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差年味更浓 龙年春节中国人普遍预期值“内卷”

台北 — 大红灯笼高挂、“中国结”沿街缀饰，龙年新春布置在街上最显眼的位置，喜庆的热闹氛围洋溢在北京街头。余小姐不必加入春运人潮赶回老家，在北京迎接娘家和婆家长辈一起欢度新年。比起去年，她忍不住惊叹，今年年味浓，人们特别在意春节过得好不好、够不够红火。像是北京政府全面开放烟花炮竹，在民俗文化观念里，大家都说放炮驱邪，反映出来大家想过好年的状态。
在外企担任品牌行销的余小姐回忆去年春节正值疫情后开放出游，放假隔天的“朋友圈”遍布了到访世界各个国家的亲友，当时大家都认为，只要打开关口、对外互通，2023年经济将会恢复地非常好，充斥乐观与雄心壮志。

时间来到今年春节，余小姐直言，现在人们相对保守，因为以后可能会更不好。我把现在过好、谨慎地过。她对美国之音说：“大家已经开始知道，就是23年不好过、24年也不一定能好过的了，它有点像口红效应，就是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开始倾向于买廉价的奢侈品，比如口红。那这个时候，就大家觉得既然过去一年过得不咋地，那就中国人有一个习俗，就是过年要驱驱不景气的事情。”

中国民众对经济振兴打问号

余小姐表示，放眼中国和全球经济恢复状态都没有预期好，加上美中关系、乌俄、以哈战争也间接影响复苏。她指出中国民众在放慢节奏的同时，也常以黑色幽默群嘲，像是互联网大厂经历大量裁员，社群媒体小红书出现“中产落魄三件套”，指称太太全职、孩子上私立、千万房贷三件事，让大厂工作的中产从人生山峰“返贫”到山谷。

另一方面，政府或商家不断激活民众消费，但明显消费的层次和价格比起以前略有下降，近期出现流行语“不是羽绒服买不起，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比”，以及“不是冰岛去不起，而是哈尔滨更有性价比”，呈现中产阶级在预算紧缩后仍不愿意放弃体验，但很大程度控制成本的状态。

余小姐不讳言很多人对经济振兴的信心仍打上问号，疫情改变了“挣钱方式”，加上很多外企和媒体离开中国，她认为这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工作机会骤减，中国和外界联络减少，走向更狭隘的方向；另一方面外资撤离也腾出空间给本土企业发展机会，积极在中国巨大市场站稳步伐，也拓展海外市场，比如中国新能源汽车、电商和快消品，都是非常重要的出口资源。余小姐认为，龙年有经济回温的可能性，尤其东南亚市场机会多，但机会是留给中国企业、外企或普通民众，尚未可知。

春节经济 国货消费成亮点

不同于民众相对保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月30日报导北京春节以《福满京城、春贺神州》为题，全力举办近万场文化活动。《北京日报》2月2日指出，春节景观布置遍布北京近千条主要大街、3000余条小巷，是历年布置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一次。这都看出中国不遗余力营造热闹节庆氛围。

在河北保定的李小姐有一双儿女正值学龄前阶段，赶在小年夜带孩子到超市买年货，她描述今年年味比去年浓、到处都热闹。她也带孩子走访灯展、庙会等年节线下活动，走亲访友聚会，塑造传统文化的氛围。

李小姐回顾这一年，生活重心在孩子身上，感叹育儿成本高带来很大压力，安排早教班、兴趣班或选择公私立幼儿园，端看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像是尿不湿和奶粉等必需品，需选择可承受范围内的品牌，她表示现在常选购国产用品，价格合适、质量也好、生活都能满足。

《环球时报》2月4日指出春节是中国全年消费的风向标，其中科技类、文化类和国货消费成为龙年春节的热点。报导也引用《国潮品牌年轻消费洞察报告》显示，国潮热度比10年前增长逾5倍，78.5%消费者偏好选择中国品牌。李小姐表示“消费从简”变成流行，社交媒体大幅宣传“消费降级、断舍离、去物欲化”，跟大经济环境有直接关系，她笑称有孩子后很少买自己的东西，之前消费没有升级，所以也没有消费降级的落差感。

青年“躺平”只是世代差异？

经济不振除了造成消费模式改变，做为大学讲师，李小姐也观察到今年“青年躺平”被热烈讨论。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从2023年1月17.3%到6月21.3%节节攀升。台媒中央社2023年10月4日报导社会风向改变，原本“内卷”过度竞争的年轻人在进入社会后选择“躺平”，反映出在大环境下的挫败感。

李小姐认为新一代年轻人并非躺平，而是想法灵活，不受传统局限。她解释00后从小接触高科技、AI、直播，现在信息公开透明，就业发展方向清晰，机遇和上个年代不同，选择也不同。

李小姐对美国之音说：“年轻人还挺有冲劲的，我倒没有感觉就是说躺平，他们对于未来还挺就是满怀希望的那种状态。20到30、35岁之前这个阶段，他是一个在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他要去选择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想法会跟我们不一样，工作的这种性质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就是比如说我要去找一个公司、我要踏踏实实去上班，可能也会不一样。”

对于“躺平”现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陈歆磊也提供不同思考角度，他认为一方面可以说现代年轻人比上一代缺乏斗志，但同时也是思维差异和新世代自我与自信的特质。

陈歆磊指出，回看中国过去50年经历改革开放，思想经过剧烈改变，有明显而且巨大的世代差异。上一代愿意吃苦，从小被教育应该要遵循社会期待的道路；这代年轻人却不一样，不愿意趋同，有自己想法和生活态度，他们更聚焦自身“我干什么会更有意义？我想干什么？”

陈歆磊对美国之音说：“90后（世代）、00后和70后、80后，差得非常地多，像70后很难想象说，是我能找到工作，而我不去找，甚至是因为我不愿意加班，这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的人就可以，我用不着那么拼命去买房子，我也买不起，那我就租好了，对吧？谈恋爱很麻烦，我也懒得谈，我也不想生孩子。这就是他这一代的特质，他相对来说更接近西方的这一代。”

陈歆磊表示年轻人不愿意就业，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想工作。家里条件好，父母也能养他，再待两年不工作也没问题。加上这一代多独生子女，亚洲传统思维的父母资产都给孩子，提供孩子财务靠山，造成中国一线城市99%年轻人买不起房，但父母帮忙买。

陈歆磊直言，“我们那一代人，要是存款里没钱，你会辞职吗？你会出去旅游吗？”现在社会感到惊讶，若再延续两三个世代，就见怪不怪了。

李小姐以教育者的角度建议，现在处在经济疲弱阶段，工作不易找，新的一年优先求稳，保持学习、提升专业能力，再等待未来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