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
你这三月的韶华啊！
让我告诉你
自由
是低声悲鸣的风暴。
你我鸿蒙未开之初，
便在原野上徘徊。
我从小就向往无尽，并认为那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有一天，当我死去无数次之后，也许能够得到接近它的机会。不过那还很遥远，所谓\”不知生，焉知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生活本身高于一切。
父亲给我起名叫\”小戎\”，但他从未向我解释过其中的寄托。我只好自己去理解：一种强硬的生活态度，并时时谨慎对待这种强硬。要追溯我的家世，很难找到值得夸耀的东西。无论是在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亲戚中，寻遍所有的记忆和家谱，都找不出一个阔人、贵人或者名人。当然非要穷根问底的话，我可以自称是\”越王勾践苗裔\”。我讨厌勾践，那是个残忍的野心家和奸诈阴谋家，并且非常厚颜无耻。更何况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年代追溯得足够远，都可以找出无数名头比勾践响亮多倍的先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子。
再往上推的话，我甚至可以攀夏禹做祖宗，他也许比勾践好一些。不过我非常怀疑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真实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说明他是个非常没心肝的人。他的妻儿日夜牵肠挂肚，而他却无动于衷。于是我只能这样推测：夏禹身边肯定不缺少小蜜，他所谓的\”治水\”，实际上是在打着公家的旗号一路逍遥快活，早把家里的黄脸婆忘得一干二净。想想今天的一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小到县委书记，大到总书记，都喜欢拿着工具，戴上安全帽之类的东西，\”深入生产第一线\”。摆完POSE之后，立马投入花天酒地的\”革命生涯\”中。接着马屁文人们一拥而上，照着这个POSE穷尽一切吹捧之能事大肆宣扬。不过怀疑归怀疑，还是要说句公道话，无论如何，夏禹也无法和现在的一个乡党委书记相比，这毫无疑问，所以犯不着把他放在心上。
我生于云南边陲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尽管大城市的人们会认为我出身贫寒，但和我同龄的许多小孩，仍旧将到过这个小镇视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我是一个吃居民粮的，那些小孩有时骂我，说是我走过的地方，连草都不会长。原因是我吃居民粮。我无法理解，因为我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坏人，至少没有坏到那种地步，并且我根本想不通这和吃居民粮究竟有什么关系？多年以后，吃居民粮的岁月早已一去不返，我才知道，原来我一出生，就已经属于了另外一个阶层。这种身份的得来，仅仅是因为我的投胎与他们不同。在那些鸿蒙渐开的年头里，我偶然间会问自己：\”你究竟凭什么，能享受那种特权，那种八亿人无法享受到特权？\”如今，我为自己不再属于特权阶层而高兴，尽管这种所谓的特权在很多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农民看来，那是在生生剥夺着他们的血汗。这特权并没有给我带来幸福，我却因这特权，被排除在八亿人之外，为此我感到孤独。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在我幼小心灵深处，没有那个罪恶时代所刻下的烙印。我和哥哥一起长大，直到完全成年之后，回想起儿时情景，才知道他一直都在尽心照顾和呵护我。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总是说：\”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其实他所经历的毛时代，也不过短短五个月而已。我对毛时代唯一的感受，是在四岁那年，父母所在的学校会议室里，放着一个毛泽东半身塑像，大约二尺高，塑料或者什么有机材料做的。有一天我在玩耍时，把那塑像骑在胯下。正当口，我的母亲路过，她忽然冲进来，发疯一样将我一把抱起，然后一路往家跑。我依稀记得母亲苍白的面色和惊惧的眼神，她一边没命地跑，一边四下张望，喘息很重，却不均匀，那并不是惯常所熟悉的，温热而湿润的母亲气息。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恐惧，这恐惧来自一个白色塑像，尽管那塑像的主人早在几年前便已见了阎王。那一刻似乎将这一生的道路凝固，我定是一个为别离而生的人。请不要忧愁，别离意味着相逢，甚至是重逢。
一
在这遥远北国，
我梦见你窗前降下露珠。
群芳竞开的日子，
隔着孤寂
我们遥相守望。
等待吧，等待……
何时，我才能白发苍苍？
