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反思与前瞻”学术研讨会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
与会学者：
蔡定剑，王贵秀，高放，郭道晖，于建嵘，
吴思，张鸣，袁绪程，周孝正，任剑涛，
王长江，毛寿龙，汪玉凯，吴稼祥，赵树凯，
辛宇，王占阳，党国英，李楯，展江。
内容提要：
一、对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反思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和障碍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主持人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各位来宾、专家，改革开放到今天已走过30个年头，30年之际纪念会议非常多，但却很少有从政治体制改革角度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会议，30年的纪念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是缺憾的。我一直认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最初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如果我们总结历史，要进一步对中国未来发展作出一些判断和分析的话，缺少从政治体制改革角度的分析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今天请各位在这个领域最前沿、最权威的专家来交流。让大家有一点时间坐下来认真总结、反思30年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经验教训，分析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以及我们作为学者和希望领导者怎么来推动未来政治体制发展。
一、对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反思
王贵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回顾和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我认为，面临着“一大转折”和“三大矛盾”，非常突出和尖锐，是躲不开绕不过的，亟需着力加以研究和解决。所谓“一大转折”，就是由于“六四”前后国内国际客观形势的激巨变化和决策层的主观应对方略，而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思路的大调整和大转变。由此而引发出“三大矛盾”。
1、“大转折”使政治体制改革形成前后不同的两大阶段。在3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其间发生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巨变所引发的大调整和大转折而使政治体制改革构成了前后不同的两个大阶段。从粉碎“四人帮”，经“十一大”、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为第一个大阶段，历时10多年。其宗旨在于结束“十年内乱”，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进而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消除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
十三大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本来是要按照既定的规划和蓝图积极而又稳妥地加以推进的。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国内外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当时有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要改变已经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重新回归到“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错误道路上去。在此情况下，邓小平于1992年初，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发表南方谈话，顶住了“左”的和右的特别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和冲击。不久召开的十四大，在政界和学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压力下，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继续向前推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未能作出积极的正确的反映，错误地以为这是由于外部实施“和平演变”，内部有人搞“自由化”，而主要领导人对此“软弱”、妥协、退让、斗争不力所致。于是，在对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上，就作了大的调整，使其发生了“大转折”。这就构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大的阶段。大约20年。
这一大调整、大转折突出表现为，改革的主要指向和重心发生了转移：从消除“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转向了完善如人大制度和多党合作制等。这就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边缘化”和越来越滞后，甚至倒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正是这种矛盾冲突的钳制，导致原有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党委集权和书记集权）更加严重，从而使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不断深化，经济发展难以顺利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腐败现象继续泛滥而难以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矛盾冲突。政治体制改革，却如前所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剧变以及对此作出的应对，而使之发生了大转折，形成两个不同的大阶段。
