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7·5\”事件发生后，各方对此事件的评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共政府一直推行的民族政策、维汉两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鲜有作过系统的全面分析所致。

这次事件的起因其实很简单，真实的导火索就是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内发生的群体斗殴事件。但这个事件的导因却因一个谣传而引发。当时工厂内有人纷传，厂里有新疆籍员工强奸了两名女工。于是导致汉族部分员工对新疆籍员工产生不满。事发当晚，几名新疆籍员工又对一名在该厂实习的汉族技校女生起哄，更引起部分汉族员工的不满，由不满而生发争拗，以致人员越聚越多，最后酿成群体斗殴事件。造成118名员工受伤，2名新疆籍员工死亡。如果此时，广东警方迅速公布真相并惩戒行凶者，那么，完全有可能平息或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但遗憾的是，广东警方将这一事件习惯性地\”搁置争议\”甚至意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此一来，拜赐现代网络、电讯传播的快捷方便，远在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维族亲友们闻讯后，便仿佛对汉人的旧怨新仇一并爆发，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地对当地汉人和以汉人为主的商场及乌市政府大楼大泄积怨和怒火。其方式竟是许多愤怒的维族人走上街头主动用刀具攻击、杀害街上无辜的汉人百姓，造成约192名汉人平民当即丧生，事件还造成1721人受伤，有900多人伤愈出院。仍在医院救治的还有881人。其中重伤179人，危重66人。

另外还有331间店铺、627辆汽车被砸被烧。这是中共建政迄今，汉维之间最严重的种族暴力冲突事件。堪称中国版的小规模 \”9·11\”事件。

一

维人的排汉反汉的情结，其深层次问题显然是相当复杂的。

虽然此次恐怖事件的直接起因看起来是一起距新疆万里之遥的广东韶关的偶然性维汉民族群体斗殴事件，但实际上维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远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满清王朝对新疆的征服，近则可以归咎于中共建政以后，将大量汉人迁入新疆，不断地在新疆进行\”大汉族主义\”政策的扩张。这种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超过了维族人的容忍程度，而这种汉化政策不但没有让维族人全面归顺，反而加剧了维汉民族的对立情绪。同时也造成了汉维民族今天巨大的经济差距与政治差距。再加上中共对维族信仰伊斯兰教的轻视甚至限制等行为，更使维族人赖以寄托的精神资源也无所依托，从而促使维人对汉人的统治产生强烈不满。这种积怨已久的火种终于使今天的局面达致难以收拾的地步。

维人多认为，汉人趁改革开放之机，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为名，行掠夺新疆天然资源之实。维人多有抱怨\”我们这里脚上流油，头上过电，但享受不到\”。他们对中央政府在新疆开发石油天燃气等资源心生不满，认为汉人来到新疆不但\”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还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也不尊重他们的宗教等风俗生活习惯；使他们不得不远离家乡寻找工作，但由于民族和语言问题，他们无论在新疆还是在内地的就业竞争中也往往无法与汉人平等竞争……

于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维汉民族的对立情绪，即使没有官方所称的\”热比娅等境外反华势力的操纵与指挥\”，积郁已久的民族悲愤烈焰也迟早会有\”干柴烈火\”的一天。虽然在毛时代的高压政策下，难有集聚爆发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新疆是一直是平静的。事实上，八十年代以来，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建设兵团\”和维族人的矛盾就已呈逐步恶化之势，民族对立情绪不断加深，各种流血冲突接踵而起的小型事件几乎天天发生。正如当地人揭露的\”其实这样的暴力活动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分散的，而\”7·5\”事件，则是集中的。\”只是由于官方媒体统一口径，瞒而不报，才使全国公众不明真相罢了。

二

在这次事件中，有两种比较明显的分析和观点，其一是\”逢中必反\”的态度，认为维汉民众的冲突，肯定是一出问题必是汉人之错。这种认识也有失偏颇；其二是强烈谴责维族暴徒伤害汉人平民的行径。然而这种谴责也缺少足够的思辨底气。理智分析当前的危机，应该说，首先，地区之间尤其是中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巨大差距是其主要原因，而且这种差距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其次，是中共的民族政策一以贯之地借鉴过时的 \”苏式\”民族政策模式即创立者列宁主义模式，那是一种早已不适应现代文明世界的发展格局的、不尊重民族自主自治的霸权主义模式。虽然前苏联政府对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给予大量的慷慨援助，但因为在加盟国强制推行的极权专制体制极大地窒息了社会生机，造成了加盟国的普遍贫困落后和腐败不公正。这种落后体制造成的负面效应早已远远超过经济援助的正面效益，最终造成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的普遍离心倾向。