我们的岁月悠长、隽咏，当然这必须站在轮回的角度，如同草木枯荣。四月，我到福州去，南方的春天来得很早，雨水亦接踵而至。清晨，我在大客车上揉开双眼，外面正春雨蒙蒙。和我一样没有伞的人，只有一位中年女士，不过我没有她那样的耐心，要等到雨空。我决定冒雨到街上去，那雨滴很清凉。这是我唯一一次到福州，前来拜访林信抒先生，我拜访过很多人，最纯粹的私人拜访。可是政保处的警察说我是在\”跑反革命串联\”，我想要辩解时，他们便鼻子一哼：\”这算得了什么，以前还有反革命强奸罪和反革命偷牛罪……！\”后来我渐渐明白，在政治警察面前为自己辩解，实在愚蠢透顶。如果你问我最迫切的心愿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让政治警察滚远点！
五点钟，天已经大亮，街上并没有多少行人车辆，尘埃亦被雨滴弹压，心神清爽。但是雨正在越下越大，渐渐令人吃不消起来，不久，果然大雨如注，我跑到一个公交车站上去避雨。人和车随着天色活跃起来，车站上挤满了人。那些路过的车辆并不减速，将路上溪流般的积水溅得三尺来高，恶狠狠扑向站台上的人们。我开始发冷，浑身湿透，不过心情仍旧畅快，能见到林先生，这一切又能算得了什么？
在那车站上停留了三个多小时，雨终于转稀，林先生也应该起床了，于是我整顿行装前去寻他。他住在福州中医学院，我赶到附近时，他已在个天桥下等我。如我所料，他瘦弱单薄，看起来神色很差。再走近些，我开始担心起来，只见他脸上带着一层红晕，不知是因为有人来访而心绪不平，还是由于体弱。我们慢慢向他家走去，路上有些风，那些红晕随风渐渐散去。我觉得他可能会希望那阵风把自己吹得飘起来。\”我已经老了，病了，快要动不了了……\”他喃喃\”很多年没有人来找过我……\”他早已丢了公职，曾经有过去的同事开了私立医院，希望他到那所私立医院出任医师，被他婉拒，因为行医太过于劳神，力已不逮。
他的家阴暗潮湿，墙壁上还留有洪水消退之后的痕迹，一人多高。在我到来之前的一年，福州城外水库垮坝，大水将这个城市变成一片汪洋。这场水灾令许多福州人倾家荡产，其中就包括林先生。屋内陈设亦非常简陋，旧沙发和为数不多的几张桌椅俱饱经洪水浸泡。\”这是我母亲。\”一进门，他便将桌上一张五寸黑白照片指给我。那几乎是这个家里唯一的亮点，于是我走近细看，照片上的女子二十余岁，身着白色连衫长裙，正低眉轻轻微笑着，目光从七十年前静静穿越无数劫难，注视着自己的孩子。\”我母亲原来有很多照片和书信，那时候她是福州城的名媛，\”他顿了一下，业已消逝的红晕不知何时复又爬上脸颊。\”文革抄家，大部份遗物都被抄走，拼了命保住一些照片和书信，谁想得到一场大水……\”
我睡在他身边，他打开收音机，然后关上灯，一个厚实的男声在屋内开始回荡，\”这是陈奎德。\”他仿佛在自言自语，\”你见过陈奎德吗？\”他的声音很弱，却仿佛一个奇迹，在和陈奎德那坚实有力的演讲声争夺着四周黑暗的墙壁。我早已记不得陈奎德说了些什么，似乎是在说着一个什么宪政话题，\”你有胃病，还有慢性鼻炎，听力也下降了。还年纪轻轻，也没坐过牢，就变成了这样。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年？\”躺在床上说话，令他的气息通畅了许多，大概是毋须花费力气去承载体重的缘故吧。他一直说着，和陈奎德的演讲交织在一起，如同一支尘封多年的古老羌笛，在行进军队的脚步和马蹄声中起伏。
我决心为他做点什么，他有一台电脑，被大水淹了。电脑公司说是硬盘坏了，于是我决定到电脑市场上去买一块旧硬盘给他换上。我告诉他，火车票已经买好，还有半天时间，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可以把他的电脑修好。他闻言，问我要火车票看，捧着那张火车票看了很久，\”你真的要走？真的不愿留下来？\”额头上一缕白发垂得更低。\”你看，我已经很老了，但是我才六十岁。\”然后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位中年站在长江渡轮上，迎着阳光，江风正吹乱满头乌发。我很难把那照片上的男子和眼前的林先生对应起来。\”你看这就是我啊，九四年。那时候我还能独挡一面，可是你看看我现在，时日无多了，我多想在临死之前再做一点什么？哪怕累死在最后，我也心肝情缘了，总比现在这样强啊！你看，我找了十多年，整个福州城再也找不出一个愿意为国尽忠的人。我虽然动不了了，但是我有你没有的很多东西，我知道该怎么和他们周旋，我可以帮你，你也可以帮我。你这一去就不知何时才回得来了，我们林家……\”他一口气说了很久，声音越来越高，脸色越来越红，似乎精力渐渐不济。他似乎觉得已经完全不可能把心里的话说完，最后用极低的声调吐出十几个字，眼神呆呆地望着我，仿佛所有的话都无法表达。\”苟利国家生死于，岂因祸福趋避之……\”我把照片还给他，然后低头接过火车票：\”如果不走，我就把火车票退了。但是现在，我先去一趟电脑市场，回来再说。\”但是我已经决意要走，到六月初，我要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祭奠。我到电脑市场上买了一块硬盘，但是他那被大水浸泡过的电脑还是无望点亮。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我得离开福州，乘火车到杭州去。那时天色已经渐渐黯淡，雨又噼噼啪啪下了起来，地上溪流纵横交错。他打开我的背包，要我把很多东西留下，说是包太沉，很多春秋的衣物已经用不着，不如留在他那，下次再来取去。然后打开门，递给我一把伞，我说林老师你不要送，外面在下雨，他说就送到楼道门口。我站在雨里向他挥别，他想把门关上，忽然眼圈一红，又走上来半步，还想说什么，但还是退了回去。
