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复制不了，浩劫仍可再来
迄今，称文革再来或文革2.0版已来的声音仍不绝于缕，且并非全无依据，但总觉得依据不足。若被此依据不足左右了中国大陆的思维思想，并不利于争民主、人权之事业。因为此声音若源自文革中深受其害者的余悸犹存，自当充分理解。若源自权贵阶层精英阶层的担忧既得利益失去，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者的欺骗性一如既往地修饰了红朝统治的暴虐。
为什么说文革复制不了？
资料照：广东省汕头市举办文革展览，参观者走过的一幅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画像。（2007年4月25日）
视文革乃罪魁毛泽东严重心理变态之产物，是文革后自由民主派的共识与时尚。的确，文革浩劫成就了世界文明史上罕见一幕，虽非史无前例，却也前例极少。痛定思痛之余，自当全面反思。它是也一定是暴虐的极权、自成一体的盲目自大文化、经不住现实冲击而回归虚伪的脆弱伦理、陆权时代的农耕经济、大天朝被迫降格为国家一员激发的民粹价值观等合力的产物。不借助这些条件，毛泽东造就不了文革大阵势，正如不借助一战后主权权力与资本权力带来的世界严重恶意，希特勒驱动不了二战一样。不要太高看他们的个人能力。他们的惊天能量，是借力打力后形成的燎原火势才有的表现。
笔者以为，十年文革的定义不严谨，不合事实，需要对此多花点笔墨。它体现了对一个邪教式王朝及导演的病态社会的强烈控诉，博得了劫后众生的广泛共鸣，政治和情感的憎厌压倒了沉痛的冷静剖析，此定义也就约定俗成了，直至公然质疑还可能犯众怒。此定义的提出者与支持者主要是两类人群，一是文革中被冲击被羞辱的知识阶层，其中的文化官僚多半才学浅薄，技术官僚从来都惯于人云亦云，二是曾经失势一直心情压抑的各级权贵。不得不说，两类人基本上都是保党护党派，追逐官本位近乎虔诚。因为他们的憎恶文革乃至憎恨毛泽东多半属于就事说事，不敢也不愿把毛泽东和文革与共产教义及红朝权力架构联系起来。当他们迎来平反后复出以及改革开放后出人头地，休说原应该对民族的深重苦难作全面反思了，便是还应该对自身良心进行拷问也避之不及了。他们是不敢正视这一点的，红朝的种种疯狂，他们皆曾是自觉不自觉的参与者、拥护者，特殊年代不宜苛求他们是一回事，不承认事实又是一回事。
十年文革的真相是：就造成的破坏而言，似可以说是个连续过程，就文革欲达到的目标及运作方式而言，这个过程林彪事件后便目标移转。它分为三个阶段，从1966年五月始，到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为“理想阶段”实乃空前的大胡闹大混乱阶段，难以思议的闹剧迭起。红卫兵的狂热，武汉“七二0”事件，军事管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它们的具体行为久有叙述，广为人知，就不说了。从九大到林彪事件，为狂热走向冷寂及理想开始破灭阶段，重心是专制统治对以往狂热人事尤其对所谓反革命分子大清算的“一打三反”运动，以及上山下乡反映的对无知学生的利用完了便遗弃。它们的具体内容，一样久有叙述。从林彪事件到毛泽东归天后马上抓捕“四人帮”，是第三阶段，与文革狂热参与者欲达到的目标基本上不沾边了，支配生活的主演是上层权力由暗中博弈到摊牌。博弈中双方皆心知肚明，主义或理想完全成了扯蛋，红朝及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一个固权、保权、夺权的问题。双方当事人的不同表演，性质上较之第一阶段更丑陋，更不必详叙。这个阶段有一个明明白白的常识，如果不复文革，便没有这号残酷下流的权力斗争，那么认定文革持续了十年便叫准确。但事实是有没有文革，共产国家残酷下流的权利斗争都是存在的。进一步说，歪曲、阉割、篡改历史，原是一应极权的拿手戏，若我们也照做，于后人何益？不能不说，很多民主自由派一样欠思考。
