇，甚至选择去北戴河度假、而不去灾区视察的傲慢。宋国诚说：“一个天灾是不是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这可能还是离得太远的问题。但从小小的民怨、激发成为社会的民变，乃至于造成更大范围社会的反抗、斗争。如果积压太多民怨，当然最终会影响到习近平的政权。”
面对涿州水患，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8月初视察时，曾发出河北要当好北京“护城河”的说法，引发灾民众怒。对此，位于台北的台大水工所主任游景云认为，从国土规划的立场“不能说不对”，但前提是要做好人员的撤离、群众沟通，或利用农田区域蓄洪泄洪，并搭配赔偿机制，而非像中共这么粗糙地“划下去就执行”。
游景云告诉美国之音：“以目的来讲，它（中国）是保天津、雄安特区，保一些经济发展区域。涿州真的超过设定的范围，或者说，永定河上游几个区域也不是主要重点区域。所以，它的防洪（宣传）操作看似蛮成功的，可是也听到他们国内有些检讨的声音。”
操作“护城河” 须做好撤离应对
游景云说，防洪减灾除靠硬体建设，也要执行非工程措施。例如，此次洪灾显示，部分城市缺乏洪水的即时流量监测、分析和预估。若有相关措施或设置区域级别的应变中心，将有助于封闭桥梁、撤离人群等预警作为。
他还说，救灾资源整合和命令执行都得依据民情调整，但中国专制政治存在“硬伤”，民意难上达，也难撼动政策。
针对灾后检讨，一位位于北京、因议题敏感而不愿具名的学者透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此次水患有三大启示：一，中国的跨区域应急机制仍受行政区划约束。二，当局忽视特殊地段防洪能力的提升。三，中国需构建巨灾避难体系。
这位学者说，此次跨区的应急机制仍存在诸多短板，尤其部分防洪设施，如水库、湖泊、湿地等，面对行政约束，无法实现科学使用。他呼吁，防汛绝非仅限排水工作，应另协同水务、气象、公安、城管、消防、住建等部门作业。
他还说，中国缺乏“超常规的、跨区域的巨灾应对机制”，应按最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或巨灾等级，将全市的避难场所统一规划，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规划时就应注重避难设计和质量，并加强日常维修。
北京一年的雨、一天下完
对于这场洪灾，也有水利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天灾，而不是人祸。有水利专家认为，此次北京周边的暴雨极端值达700毫米，远高于年均雨量600毫米，等于“一年的雨、一天下完”，且当时满潮，下游水位高，排水不易。这种的极端气候引发的暴雨，全球任何都市都难以承受。因此，他认为，重创涿州的元凶应是暴雨和地形，而非北京泄洪。
这位水利专家告诉美国之音：“涿州有三条河，很多山谷的水都会下来。北京跟涿州是（相距）三、四十公里，所以，那边（北京）的水根本不可能移到涿州来，是涿州西北侧的山下大雨，整个流下来。”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对此文亦有贡献）
▲自由亚洲电台（RFA）8月9日发表胡平评论文章 ：河北洪灾谁之罪？
河北洪水成灾，一连好些天，央媒都不报道，人民日报的第一版，满满的是习近平给地球给人类指方向，河北洪灾只字不提。直到河北洪灾高峰期过了，官媒才大肆报道习近平如何关心灾情；而在官媒对河北洪灾的报道中，偏偏又不提受灾严重的涿州。
习近平说“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这场考验。”习近平这句话无异于告诉我们，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讲的河北要“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与其说是拍马屁，不如说贯彻习近平指示。这就使人联想起大饥荒年代，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四川必须要调粮食给中央，四川可以死人，首都不能死人。其实这话不是李井泉自己要讲的，而是当时的中南海要求他讲的。周恩来、邓小平都对李井泉说，北京饿死人影响大，北京不能饿死人，四川人必须做牺牲。
针对河北省委书记说的河北省要当好首都的护城河，有专家认为这个表述不准确，因为蓄滞洪区的有效性是针对下游并非上游，北京是在上游，所以河北泄洪不是为了保北京。
这就告诉我们，这次涿州洪灾，主要还不是为了保护首都北京，而是为了保护雄安。河北省委书记说河北要当好首都的护城河，其实也是转移视线。他不敢说要当好雄安的护城河。如果他说要当好雄安的护城河，那么公众马上就明白了，这次涿州等地的大洪灾，罪魁祸首就是习近平。
雄安当地公众号发文证实河北各地泄洪为保雄安。 并称，“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总书记，背井离乡的可能就是我们。”