我离开福州城的时候，同样是大雨如注，还夹杂着不小的风声。我再也没有去过福州，我实实地有愧于他，无颜再见林先生。在因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二十年前那场屠杀而被捕之后，我向警察供出了自己曾经到过林先生家并遗留了很多东西他处。我象一个傻蛋一样认为警察会看在林先生年迈体弱的份上不去寻他的麻烦，还告诉警察林先生多么多么地良善。我甚至未敢向林先生求证，因为实在拿不出颜面去再次听到他的声音。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自己当时是何等愚蠢和懦弱。我宁愿林先生永不原谅我，这样此事便可以成为一生压在我心头的巨石，敦促我变成一个强者，为自由和明天努力贡献自己所剩无几的青春，以此赎买那些永远无法挽回的过错。
二
飘落吧，
我最后的花瓣，
晨风就要停歇。
让我再一次
遍数你眼角的泪滴。
光阴停滞之后，
让我们去荒原上追逐流萤。
很多次，我坐在故乡的山坡上眺望。有时是油菜花开的季节，有时又落得满地松针。这些日子，往往是那些被\”监视居住\”的日子。对我们这些异议份子来说，\”监视居住\”是一种软禁手段，严重时在某个隐秘的招待所或宾馆里，轻松时则放回家，不允许离开本地。山坡上布满坟茔，那是自汉人来到本地之后，一代代先辈的埋骨之所。我那体弱多病的舅母，当她还上得了山时，曾经指着西方的山口对我说：\”你看这世上的人，死了一代又一代，但是山还在那里，风还是从那里刮过来……\”
徘徊向西的道路，穿过一个又一个山口，一直通往缅甸，通往孟加拉，通往印度甚至圣地麦加。穆斯林的阿訇们沿着那条路去朝圣。那路上还有十里长亭和五里短亭，有些早已荒弃破败，大部分则更加不复存在。但是还有一些，在历史的烟尘里喘息着，他们有三面石墙，没有门，沿墙三排石板搭成的长凳，中间是个火塘。火塘里还能见到灰烬和碳黑，甚至还有一捆柴和一些稻草。年幼时，每次路过那些长亭短亭，我便莫名忧伤以至于依依难舍。因为汽车扬起的尘埃蒙在它的石墙上，过去的时光离我如此之近，却又仿佛一切都如同遥远天边的背影一般渺小。如同阿訇们朝圣的步履，那时，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基本没有盘缠和行李，靠双脚怎么可能一直走进那遥远的沙漠？我是个汉人，我没有信仰；我还太小，我没有勇气。
我的祖父埋在这里，我的曾祖父也埋在这里，还有我祖父的祖父，曾祖父的曾祖父……小时候，我喜欢挨家挨户地读他们贴在门上的对联，那会让我知道这家人的生活状况；如今，我喜欢读那些坟头上的墓碑和墓志，就象小时候读那些对联一样。我的祖父，早在我出生前多年便已故去，他的墓志是我所读过最好的。因为那篇墓志的上半段，是我父亲所写。我会在他的坟前呆立，心中想象着一个场景：我站在那里，为我未来的妻子朗诵那篇墓志，然后对她说：\”多美的墓碑啊！真希望我也能有一块。\”
我的祖父在文革期间死于高血压，父亲的血压亦不低，与现在大多数高血压患者不同，他们是因为胡吃海塞过度，我的家族历来生活得节俭清淡，高血压是因为遗传。对许多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而言，文化大革命仿佛比秦始皇还要遥远，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完全不同，在他们的人生中，几乎所有痛苦的记忆皆来源于此。那时我父亲还是位毛头青年，而祖父却积劳成疾。他是位做杆秤的手艺人，十四岁便成为一个大家庭唯一的男劳力。这个大家庭包括他的母亲、祖母、弟弟、几个寡居的姐姐和她们的孩子、以及后来他的家眷。他是我们本地数百年来最好的等子匠，等子是一种小型精密杆秤，用来称银子、药材和烟土。四九年以后搞合作化，几家杆秤手艺人合成一个衡器厂。他还做过衡器厂的副厂长，每当开会他就跑到车间去做他的手艺，因为他对会上那些名头繁多的政治内容丝毫也不感兴趣，也绝对吐不出半个政治词汇来，他仅仅是个手艺人而已。我家中珍藏着他唯一一张照片，母亲有时候拿出来掸扫，并指着照片对我说：\”你看，你爷爷很子弟呢！\”子弟是褒扬男子英俊和修养的一个词汇。我没有得到命运的垂青，与他拥有生命时光的交汇，若是那样，我相信一定是幸福美好的。他的一生充满了慈爱，却一无所求，如果真有什么祈求的话，我想他唯一渴求之事，便是让政治迫害远离我们这个家族，让我们不再活在恐惧与动荡之中。
尽管我的祖父视政治为瘟疫，但几个儿子却与他大相径庭。我的大伯父，我们家的第一个\”读书人\”，当花甲之年的他听到温家宝在电视上宣称\”中国不搞三权分立\”时，仍忍不住义愤填膺。他年轻时意气风发地去了昆明，并迅速犯下\”政治错误\”。不久，这位承载光宗耀祖厚望的青年被隔离监禁。然后，一个工作组来到我的故乡，他们不是带来关于大伯父的福音，而是前来收集大伯父的黑材料。他们将一位与我祖父年龄相仿，民国时当过保长的同姓宗亲的材料带回昆明，仅仅将姓名改成是祖父的，以此来作为大伯父出身\”伪保长\”家庭的证据。那些活在二十一世纪，对那个时代一无所知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为了收集一个伪证（即便不是伪证，也是一个极端荒唐的逻辑），居然出动了一个工作组。