所以，把第一个阶段称为文化大革命名实相符。标志是运动自上而下时，对官僚系统的冲击、对所谓走贸派的整肃，是打造文明新纪元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它们是打造新生活最大的绊脚石。以为文革目的就是毛泽东为了要夺回曾让渡的权力，小看了毛泽东。无妨这样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要在旧的国家官僚系统上打造一部共产统治永动机，学生是他手里的榔头，工人是他手里的扳手，可惜光靠榔头和扳手制造不出永动机。运动自下而上时，种种疯狂的反智、反人性、反文明行为，皆为打造所谓至纯新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可谓不破不立吧。大量参与者潜意识里欲重振天朝雄风，再现新的文明辉煌，进而让外部罪恶世界刮目相看的理想追求并非杜撰。当然，不乏积极分子的另一大动力来自要在伟大时代出人头地。此事其实不宜指摘，人间无此动力，何来文明建树？这个阶段的致命伤是，伟人的永动机和虔诚追随者的天堂美景，是一个从水面上可以一眼看见却永远都捞不着的月亮，违反了灵与肉互相搏杀后仍需要互相依存的自然律。它注定了文革的虚幻目标走向变异变态，势必走向普遍犯罪，被野心家利用后再罪恶累累。它的另类价值在于：这个不信天上的神而离不开人间的神的民族，如果不改思维与价值观，休想在世界文明中引领潮流，只能在一流文明后面东施效颦不成后恼羞成怒，不惜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害人害己。今天，此闹剧仍在上演，仿佛没有尽头。君不见，又一个神发明了多少思想，出了多少书，可惜没几个人看得懂，也就没几个人看。而事态还有一个方面，假若他聪明一点灵活一点吹的牛皮不是太离谱，他的神位没准也能牢固几十年，人家身上的血和我们身上的血不一样啊！
第二个阶段，既已事与愿违，且代价已不堪承受，发动者便被迫收敛狂念，改变目标，调整布局，中下层参与者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失落感。本来，文革已宣告结束，标志为“中央文革小组”被撤销。但是，已高速运行的疯狂列车不是大独裁者一声令下就能立即刹车的，得有一个过程。主要是，文化是由人体现的，不容文革不把革命手段首先对准人尤其多劣迹的权势者，这就势必招致被革命者的本能怨恨、抵制与反制。同时，发动者也不敢不要党和政府这个基本盘及统治秩序，尽管他已明白他既无从摆脱党和政府对他的绑架，他的神力也到此为止。此为对一应被认定为别有用心者“一打三反”的由来。正是这个大清算运动，文革便在事实上不能叫结束。认为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破产，能成立。
第三个阶段，再叫文革很大程度上已属牵强附会。主要依据为：1、自从出来了“一打三反”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下而上的打造至纯生活的狂热参与已成历史。2、上层权力的博弈更多是极权产物。失势的官僚不甘心，新贵则要固权，不可能和平相处。而这个极权，从来都是民生困苦、经济凋零、文化荒漠化、冤假错案遍于国中、闭关锁国等等的因。当然，前五年的遗产也是个因素。但这个因素决不是林彪事件后继续荒唐行为的主因。例如，全民赤贫生活，源自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它们可不是文革产物。又如那个枫桥经验，时间上出现在1966年前。再如冤假错案遍于国中，乃中共自建政便如影随形。
