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7月6日以整版篇幅报道，在官方的“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中，活跃着一支有全国上万名志愿者组成的重要力量。他们聚集在设于吉林通化的一个名叫“宝贝回家”的网站周围，建立联系，交流信息，甚至直接采取援救行动。两年多来，经过艰辛的努力，先后解救了54名儿童，搜集到3000多条有关失踪儿童的信息。读着这一版报道，我除了对这些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深怀敬意之外，还特别注意到他们的工作引起官方重视的细节。就在这次打拐行动开始的前夕，公安部有关负责人给“宝贝回家”网站的创办人张宝艳打电话，告诉她，志愿者们所积累的一些情报，甚至填补了警方资料的空白，他们愿意在打拐行动中与这个民间组织相互配合、沟通，并且促成政府部门和民间力量的合作机制。
建立沟通与合作的最初成果，是促使官方改进了两项打拐的工作制度。第一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说，在过去，“当家长们发现孩子失踪之后，赶到派出所报案时，基层民警往往以失踪时间不满24小时为由，拒绝立案。也许就是在这24小时里，人贩子已经将孩子转移甚至贩卖，从而错失了最宝贵的‘黄金24小时’。”志愿者反映了这个情况后，“警方很快便出台相关举措。在此次打拐行动中，公安部负责人明确宣布，凡是儿童失踪的案件，在儿童没有找回来之前，一律立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立案制度的变革，使家长们赢得了最宝贵的‘黄金24小时’。”
第二项，志愿者在解救被拐儿童的过程中，曾经利用DNA测试帮助他们寻找自己的父母。而“此前公安机关建立的失踪人口信息库，主要以照片作为比对标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失踪儿童的相貌发生很大改变；如果利用DNA作为比对标准，准确率会更高。”公安部听取了志愿者们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DNA数据库。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摘引这些报道，是因为这个细节反映的是一个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沟通合作、改进工作的范例，一个官民联合共同解决社会难题的范例，一个朝野互动促进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范例，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应该推广发扬的范例
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器、市场经济并列为“文明社会铁三角”。当代社会是否能够迅速而健康地发展，取决于这三个构件是否牢固，是否稳定——有没有民主的政治结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健全的公民社会；这三者的发展是否均衡。长期以来，人们对完善市场经济和改革政治体制比较关注（虽然两者发展极不均衡），而对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则缺乏足够的注意。
民间的社会团体是公民社会的重要构件，在国外被称为“非政府组织”或“非赢利组织”。它对于促进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迄今还没有被大家普遍认识。特别是当政者，根本不理解民间组织存在与发展的社会价值，更看不到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可以帮助自己解决社会难题，摆脱政治困境；相反，总是把他们看成是对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威胁，只有把他们收编为自己的附庸，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放心——或者是成立伪民间的社会团体，或者是通过登记核准的手续，把民间组织控制起来。结果，使那些本应是民间性的社会团体，成为由官方操纵、为官方服务的准官僚机构。最近北京律师协会以没有通过年检为借口，吊销许多维权律师的执照，剥夺他们的执业权利，直接充当了专制势力压迫维权人士、打击维权运动的打手。这个事例，典型地表现出民间社会团体的异化和腐化。
与官方控制操纵社会团体的同时，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大量民间组织却如雨后春笋，悄然丛生，他们拒绝登记审查，排除官方干扰，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为灰暗而单调的社会增添了点点亮色。去年四川地震发生后，许多民间团体的志愿者自发地前往抗震前线，捐钱捐物，尽心尽力，展现了民间社会组织的潜在能量。
这些民间组织成立的动因各不相同，只是有着共同的理念和需求，志趣相投而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个独立于政治经济实体的公民联合体。一般说来，他们除了维护成员的共同利益外，还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社会。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履行登记审批的手续，因而他们开展的活动，往往被认为是“非法活动”而遭受不应有的阻挠和打击。这是因为，专制政体的基本特征就是垄断权力，它不能容忍那些越出专制权力的统辖范围的独立活动。即使是像去年四川地震的救灾活动，有些民间志愿人员不远千里，奔赴灾区，忘我奉献，也难以避免官方或准官方组织的排挤、刁难。这是我国的公民社会发育缓慢的症结所在。
网络的兴起打破了对民间社会团体束缚和限制。有许多网络实际上是无形的社会组织，它广阔无垠，无远弗届；进出没有门槛拦阻，活动没有空间限制。在这个丰饶的园地里，既有宏富的信息来源，又可独立地表达意见。这是现代科技赐予我们的潜在着无限能量的神器法宝。它为公民参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公共活动，开辟了宽广的天地，把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引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宝贝回家”网站以解救54名被拐卖的儿童和积累3000多条有关信息的出色业绩，引起了公安部的重视，进而建立起政府和民间力量的沟通和合作，为全国创造了朝野合作、官民双赢的良好范例。就公安部来说，通过与“宝贝回家”的合作，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信息，改善了“打拐”的运作机制。这个明智的选择，对所有政府机关都有明显的示范意义和启蒙作用。目前遍布全国各地的有形无形的民间组织，成千上万，参与其中活动的数以亿计，这是何等宏大的力量！如果所有政府部门都能同有关的民间团体建立联系，实现和解，进行沟通，确定经常性的合作制度，就可以有效地改善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遏制腐败力量，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建设。就民间组织“宝贝回家”来说，得到政府机关的合作与支持，无疑将可以更顺利地开展今后的工作。《北京晚报》说张宝艳接到公安部负责人的电话后，喜极而泣，大哭一场。她的激动、兴奋，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其他民间组织的志愿者思考与借鉴的，是如何选择既有利于社会、又有助于权力机构改善工作的项目，创造朝野合作的条件，以求在合作中实现双赢。
希望各个权力部门都能从公安部与“宝贝回家”建立合作机制的范例中得到应有的启发，转变思想观念，摆脱把民间组织看做“非法组织”、“非法活动”、“与政府为敌”、“被敌对势力利用”等等阶级斗争思维方式，正视他们的存在和活动对社会健康发展的积极意义，支持、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朝野互动合作，共同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使构建和谐社会的“铁三角”更加牢固、更加稳当。
2009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