祖父也许已经意识到：对政治的冷淡等同于政治错误。但是那些政治经文于他仍旧如同紧箍咒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不久，他被发配到一个农场去种地。文革期间，对他的批斗开始了，令他常年积劳的老迈身躯雪上加霜。当武斗开始时，我那沉默寡言的父亲上了街，想去寻找他的革命。父亲的初衷，大概是不堪忍受强加于祖父身上的种种迫害，幻想着有朝一日\”革命成功\”，还祖父一个公道。仅仅凭借残存生命力苦苦支撑的祖父，听说自己的二儿子也被政治斗争的洪流卷走，顿时血压窜升，栽倒不起。那是他心爱的二儿子，拥有神童一般的聪明才智，我的父亲是我这一生所见过的唯一一位能将除社交之外的一切事务都处理得完美无缺的人。待到父亲抛下他的革命回到家中，跪在祖父床前痛哭失声，撕心裂肺地喊着：\”耶！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一切为时已晚，祖父的生命如同自天上坠下，落进我们这个家族的一滴浊泪，在这个国家数千年历史上最黑暗动荡时刻来临之际，在儿子的恸哭中，在昏暗的臭油灯里溘然长逝。
我的父亲再也没有和政治沾过边，无论是嘴上还是行动上。第二天，他走进祖父做手艺的地方，接过祖父的手艺为这个家庭劳作，后来又成了一名臭老九的教书匠，和我黑五类家庭出身的母亲结了婚。他一生沉默寡言，与世无争。在我记忆里，他全身都笼罩着一层不可名状的彻骨忧伤，即便是在那些稍纵即逝的欢愉时刻，亦分明地沉在他漆黑的眼眸深处。
三十九年弹指一挥间，当政治警察将我押回老家，交到父亲面前时。数十年来压在他心头的石墙仿佛轰然倒塌。整整一夜他面如纸灰，一言不发，血压一直居高不下。三十九年前，他还是位毛头少年，革命对他象一个充满诱惑的魔咒。三十九年后，年近花甲之时，正似已渐渐忘却了革命，他的儿子却革命去了。这莫非是冥冥中命定的轮回？第二天醒来，他那昨日仍令人艳羡，满头钢针般乌发，已经白了一半。
三
青丝！碎落的青丝。
仲夏正离我而去。
难道你
已经忘记了过去？
在我掌中
你已不再是那
沸腾的青春。
尽管甚至连政治警察都认为我是在革命，但我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与革命者这个头衔相比，我更喜欢反革命这个头衔。雨果说：在一个绝对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我觉得，这个绝对的人道主义，其必然结果就是反革命。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凡被冠于反革命称谓的，都是真实的、正确的，因此，我引以为荣。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从小所受的教育在心头生根的结果。那些对我的教育告诉我，不要去追名逐利；不要去想升官发财之道，不要去占不属于自己的便宜；不要去图谋损害他人……因此我遵从自己的良知和认知，并在这个噤若寒蝉的国家里，发出几句那些本该由亿万人齐声呐喊的声音，然后遵从常识性的人生准则四处奔走。只因这个国家的生活太过于违背常识，以至于常识成了异端。就象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正常人反而会被当成疯子一样。如果在我身上真的存在什么革命的话，那也是我在革自己的命。我要将自己从一个一无所知，无所担当的孩子，变革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开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身份重比千钧，它意味着对理想永不褪色的执着；对责任毫无惧色地担当；对苦难乐观豁达地承受；它意味着不辞辛劳、不乖戾、不自得、守信重义、谦恭宽容。尽管我还与之相去甚远，但我正试图在一次次试炼中向它步步走近。
有一位比我疯得多的\”疯子\”。他叫许万平，也许你听说过，或者没有听说过，这并不重要，他活着。他三次身陷囹圄，第一次是在1989年，他因披了一条写有\”杀人犯李鹏\”字样的横幅，在他故乡重庆的广场上出现而被捕。那一次他被判反革命罪入狱八年。李鹏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大熟人，但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这位老兄最后一次受人关注，是在去年，当他中风的消息传出时，北京城里，老百姓们自发准备下爆竹准备送他归西。但是他享有我们老百姓想象不到的医疗条件，他从中风中活了过来，令人倍感失望。但有人对此并不失望，那些人说：\”他最好不要死，这样死太便宜他了！要活着审判他！\”
许万平第二次受难，是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劳教三年。劳教不是判刑，却比判刑入狱更加残酷。那些既被判过刑又被劳教过的人们说：\”我宁肯判刑两年，也不愿劳教一年。\”当劳教结束许万平回到家中，他的朋友们问他情况如何时，他的第一句话是：\”哎呀！龟儿子！把老子打惨了！\”
2004年，他又一次吃到了恶名昭著的刑法第一百零五条\”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一生的十二年又将报销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