这是典型的高级黑，把尖锐的批评包藏在赞美的词句之中，网管不会秒删，所以才能在网上存留，有心的网友抓紧时间转发，等网管删掉时，已经传出很远很远了。
这次洪灾，涿州成了重灾区，原因就一个。那就是习近平一意孤行，硬要把副都建在白洋淀。有网友一句话一语破的：这次涿州洪灾，就是“把一个蓄洪区变成了城市，把一个城市变成了蓄洪区”。
过去每逢发生严重灾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朱镕基、温家宝都是要去灾区视察的。习近平一上台就破了这个惯例。习近平从不去灾区现场，李克强倒是去过，例如2020年8月李克强去过重庆洪灾灾区视察，2021年河南郑州洪灾，李克强也去了现场。但是央媒都不报道，国务院只好自己发了两段视频，只有河南地方媒体有点报道。可见这不是中央的意思，不是习近平的意思。现在的李强是习近平的跟班，哪敢做习近平不喜欢的事。总理不去是因为主席不想去，你总理去了，人们自然会问主席怎么不来？所以干脆总理也别去，省得引人发问。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不去灾区视察呢？一来是习近平最喜欢摆谱，所以他不喜欢踩污泥浊水。另一条当然是安全。习近平每次到下面视察，阵仗都相当大，一路之上，更不用说现场，周围至少几十米是不可以有闲杂人等，不可以有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的，是必须有明的暗的一大堆保镖的，这在灾区就很难做到，所以不放心，所以干脆不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美国之音（VOA）8月9日报道：河北涿州水灾反映的当今中国政治
华盛顿 —台风携带大雨进入华北地区造成严重的洪灾。中共领袖、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灾害严重之时似乎不管不问，但近日中国媒体突然大力宣扬习近平如何关切北京的灾情，却对灾害更严重的河北涿州的灾情只字不提。观察家们表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的作为凸显出中国特色政治。
习近平为何突出北京无视灾情更严重的涿州
台风杜苏芮携带大雨登陆中国大陆，北上华北地区，在北京周边地区造成严重的洪灾。中国网民发表的视频和文字显示了汽车被冲走，楼房被浸泡水中，溺水死亡者、被淹死的牛和猪横尸田野和路边的灾情。河北省涿州市周围地区受灾尤其严重。
然而，中国官方媒体却不报道严重的灾情。许多中国网民抱怨说，华北洪灾肆虐之际，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却悠哉游哉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成都市大宴到那里去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外国宾客，然后再去四川和陕西进行所谓的考察。
在对灾情的一个星期的无视或轻描淡写之后，中共新闻宣传机构8月5日发表报道，高调宣扬习近平领导抗洪的丰功伟绩。该报道的标题是，《风雨同心 人民至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 北京防汛抗洪救灾》。报道援引习近平的话说：“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这场考验。”
习近平和他的宣传班子为什么不提受灾最严重的河北涿州，尽管涿州离北京不远？没有提涿州是否是因为无意的疏忽？
长期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历史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在涿州遭受无端的严重水灾之际，习近平和他的宣传班子不提涿州水灾，却大力宣传习近平关注所谓的北京救灾，这并不是他们的一时疏忽，而是中共北京当局的一贯作风，一贯政策；北京就是以邻为壑，平时为了保障自己的供水而严格限制周边河北省的百姓用水，来了洪水又把周边当作排水的护城河，不管百姓死活。
宋永毅说：“从历史上看，中共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出现了什么灾情），第一要保的是他们这些中央领导人；第二要保的是他们的政权所在地；第三它才考虑一般老百姓，或者根本就不考虑老百姓。”