改革开放的后20年间，由于“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和“反对西化”以及制止“动乱”等一系列程度不同的政治运动或“不叫运动”的运动相继发生，而使人们特别是领导层，对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心存畏惧，采取了竭力回避的态度。特别是随着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的逐渐形成，他们对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抵触和抵制越来越“自觉”，逐渐由“自在”走向“自为”，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递减，阻力递增。这就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明知不搞不行，有时不能不在重要文件和讲话中写写、说说，但总也不见实质性的行动。即使有一些改革举措，也只是肤皮蹭痒，作些表面文章，实际上往往劳而无功，甚至还有负功。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质的核心的问题上，非但没有前进，反而有所倒退，滞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和突出，这就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3、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知与行的矛盾冲突。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认知，从一举粉碎“四人帮”开始，就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不断向前迈进，特别是在对民主法治的认知上不断有所突破，并日益深化和提升。在30多年中，对民主法治的认知不断深化和提升，突出表现在相继提出一系列科学论断和命题，诸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所有改革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相配套；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见成效的途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问题上的认知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对此，必须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知”并不等于“行”。在现实中，“知多行少”或“知而不行”（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炼）的现象大量存在，甚至“知进”而“行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尤其如此。
政治体制改革在行动上、实践上之所以严重滞后于认知，主要在于被传统的带有封建性的“左”的思想观念和原有体制机制钳制和阻碍着难以有实质性的推进，加之，随着既得利益权贵阶层的不断形成，他们不仅位高权重，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们对既得权势和利益的维护和扩张，正在从自在、自发走向自为、自觉。因此，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在递增，动力在递减。这就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知与行的严重矛盾和冲突有继续加剧之势。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大最为现实、最为致命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深化和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就在于针对封建专制主义，从行动上根本改变集权专制——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一切权力又集中于书记。
4、中共的革命党角色与执政党地位的矛盾冲突。建国已经60年了，始终处于革命党角色与执政党地位的矛盾冲突之中，使党陷入一种撕裂状态。角色包括理论观念和体制机制两个方面，至今都处于革命状态，而没有转变为执政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早已处于执政的地位，而长期却在继续扮演着革命的角色。这样领导国家和社会能不层出不穷地出现重大问题吗？！现在面临的执政党建设，关键在于实现角色的转变，即从根本上破除不合时宜的革命党理论和思想观念，进行思想理论创新，建立起适合于执政的理论和思想观念；从根本上破除不合时宜的革命体制和机制，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建立起与执政地位相适应的执政体制和机制。这个任务刚提出不久，离形成执政理论和思想观念，找到执政规律，建立起执政体制和机制，还早着呢，远着呢！对此盲目乐观，难免止步不前，重蹈历史的覆辙。
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就意味着党的思想观念（包括理论）和体制机制必须来一个大的转变或革命变革，而不是对原有革命（党）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像目前有一种倾向那样，把马、列、毛等那些传统的有关革命（党）的论述重新加以梳理、剪裁、编排一遍，加上现今的一些新词语，就以为找到了执政规律，建立起了一套执政党建设理论。对此不能不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实际上是“炒老黄豆”或“新瓶装旧洒”。这不但是于事无补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思想观念（理论）的转变和体制机制的转变，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根本上改变那种不适合执政的思想观念（理论）和体制机制，大胆进行创新，建设起一套适合执政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造性工作，而不是轻而易举的、在短期内可以办到的事。
蔡定剑教授：
对三十年改革应有一个基本判断：1980年初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以扩大选举民主，加强人大制度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民主制度性成果。1986－1989年以适应经济改革需要为动力，进行了以党政分开为目的第二次政治体制改革，无果而终。1989年以后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停滞，或只说不做。但不等于政治没有变革，所以我认为要分清两种“改革”，一种是真正制度层面的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一种是社会推动的或自下而上的社会演变的改革，2003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后一种变革。30年来，后一种变革比前一种改革对中国社会发生的影响还要大。
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是1978年到1982年从上至下推动的改革，它是第一次思想解放带来的结果，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并现实了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了什么呢？
第一，选举制度的民主化改革。扩大了直接选举、实行了差额选举、实行了代表和组织联合提名，选举制度的民主化有一个小的迈步。
第二，在人大制度方面加强了人大常委会，让人大常委会变成一个更加具有权力的机关，变成一个真正的立法机关。现在的立法权基本上转移到人大常委会来了，还加强了它日常的监督和日常的会议（制度）。
第三，地方分权，不是毛泽东“十大关系”意义上那个放权，是从宪法体制上的分权：地方设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权力下放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给它立法权。较大的市以上有立法权，而且它们经常开会，监督政府、执法检查等等，虽然是“橡皮图章”，（但）也使政府、司法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真正制度意义上的地方分权。