这位先生出身工人，家境贫寒，节俭成癖，又兼身材瘦小，比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要矮上半头。请不要受那些豪侠小说的影响，认为只有五大三粗之辈才是刚烈的。许先生的刚烈和他瘦弱白皙的外形极不相配。因此，他不仅是中国1978年以来除被判终身监禁者之外累计刑期最长的政治犯，亦是在狱中所受苦难最深的一位。那些从监狱里走出来的人们告诉我，在狱中，想要将受迫害程度稍微降低那么一点，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收敛你刚烈的个性；第二，体格健壮，打架不吃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经济条件。而这三条，许先生都与之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来到重庆时，他已在狱中。在一个下午，我与邓焕武老先生前往许家，去看望他夫人陈贤英女士。在毛泽东时代，邓老先生有二十二年的时光在各种监狱和劳改队里度过。1956年当他被打成反革命后不久，反右\”阳谋\”爆发，这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反革命被扔进右派大军中一并劳改。尽管一生饱受迫害，又是古稀之年，仍旧热心于四处奔走。
重庆乃山城一座，许家位于一个偏坡之侧。在一座城市，只有贫民才会住在山坡上。与附近平地里的高楼大厦相比，那个破败的贫民窟仿佛来自地底深处；抑或，那些高楼大厦不过是些海市蜃楼。房子异常拥挤，俱是平房且年代久远，如同无数无家可归的小甲虫挤在深秋一片即将腐败的枯叶上。许家占有其中一间，从外面看有不足十平米大小。陈女士并不在家，又联系不上，于是我们站在屋外等待。我一直请他在我随身携带的一只纸箱上坐下，但被他无数次拒绝，说我是远来之人，是客，应当我坐。我猜测那是因为他不愿服老，只好陪着他站在那里。四、五个小时过去，当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陈贤英女士带着她的孩子回来了。她看见我，象是看见了什么希望。尽管我们从未谋面，她亦不知道我是谁。远处那盏摇摇欲坠的路灯仿佛在她的瞳孔里飘忽不定地旋转着，令她眼中的忧愁渐渐变成了什么模模糊糊，似乎是值得期待的前景。
对一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而言，一个远方来客，哪怕是个陌生人，也可能成为一棵救命稻草。请你原谅，我不愿再去回忆那个简陋的家，因为每当回想起它，我就觉得自己亏欠良多。她将我们引进屋内，然后迫不及待拿出一大叠她与许万平先生的通信来。我看着那些狱中来信，心头阵阵酸楚。没有一封是写来要钱要物的，每一封都异常简短，寥寥几句祝福，却又字字饱含无限情义。有些问孩子的学业；有些是问母亲的平安；更多的仅仅是倾吐一下思念之情。我明白，因为信不能写太长，否则，稍有\”违规\”，及寄不出来。我捧着其中一封停下，那信上说：\”亲爱的妹子，上次你来的时候，没看见你戴眼镜，你的眼镜怎么了？希望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你能戴着眼镜来。\”尽管陈贤英女士双眸清澈，但她是位深度近视，一千多度，没有眼镜几乎什么都看不清。她见我迟疑，告诉我眼镜打碎了，已经两个月没眼镜戴。前些天想去摆地摊，可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清，只好作罢。那叠信的最底部是张贺卡，许万平先生即将年满四十六岁，她特地制作了贺卡，贺卡上写着：\”亲爱的先生，祝你生日快乐！永远爱你的妹子和宽儿。\”还画了两颗心和蜡烛。
我默默无声，把那叠信还给她，她恍惚间仿佛悟出：我对她先生的安全根本无能为力。眼神又变得迷惘起来。转身问邓焕武老先生：\”邓老师……他有希望保外保出来吗？他有很多病！\”但是邓老师只是无言地轻轻摇着头。她久久地沉默了，似是在反省着什么，我这根救命稻草，肥皂泡搬轻轻一捅，便现出原形。本就不该对我怀有任何幻想，也许她在想。然后，她渐渐平静，言语开始坚定，先前那种企盼的眼神消失了，恢复了一个女主人接待客人时应有的姿态。她一边向邓老师保证自己每个月都去看\”小许\”一次，至少保证每个月给她狱中的先生五十块钱。她们每个月最多能被允许去探监一次，在每旬逢八的三个日子中挑选一个，她几乎每个月都去，从她的先生刚入狱开始。
她与许万平先生在火车上偶然相遇，然后一见倾心。明知自己的先生背负着反革命帽子，仍从湖南嫁了过来，并且早习惯于对家门口的摄像头熟视无睹。我们离开她家时，那个贫民窟里漆黑一片，她在前面给我们引路，一边叮嘱着我们注意脚下，一边讲述着在这些漆黑胡同里，她先生曾经有过的种种掌故，仿佛他们从来也没有分别过。我拼命想要压住在脑海中翻滚的种种场景，种种关于他们母子今后十年生活的片段。但我越是想要压制，它们就越是翻涌上来。我只有反复地请她回去，天黑了，你眼神不好。但她说这些路已经走过无数次，闭着眼也能知道。
我走了，我没能给她带来她所期待的事。如今又是两年过去了，不知她现在是否仍在期待。但是，无论她期待与否，我都无能为力，因此，我再也没有去过重庆。
四
请为我斟满美酒吧，
在你指尖，在你双眸，
我还未曾吹响自由的号角。
从今背负你的寄托上路，
因为暴君的枷锁，因为达官的镣铐，
还未将我生命夺去。
如果黄河九折仍嫌不足，
趁着黎明，趁着黄昏，
再为我系上一条滚滚长江。