宋永毅接着举例说，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习近平所崇拜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一意孤行发动和推行所谓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经济灾难，各地出现食物短缺和饥荒，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饿死人最多，据信有一千万人左右。然而，当时四川并不缺粮；但那时的中共四川省领导人李井泉把四川人活命粮强行调到北京。李井泉还公开说：四川饿死人不要紧，不能让北京有人饿死。
为何突出北京无视涿州？致命性技术问题
时间由1960年代初快进到2023年，批评者指出，中共体制再度毫无悬念地出产了新一代的李井泉式的省级领导人。在河北洪灾给河北人民造成广泛的生命财产毁灭性损失之际，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公开宣扬，河北就是要当好北京的护城河。
倪岳峰的护城河论在河北和中国各地引起广泛的众怒和担忧，因为众人担心哪天自己也被中共当局视为护城河里的鱼鳖。在众怒之下，倪岳峰没有再宣扬他的护城河论，但倪及其下属或上司也没有认错，没有收回他的护城河论。
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学者胡平注意到，河北洪灾发生，好多天中共控制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其他中央级媒体都没有报道；好多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满满都是习近平新闻，但就是不提河北洪灾。然后，中共控制的媒体又突然大力宣传习近平关心北京的防汛抗洪救灾，但避而不提受灾最严重的河北涿州。
在胡平看来，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避而不提涿州有其不得不避的理由，这就是，涿州是习近平宣扬的宏伟的雄安城规划的直接牺牲品，而那个所谓的千年大计的规划是习近平不懂装懂又一意孤行的杰作，跟他不懂装懂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有一拼。
在习近平提出要河北雄安地区建设北京的所谓副都时就有许多专家指出，那个选址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那里是华北地势最低洼的地方，是湿地和天然蓄洪地白洋淀所在的区域。
胡平说：“就是因为当年习近平一意孤行，硬是要把副首都建在（本应当是蓄洪区的地势低洼地）白洋淀，到头来就变成了今天这种情况。就像是一位网友用一句话概括的，这次涿州洪灾就是因为把一个蓄洪区变成了一个城市，把一个城市变成了蓄洪区。”
华北洪灾所展示的中国政治
跟许多观察家一样，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注意到，面对灾情，这一次习近平也是一如既往不去查看，他手下的总理李强也不去；而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毛泽东也是不去查看灾情探望灾民，但毛泽东手下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会去。后来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及总理朱镕基、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都会去。
在宋永毅看来，习近平及其手下的总理李强如此作为绝非中共政权的好兆头。他说：“（涿州地区）未经通知就泄洪，给老百姓造成那么多的灾难，你中央主要领导非但没有一个人说话，而且连前线都不去，非但你不去，你下面的总理也好，那些扈从也好，都不去，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迹象，而是一个王朝末年的某种征兆。”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从来都是尽力躲避灾难现场和灾民，但他手下的总理去灾区视察的做法有微妙的变化。2020年8月，重庆发生水灾，当时的总理李克强去灾区视察；2021年河南郑州洪灾，李克强去了现场。但李克强去灾区，中央电视台没有报道，是他领导的国务院自己发报道，可见李克强去灾区不是习近平的意思。现在的总理李强是习近平的喽啰，没有任何的独立性，当然不敢做任何习近平不喜欢的事。
说到习近平本人为什么避免去灾区，胡平认为有非常简单的合情合理的解释——因为习架子大，喜欢摆谱，不喜欢到灾区接触污泥浊水；再就是因为他特别注重他的个人安全。
胡平说：“我们看习近平每一次到地方，不管是视察还是开会，阵仗都摆得非常大。一路周围方圆很大的距离都不能有任何所谓的闲杂人，不能有任何政治不可靠的人。而且明里暗里还一大堆保镖。到灾区做到这些就比较困难，那他干脆就不去。”