第四，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解决。民主问题的核心是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我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贵族式的民主，不是人民民主。因而也是没有保障的。
第五，基层自治和基层民主的建立。这是宪法确立的，并有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施行和1988年正式确立和推行的海选制和民主治理加以落实。当前农村民主虽然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种基层民众的自我觉醒，农民为了他们的权利而斗争的自我意识大提高，而且这种选举在中国有很大的民主证明作用，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情论”和“公民素质论”的反民主改革谎言。
以上都是中国30年制度层面实际发生的改革，都反映到宪法和法律上。
第二次政治体制改革是1986年至1989年。如果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是总结“文革”的教训的话，那么这次改革的动力是“政治体制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实际上是试图继续进行上一次改革没有完成的一些使命。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党政分开。但当时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对很多政治体制问题都讨论过。就我参与十三大报告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研讨和其他改革而言，就研究过以下问题：
第一，人大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当时赵紫阳的基本观点就是让人民代表大会仍然成为代表性的大会、群众性大会，但把常委会做实。当时我们提了一个方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155个代表代表性太差了，应该至少扩大到500个。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也减下来，让它发挥点作用。比如减少到2500或2000，军人也不需要当人大代表，当时首先就遇到军队反对，军队有260多个代表，它是一个最大的代表团，不同意减，各个省也不同意减，就没减下来。
第二，人大设违宪审查机构的问题也研究过。我也写了好几个介
绍西方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制度的资料，这个问题十三大报告没有吸收这个意见，也没有完全否定，当时赵的批示是这个问题留待人大常委会来研究。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也就没有结果。
第三，研究室也接受领导交办的研究国外多党制的材料，多党制下怎么保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怎么搞？还有党在人大中怎么发挥作用，党员可不可投反对票等问题。
第四，在深圳市建立人大时搞直接选举和进行人大制度改革。研
究室和中央政体改研究室共同派人去调研，并拿出了方案。我向领导建议可以搞两个改革：一是深圳市的人大代表直选，不搞间接选举；二是把深圳人大常委会做实，搞成像香港立法会那样人数不多的代表社会各方面的精英，并经常开会，代表大会虚化。这个改革因89年的政治风波都中断了。
1989年以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基本停滞，稳定压倒了一切。政治变革还是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这就是来自社会公民层面的，自下而上的推动性改革。
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对中国近30年左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可以总结为三个特点：
1、“危机驱动”：就是政权强势时不思改革，在遭遇危机时才被动改革，这时，改革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2008年。各种驱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非常强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非常多、想法非常乱，究竟该在哪里改？不清楚。这样一个危机驱动的改革是一个被动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需要主动进行。如果总是一种在危机驱动下的回应性改革，改革空间就骤然缩小了。历史总是惊人的一致。80年代的教训表明，总是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才意识到政治体制对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严重障碍。所以我觉得政改的启动必须要从危机驱动变成主动适应、主动筹划的这样一种改革。
2、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多头触动”：不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四处点火，星星之火，从未燎原。一会儿谈行政体制，一会儿谈社会体制，一会儿谈党政关系。可以说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启动的时候要求太多，而收获太少。这样一种“多头触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导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零散性的改革，没有总体收益，东敲一下西敲一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改革变得很麻烦，改革的根本问题未曾触及。
3、我们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都是“功能启动”，不愿意对中国涉及到的根本的政体选择问题做一个总体筹划。改革前30年，我们是一个革命政体，落实到现代政体的平台上是什么？总是不清楚。我们又拒绝进行政治体制的总体设计，不愿意对我们的政体进行表态，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总是“改着说”，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改革有它的便利，回避了意识形态、国家基本理念、国家基本制度安排上的障碍。但麻烦在于，这种功能驱动的改革造成了边缘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不成其为国家改革的主调。尤其对于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改革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其它体制改革具有根本的制约作用。换言之，我们不愿意把政治体制改革当作一种结构问题对待，总以为是原有政治体制的功能优化问题。
于是改革30多年来我们总是致力于原有政治体制的功能优化，并人为设定了一个什么主义或什么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绝对前提。结果改革前就将改革生机窒息了。