君不见高堂明镜，又不见子胥出关。当我沿着车窗向外观看时，杨天水先生也许在无助地望着铁窗，窗外一丁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被他想象成前来营救他的脚步声。尽管如此，他仍旧昂首走了进去，并不肯屈服。我的老师胡石根，他来自江西，年事不高，却满头白发。有一天我与他同去爬山，无意间哼起一句他故乡江西的民歌，即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夜半三更》的那段著名旋律。他抬头，望了一眼太阳，笑道：\”我在狱中蹲小号子的时候，经常唱这首歌。\”于是我打趣道：\”胡老师，您盼的不应该是红军吧？您应该盼白军。\”他又笑：\”刚开始，我盼美军，可美军总是不来；到了后来，我改盼天兵，天兵也还是没来。特别是蹲小号的时候，我就在那小号里盼呀！盼呀！幻想着下一分钟，就有神兵天降，或者美国兵的直升机在头上轰隆轰隆地盘旋着，把我从那里救走……\”
我喜欢美国兵，尽管我从未见识过他们。抗战期间，我的故乡曾有一个美军机场。那里有很多美国兵。美国兵们会用罐头去交换当地村民们的新鲜鸡蛋。我的奶奶攒下鸡蛋就去和美国兵交换。他们若是看你穿得寒酸，就会拿好罐头给你；看你穿得相对整齐，就拿不太好的罐头给你。那些罐头基本有三种，番茄罐头、牛肉罐头和猪肉罐头。但是造化弄人，美国人按照罐头的造价和稀有程度，认为番茄罐头最好，牛肉次之，猪肉最差；而村民们的评判却恰好颠倒过来。是以，奶奶每次去换罐头，都要穿上最好的衣物，收拾妥当，以期美国兵把她当成小康人家的媳妇，拿最差的猪肉罐头给她。
美国兵们还会把半旧的皮鞋和军大衣等物品放在机场附近，让村民们捡去穿。直到六、七十年代，在那些阶级斗争不太残酷的村子里，仍有人穿着当年美军的皮鞋和军大衣。当我父亲对我讲起这些他从他长辈处听来的掌故时，眼中流露出对美国兵那难以言表的情感：\”他们完全可以把那些他们不要的东西扔进机场壕沟里，但是他们宁肯爬过壕沟放到中国人可以方便取到的地方。\”我纠正他说：\”这不是因为美国兵看见中国老百姓穷才这样做，这是美国人的传统，美国人搬家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都会把很多半旧的物品放到路边让需要的人捡去。许多亚裔偷渡客就是靠那些东西安家。如果已经完全破旧，他们会扔掉，放在路边的，都是还可以很好地继续用的。\”
伊拉克战争爆发了，有人在讨论：\”如果美军进入中国，你会怎么办？\”有人说：\”如果美军来了，我要向美军投降。\”我说：\”不！我不向美军投降。对敌人才叫投降。\”我会打开家门，热烈欢迎那些来自自由世界的英俊小伙子们。美国兵不是我的敌人，如果我有一个敌人的话，那它是压迫在你我头上六十年，曾残害你我先人无数，至今仍高高在上的专制制度。
1812年，拿破仑进入了俄国，俄国的军官们曾经就是站在自由一边，帮助拿破仑打击沙皇；还是站在民族一边，帮助沙皇抵抗拿破仑进行过激烈深刻的辩论。最终他们选择了站在沙皇一边，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让俄罗斯在专制的巨肘之下又饱尝了近二百年的苦难。他们的民族情感本身并没有错，而是错误地将沙皇当成了民族的代表。沙皇时时刻刻宣称自己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合法且神圣代表，实质上，他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敌人。一个民族由很多阶层组成，那些难以计数的农奴们，才是民族最有资格的代表。如果农奴也有发言权，农奴们一定会告诉那些军官：\”要拿破仑的解放，不要沙皇的奴役！\”
胡石根先生的头发，是在三十八岁那年白的。1992年，他以一个反革命集团案首犯的身份被扔进看守所，死不认罪，亦死不招供，三个月后，满头青丝悉数雪白。我还没坐过牢，但我目睹了自由的可贵，哪怕仅仅是一丝一毫。你知道自由因何可贵吗？那是因为自由的你，可以为那些不自由的人们带来自由的希望。这是世间最强大最令人敬畏的力量，亦是世间最柔和最优美的力量。它超越了老子的水；胜过查拉图斯特拉的火；象耶稣临终前那圣洁的痛楚；蕴含着佛陀十年苦行的大慈悲。
我曾在一位年长朋友家中上网，打开邮箱时，收到一封来自湖南的问候信。于是就着那电脑回信，一边写，一边不由自主念出声来：\”张老师，您好……\”我的朋友在一旁听见，问我：\”哪位张老师？张祖桦吗？\”我说不是，是张京生。他继续问张京生是谁？我说，那是长沙的一位失业工人。我那年长的朋友暗自点头，认为称一位失业工人为老师，足见我的谦逊。
这完全不是出于谦逊，你还不知道张京生的掌故。
我第一次到长沙时，跟随几位朋友前去寻访张京生先生。那时恰逢雨季，公交车渐渐远离了长沙城，在泥泞的城郊公路上颠簸，象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如果你坐在那辆公交车上，你会感叹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竟然如此之近。他坐在一个仓库门口，个头不高，身材依然匀称，穿着异常简朴，一双解放鞋，一件蓝咔叽布旧上衣和一条军裤。他一声不响，透过雨水望着远处。雨水汇成的溪流在地上交错，那个工厂冷冷清清，人烟稀少。
他的脸上没有因常年困顿生活的沮丧，亦没有对常年受不公对待的虚火；安静，却不显丝毫的疲倦和懈怠；嗓音厚实充满磁性，没有高声喧哗却自然清亮，极富穿透力；年近花甲，却仍能感到他身上潜藏着某种神秘的活力；并且他很英俊，无论年龄、身世还是衣着，都无法掩饰。