中共权威媒体新华社8月5日发表的题为《风雨同心 人民至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 北京防汛抗洪救灾》宣传报道说：“8月3日凌晨2点10分，最后一批滞留北京门头沟区安家庄站、落坡岭站的乘客抵达北京丰台站。至此，因暴雨被困的K396次、K1178次、Z180次列车所有滞留旅客安全疏运完毕。……连续多日的救援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反复叮嘱，作出重要指示：”就地安置旅客要做好保障，滞留旅客要尽快转移，早日进京，确保安全。‘“
▲美国之音（VOA）8月11日：黄浦江封：华北水灾的根源：清零体制没有消失
北京郊区一名女子在遭受洪水破坏的村子里无法找到自己家的房子。（2023年8月4日）
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立秋之后，华北大水终于消退，灾民们开始返家。不过，这不是终点，随着卡努台风的到来，风灾和水灾还在中国东北继续，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满目苍夷，人们在问，谁应为这场灾难负责？季节台风还是气候变化，水利机构还是应急部门，或者是“消失的他”？
从7月底杜苏芮台风登陆到8月立秋洪水退去，华北水灾持续了整整两周，大半个河北都陷入汪洋。然而，在灾害来临后的一周时间里，《人民日报》对这场灾难也几乎只字不提；在受灾最重的涿州，人民见不到党政负责人出面指挥救灾或者安抚人心；中国的领导高层则躲在北戴河度假，一副哪管身边洪水滔天的超然姿态。
北京郊区遭洪水破坏村庄的一名男子在污水中清洗衣物。（2023年8月4日）
与32年前华东水灾成天壤之别
这和32年前的华东水灾形成天壤之别。1991年的初夏，一场洪水席卷华东18个省，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乘坐简陋的冲锋舟亲自视察灾情，港台人民争相捐款捐物，国际NGO第一次进入封闭的中国社会。这一切都发生在1989后三年的“治理整顿”期间的凋敝气氛中，中国领导人还算明白治水政治关系政权的根基，把一场洪水救灾变成了冷战后中国引入公民社会组织的起点，也让中共看到了港台民心可用，在社会心理意义上对中国全面开放的推动意义甚至超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
然而，与华东水灾令人振奋的救灾动员和不期然的政治巨变截然相反。在华北腹地的这场大水过后，没有民众自发捐款，没有国际社会支援，也没有广大公民社会组织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进入灾区救援，仅存一些地方公益性专业救援队到达灾区后长时间不得而入、被要求出示所谓“救灾邀请”和“救灾批准”文件。少量在京的国际媒体也彻底放弃了灾区采访，他们或许没有得到采访许可，或许不愿意重复去年采访郑州大水时遭受的无端排斥。
当然，在广大灾区，人们更难得看到大规模的政府救援。对灾区内外的中国人民来说，看到更多的是“动态清零”的影子。仿佛在三年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动态清零”的准戒严体制并未放弃，至少在各级党政治理手段和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方面丝毫没有改变。这种不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僵化体制或许正是华北洪灾的真正根源，在未来还将继续制造类似的人为灾难。
河北涿州居民清理遭洪水破坏的家园。（2023年8月9日）
救灾过程再现疫情管理的僵化体制
也就是说，从这次华北水灾的灾难发生和救灾过程来看，几乎重复着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模式，中国无论地方政府还是高层，相比三年的新冠疫情，毫无纠错，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思和改进，反而充分地再现体制僵化和治理失灵。似乎，“动态清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治理的核心密码，每遇灾难即自我强化并且放大灾难的危害，再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难发生机制，恍若新旧历史悲剧——“三年饥荒”和“三年疫情”——的叠加。
因为，在华北，有一头大象在那里，就是雄安，那是华北平原的最低点，雄安三县的白洋淀是传统也是法定的蓄洪洼地，但是从它变成雄安新区的所谓“千年大计”的那一刻起，华北水灾就注定要发生，已经城市化的华北平原就将变成分洪区、泄洪区。
