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我们于十二月二十三号装车南下，于二十五日傍晚到达广州南郊的石牌车站。卸车后，我和邹发科把蜂放在石牌车站东边一所小学的围墙外边，由于以前吃饭都是和刘技师他们蜂场在一起吃，他们有一套炊具，我却没有炊具。第二天一早我和邹发科在附近的代销店买了一点饼干之类的食物充饥后，我决定到阿文(广东人对宋景文的称呼)家里去请他们设法先帮我弄一套炊具，因为我那时身上的钱只够维持二人短时间内的伙食费，挪不出钱来购置一套新炊具。
我到阿文家里，向他们说明来意后，他们很热情，连忙东拼西凑帮我弄了一套餐具，但还缺少一个煤油炉，他们又到邻居家东问西问终于找到一个旧煤油炉，讲好价钱后就由阿文先付了钱，他们对我说：这些东西你先拿去用，等你以后有了钱再付给我们，我再三感谢他们后，准备回石牌，他太太说：到了午饭时间，你在这里吃了午饭后，要阿文用单车送你去石牌，也好让阿文知道你放蜂的地点。我说：这样也好。
午飯后阿文骑着他那辆英国“三槍”牌旧单车要送我去石牌，我说：这么旧的单车能带人吗？阿文说：你看清楚！这可是正宗的英国“三槍”牌单车。你别看它这个样子，现在好几个人想用新的“凤凰”、“永久”牌单车找我换，我都捨不得换，我看见这部单车的前轮的钢圈有的地方因年代久远已被刹车差不多磨穿了，露出了两三个芝麻大小的小孔，我说：怎么不把前轮的钢圈换一个新的？阿文说：这可是原装啊！要换一个其他牌子的钢圈这部车就不值钱了，前轮不大受力不要紧的，这个前轮以前是后轮因经常被刹车和承受重负荷所以被刹车的橡胶块快磨穿了，我才把它換作了前轮。到此我才知道广州人对名牌的迷信已到了我们无法理解的程度。广州人不仅迷信外国名牌，对国内名牌也一样迷信，例如一辆“凤凰”或“永久”牌单车不论你骑了多少年；也不论你骑得有多旧，你都可以按原价卖给广州人，而且会有许多人爭着要。阿文用他那“宝贵”的三槍牌单车把我送回石牌后，我和邹发科就开始自己做飯，大米、腌菜、油都是自己带来的，只要买点蔬菜就行，为节省开友，我在帐篷傍用石块壘了一个柴灶，到附近的山上捡了一些柴火炒菜做饭，就省下了买柴油的钱。
生活安排好后，我通过阿文找来杨嗲把何麻子、吳迪军、陈稼祥他们三个蜂场带到了四会的放蜂场地。正当我也准备把蜂场运往四会时，我发现在石牌这个地方蜂群进糖进粉都很好，这不也是越冬繁殖的理想场地吗？何必再花钱雇车拉到四会去呢？
石牌我们放蜂的地方是属广州市郊的棠下大队，是一个以种植蔬菜为主的大队，那时菜地里种植的菜心(是一种与湖南的白菜苔相似的蔬菜)已经开花有粉有蜜，于是我决定就在棠下繁殖蜂群算了，这样也可省一笔到四会的运费。
这里的菜农们对我们都很友好，其中有一位男青年叫阿奇与我们关系很好，时常送一些他家自留地种的蔬菜给我们，还有石牌车站的梁站长、扳道员潘珍、货运员盘北泉都对我们很好，特别是那位叫潘珍的扳道员，他是广西武呜人，在唐山铁道学院铁路运输系毕业后，居然分配到石牌车站当了一名扳道工。他对当前的局势、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不谋而合，我们很谈得来，他不值班的时候就会到蜂场里来和我聊天。有次他对我说：陈师傅，我真羡慕你呀！我说：你有工作、有工资生活安定，我一年到头浪迹天涯、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我不羡慕你倒好，你还羡慕我？他说：陈师傅，你一年交500元给生产队，生产队至少要分一百几十块钱的粮食等物资给你，你实际上只花了三百多块钱就买到了那张养蜂的证明，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外面养蜂，你不开会、没有政治学习、不批斗人家、也不被别人批斗、你没有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勾心斗角的烦恼。只要你在外面不犯法，你就是个天不管地不管的自由人。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写下过那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宁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爱情和生命去换取自由，可见自由的代价是何等的高昂，自由是何等的宝贵。而你每年仅需花费区区三百几十元就买得了那宝贵的自由，真是太便宜了，怪不得你不去干那种35元一个月的普工，我真想和你一样去养蜜蜂。我笑着说：那好呀！等我以后蜂群发展起来了你就跟我来养蜂吧！你愿意，只怕你的家人不愿意。