他是位异见份子、政治犯，先后坐过两次牢，七九年一次，八九年又一次，一共十五年。他还是一位失业工人，之所以失业，自然亦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住在长沙城郊外这个废弃的仓库里，仓库很大，和一个室内篮球场差不多。那个仓库没有窗户，离开大门几米深处，便需要打上手电。地上挖了很多一丈见方的大坑，挖坑是为应付雨季来临时渗进仓库内的水。如今，张京生先生在这个废弃仓库的门口开着个小卖店，打烊便将仓库大门一关。多年来，他一直以这个小卖店为生，每个月有三、四百元进项。这里是他年轻时工作过的工厂，我不知道那个工厂是否还在生产，此地人烟稀少，破败不堪，很那想象他究竟能有多少客源。但他每个月都要从这三、四百元中抠出一百元来，送给仍在狱中受难的另一位政治犯难友，那位难友出身农村，家中老人自足都举步维艰，根本没有能力供养一个坐牢的人。
现在，你明白你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了吗？只要你明白自由的可贵，那么你的自由就是别人的希望。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亦是是关于自由一切认知的基础。脱离了它，那么关于自由的一切认知，都不过是沙上垒塔，自由也将因之变得苍白无力。是张京生先生，用他的多年生命教会我这一道理，这一声老师，他受之无愧。
\”是的，\”我年长的朋友一字一顿地说，\”的确受之无愧！\”
五
何故伤身世？
家国忧不完。
抗战结束了，一首歌谣开始在我们本地流传。说是：\”吹赌嫖窑行好事，买田置地留祸根。\”不久，这一歌谣成了现实。那些吹赌嫖窑，将家产败光的破落户们，成了红色政权最忠实的拥趸和积极效命者；而买田置地的人们，成了被打倒的对象。
我有个老实巴交的舅父，因为家传的缘故，识得几篇文，能断几个字。他的职业是个乡下小学的教师，但他只爱干农活。教书虽没什么建树，却是个天才的农民，种什么，什么就丰收。1950年，共军开进云南，舅父正在读中学。有一天我做洋毡帽手艺的舅爷爷，也就是他的舅父问他：\”改朝了，你们课本上还教三民主义吗？\”他说：\”三民主义不学了，现在学列宁主义。\”于是他向我舅爷爷解释列宁主义是怎么一回事。舅爷爷一生做手艺，西瓜大的字识不得一箩，听罢满脸忧愁，半晌讷道：\”这样干是要饿饭的，这样干岂不是所有的人都光知道吃不愿干活？现在还有吃有喝，那是因为抢了地主的东西，等过几年从地主那抢来的那些东西吃完了，也就该饿饭了。\”
几年后，老人家的话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人祸，红朝这一庞然怪物所带来的灾难降临全社会，巨大的漩涡吞噬着这个国家的一切，整个大地仿佛遭受着数千年来最恶毒的诅咒一般：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遍地的饥荒，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灰飞烟灭不知所踪，人与人之间只剩下领导与被领导，或者打倒与被打倒的关系。茫茫中国，幸免者寥寥。
被诅咒的土地终将腐烂。多年以后，我母亲忽然想起她的母亲曾经教导过她的一句话：\”要多帮助别人，这样的话，别人也会帮助你。\”然后母亲感叹，现在再也没有人这样教导孩子了，这本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代一代教育后代的传统生存哲学。我的太外婆这样教育我的外婆，我的外婆又这样教育我的母亲。我知道，那是因为极权专制毁掉了我们所有的传统道德，谁也不敢再教育自己孩子去帮助别人，那样只会被恩将仇报。现在的人们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去与人争斗，因为每一个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如何用谎言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因为真话只会招来祸端。我的外婆已过世近二十年，我只记得她的声音，而记不得她的容貌。因为我是个先天性弱视，从小世界对我来说就是模糊一片，我看不清自己的母亲、父亲，更看不清外婆。有一次，我被两个高级密探用汽车押往回昆明的飞机，前一天，他们曾经试图从我嘴里问出些什么，但我拒绝答复他们。他们对我说：\”欧阳啊！我现在不是以工作身份，是以一个比你年纪大的人的身份劝你一句，不要再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我毕竟比你多吃几十年的饭。\”我望着车窗外的田野，告诉他：\”你再怎么着，能比我老外婆吃的饭还多？她老人家活过了大清、民国、共产党三朝，她老人家教导我说：\’宁肯和恶棍作对，也不要沾恶棍的好处。\’现在我也把她老人家的这句话送你给。\”他们听罢只是轻蔑地鼻子一哼，我亦报以轻蔑：\”别看我现在日子过得萧条，而你们因为给共产党当狗腿子，有车开、有大房子住，哪天共产党要弄你们的时候，你们会比我更惨。我充其量是个煽动颠覆罪，三年、五年而已，可你们的党妈要办你们的时候，那可就是一、二十年挡不住啦！\”