这种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人为颠倒，根本改变了华北平原的地貌，也要比1958年“大跃进”人定胜天的狂热更持久，就是人祸吧。而当气候变化，太平洋的台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容易影响中高纬度地区，这头大象便成了所谓大局、所谓“江山”的象征，改变了雄安和河北其他城市的关系、也颠倒了中共意识形态里面人民和江山的关系。三分天灾合并七分人祸，就成为中国自然灾害、甚至所有意外灾害的放大机制，轻易地将灾害转为灾难，而不是相反。
这也是刚刚结束的“动态清零”的灾难机制：为了防范新冠病毒如看不见的洪水一般扩散，所有城市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雄安，画地为牢、与邻为壑，人民被分隔在城市、乡村、方舱、住家、汽车、工厂、办公室、甚至电话亭里，处在饥饿贫困、无医无药的无助境地长达三年。两周的华北水灾不过是重现了三年“动态清零”的“全过程”：从河北领导宣布为雄安筑起“护城河”，不让一滴洪水流入雄安，河北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热的人为灾难。
河北涿州一涿州职业学院陈姓退休教师女儿发来的学校家属楼被淹照片。
官员躺平，不顾民生疾苦
例如，从水灾一开始，人们就看到惊人相似的一幕：面对突如其来、也是1963年以来最大的河北大雨，河北地方官员普遍躺平，在大水高涨中似乎都在等待来自最高领袖的指令。而不巧的是，如同新冠病毒爆发与2020年初的高层外访和会议冲突，今年华北大水也遭遇中央的暑期休假，铁桶一般的北戴河自然毫无反应，河北主政官员也只能继续新冠疫情期间的“守土有责”，把河北大地当作北京和雄安的“护城河”，只会严防死守，哪里在乎民生疾苦。
如此“护城河”政策，无视人的尊严、无视人的平等，甚至也无视过去三十年华北地区的城市化，今天的华北虽然不及江南富庶，却也普遍小康，已非几十年前一穷二白的农村，却在一夕之间被任意淹没，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倡导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已经通过“动态清零”发生了，尤其在2022年上半年以三个月“封城”粉碎了上海人民所有的现代化幻觉，其悲剧性后果才刚刚开始显现，也就是人民的“润出”和经济的通缩。
在“动态清零”体制被白纸革命暂时推翻后，年轻人转向革命后的“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的“四不青年”模式，中国人民则以不投资、不消费的集体选择抵抗官僚集团促进私企的“31条”和促进消费的“20条”。那么，在华北水灾过后，“动态清零”体制向何处去？是彻底永久化，迎接未来更多的天灾人祸和“艰辛探索”，还是改弦易辙向人民让步？便成为一个考验中南海，也是所有中国人民的紧迫问题。
江枫 上海政治学者。 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作者使用的是笔名。
▲美国之音（VOA）8月11日发表吴国光评论：国事光析：专制政治是中国遭遇的最大祸水
2023年8月3日河北省涿州洪水袭击后一个配送中心漂浮在水面上的包裹
编者按： 这是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天灾常有，世界上到处可见；而人祸却因各地政治制度的不同而程度、后果等有很大不同。七月末以来，一场天灾出现在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在台风杜苏芮作用下，那里相继连降暴雨，各地多有房屋倒塌、财物毁坏、人员伤亡的情况。接下来，就是人祸了。人祸不一而足，这里限于篇幅只能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当局渎职，人祸种种
第一个例子是河北涿州。那里的灾情特别严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采取的排水路线所造成的，从根本上讲则是当局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后果之一。雄安新区是习近平的所谓千年大计，不知出于什么盘算而选址在白洋淀地区。这里自来就是太行山东麓洪水下行的汇聚之地，因此才有了这么个白洋淀。雄安新区可以借白洋淀的水景，但它却也毁掉了白洋淀的聚洪功能；如果白洋淀如常聚洪，雄安新区也就被淹掉了。涿州恰恰地处北京之南、雄安之北；洪水一到，当局为了上保北京、下保雄安，涿州就成了最方便的牺牲品，成了两个强邻的沟壑。因此，涿州这次的大水灾，至多三分天灾，至少七分人祸。
第二件事，是当局对待水灾的态度。这往轻处说是不闻不问，往重处说是草菅人命，按法律说是涉嫌犯有严重渎职罪。从到处指明方向的最高当局，到一层层蜂营狗窦般的党政机关，本来每天都要在新闻报道中显示自己的存在和权威，忽然一下子全都不露面了，难道被杜苏芮台风吹去了罗刹国不成？不露面你就不露面吧，相信也不会有太多人怀念你们的，可是背地里黑招却是不少。这包括下令泄洪但不给泄洪区居民事先通知，也包括组织人偷偷挖开河堤以实现当局既定的排水路线——既然是偷偷地挖，当然也就是打算着宁愿把河堤下的居民们悄悄淹没到洪水之中。至于压制相关报道，隐瞒水灾实情，到了灾情稍退之后又一个个出来弄姿作秀，这本来就都是这个政权的日常功课和中共官员的一贯作为了。