民族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所以经济根源是民族问题的根本所在。据中共官方最近的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 之比是1.8：1.18：1， 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数据无可辩驳地显示着1990年代以后民族地区与中部特别是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在加速扩大。更不必提与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巨大差距了。况且这种差距还呈继续扩大的特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国26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总之，对于地域广大却在公共领域和经济利益被日益双重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摆在其面前的困难不但是与发达地区差距拉大和相对贫困的问题，而且也有短期内难以摆脱的绝对贫困问题。这无疑对各地区、各民族平等平权、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构成了事实上的严重伤害。

三

新疆存在的维汉民族对立和冲突问题，其实也与1990年代苏联瓦解后的中亚变局也即中亚的\”权力大竞逐\”息息相关。前苏联的解体，就与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差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加盟共和国为争夺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经济自主权矛盾不断加深，在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诱致下，导致全面爆发民族危机，进而苏联解体。1985年以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虽然民族矛盾已经相当严重，但是苏联官方仍然漠视民族问题的存在，只是到1989年，苏共才承认民族问题的存在，但此时民族分离倾向已经越发严重，到1990年民族矛盾已经日益向民族分离道路发展，并逐步发展成为政治精英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国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追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分离道路。据统计，到1990年的5年时间里，苏联发生的涉及民族问题的示威、游行、冲突、骚乱高达2000多次，民族冲突流血事件几十次，造成1000多人丧生、近万人受伤，近60万人无家可归，民族危机遍及全苏联。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随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如法炮制宣布独立。为了阻止国家分裂，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虽然在有6个加盟共和国抵制的情况下，全苏联还是有80%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其中绝大多数（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具体各加盟共和国赞同保留联盟的人比例是，俄罗斯占73.14%，白俄罗斯占93.7%，乌克兰占70%，阿塞拜疆占93%，哈萨克斯坦占94%，乌兹别克斯坦占93.7%，吉尔吉斯斯坦占94.5%，塔吉克斯坦占96%，土库曼斯坦占98%），但是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围绕权力分配的斗争仍然异常激烈，民族矛盾日趋白热化。与此同时，又因为缺乏民主制度上权威性的政治保障，导致民意的决定根本无力阻止苏联的解体。同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政治领导人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宣布了苏联成为历史，苏联一分而为15个国家。

民族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平衡与否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突出的文化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持。如果不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问题，保障民族文化多元一体，那么，要保持所谓\”稳定大局\”，无异于空中楼阁。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成了许多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有的民族几乎是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有的宗教是多种民族的共同信仰，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密不可分。因此，如果宗教问题处理不妥，往往会对民族问题造成不利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民族间的暴力冲突。然而，中共素来在处理宗教信仰问题方面，因为在无神论这个意识形态上的顽固不化而常常缺乏敏感，与信仰虔诚的少数民族无法交流、感情疏离。而现在对于这个无神论政权来说，要想在不进行体制转型的条件下奢谈并尊重民族信仰，其难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中共现政权不检讨自身的民族政策，不检讨汉人对新疆过于膨胀的汉化速度，只是习惯性地把所有群体性事件归罪于境外的操纵，归责于维人的排汉反汉情绪；或者当局所施行的经济发展方案不能让各民族的普通民众都能在经济发展中受益；少数民族政策也不能凸显\”民族平等\”的原则，那么，今后各地民族冲突的后遗症必将持续发酵，更大的冲突隐患也许只会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许多事情正是因为北京当局所施行的顽固不变的意识形态痼疾在作祟，才促使维族的不满与愤懑持续扩大，才变得\”暴民\”更容易动员和号召维人参与暴动。事实上，这在西藏也已成了一个随时都可以自动引爆冲突的民族气氛。