为什么要把无论性质上还是运作方式上都有了重大变化的第三阶段，与第一第二阶段定义为一个连续体，依笔者浅见，不是一个学术上的错误，也不是一个陷入了情感好恶误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前述两类又拥有了话语权的群体的有意为之。意图明显，突出了文革的浩劫之重与时间之长，便相应地突出了毛泽东晚年的昏聩，从而淡化了大独裁者与极权架构无从拆解的关系，也就证明了复出后官僚们的合理合法性与正统性。知识阶层也乐于突出文革的浩劫之重与时间之长，不外乎这样做了更能衬托出邓小平路线的拨乱反正。然而这个“乱” 不假，这个“正”无非自以为是罢了。将此归于知识阶层整体素质的浅薄或时代局限，有相当依据但依据不充分，因为主要属于为自身的被招安寻找堂皇理由，他们敢把招安的要害问题公示于众吗？那不是宣告自己由受害者迅速变身为助纣为虐吗？他们并非不识这一点，例如那个“加入共产党是为了改造共产党”之说。先且不去说这号人太高看自身了，仅仅这个说法就反映了真实的心理动机，便是共产党通过改造是可以回归正道的，既然如此，他们当然没有了心理负担。可是正是这个没有了心理负担，支持了尔后他们进入权力场后，大胆地为改革开放唱赞歌，以掩饰他们行为上开始了竟相贪腐与群魔乱舞。他们敢正视六•四后这个党、这个改革开放仍在一步步把国家导入更大的失败吗？因物质生活得以改善的多数国人看不见饮鸩止渴的可怕属于情有可原，如果追求民主、人权，希望社会长治久安，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我们，仍被种种迷雾遮住双眼，那就不免是我们的问题了。今日中国社会陷入了重度病态，岂无深刻原因，不容人不深思。顺便说一句，笔者不能接受郑永年教授的立场，但乐于认可他的某种洞察力，例如他对中国知识界的水平定位。
事实上，不能较准确地定义文革，便难以较准确地看待共产党与红朝乃至中国社会，当然也就预告了虽然文革复制不了，不等于浩劫不会再来。
重温文革这页历史，当然是为了说明，文革在中国已一去不复返了。它不复再有产生文革的内外条件，对内，共产神话早已破产，文革后几个新党员是因理想召唤？多年来的几轮民族主义狂热，主要源自大天朝情结和国家主义，另发展出来一种稳赚不赔的爱国生意，追求的是世俗功利而非天堂美景，全球化和空权时代越来越成不了大气候。指望工人阶级和市民尤其农民工再充满激情上街保卫社会主义，做梦去吧。实际，中南海是明白这一点的。从邓、江、胡到今日一尊，谁还有胆量让城市人自发上街？借他们一百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这也是毛粉怀念毛泽东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外，二战前充斥着极端恶意的世界已成为历史，地球村概念已在一步步稀释国家主权概念，任何国家站在一己立场上的横行只会招来大反噬，特别中国经济已离不开外部的资源与技术，拿什么当真去打倒一切反动派？例如只一个属于“内政”的武统台湾，其实中南海已越来越没有底气。官媒上种种豪言，不值一提。中南海诸君，不至于都是小学生智商吧。是以文革2.0版，强弩之末的极权2.0版罢了。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某些别有用心高唱文革2.0版的人，要为改革开放进入死胡同替当局转移视线而已，它确能在病态生活中迷惑、吓唬相当多人，但魔术不是神迹。
但文革难以复制，不等于相当时空内不再出现浩劫。
中共的伟大之处在于通过七十余年的努力后，已成功地消灭了文明人应有的气质。气质乃文明的花朵，往往比智慧更鲜艳。文革前三年的如火如荼局面，不论从理性上和效果上看如何荒谬，就情感而言当时人的气质仍旧明显。例如不乏精英人物的“士可杀，不可辱”。又如芸芸众生渴盼红太阳能带来一个至纯至洁的天堂新生活。今天，当局仍可以利用刺刀自上而下推行文革时一些大措施，如威逼下唱红歌，鼓励告密等等，却也不会再有自下而上的心悦诚服。这就是红朝为了极权统治，需要把国人改造成工蚁般的“半人”，不复气质的“半人”对红朝的反噬。
