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这两天被北大的事情给抢了风头，在到处404的真相后面，北大再次露出了色厉内荏的底裤。为了即将到来的校庆，居然对一个有思想、有勇气的在校生进行赤裸裸的打压。北大尚且如此，北大之外的世界，可以想见何其黑暗了。但凡民众想践行一下基本权利，哪怕只是为了像岳昕同学那样，想获得一点知情权，就有可能被喝茶、被拘留、被关小黑屋。权力之鹰，时时刻刻盯着那些敢于站出来的个体。
中兴事件刷屏的时候，人们都在质问为何强大中国居然造不出一枚芯片。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缺乏可以造出芯片的制度环境。这里没有思想自由，不鼓励创新，遏制不同意见，打压创造性思维，长期高歌猛进的鼓噪虚肿浮夸的发展主义话语，国人已经被规训成了投机短视的浮躁之徒。主流意识形态一位鼓吹上扬的经济指数，社会在发疯般的想赚快钱，没有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没有富有远见的弘扬科学文化和企业家创新精神，朝野合流，同力疯狂，重商主义的传统与现代经济人交媾出病态的文化，将法律规则、文明理性、契约精神、自由创造这些人类文明赖以立足的根本弃若敝履！
中兴这样的经济怪兽便是如此中国模式产下的怪胎。网络上那些高亢的民族主义此次又获得了一次集体宣泄的机会，不过在贸易文明和契约精神的映照下再次沦为了可笑的话语泡沫，这个世界毕竟已经建立起文明的游戏规则，不会按照愤青们的打鸡血思维逻辑来运行。美国人只会按照他们的法律程序来给与愚蠢的违规者进行惩处。
我们借以炫耀世界的经济指数，不过是山寨经济的纸老虎，依靠血汗工厂和低人权优势获得暂时的成功。作为一个所谓的文明古国，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为这个世界究竟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可以传至久远的东西吗？答案是很少，几乎没有！这不是我说的，是北大教授张维迎说得，去年被封杀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有篇著名演讲，就诚实的指出了这一点，在为北大毕业生所做的《自由是一种责任》的演讲中，张教授用了很多数据说明这一点：“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西元1500年之后所有的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来自中国！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问题出在哪里，张教授给出了答案：“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与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民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累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如果我们是一个清醒而诚实的人，就应该承认张教授的话是正确的。开放的世界需要我们的程度，远远低于我们需要开放的世界的程度，我们的衣食住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深深依赖于西方世界的贡献，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是那些得了便宜而卖乖的小人，是彻头彻尾的文明的偷盗者和投机客！
中兴事件不过是一条海盗船撞上了文明的冰山，一条海盗船沉没了不是坏事，因为在文明规则下，这样的船沉没不过是早晚的事情。中兴愚蠢的管理者在国内当惯了流氓，已经狂妄成致命的自负，以为可以在汪洋大海里嚣张驰骋了，只有撞到冰山后才可以痛定思痛。一个被称为制造业大国的利维坦，居然造不出一枚合格的芯片，裱糊多年的纸老虎瞬间被扒拉出虚弱不堪的本色。落后的制度，没有基本自由的体制，如何能够激发创新精神，没有创新精神，如何能够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才会发生今天北大这样的荒诞的事件。没有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没有基本的思想自由，依靠维稳治校的逻辑，打压屏蔽不同意见，让正直学子，成为待宰之羔羊，权力横行于校园，权利被扼杀于摇篮，北大不大，容不下一点真实的声音，中国之大，也是容不下真实的声音。今日之北大，不过是今日之中国的真实写照！
莫问芯片为何造不出，今日北大已给出了答案。人在做，天在看，上帝是公平的，中国已经没有再耍流氓的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