我们到了石牌不久就到了1976年元旦，那天天气晴好，我对邹发科说：今天元旦，你可以到东山你在部队当汽车兵的亲戚那里去玩一下，元旦他们部队会放假，你要他带你到广州城里面去玩一玩。他很高兴就去了。
这天下午我正在检查蜜蜂，我见阿文带着一个四十好几岁、穿中山装、带解放帽的人到蜂场里来了，我招呼他们一下之后，又在继续检查蜜蜂，阿文只对我说了一句：他要找老杨，之后便站在一边，既不再说话，对我也没有任何表示。这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杨超煌的老朋友，今天来找他有点事，问我知不知道杨超煌现在在哪里？我说杨嗲不是我们蜂场的人，我和他是在阿文家里偶然碰到才认识的。
这个人接着便向我打听杨嗲的情况，我说：我与他刚认识不久，对他的情况还不大了解。此时我心想：你自称跟杨嗲是多年的老朋友，对杨嗲理应比我这个刚与杨嗲认识的人更加了解，按道理应当是我向你了解杨嗲的情况，你现在反倒向我了解杨嗲的情况，豈不有点违反常理？此时，我已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公安局的人，我当时想：可能是杨嗲从长康三门杨逃跑后，当地报到公安机关，湘阴公安机关，发文到广州公安机关，要求广州公安机关协助把外逃的“历史反革命”份子杨超煌抓捕回原籍，交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
为了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广州公安部门的人，我对他说：老杨虽然不是我们蜂场的人，但因为我们都是湖南老乡，所以他会经常到我们蜂场里来，你把你的姓名和住地告诉我，等他来了，我要他去找你。我心想：你要真是杨嗲的朋友，你就会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住址，你不告诉我就证明你是公安局的人，他听我这么一问，连忙说：不必啦！不必啦！也没有什么重要事，只是隨便问问而已。我心想：你没有什么大事跑这么远来找他干什么？他说完便和阿文一起走了。
第二天我对邹发科说：我要进城去办点事，你在蜂场照料一下蜜蜂。我进城后来到阿文家，我对阿文说：那个公安局的人到你家找杨嗲，你推说不知道就是了，你把他带到我那里来干什么？你把他带到我那里，你也要想办法暗示我一下，这个人是公安局的，我才好防备他，你却一点表示也没有，让我一开始还真以为他是杨嗲的朋友。阿文说：我没有经验，一听说他是公安局的心里就发慌，糊里糊塗就把他带到你那里去了，对不起。我说：你年纪轻没社会经验，我不会怪你，今后无论碰到谁问杨嗲和我的情况你都推说不知道，就行了。
正当蜜蜂在棠下繁殖得很好时，有一天午后我突然发现蜂巢前出现了一些捲曲着身体的死蜂，还有不少还没死的蜜蜂也捲曲着身子在地上掙扎，不久就死去了，根据《养蜂学》这本书上的介绍，我知道这是蜜蜂农药中毒的表现，我立即关上巢门，阻止蜜蜂的进出，打开蜂箱的大盖让蜂群通风透气，防止蜂群关上巢门后被闷死，以降低蜂群中毒死亡的数量。但因气温较高，巢门关上一两个钟头后又要打开让蜂群透透气，然后再关上，此时又会造成一些蜜蜂中毒。
这时一位棠下菜队背着喷雾器的年轻女社员走到我面前很抱歉地问我：是不是我打农药造成蜜蜂中毒了？我说：可能是吧！她说：我以为我在很远的地方打药，对蜜蜂不会造成影响，不料蜜蜂还是中毒了，很对不起。我说：蜜蜂不是被你的农药直接喷在身上毒死的，是因为蜜蜂采了你喷过农药的菜花上的花粉和花蜜间接中毒而死的，不能怪你，你们的蔬菜起了虫，农药又不能不打。她说：以后我打农药之前先通知你关巢门，可以减少损失。我说：那好！