我的朋友陈彦彬先生，他出身高级军官家庭，颇有贵族风范。此君衣着考究，有事相求于他，必然大方相助，又因坐牢时间久、骨头硬而备受我辈青睐。1989年，他还是位在校学生，那时候他老喜欢往铁道学院（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跑，因为铁道学院里有个非同寻常的女学生。铁道学院很多学生们都热衷于上街，陈兄一边在学校里憨玩，一边指着那些上街的学生们嘲笑，说他们是\”胡闹腾\”。但事态很快发生了变化，他那位非同寻常的年轻女士也上了街，\”那天多热啊！我得给她送伞送水去。\”于是陈君立刻从事不关己派转变成了最铁杆的民主派，为学运不辞辛劳四处奔走效命。学运迅速在几个月内达到高潮并血腥收场，举国一片萧煞。1990年，陈君因主办地下刊物《萌芽》被捕。他说：\”看着那电视上的镜头，我就是不服气啊！不服气！我也要办个刊物，告诉人们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到了1993年，某日，陈君正在狱中百无聊赖，号子里忽然添了个新难友。那新难友端详他半晌，问道：\”你叫陈彦彬？\”陈君答是。复问：\”可还记得我？\”陈君摇头。对方指着自己胸牌上的名字：\”真记不得了？\”陈君仍摇头。新难友说：\”我记得你，记得非常清楚。我叫李XX，国安厅三处的。我刚调到国安厅三处的时候，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你的案子。所以我对你印象非常深。你判多少年？\”陈君答：\”十五年，你呢？\”李X道：\”我判无期……\”
话音未落，陈彦彬已在地上笑得喘不过气来，而亲手将他投入监狱的密探，在一旁呆若木鸡。这是命运吗？还是一出出自蹩脚剧作家的剧本？这就是现实，专制者对付自己的敌人固然残酷，但仍旧会把自己的敌人当作一个对头；而对自己狗，则永远象对待一条狗一样。
我的外祖父是省立中学的教员，他曾经饱受尊重，尽管红朝建立不久他便成了政治运动的对象，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运动都未能幸免。到了九十年代初，我那酷爱农作的舅父到城里收大粪，那时候收大粪需要给主人钱，那可是地里的黄金。那家主人忽然问：\”我看你很面善，是不是姓王？\”舅父答是，主人又问：\”东营王老师家的后人吧？\”舅父又答是。主人不仅没有要他的钱，还烧了一个饭团给他做晌午吃。舅父感概万千：我老父被打倒已经四十多年，过世也二十多年，还有人记得他……
他有一位极其要好的朋友，五十年代从南洋归国的华侨。那位归侨先生才华横溢，文理皆精，手工口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运动社交无不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更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但是归侨先生不久就自愿到农村当农民种地去了。舅父的学校曾经请舅父去当说客，希望归侨先生出来谋个公差。舅父对他说：\”你这一身的才华，埋没在乡下，岂不可惜？\”归侨先生回答：\”出去做事要有政治运动，我宁肯在农村挣一辈子工分，再不去做事。\”舅父又劝道：\”农村虽然政治运动轻些，但做份事毕竟有口固定口粮吃。在农村，你扛不过饥荒，哪次饥荒不是先把农村饿死？\”归侨先生答道：\”那也是死在粮食上，总比死在批斗会上强百倍！\”
共产主义的尘埃笼罩在数亿生灵之上，它所带来的灾难，超过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每一次尘沙滚滚的变乱。当那些史上的尘沙退去后，这个国家的人们复又按照自己祖先的方式继续生活。而红色政权，它不仅夺去了近亿甚至可能是上亿人的生命，六十年后，当共产主义的尘埃渐渐落下，红朝变成一个腐朽怪胎时，人们发现，所有祖先的生存方式，都已在这场浩劫之中消逝得无影无踪。这个国家的十五亿人民，既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如何生活，亦不知道自己的后人该如何生活。一个丧失了传统，并不再企望未来的民族，很难再被称为是一个民族，这个由泱泱十五亿人所组成的庞大群体，和自己的历史割裂，亦和现代割裂，和未来割裂。因为专制势力不允许人们寻找现代化的政治文明，这种现代的政治文明以自由选举为基础，是一切现代文明的基石。这是一个悲剧，十五亿人共同享有并共同承担的悲剧。共产党政权象是长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巨大的毒疔，它不停地一边毁掉这片广袤土地的精髓，一边毒化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六十年过去，尽管从外部看来，红色政权仍旧庞大无比，而其腐败低能，充斥着残酷相互倾轧的内部，已被自身不可逆转地蛀作糟糠，徒具一副躯壳。它会在连它自身都想象不到的某一时刻，当它仍在发着千秋万代的春秋大梦的某一时刻，突然间土崩瓦解，那时近亿共产党徒们还未回过神来，便慌不择路地作鸟兽散。而现在，我们，这些很难再称得上一个民族的人们，都不该再去为它效命，成为它统治链条上一环以维持它苟延残喘的性命。否则，我们将无缘去面对那近亿甚至可能上亿的泉下冤魂。这其中极有可能就包括我们的至亲。按照我们这个民族那被遗忘与被割裂的传统，当我们死去的时候，将被祖先逐出坟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