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思想统一，制造舆论一律，对极权政党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极权，要求由一个头脑思考，用一种标准思维，以一个声音发言，只准一种舆论存在。中共七大树立起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是这种极权的完成式。思想统一，需要对有思想者予以过滤；舆论一律，需要对有舆论者予以弥平。建国以后的思想改造，反武训传，反俞平伯，反胡适，反胡风，反右，文革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态，规模由小到大，制裁由宽至严，按照最高权力规定的标准，整饬罹网者。这对知识分子的震慑作用是显然的。在围攻中，罹网者必须表示\”悔过\”，交出\”黑心\”，批判\”反动\”，倾诉\”忠诚\”。在反复折腾下，被整饬者终于服输，悔恨有加。巴金说：\”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巴金：《真话集》，第45页）叶浅予说：\”跪在地上，膝盖骨很痛，痛得冒汗，这短暂的一痛，抵不了我们长期的罪！这痛，是彻底改造的一服良药！\”（叶浅予：《十年荒唐梦》，第41页）整肃到这种程度，才是极权党要求的理想状态。
蔑视知识，贬斥知识者，是中共的价值观。这种理念不反映劳动者的认识，而是游民意识。劳动者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把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奉为\”天地君亲\”之后的第五位给予崇敬，而流氓无产者–游民则取完全相反的态度。这些人把烧杀抢掠视为基本价值取向，奉行丛林法则，而把读书识字排斥在价值范畴之外，认为知识与无能是相通的。这种意识在中共队伍中形成强势，蔑视知识，贬斥知识者也就成为中共的指导原则，毛泽东又进一步把这一原则发展为\”越有知识越反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成为反智主义名言。正是这种反智主义将知识分子整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深悔负载知识、启迪文明的不得其时，精通德、英、法语和梵文、巴利文、俄文、阿拉伯文的季羡林不得不\”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第385页）可以说，在反智主义对知识及其载体的摧残中，知识分子彻底丧失自尊、自信、自爱、自强，整体匍伏于地，任人役使。
\”六四\”的震撼性在于，对敢于挑战思想统一、舆论一律者，径直以武装集团的屠戮予以制裁，露出暴力政治极端残忍和血腥的本质。如果说毛泽东只是使知识群体匍伏于地，邓小平则是打断知识群体的脊梁，使之无法站立起来。江泽民更进一步，把一部分确实输诚的知识分子收编在体制内，成为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对大多数知识分子给予物质和精神安抚，使之各安其业，杜绝非分之想，对敢于坚持异议、敢于维护人权者则无情镇慑，断然处置。分而治之的策略使知识分子的公共使命感萎缩，由此导致思想界失魂落魄，风骨散失，难以构成对极权统治、专制肆虐的威胁。这种状况严重阻滞社会转型的进展，使这项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至今寸步难行。
社会转型，由极权或后极权转变为宪政民主必须有充分的理论阐释，有透彻的科学论证。西方社会转型历程证实，那里的宪政民主实践是建立在长达数百年的一系列科学智慧的基础之上的，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从洛克、密尔到霍布斯、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学说，直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拉斯基的《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深入的和多方面的论证保证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改进是扎实和稳固的。这些科学的智慧就是那里的宪政民主制度的\”思想库\”。反观中国大陆，不要说关于宪政民主的独创性论证极少，就是研究西方宪政民主理论以作借鉴的著作也属鲜见。理论研究的薄弱源于当局一再重申拒绝三权分立及多党竞争，这类研究自然遭到打压和禁绝。方励之教授曾热衷于民主的宣扬，力主\”让先进的文化全面冲击中国\”，\”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方励之言论摘编》第38页）这当然剌激了中共神经，被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本，迫使方教授作出某种保证才放逐国外，不再与闻民主事业。90年代重提自由主义，李慎之先生为此而发表一些研究心得，对扩大自由主义影响当然是一种促进。但是，他并未达到自由主义\”大师\”或\”思想家\”的境界，甚至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深处还留有共产文化的巢穴。学者刘志琴在去年第6期《炎黄春秋》发文，认为李先生只是一位\”真正的党内改革派\”，\”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之地，所以自由主义者就以李先生为领军人物，这是时代造就的错位。\”一位重归书斋，一位驾鹤西去，这两位标志性人物的结局告诉我们，向宪政民主转型所需的\”思想库\”远未形成，差距甚大。
