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后改革所 陈永苗

顾炎武《日知录》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原意很清楚：亡国指一个王朝灭亡，亡天下指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破坏，以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这叫\”亡天下\”。一般而言，一个王朝在王朝末期统治集团必然严重腐化堕落，并有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民不聊生和社会矛盾激化，再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这时候救天下，就在于灭王朝换皇帝。王朝是天下秩序中极不合格的统治，极少时候维护秩序，或者起的作用很小，绝大部分是天下秩序破坏动荡的原因。

亡国不等于亡天下，亡党不等于亡国，一个执政党下台，还有另外一个执政党，例如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替代就如此。维权运动和建设公民社会所作的事情，在于救天下，以及于天下有关的国家，此外的无关紧要。直奔目的，不需要通过曲径通幽来抵达目的，因为去维护、拯救一个目的以外的有害手段党国统治，弄巧成拙，只会妨碍毒害天下。公民社会就是天下和国家。\”亡天下\”可以解释为公民社会的瓦解和溃烂。天下是公民社会的本身，而国家是公民社会的秩序。

邓玉娇

邓玉娇有罪开释之后，试图改名\”邓清零\”，颇值得玩味。作为一个女孩来说，她家人认为，过她的生活，嫁人相夫教子是她的生命轨迹。即使因为这个事件偶然脱轨，但是这种脱轨是生命不可承受的重负，一旦摆脱，就得回归。绝大部分人不可能是永无止境追求卓越的浮士德，他们会把生存和生活，而不是成为人上人，当作目标。他们的生活是保守主义的。绝大部分人是属于公民社会的，而浮士德是属于政治社会的。女人类似于绝大部分人，男人才是政治的动物。

回归自己，这就是公民社会的逻辑。我么可以看到，当偏僻小镇野三关被全球或者全国的眼球注目时，是那么的不安、忐忒，害羞。美丽的邓玉娇接触北京律师，也是如此，  可以作为偏僻小镇野三关的化身。野三关和邓玉娇而绝没有兴奋激动。他们不需要获得更高层次的承认，更多范围的人的承认。他们自给自足。

当属于政治的人，不能容忍邓玉娇变为邓清零，甚至猜测是因为来自政府的压力。这就然我想起安源煤矿工人罢工的历史故事。安源工人通过罢工，已经获得更大利益，可是毛泽东不干，要搞垮安源煤矿，让工人变为政治人，跟随他们闹革命。

每一次的维权运动，如何出路捍卫公民社会和避免毛泽东式的政治化，都让我很揪心。难道政治的目的，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每一个人，保卫公民社会。难道必须颠倒过来，个体和公民社会必须完全为政治和国家牺牲掉？

我想起一个书生与渔夫的故事。书生进京赶考，在河边看到一个懒洋洋的渔夫在那里晒太阳，书生问渔夫为什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晒人。渔夫说如此自由自在，没有约束。渔夫问书生为什么要十年苦读进京赶考，书生说我要做官挣钱，将来退休了可以安享自由自在。渔夫哈哈大笑，说这一些我现在就做到了。大部分人的都是渔夫，不可能走书生的人生路径，所以书生就不应该通过启蒙的方式，破坏渔夫的自由自在。

公民社会自有自己的意义秩序体系，例如邓玉娇被有罪开释，但是不会当作罪犯。在公民社会的眼里，就没有那个罪在邓玉娇身上。只要自己不认为有罪，社群不认为有罪，公民社会不认为有罪，外在的不合法强制，加在身上的枷锁，不脱自落。如此不合法的强制，不会对人心深处产生烙印，不会内化成为公民社会的内部权威。如此不合法的强制，就是一个纸老虎，最薄而且奄奄一息。

当邓玉娇面对独立的社会舆论，面对公民社会本身时，就把冤情洗脱了。邓玉娇无法在法院中找回到清白和无辜，却在公民社会中间获得。我因此想起米尼奇克说的，建设公民社会，是面对独立的社会舆论而言说。在这里有一种正义的力量，在逐渐成型，将战胜现有坏的政治强制。可以说，这种方法有塑造历史的能量，形成历史新秩序的力量，让处在黑暗包围中微弱光彩，逐渐光明起来。