可见，需要对政治体制改革做一个整体回顾，我觉得今天恐怕需要正面面对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构问题、总体问题和主动性问题，否则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收益的。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时间不多了，我尽量讲的简短一点。昨天上午参加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会一年一度的研讨会，要我准备发言的题目恰好就是我们今天这次会议要讨论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我昨天下午就赶过来参加会，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很受教育。我简短谈一点我自己对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思路考虑的简要过程。
我从1950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特别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为中心。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我是痛定思痛、痛定思改，觉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不改最终必然都是要亡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苏东剧变，我就考虑苏联政治体制最主要的弊病是什么。我简单归结为十个体制，每个体制五个字，50个字概括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弊病：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官员特权制、控制选举制、消灭异己制、监控干群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是斯大林带头搞的，实际上使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带有浓厚的君主专制色彩。君主专制国和民主共和国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三句话：民主共和国是权力制约制、职务任期制、选举接班制；斯大林搞个人集权制，党政军三大职务集中于一身，而且终身任职，又指定接班人。“等级授职制”是马克思用的语言，实际就是层层领导干部从上而下任命。“控制选举制”，苏联也有选举，1936年宪法还规定了普遍、直接、平等、秘密投票四个原则，但实际上严密控制选举，候选人是由党委内定的，没有差额，没有竞选。“消灭异己制”，对政治异己不仅开除党籍，而且肉体上消灭，布哈林等等都被斯大林处决了。“监控干群制”，用强大的公安机关监控广大干部群众。斯大林带头搞的这十个“制”有普遍的国际影响，有的国家还加码，我们国家也是加码，大家都知道。30年来的改革有没有进步？有进步。拿这十个“制”来衡量，前面很多同志都谈了，至少“职务终身制”是废除了。“消灭异己制”也有进步，“监控干群制”大大削弱了。
回顾历史，这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分为两段：前十年是一段，迈出两大步，但又两次停滞不前甚至后退。第一次迈出大步是从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开始，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对政改的目标、重点是什么都讲的很明确；但是1982年十二大就开始退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十二大的党章草案决定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恢复“八大”的决定，规定了领导干部的任期和年龄，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归属党代表大会领导，各级监委监督各级党委，中监委监督中央委员会，这是很进步的；结果在讨论过程中被有权势的人否决。第二次大进步是从1986年开始——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权钱交易、“官商”、“官倒”现象加剧。当时邓小平就决定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到1987年十三大是一个大进步，十三大报告第七个部分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政府各部委取消党组，使国家机关的党委成为保证和监督机构。后来发生1989年政治风波，又倒退回去了。所以前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两次迈出大步，又两次止步而且后退。
后二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三个方面不断地迈出小步，在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这三个方面都迈出不少的小步，也取得不少的成绩；但是中步、大步都没有迈出去。
郭道晖（中国法学会前《中国法学》总编）：
改革是有成就的，特别是经济改革，有巨大成就，不容否定；但也不要高估。究其性质，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主要是恢复解放初期我们短期内曾经主张和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即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和发展。如果那时就坚持这个正确路线，其成就可能远远超出现在。当然时代不同，条件不同，发展的速度不同，效果也不同。
但也要看到，经济单轨运行，片面发展，而且往往是以牺牲环保、透支资源、纵容腐败，甚至搞“血汗工厂”，严重奴役劳工为代价，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至于政治改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出现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的大好局面，颇具勃勃生机。可惜80年代末因发生政治风波，后20年政改陷于停滞甚至倒退。最近几年。政治与法制改革虽不无点滴改良，如通过修宪，在宪法文本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以及在党的文件上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口号；但由于在实践中缺少切实政改的支持，口号多于行动，许诺多于兑现。总体上是言胜于行，步履维艰，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与法治需求，甚至有些领域在观念和制度上还有所后退。不但回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强调的要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宪政；而且政法领域这几年倡言的某些原则与口号，有违民主法治的基本常识。诸如讲多元的“三个至上”（而回避三者有矛盾时谁“至上”）；坚持一元化的“党的绝对领导”（至少在客观上排斥了司法机关要受选出它的人大的领导，对人大负责，这实际上是将中国共产党置于违宪的境地；也实际上是回复到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批判过的“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也回复到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提出的：“把政法工作严格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对此刘少奇也早予否定：“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至于批判“普世价值”，否定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等等，实际上将导致30年来在民主法治和人权观念上拨乱反正以及司法改革的成果，前功尽弃，不能不令人困惑和忧虑。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要对政治三十年的发展有一个开阔的认识，我们不用民主、法治去衡它，但它本身发生的变化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我们要看看那些变了、那些没变：