四

通过此一事件，现在多数理性的中国网民认为，现在中国的民族政策已经宣告失败，必须进行重新调整。民族政策中被诟病较多的，是对少数民族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在司法上实行\”两少一宽\”，即对少数民族罪犯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以及拥有高考加分资格、生育优惠政策和免费医疗照顾等。殊不知任何优惠政策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理由。网上有人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逆向民族歧视政策\”，该政策没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纵容了少数民族中的渣滓，让他们有恃无恐。它一方面侵害了汉族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抹黑了多数守法善良的少数民族的形象，必须尽快废除。笔者曾在游历新疆的巴士上，有过这样一次经历。当我们乘坐的小型巴士行驶在傍晚的林间小道上时，发现司机突然减速，好奇的乘客纷纷探头查看车子前方出了什么事。原来有两个身着民族服装的维族壮汉大摇大摆地故意背对着我们的车子拦住去路，汉人司机见势不妙，把方向盘一会打左一会打右，想绕开那两人开过去，但拦路者却采取你向左开他就移步左方，你向右拐他也向右移动的办法阻拦挑衅。这时全车乘客都非常紧张！司机只好耐心地、缓慢地玩着这种走S型的游戏。突然间，司机趁那两人注意力分散的一个空档，猛一加油，夺路绝尘而逃。这样才躲过了一劫。司机后来说，如果这时车内有人开了车窗，那就麻烦大了！因为他们身上都有刀具，接下来一番洗劫便在所难免。须知少数民族不同于汉人的一点是，携带任何刀具都是合法的。

有的\”优待\”式成规经年累月下来，自然部分地纵容和助长了少数不法维人的寻衅气焰，同时也将满腹怨气留给了汉人，就像这个汉人司机的委曲求全一样。因此有人指出，歧视主体民族来照顾少数民族虽然让前者感觉时时受气，但也使少数民族觉得他们吃了亏，国家才优待他们。

五

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由于其民主体制能够为绝大多数公民谋求福利，政府官吏也没有任何职务特权，所有公民的权利都能受到充分的尊重。所以尽管美国政府没有为哪个少数民族拨钱送物，但绝大多数民族成员都能感受到民主政治的恩惠，并对行使民主政治的国家自然效忠。这就是文明世界能够巧妙地通过民主共和制这个\”最不坏的政治体制\”来维持其国家权力、维护民族统一的成功所在。所以民主制度是一种相对有效而公平的政治法律制度安排，并且具有不以人员、机构和政党的任何更替而动摇的稳定特性。

无论从世界历史看，还是从全球现实看，民族问题如处理不当，必然酿成社会大动荡。虽然从这次\”7·5\”事件上看，中共政府表面上似乎是把维人的\”骚乱\”压下去了，但这次事件不仅对中共的形象，而且对安抚维族的对立情绪上来看，一点也算不上赢家。

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多达1亿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占国土面积的64%，西部和边疆地区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下，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国需要有文明进步、符合世界人权标准的民族政策，无论对北京现政权还是未来民选政权，这都是重要的一课。胡温政权必须以更敏锐的方式来改善对弱势种族的歧视，对弱势种族地区的发展也必须更尊重地方自主性的选择，而不能把汉人专制社会因循守旧的那一套照搬。应当顺应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也就是《零八宪章》中提出的一些方案，在民族自治区内实行联邦制，方能真正一劳永逸地解决新疆问题。不能再继续现有的既不讨好少数民族也没给当地汉人带来安全感的\”逆向民族歧视政策\”，例如此次\”7·5\”事件发生后，就导致第二天上万汉人群情激愤地走上街头抗议游行。汉人觉得当地政府反应迟缓，因此只能靠自己保护自己，而地方当局只能依靠武力去压迫维族人就范，人心又怎能单纯用武力去压服？

当局只有实现政治体制的彻底转型，才能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各民族才能获得社会稳定的政治保障。余杰说得不错，如果去年我们发表《零八宪章》的时候，官方就以相当大的善意去接纳，展开对话，甚至在他们具体的政策上，包括对新疆、西藏的政策上做一些调整，就不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剧烈的暴力冲突事件，那么多人的性命就会免于一死。在这样一个思路下，处理新疆、西藏，包括香港台湾的问题，也会比现有的所谓民族区域这种虚伪的自治更好。民主化的中国，不仅能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治权，而且也能让他们感到在人权上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和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