有一则事例说起来发人深思：密尔名著《论自由》早在清末即由严复译出，以《群己权界论》之名出版，至今106年，1959年又由程崇华以现代汉语翻译出版，至今半个世纪。密尔在该书着重探讨公民社会保障个人自由的原则，为中国社会转型所必需。该书多次提到中国，批判中国的官僚专制体制，更是可资借鉴之处。然而，此书在大陆中国影响甚微，思想界对它漠然视之。何以如此？盖在缺乏社会动力。多年的强权压制将庶民训练得安于驯服，个人自由被剥夺而听之任之，社会对此呈现浑浑噩噩状态。将这一现实与西欧相比，那里远在19世纪中叶已经把个人自由作为公民社会的基本原素而付诸实施，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法则演变为不可逆转的社会体制，中西双方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社会转型还需要\”工程设计\”，按照一定的理论原则，结合现实的社会状况，给出未来宪政民主大厦的施工结构。这方面，2008年取得可喜成果：《零八宪章》问世。尽管它是一张蓝图，尚有不完善处，但未来社会的基本架构形诸文字，总算使社会转型目标有了初步轮廓。令人关注的是，围绕宪章引发的社会反应，其中当权者的反应与签署者的回应颇有看点。宪章描绘的是法治社会、多党选举和分权制衡的中国，与现实的一党专制的中国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由此引起当权者高度警觉。宪章指出中共夺得大陆统治权\”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深渊\”，要求\”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由此引起当权者全面紧张。加以宪章签署者显示越来越大的威力，形成对当权者的迫压之势，使当局坐卧不安。胡锦涛赶忙宣布\”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吴邦国继之公告\”不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由中央一、二把手出面表态，可见当局懂得宪章对中共的杀伤力。
2008年12月与2009年初，中央分别以24号文件和2号文件，接连要求全党\”严防海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全面进行渗透\”，又专门下文，称《零八宪章》\”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警告党员不得参与此事。这是当局对它所惧怕的势力的惯用伎俩，是它动用专政暴力的前奏。对刘晓波的\”监视居住\”和逮捕，对签署者的普遍威胁，以开除公职恐吓签署者，逼迫签署活动停止运作，这是实际的镇压措施。看来，中南海把《零八宪章》的公布及签署活动的展开视为势头猛烈的敌对行为，要从重从快把这一\”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面对这种形势，宪章签署者纷纷出面，宣扬宪章是\”融合左右，超越对抗\”（杨光），宪章是\”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杜光），宪章\”不是政治反对派的宣言\”，\”我们摈弃传统政治思维中着眼于改变政权和更换掌权者的做法\”（徐友渔），宪章\”只求政权改善，而绝无颠覆共产党政权之意\”（李怡）。这些陈述有着同一的含义：向统治者表述善意，说明宪章和中共目标有着基本一致之处，保证对政权不构成威胁。但是，这样的辩解无法面对宪章提出的\”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的要求。这个要求是\”超越对抗\”还是揭示对抗？是\”合作的宣言\”还是挑战专制的宣言？是\”只求政权改善\”还是决心结束专制政权？
《零八宪章》承诺不改变旧政权、不更换掌权者吗？其实，所谓\”超越对抗\”、\”和解\”、\”合作\”等等都是签署者各自的解读，宪章本身并没有这些价值判断。给宪章附加这些玫瑰色花环，成为一种显眼的动向，值得深思。有两点是不能回避的：（1）既然签名支持宪章埋葬\”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又声明摈弃\”改变政权\”的做法、\”只求政权改善\”，这两者如何求得一致？如果它们是自相矛盾的，那么，声明摈弃\”改变政权\”的做法、\”只求政权改善\”的签署者将何以自处？（2）当权者明确表示对宪章及签署者持暴力扼杀的决心，签署者却委曲求全，一再表示求和意愿，这种态度能否使当权者回心转意？如果当权者坚持严厉打压方针，那么，求和意愿还有什么希望？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只要是关心《零八宪章》者，都不能不对此有所考虑。
一党专制是中共的生命所系，剥夺或者放弃一党专制特权就表示中共已有生命的终结。所以，《零八宪章》主张\”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同中共坚持维护这一特权形成的矛盾具有对抗性、不可调和性。或者是中共取消这一特权，或者是宪章抹去这一要求，对抗性矛盾只能以这种方式解决。相互调和、折衷、妥协、让步，是非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式，它要求在各自让出部分实力的基础上，维持共存状态。当然，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条件是：当实力对比逐渐发生转化，弱势一方实力增长到足以抗衡强势一方时，双方均有避免同时削弱各自实力的愿望，矛盾的调和、折衷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双方的共存、合作就有了可能。如果这样的转化条件不存在，双方实力对比十分悬殊，弱势一方勉强要求与强势一方和解、合作，那是不现实的。目前正在活动的与当权者和解的思潮就是这样的动向。有些人热情地拟出种种和解方案向社会推荐。