第一，一党执政没有变。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没有变；掌握国家的政权也没有变。但民主党派是有所发展的，通过考察，发现他们还是发挥了有限的作用。但我们党与国家的发展中的变化，是我们要梳理出来的。党与国家的哪些关系在三十年前与三十年后发生变化，我们缺乏梳理。
第二，国家制度还是有所发展。人大制度是有所改进的。
第三，最为关键的是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国家最高权力实现了共事，地方权力利益化明显。其中特别要注意领导人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领导人权力集中于中央，又集中在个人，现在就没有了家长式的权威。这是三十年中最重要的变化。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分立化的制度研究很缺乏。
第四，干部制度的变化。其中领导终身制的废止对民主政治意义很大，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第五，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发生转变，逐渐转向依法治国的方向发展。
要看到这五个变化并进行总结。国家政治统一性有所减弱，但国家的压力体制仍然存在。地方政府不大考虑中央的意见，领导人的地方化倾向严重。政治领袖的权威丧失了。权力资本化趋势比较明显，经济强势集团对国家政治的非制度化影响加强，而社会大众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比较低靡。制度化参与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政治认同与政府信任流失。群体性事件在增多。（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
从1982年到现在，我一直在传媒圈子里摸爬滚打。传媒在言论自由领域，属于公共物品，可以影响利益分配和政治体制，自身的开放程度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我主要说说这个领域的历史和问题。
首先我得承认，30年来言论自由有进步。比如说，许多过去被批判被禁止的文艺作品现在放开了。在消费、娱乐，经济领域，几乎说什么都行。在政治方面，一般的说些民主、自由也行，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也可以讨论甚至争论一下，当然不能碰那几个极度敏感的问题。在网络上，非常尖锐的话不时也能看到。传媒甚至自身也有分化，有了不同政治色彩的差异。
为什么能有这种进步？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因素：大量的传媒被当作财政包袱甩给市场，于是传媒人要迎合市场，不让说政治，说吃喝玩乐总可以吧？在政治方面不让说敏感问题，说说不那么敏感的问题还不行吗？传媒方面冲，管制方面放，几个回合下来，这方面就有松动了。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传媒生存的获利方向变了，要在市场上找饭吃了，这个方向一变，后面的变化是很难挡住的。只要市场需求存在，传媒就有一个强大动力挤大言论空间。
如此十几年发展下来，传媒自身的性质越来越多元化。党政机关的报刊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结束。许多既无官方投资，又不在党政和事业编制的传媒出现了。灰色身份的主体越来越多。传媒人个体的流动性和市场性也越来越强。再加上网络和博客之类的新兴传媒主体，一定要自己找饭吃的主体，管制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非政府或半政府半市场的利益主体，不敢让读者一看就换频道。反过来，如果他们提供的东西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就能迅速扩张。
第二点，在承认进步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言论空间的扩展过程中，传媒也不断遭遇阻击。
我在2007年7月做过一个统计，以统计时间为基点倒推十年，我搜集到停刊和撤换总编之类的报刊处罚案例31个。为什么对报刊痛下杀手？第一大类，占32%的主要原因，是报刊揭发黑幕，损害了党政系统中某个地方、部门或个人的既得利益。再加上调侃高层领导人那一类的6%，触犯权贵导致灭顶之灾的比例就是38%.因此，各级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封刊撤人主要的力量。第二大类，占26%，涉及敏感的历史问题。这两大类合起来就超过60%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是某部门第一位的工作，第二位才是维护整体形象。
所以刚才各位有几个判断——当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权贵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从传媒领域来看，可以得到量化的证明。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觉得咱们对30年改革不要过于歌颂。什么叫“改革”？我理解就是无非把世界人民都有的权利给了我们，就说原来是你把人捆起来了，后来你放开了点，还没放全：哪个国家不让老百姓自己经商？哪个国家不让农民自己种地？就这么点事，说实在的，你给了，这些权利是我们之前就有的啊！不是来源于恩赐，阻力来源于党和政府自己啊！今天的成就有多少是执政党的？民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在70%以上，你国家掌握了最核心的资源民营企业还有这么大贡献，你说你的贡献在哪？在我看，唯一的（贡献）就是这30年维持了国家的稳定，这恐怕就是它唯一可以自己称道的。下一步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原来你拿绳子捆了，我们现在问问你这“绳子”怎么样？“绳子”是不是要改一改？你别用那么硬的“绳子”——总是直接控制，能不能用一些“软绳子”——法治、宪政啊？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往前走就变成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困惑就是：中国的改革到一定程度能否（避免）让革命扑倒改革？这个问题恐怕是每个人都摆脱不了的，怎么处理？我相信在座诸位没有一个人愿意让革命扑倒改革的。
