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广西的韦亚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接受本台电话专访时，情绪激动。她和儿子黄星星以及另一中国公民田永德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滞留超过24小时后，2月1日上午乘坐长荣航空航班，返回出发地吉隆坡。三人1月30日晚间从那里搭机抵达台湾后决意跳机。他们原定搭乘31日下午飞北京班机，却在当天上午到移民署柜台声称要求庇护，并自称想要去美国，但没有持相关签证。
台湾移民署表示，外来旅客在台湾转机，应依照原定航程前往下一目的地，否则，未具备入境有效签证或许可的人士，依国际航空惯例及现有法令会被遣返上一航点。
翌日上午，韦亚妮、黄星星和田永德在台湾官员陪同下登机离开台湾。
近年来，部分中国大陆异议人士将台湾视为前往西方的“跳板”。韦亚妮承认，自己受到他们启发，并强调，自己被中国政府政治迫害的经历千真万确，台湾不让她留下，她感到不服。
韦亚妮说：“我说之前在台湾跳机获得你们帮助的那些人，有几个是真正被迫害坐牢的？我的判决书在那里，造假不了，可是你们却没帮我。”
韦亚妮母子两人去年11月底流亡泰国后，在当地取得联合国临时难民证。她说，暂时会和儿子以观光客身份留在马来西亚，但无论身处马来西亚还是泰国，都必须步步为营。
韦亚妮说：“马来西亚和泰国一样，不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缔约国。我们在这里如果签证不合法，它随时可以抓你遣送回去。如果中共要你，随便一个理由，泰国都会把你遣送回去。如果签证不合法，反正不知道哪一天会抓回去。”
台湾与西方关系密切吸引大陆异见人士
以往曾踏足台湾的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部分曾获得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的协助。他认为，不少中国大陆人士都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只要表明在政治上反共，必然会受到台湾当局欢迎。
曾建元说：“台湾是个中文的社会。他们到台湾来进行各方面的沟通、协调都很方便。台湾也有非常强大的公民社会。台湾和民主国家之间，无论是政府、国会、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之间的互动往来是非常畅通的，可以很容易的把个案的情况让第三国了解。”
曾建元说，事实上，台湾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素来十分密切。
去年9月，湖南异议人士陈思明同样选择在台湾桃园机场跳机，寻求第三国救助。他滞留两周后，在获得加拿大庇护的情况下离开台湾。同样在台湾跳机，韦亚妮等三人和陈思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台湾陆委会发言人2月1日解释。虽然当时陈思明也没有申请台湾的合法入境签证，但区别在于，陈思明本来就和第三国有接触，基于人身安全考量才会在前往第三国之前先到台湾。
曾建元则认为，台湾当局显然不希望陈思明这样的案例再次出现，才会把三名中国公民遣返马来西亚。
曾建元说：“陈思明的案例会让很多大陆人民产生错觉，认为通过台湾较为容易申请到第三国的庇护，但事实上，无论是陈思明或是这次的个案都取得了联合国难民证，理论上来说，最终都可以得到第三国的庇护，只是所需时间长短而已，所以这可能也是让台湾政府最后决定把这条路封堵住的理由。其实每次发生同类事件都会造成政府有关部门相当大的困扰，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律。没有法律的话，每个个案都要进行政治判断或政策性的裁量。”
外界质疑把中国人送马国违反不遣返原则
台湾政府收容难民的政策一直引起争议。有人权组织曾表示，台湾既没有难民法，也没有庇护机制，没有一套流程赋予难民合法居留、工作的权利，政府也没有照顾难民的预算。韦亚妮等三名中国异议人士在台湾寻求庇护受挫，使《难民法》再度成为热门议题。
曾建元说：“难民法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它有专责机关、编制的人员，还有经费，事情就会有人做，不会像现在每个案子进来，既有的机关公务员工作负担都会加重，案子又是政治性的决定，这不是基层公务员能作出决定的，需要层层上报，甚至上报到总统府的国安单位作出决策，所以应当建立标准的作业流程，还有非常明确的难民收容标准，让第一线的公务员可以很快处理。如果担心难民定义涉及到两岸之间的法律地位，他是不是外国，那你就专门针对大陆人民制定譬如说政治庇护法也可以，你不要叫难民法嘛，因为这涉及到两岸关系定位。”
台湾人权促进会则表示，三名中国公民已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若台湾政府能有难民处理机制，或许会有更符合人权，更吻合民主法治程序的处理方式。该组织担心，马来西亚政府会把三人送回泰国，由于泰国和中国政治环境接近，不排除他们的情况会被中国政府掌握。尽管台湾当局没有把三人直接送回中国，但把他们送到马来西亚同样违反不遣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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