不妨举两个实例如下：（1）共产党继续执政，规定具体年限，在此期间实行三权分立的监督模式，允许多党存在，全面保护宪法承认的公民权利，军队国家化，等等。（萧瀚：《关于\’零八宪章\’》）（2）全国人大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对六四、法轮功问题，公布真相，有错误就承认，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对各地的政法纠纷，成立省市县\”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接受申诉，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冤假错案应平反，给予补偿，对循私枉法官吏绳之以法。（杜光：《在\”冲突与和解\”主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两个方案的不足之处是，民间实力没有达到可与当权者抗衡的程度时，你代表民间所提和解建议绝对不会引起当局注意，连他们的秘书都不会看一眼。一旦民间实力能够与当权者抗衡时，你代表民间所提和解建议必须有平等交换实力的内容才会引起对方兴趣。单方面取得对方实力的妥协只能在兵临城下时才会出现。以为执政党会同意\”虚君共和\”，把它的权力架空来搞社会转型，或者以为执政党会同意由公共机构查处它的罪行，然后公之于众（1957年罗隆基提议成立\”平反委员会\”就是这种思路），这些构思只是单方面的设想，是在损害对方权益基础上的单方面的收益，恐怕很难行得通。和解与合作是双方意愿一致基础上的互动，权益的交换是平等的和互惠的，不遵守这一原则而设计只利于单方面权益增加的实施方案，是不现实的。
对抗性矛盾有无妥协的可能？当然有。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争夺统治权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没有可调和性（马歇尔来华调处一年多，以失败告终），但是，国共双方背后的美、苏两国均不支持内战，国内各民主党派积极反对内战，在国际、国内的和平力量的迫压下，国共双方于1945年签订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双十协议。这就表明对抗性矛盾有可能相互妥协。本来，政治就是妥协的产物，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不断寻求妥协，人类才能生存，社会才能延续；一味地斗下去，斗到最后两败俱伤，国力大损，这是毛泽东的主张。不过，对抗性矛盾的妥协是短暂的、不稳定的，随时可能破裂的，这个特点使它区别于非对抗性矛盾的妥协。从实际过程看，对抗性矛盾达成的妥协只是长过程的若干点，经过这些点，双方的较量得以暂时喘息，然后，矛盾再次进入对抗状态。
历史上，1946年由国民党主持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由共产党主持在北平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国共两党对抗性矛盾在各方均作出让步的基础上求得政治一致的实例，这就是历史长过程的两个妥协点。仔细考察，对抗性矛盾在运动过程中求得暂时缓解的妥协点是很多的。湖北石首永隆酒店厨师从3楼坠地，被群众揭发为非正常死亡，引发数千群众与军警护尸、夺尸之争，4万人助势，砸警车，烧酒楼，群众抒愤懑，显威力，让军警束手无策――这是对抗性矛盾爆发的形式。最后政府以厨师为自杀而结束这场群体事件，群众无可奈何地恢复原态――这是对抗性矛盾得到妥协的形式。然后，这类矛盾又在其他地点，以其他方式出现，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能量汇集到总爆发的一天。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矛盾是以实力对实力而展开的，砸警车、烧酒楼（抛开对它的价值评论）就是实力较量。如果没有必要的实力储备，只是向当权者恳请协商谈判，谋求妥协，那是无力的。《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被宣布司法逮捕，签署者的营救活动是上书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呼吁当权者\”回到政治协商\”。该上书建议：\”以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的方式，通过对话和沟通，来面对和解决社会冲突，释放社会压力，以此来建立一个良序社会。\”这样的对空喊话，有什么力量作为支撑？如果只是一腔良好的协商愿望，那些握有实权的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诸公会考虑这样的空话吗？
近年刮起的和解之风极力掩饰统治者的暴戾面目，向人们灌输迷魂的见解：\”用爱和宽恕感化中共\”，\”朝和野都必须怀着爱与宽恕的良善之心，想方设法摆脱仇恨，以走向全面的政治和解。\”（王光泽：《呼吁朝野大和解公开信》）中国和解智库对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大喝赞歌：\”中国和解智库认为，这是中共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中\’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信号，并赞赏中共回归民主体制的政治认同。\”（《中国和解智库敦促中共反省其政党制度》）为什么在中共推行反智主义、蹂躏和迫害知识分子长达60年，使思想界失魂落魄、风骨散失的今天，和解风潮波浪滚滚，几乎淹没知识分子的进步群体，这其中没有什么哲学意义的联系吗？
（2009.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