咱们对比一下清末新政：清朝的改革如果从1860年总理衙门算起，一直延续到1911年，不止十年，50的改革，中间也有过大倒退，比如说义和团，和我们现在非常相似，尤其是到最后几年的时候、革命要来之前。革命来的时候并不是清政府最弱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6000-7000万（两白银），辛亥年是2亿4000万（两白银），它当时的政府能力是最强的，等于在最高点发生革命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发生革命之时并不是民怨沸腾的时候，1910年的统计全国“民变”——我们讲“群体性事件”——1万起，1911年新政的时候民众的信任度不知比现在要大多少倍——瓮安事件，没政府啥事，“哗”就往政府身上拸。强化国家机器是没有用的，清末新军是改革的产物，到最后变成起义的主力了。不是说没有危险，实际上危机是很大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实际上相似之处是很多的。清末新政的时候也进入了后意识形态时代，传统政治的意识形态纲常伦理已经不行了，包括慈禧太后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刚才王长江说穿裤衩跑步，实际上咱们早裸奔了！但我们老想披上一层什么东西，实际上啥都没有，早进入了一个赤裸的利益格局时代。关键对统治集团来说，就是一个利益格局的问题。当年搞预备立宪，西太后最核心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皇族或满族集团它的位置在哪？她反复地问立宪派和进京讲法律的官僚们：我们站在哪？日本宪政以后皇族怎么样？德国宪政以后皇族怎么样？其关心的问题和我们现在政局关心的问题很相似：党或党的上层怎么安置？这是宪政逃不脱的一个问题。明智一点的是松动了——不管怎么样要试一下，塌了以后再说——但现在必须得搞。而当时鼓吹立宪的人是高度一致的，跟现在不太一样。官、绅、民、商，尤其是官绅商高度一致，整个一个立宪运动是铺天盖地的压力，这种压力它实际上核心的问题是“我要分享权力”，从谘议局到资政院，这帮家伙他们其实也不懂什么叫民主，但有一点“我要分享权力”是很明确的，跟素质没关系。（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袁绪程（《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
如何评价政改？从未来宪政的角度看，很多人不免失望，政改似乎没有大动。因为宪政概念的完整表述是权力属于人民、有限政府、独立的审判制，三者不可或缺。但是从过去专制角度来看，我们的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30年前的文革时期是全面“专政”时期，是政治的、生活的、文化的全方位专制。我记得，文革批判周扬，说他诋毁无产阶级专政是“铁桶”，无处可逃。周扬五十年代整别人，“文革”反被整得很惨，真应了他的那句话，没有人能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桶”。正是“文革”的极端状态才催生政治改革。从这个角度看，三十年改革的进步非常大。不要从教科书概念出发，要从中国的政治现状出发，因为中国的政治状态是全世界所没有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从突破“全面专政”的现实开始的，通过放权和分权，“专政”首先从人们的生活领域中退出，中国人有了生活的自由；再从经济领域退出，人们有了择业和创业的自由，可以办企业，于是有了市场经济等等。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国家把吞噬的社会权利，又逐渐还给了社会。首先是还权于私人领域，然后再在公共领域分权和放权。
有人说民主和自由是对立的，我说两者是不可分的，民主的前提是个人的平等与自由，没有个人平等自由的选择权，哪有民主？民主的三个原则是不可分的，一是自由参加共同体和认同共同体规则的平等原则，二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三是保护少数人自由进退的权力原则，而法治正是民主的法律体现。因此，法治、公正、自由、平等本身是民主的题中之义。实际上，经过“文革”的反思和痛定思痛，高层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有共识的，一是民主化，二是商品化（市场化）。关键是如何改？回顾30年改革，私人领域、市场化改革较快，公共领域改革缓慢。结果是市场经济基本建立起来，市场已经渗入到人民的认识和思维方式里，甚至在某些方面，过头了，如生命、自由、选举权都有人用来交换。这在西方如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用马克思的话，就是上层建筑的改革滞后于经济基础的改革。如果上层建筑不改革，经济基础，比如现代市场经济是难以建立的。
与中世纪的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不需要交换的西方领主经济不同，中国的小农经济是需要有市场的，因此，中国很早就有原始、初级的市场经济，一个初始的市场经济是可以和专制制度相适应的。现代的市场经济和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为什么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古老的市场经济不能转变和发展为现代的市场经济？这与中国的专制制度有关。专制制度虽容忍了市场存在，但又限制了市场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朝代循环，经济轮廻的悲剧所在——专制制度毁灭了市场，市场的发展又颠覆了专制王朝，所以中国就不可能产生市民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专制制度把“社会”分裂为两级，皇权及官僚一级和百姓一级，并通过儒家和宗族等统合两极的关系，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中间的社会组织。两极社会是不稳定的社会，发展到一定时代就会出现对抗和崩溃，出现像毛泽东说的，打到皇帝再做皇帝的历史，这就是中国两千年停滞轮廻的历史。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原来的轮廻，走出了“周期率”。
中国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得益于开放，只有开放，才会进步，有改变。改革开放为什么首先在经济领域进行，这是由人们的基本需求决定的。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推理，改革的顺序应是经济——社会——政治。但中国的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权力改革，而社会组织的改革又比政治权力的改革走得慢。这就出现了麻烦，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没有得到发育，法治和政府转型就难以进行，市场经济就会扭曲，就会出现权贵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看到了，但解决的办法不同，左派是将市场经济往后拉，右派是将市场经济往前推，正是由于中国的改革不配套，才出现有两级分化、腐败，环境污染、透支未来等等如此之多的问题，才出现了城乡二元隔离发展的结构。中国这种分裂的城乡二元发展结构，造成了农民工群体不能跟着城市一起成长。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市现代化的成果。本来，GDP的增长意味着社会人力资本的增长，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增长。中国的农民工继续做着最低级的劳动，并没有因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升级，中国现代化的辉煌掩盖了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如食品、水安全问题等等。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如果要回顾，《南方周末》最近这期说“1979年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的决定使（这些）普通人结束了‘贱民’的生涯”，因为富农无非就是种田能手，地主无非就是社区精英，废除地富子女成分的决定就是人的解放。这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其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环境包括两个，一个叫自然生态一个叫社会生态，后者（破坏得）更加厉害，现在是“收入上升、信誉下降、彼此戒备、天天过节——（愚人节）”。
