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98岁的季羡林，在专门为党国要人送终的301医院康复楼病房去世，继费孝通、巴金等人之后，又一座锈迹斑斑的文化机器终于停摆。
据报道，本年2月，季羡林的《病榻杂记》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第一次廓清了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但是，党国喉舌新华社并没有尊重死者的遗愿，而是公然把“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之类的头衔强行加在了死者身上。一些自称是季羡林弟子或学生的著名或并不著名人士，更是借着大出殡的机会，争先恐后地炫耀着自己并不地道的所谓“国学”。
2005年5月4日，笔者曾经写作一篇《费孝通的精神癌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上述话语出自《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以超大篇幅集中发表的《费孝通先生访谈录》。正是在这篇经过‘删节’的《访谈录》中，笔者再一次捕捉到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且死不改悔的精神癌症：从来不肯像欧美社会的精神贵族那样，致力于制订并维护一整套既限制自己又约束别人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即‘公正竞争’）的制度程序和游戏规则；而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极权专制的框架下，一心一意要充当既凌驾于别人之上又依附于强权之下的‘劳心者治人’、‘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既神道设教又替天行道——的特殊材料。说得更加透彻一点，就是自己想当专制极权的高级奴才，便一心想把别人抹黑压倒为低级奴才。”
这篇文章在网络中公开后，曾经被中国艺术研究院不学无术却偏偏亦官亦学的一群男女，当作所谓“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证之一对笔者进行过政治清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季羡林去世当天有朋友询问要不要写一篇文章，笔者断然表示自己从来不承认所谓的“国学”与“国学大师”，也不想为此事浪费时间。然而，看到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无聊话语，还是情不自禁地要写点什么。
在笔者看来，季羡林与费孝通一样，在某些专门领域自有他们的独特贡献，然而，在公共领域与普世常识方面，他们都是不可救药的精神癌症之患病者。关于这一点，季羡林自己在稍微清醒的时候，也曾经公开承认过：
“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们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正如满口仁义道德的孔夫子，在篇幅不长的《论语》里总是要自相矛盾地败露出“老而不死，是为贼”、“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之类既不仁义也不道德的反人类嘴脸一样，季羡林转眼之间也会把“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的羞耻之感，转化成为自相矛盾的道德优越感：
“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一边标榜自己“绝没有假冒伪劣”，一边又承认自己“说过不少谎话”，进而还要表白自己是“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的“一个好人”，充分暴露出曾经到德国留学整整十年的季羡林，对于西方社会通过制订并维护一整套既限制自己又约束别人的制度程序和游戏规则以保障个体人权的宪政民主常识完全无知。他这种自相矛盾的道德优越感，可以换用另一种职业精神来加以表述：一个医生说，我所救活的人大大超过我所害死的人，所以我是一个好医生！
作为一名耗费了本国及外国的大量学术资源而留学归来的人文学者，季羡林等人在这个国家最需要常识、真相和良知的时候却偏偏迷失了大方向，在自投罗网的同时还把全国人民引诱进了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以至于草菅人命的天罗地网，直接导致数百万的文化人被打成所谓的胡风分子、反革命右派分子，数千万的农村人口被活活饿死。即使自以为“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的情况下，季羡林也依然要以“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之类自欺欺人的强词夺理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而在事实上，301医院康复楼病房以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之类的桂冠，恰恰就是为季羡林这样的“好人”预备的。
在谈到所谓“爱国”时，季羡林另有更加自相矛盾的表现：“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所谓“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显然是违背常识理性的反科学的政治表态，与知识没有半点关系。“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却偏偏“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的季羡林，说到底是不敢也不配充当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无知识之分子，“爱国”只是他自欺欺人地拉大旗作虎皮的精神包装。
自从2003年2月21日入住301医院之后，季羡林一直没有走出过挥金如土的康复楼病房。他在这里面表演得最为丑陋的闹剧，是2005年7月29日在总理温家宝面前，恬不知耻地建议把“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的谬论“列入小学教科书”。
到了2006年1月3日，好为人师的季羡林干脆倚老卖老写作一篇《病榻杂记——试拟小学教科书一篇课文》：“我们都有两个母亲。我们平常只知道，我们有一个母亲，就是生身之母。仔细考虑起来，应该说，我们都有两个母亲。除了生身之母外，还有一个养身之母，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出生以后，由小渐长，所有的衣食住行之所需，都是祖国大地生长出来的东西。称祖国为养身之母，是非常恰当的。”
作为一名中国人，笔者的爷爷和大爷爷是被共产党所统治的国家机器给活活饿死的，笔者自己16岁以前也一直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季羡林所谓“称祖国为养身之母，是非常恰当的”之类的官腔官话，不过于他自己否定过的“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毛主席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改头换面和发扬光大。
一个90多岁的老人躺在用无数血汗劳工、失地农民及失学儿童的血泪所堆砌起来的高干病榻之上，还要擅自代表整个国家的“我们”，只能说明他的精神癌症已经发展到连“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的一点点羞耻感也彻底丧失。躺在病榻上浪费国家巨额公共资源和公共财富的季羡林，已经完全蜕变成为一架替专制统治者愚民自愚、自欺欺人的锈迹斑斑的文化机器。面对这样的一架文化机器，任何道义的谴责或恶毒的诅咒都已经变得空洞和多余。
2009年7月12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