后来阿奇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他，他说：蔬菜打药的事是常有的，要不然你搬到文冲我朋友阿波那里去，他们那里是农业区种了许多油菜和紫云英，不打农药，那里又是广州荔枝的主要产区，你们搬到那里采完油菜和紫云英花后，就可以在那里采荔枝蜜。我说：明天你先带我去看看，另外搬过去也要先和文冲那边的大队联系好，取得大队的同意才好。
第二天阿奇用单车带着我从石牌出发沿广深公路一路往南，经过黄埔港到达文冲阿波家里，说明来意后奇，阿波很热情，连忙带我找到文冲大队陆书记那里联系放蜂的事，陆书记原先也放过蜂，知道蜜蜂授粉可使油菜、荔枝增产的道理，很爽快就答应了。并安排我把蜂放在阿波他们生产队的水泥晒谷场上，人就住在晒谷场上一个守谷的、用甘蔗叶搭建的棚子里。陆书记还告诉我：来了之后，到他这里开个证明，拿上我的养蜂证明可到派出所去办理一个临时户口，就可以有一些肉、油、白糖之类的计划物资供应。我向他道谢后，阿波一定要留我和阿奇吃午饭。
阿波中学毕业后，就被大队安排到了黄埔港码头上当了一名装卸工，把货物装上船或从船上缷下货物，工作很繁重因那时码头上装卸机械很少，货物大都是人工装卸，不过工资比在队上出农业工要高得多。
回到石牌后，我对邹发科说：因这里打农药，蜂场要搬到文冲去，离这里有二三十里路，现在又没有钱雇车来拉，你那天去东山当汽车兵的亲戚那里玩，晚上他开车送你回来时说过：以后要用车可以找他帮忙，明天你去找找他，看看他什么时候方便，帮我们把蜂场拉到文冲去。我们现在就把行李整理好、巢脾卡好，准备隨时可以装车。第二天发科到东山他亲戚那里去了一趟，顺利得很，他下午回到蜂场说：他亲戚跟汽车连的连长说了一下，傍晚想用车去棠下帮亲戚拉蜂箱到文冲，来去一共只有五六十里路，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干完了，连长也是湖南人，见是给老乡帮忙也爽快同意了。
这天我们早早吃完晚饭，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天刚黑发科的亲戚和一个战友就开了一辆解放牌军车过来了，我们赶紧关好巢门，四个人一起就把行李、蜂箱往车上搬，装好车就往文冲方向开。到文冲后找到阿波要他把车带到晒谷场上，我们卸车后，就让发科的亲戚先开车回东山，我们放好蜂箱打开巢门，在甘蔗篷里开好铺就睡了。
第二天起来发现这里的蜜源比棠下更好。我们才放心了。这里不必担心打农药，因为油菜和紫云英都是不需要打农药的。
几天之后，已到了快过春节的时候，发科对我说：他要回家去过年，我说：现在蜂场没有收入，为节省开支最好不要回家去过年，等到三月份蜂场回汨罗釆油菜、紫云英时就可以回家了。但他坚持要回去过春节，我已看出他是不想养蜂了，他原来指望跟我出来养蜂，可以不用出农业工，又可以全国到处跑、到处玩还吃得好，不料到广州后住帐篷、天天吃素菜，油也很少，生活比他在家里还清苦得多，也不能到处跑、到处玩。我见他是铁了心要回去过年，而且是不打祘再回蜂场了。我于是对他说：等过两天我把蜂箱里的蜜摇出来卖掉，给你凑点路费你再走吧！按道理说蜂群繁殖期是不宜摇蜜的，这会影响蜂群繁殖的速度，但他坚持要回去，我也没有办法，过了两天只好把蜂巢内的蜂蜜全部摇出来，大约摇了三十几斤蜜。我把蜂蜜拿到阿文家，他太太幫我拿到附近的华侨新村去卖掉了。
位于区(这个字广州人唸“欧”)庄的华侨新村是中共当局为获得稀缺的外汇，而在区庄兴建的一批带花园的两层楼小洋房，专门卖给世界各地的富有华人。据阿文的太太说：这些花园洋房要卖人民币二三十万元一套，这个价格对当时的中国大陆人来说无异于是个高不可攀的天文数字。华侨们必须用外汇才能购买，凡买一套这种花园小洋房的华侨，如自己不入住，可由他在国内的亲属入住，并由政府将其亲属的户口迁入广州市。由此可见被中共自己搞得经济濒临崩溃、民不聊生的中共当局为了获取外汇，不惜一切代价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中共当局利用华侨们的乡土观念和宗亲之情来解决急需的外汇，而兴建起来的华侨新村很快就销售一空，但真正到华侨新村购房入住的华侨基本上没有，大都是这些华侨在这里买房之后，由他们在大陆的亲属来入住，并代他们看守、维护他们所购房产。而这些亲属虽然户口迁到了华侨新村，中共当局却不给他们安排工作，这些人就只能依靠华侨们寄回的外汇维持生活，这些寄回的外汇又被中共当局按他们自定的外汇兑换价格兑换成外汇卷交给他们的亲属，他们的亲属可拿这些外汇卷到专门的外汇商店用平价购买那些普通国营商店买不到的商品。所以华侨新村的居民们因有外汇来源购买力比较强，蜂蜜在那里能卖个好价钱，阿文的太太与华侨新村的居民们有些交往，他把蜂蜜拿到华侨新村以两元一斤的价格(相当于土产公司的收购价的两倍还要多)一下子就全部卖光了，她把卖得的七十多块钱交给我，我把刚来时她帮我弄一套炊具的三十元钱付给她，还剩下四十多元钱，我花了十几元钱给发科买了一张到古培塘的火车票，又给他几元钱路上用，他把他所有的行李都带上，就离开蜂场回石牛去了，我知道他是再不会来养蜂了。