邓玉娇一家，对于邓贵大生命的终结，有一种愧疚感。这是公民社会本身的是非。不要完全以法律上的是非，为道德上的是非，甚至排除道德上的是非；也不要以道德上的是非，来抵消法律上的是非。要有两个层次，并且允许冲突交叉矛盾。

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道德法庭，并不一定要以官府法庭的是非为是非。当官府法庭不公正时，不能继续加大不公正。道德法庭要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在官府法庭不公正时，要提供民间的救济，给与道义上的支持，安慰、出路。

即使邓玉娇不上诉，一生背上罪名，而公民社会道德法庭会判决她无罪。长期以来，被法院当作罪犯的，  从监狱里面刑满释放到社会中来，在社群生活中，被歧视被排挤，不当作社群中的一员。这是传统文化中非常恶劣的地方，被官府定为有罪，服刑满了偿还了罪债，但是被邻居当作罪犯。那就是说，社群邻居从社会的角度上，继续给与不应该的道义处罚。这样罪犯的基本法律人权，就受到大多数人道德暴政的侵犯。

文革十年的动荡造成很大部分人入狱。凡是入狱者，基本是社会上最正直的。还有专政不断将社会良心投入监狱，成为政治犯。这二者，改造了传统文化。在我们眼里，在公民社会，为政治坐牢是一种荣耀，这时候被官府法庭定为有罪，就被邻居当作了正人君子和英雄。那么官府成为监狱，成为耻辱的象征。每一个官员，似乎就是天生的贪污犯，天生的侵权者，听说一个人是官员，内心深处就有半声叹息。官府就成了监狱的预备学校。当了公务员，就成潜在的贪污犯。

1907年参与杀秋瑾的山阴县令李钟岳，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自缢于屋旁。公民社会就是一个历史法庭。在这里，死的人与活的人，生活在一起，构成伙伴关系，没有人相信生前作恶多端，死后就可以一了百了。活的人，必须为子孙而活。公民社会中有类似因果报应或者灵魂不朽，身后名的东西。尽管他们可能怀疑神灵的存在，怀疑鬼神的存在，但是他们仅能怀疑，内心深处还是存在恐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有内心的约束。极权主义的政治，是没有将来子嗣的，所以他们生前可以胡作非为。

维权运动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那么它首先保卫的是已有的自由和权利，以及在后极权时代因为政治放松和通过抗争，而获得公民社会雏形。维权运动没有夺取国家权力的渴望，即使一辈子窝在公民社会中，也不要牺牲当下已经既得的自由和权利，来换取虚无缥缈的未来乌托邦。律师精神伦理在维权运动的注入，例如当事人利益为指导原则，可以强化这一点。

公民社会自始存在，即使遭遇最强大的入侵，也还是存在。入侵就像潮汐，覆盖过来，无需多久，就会消退。而沙滩始终存在。这是一个生命满足的必需性领域。中国古人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就是如此，\”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政治社会是追求不朽的精英叱咤风云的领域，而公民社会是小民追求幸福和生存的领域。二者之间自古以来，就有一条看不见的界石。施特劳斯甚至说成是一种隐约的自然法法则。

葛兰西说，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存在适当关系的西方，当政府退缩时，强大的公民社会结构就会立即出现。葛兰西认为，政府只是外面壕沟的后面强硬的碉堡和工事系统，不同的政府中，这一些系统的可能不同，以至于适当关系或好或坏，但是毋庸置疑的，公民社会肯定存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不可能每一寸皮肤都是整齐有序的，灰社会甚至黑社会，都有着自身的规则，并不需要国家暴力来支配。也就是说，由国家暴力做后盾的法律，应该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二战之后，政治科学从国家理论转向公民社会，这种方法瞄准东欧出现的政治反对集团，  它关注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权，是如何为社会运动所颠覆。这一些社会运动又是在公民社会兴起的。这种模式在西欧同样起作用，它宣称，新的社会运动需要利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作为转向彻底民主和直接民主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维权运动是改革中的间接民主诉求，进一步走向直接民主诉求的可能和法律之下的表达形式。

 绿坝

对公权力的批判，并不是取消公权力，而是严守一种界限。公权力并不是天然正义的。但其行使应首先是可疑的，然后采取排除措施，控制在最小危害的范围之内。每一次的公权力行使，必须论证其必要性之后，才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样让公权力出于道义弱势，以最小代价，推行自己。