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治、要有信用，我们讲有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新教伦理道理才可能有市场经济，我们国家离这远了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用吴敬琏的话讲，叫亲朋好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当中最差的。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个人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中国是41.5万人，人均510万美元，一乘就是2.1万亿——美元！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人家非常得清楚，人家说了：“改了这体制，我们怎么当亿万富翁？”（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和障碍
任剑涛教授：
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处境表示担忧：中国很难真正有效地启动政改。简单说三点：
1、上个世纪80年代，领导人下了那么大决心，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还是动不了，是因为政改有其内在障碍。因为我们中国人确实有历史理由自证国家政体的既有模式。我们的百年政治尝试，结果是一个党国体制——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是后发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要从帝国形态转变为现代国家形态，就必须要有一批先知先觉的人来影响这个民族。但影响的结果是建立了党国体制，而非民族－国家体制。在中国，Nation－State始终建立不起来。我们在面对政体选择问题的时候要承认，政党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动员机制面对国家这种相对分散化的动员机制，它们之间有矛盾。但今天的状况是，政党始终觉得它的组织、号召力是占主流的，整个社会却对党的号召力越来越产生疏离状态。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逐渐走向了一个相对多元的社会——尽管这个“多元”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基本制度上没有承认，我们还在力图维持一元的党国体制——这样一种状态，就变成了我们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问题。80年代的领导人谈怎样安顿党的领导问题，总是从党政分开的思路切入，这个很难。因为党本身是率领这个国家的，是这样一种体制，你说要把它“安顿”下来，那这个国家动员机制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是第一个障碍。
2、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有严重的社会障碍。简单地表述为：公民们有强烈的政府依赖，公民们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跟自己有关的，总是期待最高领导人替自己包办一切。这样一种依赖，使政治体制改革所能仰仗的三种力量——政党－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变成了一种力量，就是政党－国家力量。产权安顿是要靠政治去安顿的，所以产权改革为什么始终改不下来？我们以为市场就是市场，没有政治要求，实际上它有政治要求。所以定剑兄开初说的是对的，中国三十年前启动的改革是从政治上着手的；但后来我们以为市场改革可以独立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市场的政治诉求变成一个被忽略的政治诉求。为什么我们解决社会福利和公平分配如此困难？道义上我们很愿意，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社会的政治自治能力实际上是禁止的。政府乐得自己成为全能政府，执政党乐得做全能政党。但大包大揽却又揽不住。怎么办呢？这时候要解决一个“政府”依赖——我这个“政府”是一个大政治概念，是党、国的“政府”——所以我们不要给社会和市场一个错误信号，以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内民主和政府体制改革就行了。这实际上是个误导，或者说是中国政治、行政学界的一个重大误区。
3、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是具有“目标障碍”的。我们一开讲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始终设定的就不是一个政治目标，而是“审美目标”。为什么是“审美目标”呢？你看各代领导人提出的目标都是“尽善尽美”，试图将各种相互冲突的政治关系美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审美表达，不是政治表达——因为政治表达是不平衡的，边际关系是绝对不平衡的。政改从哪个方面启动，哪个方面的利益就有损害。还没有开始损害，我们就说要杜绝，要将损害和收益结合起来，这哪里可能呢？政改必须付出代价。我们原来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推行不了；现在推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就肯定要受到损害。你说我又要市场又要计划，那是啥经济形态？谁都搞不懂。因为这是经济形态的类型选择，不是功能拼盘可以解决问题的。
这样一种“审美”主导，导致我们对不平衡的政治体制有着一种平衡的审美要求。我们的政治体制多年来处于一种含混的平衡状态，但实际上只要一改革，它就不可能平衡。我们如何接受这个代价？现在变得非常关键。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目标障碍非常大。现在我们要确立现实目标，打破平衡，这是关键。比如说党管干部，管哪一类干部要按类型来区分。追求绝对平衡的心理，导致我们对政改总是出于一种审美眼光的状态而不是政治眼光的状态，这跟我们汉民族是所谓唐诗宋词的诗化民族有关系，我们像写诗填词一样地看政治，讲政治术语，没有将诗学思维与政治学思维切割开来。
蔡定剑教授：