你掌握着公共权力却不来应对公共灾难，也还罢了，偏偏还要在天灾之际用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来刁难、阻碍、甚至镇压民间的救灾行动，这也太没有半点儿人味儿了吧？据报道，有人呼喊救灾，却被当局拘捕。又据报道，外地到涿州救灾，需要有涿州当地政府的邀请函，不然不让靠近灾害现场。这样一来，前些年在西方社会影响和国际组织带动下开始在中国形成的民间志愿救灾，也就难以发挥作用了。这可以说是人祸的第三个例证吧。
专制政治是最大的祸水
所有这些人祸的源头，很明显，在于中共政权的基本性质，那就是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的决策，包括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都是专制者可以任性做出的；他可以不在乎自然规律，不在乎民众利益，更不在乎什么专家意见。他有他的一盘大棋，说穿了其实不过是从自己的权力出发，落脚到巩固、维护和强化自己的权力。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这样，一盘大棋下出来的结果是持续数年的大饥荒，上千万人饿死；习近平的雄安新区也是这样，从起意到策划，从选址到建设，亲自指挥，一意孤行，尚未建成即已经在为祸民众了。
专制主义的施政，排除并打压民众的参与，因此不受民众意愿的制约，惟上级是从，惟权力是从，惟官员私利是从。这一点，相信中国民众每日每时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类似这次的水灾只不过是把这种政治真相以更加戏剧化、更加悲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已。平日里，为了所谓“岁月静好”，很多人选择对专制主义施政的种种荒唐行径视而不见，在遭遇了其人祸灾难后也往往宁愿忘记，就像前两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强力封控、“大白”肆虐等这些玩意儿如今好像都不曾出现过一样。但是，专制政治这玩意儿，不是你想看不见就能看不见的，不是你想忘掉就可以忘掉的。它的蛮横就在于可以肆意侵入并控制民众的生活，不断地制造新的灾难。
专制主义还有更其蛮横之处，那就是既不容许民众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也不容许民众之间相互帮助来克服困难。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你能解决自己的事情了，你就不再依赖专制政权了，专制主义也就缺少社会基础了；民众之间相互帮助，则会形成集体行动，那有可能挑战专制政权，这不正是专制政权最为害怕的事情吗？
在民众力量羸弱、自组织能力也差的情况下，专制主义政治容易兴起。天灾之际，受害者都处于弱势，渴望得到帮助，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机关是能够帮助人们的。在关于政治专制主义的研究中，就有那么一种说法，见于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源于治水，其功能首先是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这一观点在学界备受争议，但也是一家之言。一般中国读者不难首先想起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中国政治中“家天下”的制度也正是从大禹传位给儿子开始的。
数千年过去，世界早就天翻地覆了。尽管中国还在专制政治统治之下，但很明显，专制政治也早就严重退化，原来在治水、救灾这类事情中还能表现出来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些好处，已经不复存在，但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坏处，如上所述，太多太多了。就算历史上真的有过“水利专制主义”，这次的杜苏芮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专制主义就是“水祸专制主义”。大大小小的天灾到处都有，专制政治却会把天灾扩展为大大的人祸；专制政治就是中国所遭受的最大祸水。
吴国光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试图以学术研究透视政治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