中国的维权运动虽然当下弱小，但是却有美国内战时期，北方战胜南方之后与南方和解，而不是对其复仇屠杀的共和主义气质，也同样有罗马捍卫罗马同盟，迫使其他城邦与罗马一起作为罗马同盟平等成员的气度。这是一种未来强者的宽容，未来胜利者的宽容，虽然现在还是弱者，但是现在就必须涵养正大光明的气度。维权运动是宪政共和的绝地武士，而不是杀手。没有报复屠杀的戾气，却有一种将政治对手包容在其中的浩然正大之气，在正义或伟大的旗帜之下，给与政治对手罪行所应承担承受的报应。维权运动试图消除暴力革命中的血腥复仇，用一种法律理性的政治审判，来消除过去的罪恶，避免将来重蹈负责。

保守主义的政治推崇一种穷寇莫追的精神。不要强求完胜，一般而言，这种强求是会无疾而终，甚至引起报复反弹，得不偿失。坚守就好，得胜处收敛几分。

不要有毕其功于一役，最后决胜于此的终末论精神。这种精神，害了20年前那场天安门运动，变为没有回旋的余地。实际上公民社会并不需要无政府主义，而是要一个精神上被洗髓易经的有限政府。其所作的事情，主导原则是驯化政府，而不是摧毁。需要摧毁的是党治，需要改造驯化的是政府。

与邓玉娇案件一样给地方当局留点遮羞布，反绿坝运动也应该给政府部门留点余地，也可以让其宽心。留点余地，用于麻醉他们或者不勾动他们的杀气。建设公民社会的做法，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理亏，但是如果追击，那么他们就会恼羞成怒，疯狂反击。

统治是基于人心的，现在人心向背已经相当清楚。那么不合法的强制就是秋后的蚱马，不会太长久，就变为被宽容的，  被暂时搁置起来的。已经是朽木的，不足为害的统治。

统治有两层，一种强力的控制，一种权威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后者完全掌握在公民社会手中，那么前者将最薄。如此就像一颗老树，树皮是旧的好的，树里面已经腐烂，新的东西已经长起来，而且要占据排除腐烂部分。

强求完胜或者乘胜追击，不管是在邓玉娇还是绿坝事件上，我们的枪还是口水枪，出击没用，打不倒人。对方本来就是一个大黑脸，把它渲染为大花脸，属于浪费。

袁世凯说，大清帝国是一根深蒂固的老树，要想直接拔起来很难，所以要不断摇动震荡，最后土松了就可以拔起来。《圣经》《约书亚记》中，说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七日绕城行走呐喊，最后城自己倒塌。

建设公民社会，就是把极权或者后极权给搁置起来。知识分子与党治的关系，原来跟走党委闹革命，后来对着党委闹革命，现在是搁置党委闹革命。搁置党委闹革命把党委放在虚无的空间里面，若有若无，变为无足轻重。

一个极权或者后极权，是依赖于公民社会的服从和部分反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关系，一来一往，没有被统治者，统治者就找不到北，没有统治者，被统治者也就找不到北。长期以来，我已很担心自己，长期被国家保镖了，那一天国家不保镖了，那么就极为不适应脱序，自我定位就会改变。就像一个权力欲望极大的高干，退休后会极不适应，如果调正不过来，就会发疯而死。敌我之分很重要，极权或者后极权永无止境寻找敌人，甚至在自己内部寻找。所以他们离不开公民社会的部分反对。

跟着党委和反着党委，党委都很重要，在服从和镇压反对中，党委就找到自己至高无上的位置。施密特说得很对，敌我之分，是自我认同的前提。但是搁置党委，就拆掉这种自我认同的椅子，那么对方就会一屁股坐到污水当中，很难堪，而且觉得自我耻辱，肉身的骄傲就被打消。

\”东明起义\”

 从1949年之后，群体性事件一样很多，近一些年更多起来，显示出来末世气象。何处何时没有群体性事件，没必要对每一个群体性寄托太大的希望，希望了又绝望，绝望了又希望。绝大部分群体性事件如同烟尘滚滚，聚散如云。

我关心的是自带\”主义\”的群体性事件，也就是有政治观念的群体性事件，例如黑龙江土地独立宣言，杨佳事件、\”东明起义\”。我关心群体性事件爆发时间进程中先后之间有一定纽带、政治观念增值的联系。这就是我丝毫不关心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的原因。