发科走之前，杨嗲来过蜂场一次，由于那段时间他没有找到事做，我给了他十几块钱和二十斤粮票。到农曆腊月二十四下午，杨嗲又来到蜂场，我留他吃晚饭，晚上杨嗲住在我这里，睡觉时他跟我说：要过年了，又到了清查外流人口最厉害的时候，他准备到广州郊区罗岗一位远亲杨石龙家里去躲避一段时间(城郊清查外流人口没有市区那么严)，他说他想把我那张养蜂证明借去应付一段时间，我说：养蜂证明只有一张，你拿去了我就没有，万一有人查到我这里来，我怎么办？不过我来这里时还办了一张临时户口，我把这张临时户口拿给你带在身上一样可以应付清查，他说：这样也好，当我把那张临时户口交给他时，我交待他，如果万一你出了什么事，你切不可说这临时户口是我给你的，你只能说是今天晚上住在我这里时，趁我不注意，从我这里偷去的（这一交待对以后发生的事至关重要）。他说：好的。当时我考虑的“出事”是担心他被当作外流的“历史反革命份子”被抓捕遣送回老家湘阴长康三门杨，并没有考虑到他会出其他什么事。第二天，我找阿波借了一辆单车，就带上杨老头前往罗岗杨石龙家。
罗岗是广州市郊一个盛产橙子的小镇，每年春天橙子开花时，罗岗一带漫山遍野开满白色的橙子花，像一遍白雪覆盖在大地上，橙子花浓郁的芳香令人心醉，这就是著名的广州八景之一的“罗岗香雪”的由来。
杨石龙家住在罗岗镇菜籽街11号。杨石龙当年五十多岁与杨嗲年纪相仿，他解放前从湘阴流浪到广州做小生意，后来就在罗岗安了家，把妻子儿女也接到了罗岗，公私合营后，进入了供销社，在镇上开了一家代销店维持一家人的生话，他共有三男两女，大儿子叫杨树生，人家都叫他阿树，中学毕业后，也曾下放回老家三门杨投亲靠友，当了两年知青，便倒流回罗岗学泥工，后在罗岗镇建筑队当泥工，因有文化，后来就在建筑队从事技术工作。杨石龙为人忠厚，对杨嗲时常予以关照，我们去了后，他很热情，他对杨嗲说：你春节期间，就往在他家的阁楼上，与他的儿子们住在一起，没有人知道，不会有人来查，在杨石龙家吃完午饭我就回文冲去了。
我放蜂的晒谷坪周围有一条与外河相通的、约两米宽的水沟环绕，因与外河相通，所以水沟内的水位也隨涨潮落潮而升降，水沟里还有些内地不曾见过的奇形怪状的小鱼，我有时也会捉几条喂在玻璃瓶里观赏消遣。在我住的甘蔗篷的旁边有一座小桥与外面相联，桥靠晒谷评这一端有一个木栅栏门可以关、锁，桥外面是一片荔枝林，再往外就是当时的广州石化厂的建筑工地，有大量建筑工人和农民工在那里建设广州石化厂，这是一座从法国引进的年产30万吨尿素和其他石化产品的大型石油化工厂。在我住的甘蔗篷的对面是一所守晒谷坪的红砖小房子，里面长年住着一位守晒谷坪的陆姓老头，这所小房子对着晒谷坪的这一面，有一个不大的窗户，正好对着我住的甘蔗篷。
蜂场搬到文冲后不久，就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时常到蜂场里来看蜜蜂、和我聊天。此人自称在石化厂工地工作，我问他：你在工地工作怎么上班时间跑到我这里来？他说他是工地上的施工员，每天上班安排好民工们的工作之后，就没有什么事了，只需偶尔去检查一下工程进度和质量就可以了，他说他家住在广州以南的新塘，家里也养了几箱蜂，今年刚开始养，没有什么经验，想在我这里学点养蜂的经验和技术，我当时对他所说的一切，并没有产生什么怀疑。直到有一天守晒谷坪的陆老汉被他嫁到广州城里的两个女儿接到城里去过七十岁生日，陆老汉临走前对我说：阿陈，我要进城去女儿家住几天，这几天你就住在我房间里去，比住在甘蔗篷要舒服一点，也可顺便帮我照看一下晒场，说着就把他房门的钥匙交给了我。我当然乐意，因为虽然过了春节广州才进入春季，但天晴的时候气温也可达二十好几度，白天住在太阳照射下的甘蔗篷里还是热得有点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