之所以说浩劫仍可再来，“半人”遍布国中是个极重要甚至决定性原因。日后的中国，在无可抗拒的世界大势影响下，走上湾湾式民主之路的可能性并不小，时间上似也不会太久。有观点认为，当中国社会大崩溃引发对世界的大冲击时，国际上会干预，将有助于恢复秩序和文明转型。不过，国际上承受得住必然的巨大成本吗，令人存疑。况且，如果你这个十几亿人自己不思奋起，人家凭什么倾力帮你？所以另一种可能不能排除，便是只能通过大中国解体，从而激活或再造各个国家或自治体的精、气、神，消弭国人由来已久的大一统情结，民主之路方才可望坦荡。所谓民主，从原理上讲本来就包括了小家庭生活方式对四世同堂大家庭生活方式的抵制。更重要是，它是文明越发展、越需要既纵向扩权又横向分权的需要。笔者重申，日后所有的超级大国都不免解体，是因大资本权力、无可抗拒的技术权能，其扩张天性与超级大国不容质疑的主权权力不相容。它们只能是网格状互补关系，不能再是垂直型臣服关系。
但中国确有特色。今天的最大特色就是官僚阶层已不可救药，指望他们回归良知已是对牛弹琴，用暴力对付他们不合时代精神，还会遗祸无穷，用和、理、非对待他们又不为他们买账，多半只有时间才能消除此毒瘤。意味着此毒瘤仍将祸害中国相当时间，而由遍地愚民演变成了遍地“半人”，分明是供应此毒瘤的营养液。“半人”的显著特征，是不惜各自为战，愿意主动地适应丛林法则。这样的社会若再演一场新的浩劫生活，并不令人奇怪。
具体地说，中国虽无前南斯拉夫、前苏联的族群宿怨和宗教敌视等顽症，但经济、文化发展以及资源分布很不平衡，亦是分治时不小的难题，尤以中共统治下整整三代人浇铸的城乡差别、贫富悬殊，公权力组织早成黑社会，精英层乃至知识界的弱智与堕落，十几亿“半人”的原子化加上极度冷漠自私孽生的严重戾气，大变来临时红三代、红四代的势必大破坏，经济结构即使转型其惯力和惰性的消除只恐也须相当时间，等等社会矛盾，皆极易在野心家、守旧派的各种动人口号煽情下把问题放大。化解这些问题，不一定非得成熟的民主机制不可，但一定少不得相当的民主意识公民意识，“半人”却不具备此意识。今日中国特别黄河以北地区，多少倚老卖老者仍离不开《新闻联播》，另有多少年轻人为网上垃圾信息所左右。一旦这些问题放大，再辅以大变时代的经济一定无从令多数人满意，内战虽未必，内乱便难免。此一文明形态新生儿的分娩前阵痛，将视难产程度而定。应考虑到阵痛持续一代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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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存统治的瓦解不会久了，可喜可贺之余，也该对日后困难作出思想准备。此非什么“唱衰”，无须担忧会影响争民主人权的士气。甚至还应该考虑重建文明的“千年大计”。自崖山特别清末民初以来，供华夏子孙生存的古老文明需要脱胎换骨的恒定命运便已显现，不闯关不行了。因为，亡国从来不足惜，国家从来是个常态下遮风挡雨的房屋，哪来房屋千年不倒？异态下把旧房子换成新房子，本是正道。但是，坐视这个原本优质的文明走向消亡就性质不同，亡国当然会伤害少数既得利益者，亡文明则会让绝大多数人难免池鱼之殃。
看来，迄今仍不屑于民主、人权的中国人，无分阶层，终不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终结红朝专制后仍悲剧频频，就不宜再全部迁怒于前朝遗祸了，正如今天俄国人支持普京侵略乌克兰，不能再简单归于苏联人曾支持勃列日涅夫发兵阿富汗的遗传病一样。如果现在能明白此道理，在此道理指引下伴以行动，减轻阵痛才有可能。今日可以堪慰的是，明事理的人越来越多了。笔者并不怀疑，再经历一次大阵痛后，这块土地仍可望焕发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