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星期内，中共最高领导层连下两个“圣旨”，包括《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不约而同的将矛头直指各级中共干部，被视为重药去治吏的讯号。
吏治是历朝皇帝最头痛的问题；中共建政后，问题更甚，在党国体制下，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无孔不入，中共的直接管治由以往的郡县，“进步”到每条自然村都派驻党员干部，以致官僚人数急剧膨胀，今日吃皇粮的已有五千万人，官民比例由清末一比九百一十一升至今日一比二十六。中共官僚不仅人数众多，且专权弄权贪污腐败不在少数，以致官僚本身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近年全国各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也就是官逼民反的骚乱，无论规模，还是反抗的激烈程度，都是日趋严重。据官方数字，一九九三年，社会骚乱一万宗，十年内年均增长一成七，至○三年达到六万宗，前两年进一步攀升至八万六千宗，而参与骚乱的更突破三百万人。从○五年浙江画水镇数万村民抗议化工厂污染，到前两年广西博白计生风暴、去年贵州瓮安一名少女死亡触发万人骚乱，以及上月湖北石首数万民众与公安衝突、新疆乌鲁木齐的维族骚乱等，一次比一次暴烈。
这些骚乱，无论导火线是甚麽，背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跟官僚腐败息息相关。中央要依仗各级官员落实政策，维持政权有效运作，因而赋予他们极大权力；另方面，中共当局对老百姓极不信任，因而夺走公民大部份权利。在此情况下，官僚变成没有民间监督的特权阶层，他们不惟下、只惟上。而且，他们食好、住好、玩好，出入豪华轿车、前呼后拥的排场，钱都是来自老百姓，以致对民众的剥削，日甚一日。
在此体制下，惟有中央可节制地方干部、阻止他们胡作非为。因此，《问责条例》规定，党政干部若滥权失职导致群体性事件，又或处理失当，都会被问责；而《巡视条例》则将派驻“钦差”的做法制度化，增加中央领导的耳目，防止地方官员欺上瞒下，消除“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尴尬。
不过，这种治吏药方只可治标，没法根治问题，过去中南海不知下了多少道类似的“圣旨”，效果如何，有目共睹。要对付官场败坏，防止官员滥权，从而令老百姓安居乐业，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老百姓拥有真正权力去监督官员，追究失职滥权者，其他药方，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