忆言的文章《东明起义：绝望的最后一种表达方式是希望》说，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东明起义\”、更没有几万人的所谓\”暴动\”，这个网络事件只是绝望的东明人民表达他们愤怒的一种方式，当现实粉碎了他们的奔走呼号时，他们寄希望于网络，以图与无视乡民们健康的官僚们做最后一搏。

这样的表达方式，与去年黑龙江土地独立宣言，做法差不多。杀死县委书记，作为一种吓唬，相当于英国宪政历史中杀死暴君。不过仅是一种情绪化表达。

杨佳事件显示出来的一样，是一种发动暴力的可能性。将发未发，将官员置于不确定和恐惧之下，脱离了政府带来的优越感与安全地位。以此才有所谓的妥协。公民社会就像波涛汹涌，狂风暴雨的海洋，把政府作为浮岛包围，让其处于弱势。如果图穷匕见，那么就只有一种选择，那么当局很容易找到应对措施。但是如果守势不发，那么将深不可测，形成无数的可能性，当局无从找到应对措施，妥协的可能性更大。厦门px事件中市民散步，不是在集中在某一个固定地点出发，而是从自己家出发，那么就有无数的生长点，就有无数的可能性，那么厦门政府无从防范。

西汉的公民社会是强大的，那是离不开侠客对于皇帝政府的制衡。古代的侠客可以杀贪官，把贪官置于暴死的危险当中，这种强大的政治威胁，已经让体制无法保护他们。连体制也被植入动摇之中，天都要塌下来的感觉。

现在的法律体系，肯定不能大规模容纳抵抗权，连正当防卫的行使，对于政府违法行为，是不行的。所以抵抗权、侠客精神，这一些需要来自公民社会的支持。公民社会可以容纳一些正常法律无法明白容纳，但是又离不开的特殊东西。例如宪政共和中元首或总统，已经贪污腐化到无法容忍的地步，而宪政共和程序力量又无法遏制他们，这时候需要暗杀，这是美国建国元老富兰克林说的。这一些东西，不可能通过法律写明，从而赋予正当性，但是可以通过公民社会来支持。

维权运动确定政府的边界

维权运动在于恢复晚清民初的共和主义。共和才是民国奠基最伟大的柱石。可是民国奠基之后，就是共和精神一点一点，在我们先辈行动的手指缝中间，像沙一样握不住，漏失干净，以至于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不见共和两个字。

共和主义的传统，最核心的就是用法治约束政府，有限政府，形成公民社会与政府的边界。共和主义是一种政体，它可以与任何一种国体适应，君主制，帝制，人民君主制等等。我们可以从休谟、康德、那里读到政体是否是共和法治的，是首要的。有共和才有自由，在君主制之下，有可能获得最大自由，那就是共和主义的功劳。梁启超说国体并不是政治家关注的，他们必须首要关注政体是否共和，政府是否有理性的边界。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认为，政府的专制制度与任何特定的社会类型都没有关系。政府的强制力，依赖于为了限制它而组织起来的所有砝码发麻的缺失。中国古代的皇权独大，就在于没有一种共和主义的谱系，来制衡它。

休谟说，\”中国人一直有君主统治，几乎没有形成的一种自由政府的观念。我想可以这样来答复，虽然中国政府是纯粹君主制的，但确切地说，它不是绝对专制的。这是由于中国有如下特点，除了匈奴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邻国，因此中国是非常忽视军事训练的，他们的常备军不过是最差的军队，无力镇压广大乡村数量很多的起义。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人民手中总是握有武器，它是一种足以限制君权的力量，能迫使君主命令他的官吏获各级统治者，必寻找一般法律准则行事，防止起义的发生。我们从历史可以知道，在这种政府治理之下，起义是多么频繁和危险。如果这种纯粹君主政权能抵抗外敌，并维持王权和国家的稳定，以及民众集会的和平和自由，那么它也许就是最好的政体了。\”

马克斯o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中国与西方的一些根本性差异评论道：\”根本没有武装起来的城里人的政治盟会，这是问题的症结\”。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晚清民初的共和主义，与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的民主化潮流之间的血脉相连，可以看到那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中拯救天下的含义。那么我们可以说维权运动致力于恢复共和，那么公民社会，就是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