89后为什么不改革？害怕改革有很多的原因，公开说是党的利益，实质上是既得利益。但也有领导超脱既得利益，对改革必要必要性不乏缺乏。领导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了解情况和信息，而是缺少民主、法治、宪政系统的知识和理解。缺少知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能指望领导听讲座能解决知识不足问题，很遗憾的是讲座挑的是领导听的人讲。领导人还是按五十年代学习的那套知识来理解和解决今天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问题。就象毛泽东虽然是很聪明、知识渊博的人，但他只能按四庫全书的知识治国，按秦皇汉武的方式治国，因为他完全不懂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他和他的同事缺少现代政治法治的知识。这是政改相当大的局限。三十年、五十年，我们统治知识基本上还是传统的那种理论和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如还靠学习运动、领导拍扳、开会传达、政治动员等治理方式都没有变。真的不是真正、理解更不会用现代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方式思维和治理。21世纪还在讲民生，而不讲民权，君不知民生必须以民权作保障才能真正实现。30年政改有前进，但也有不少方面越来越倒退、越来越保守，包括各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权力集权、人大工作和司法改革等方面。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第一，现在最大的阻碍是对政改问题评价不一。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有些人好像觉得我们的体制简直好得不得了啊！我们的体制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美国那套资本主义搞不下去了，得向我们学习啦！？这么一种氛围使得决策者可以说是自我感觉良好，有些不负责任的学者从中也在推波助澜。有很多时候他们觉得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你最好是顺着领导人去说话，好像你逆着说他往往听不进去，顺着说我觉得也可以，你毕竟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但是怎么个顺着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了作为一个学者良心的底线，跟着胡说八道，看你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至于符不符合政治逻辑、符不符合学者的良心——那东西是可以卖钱的！听说有的人已经在写文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这太恐怖了，感觉好像要搞世界革命似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去指责，因为毕竟作为领导、作为执政党它有自己的难处，注意策略我觉得是需要的，但不能昧着学者的良心去干事，我觉得这条底线是谁都应该守住的。从这个角度我们说对政治体制改革心存担忧，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关键在于怎么扭转，我现在觉得的的确确有一点迷惘。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阻力越来越明显，就是党内既得利益。我这强调党内既得利益，因为党外或者说政府里面、部门的既得利益看得是非常清楚的，不但我们学者看得清楚而且老百姓也看得很清楚。看清楚就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比较公开、透明的场合进行博弈。这种博弈我们已经看见了，尽管部门都出来声称自己的这套东西是符合公益、为了大众的，但这不能由你说了算，老百姓也要出来说话，包括网民，你不能不听。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已经构成了一种拉锯战。所以说政府的利益应该说扩张起来已经非常困难，而且有的部门可以说是在缩小，我可以做这样的评价。但对党的这块我感到没有这么多信心，为什么呢？道理就在一个：我们在说政府、部门利益的时候，它明明白白地摆在这，所以它也不敢否认；但政党这一块不太一样，它是从不承认部门利益的，恰恰相反，政党的部门等同于全党。政党的文件通常都是部门起草的，而部门起草的东西一旦中央通过那就是全党的东西，但这里面有多少是既得利益的东西啊！所以我在05年就写了个东西：《要注意对“党”的利益问题的研究》。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去做许多事情，对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公众的利益、什么是党的利益，分不清。过去分不清是有个理念的问题，“党除了人民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现在情况大不一样，明明白白地摆着还不承认自己的利益就有问题了，你的利益到哪去了？现在关键就在不承认自己的利益，而且一出面“我就是代表党”；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当你的利益要和他的利益博弈的时候，你不是在和他博弈，他要掩盖自己的利益。刚才很多学者都谈到党政关系的问题，为什么有很多方面我们推不下去？不是说没有办法、想不出办法，关键就是它有利益在里头，这是很糟糕的事，党的部门的既得利益是非常突出的、根本没分清，所以它掺和进来之后很多问题根本没法弄清楚。所以我非常赞同剑涛的说法，说核心还是一个“党”的问题，没错！党的问题没弄清楚，你把政府里面的责任、权能、相互之间的关系全都理清了也没什么用。就好比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全世界都认为穿着裤衩背心跑得最快，你也穿着裤衩背心，但你说我们中国的特色就是穿着裤衩背心还要再背上一个包包，那不又不科学了、白穿了吗？还不如穿长袍马褂呢！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在这，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没有触动。我们在探讨改革的时候，怎么把这种利益给揭开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怎么在合法利益、执政党的利益和老百姓利益、公众利益之间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说什么是党的利益，什么是领导的个人利益，什么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全部分清了在权力分配中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这是阻力之一。
第三，我们缺乏一个从总体上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被意识形态化了，有些人一听“政治体制改革”血就往上冲，要么就是高兴，要么就是愤怒，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咱们怎么想办法从这里面跳出来，我觉得是学者应该去努力论证的责任之一，这是一条；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政改落到实处必须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怎么理性思考？必须跳出利益格局从总体上去设计，就是大家都站在全国的高度、全民族的高度、全党的高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不是这样，没有这样一个决策机构，我们现在的决策说起来也是非常可笑的。怎么决策啊？我们想起一个重大问题，然后根据这个重大问题来找我们认为是专家的人，专家的人还不是说就是学者——“你们这些学者说的话那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只有那些部门干具体事的人才比较讲求实际——这样一种思路的结果就是每遇到一个重大的事情，都是到各部门去挑选自己认为是专家的人。比如说要解决一个金融问题，得把银行的叫来吧？得把国资委的叫来吧？得把监事会的人叫来吧？然后再找几个什么研究所的人。这些人坐在一块，最后形成一个什么结果呢？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部门的利益，每个人都在论证自己部门特别重要、自己部门的任务特别重大、自己干的事特别高尚，结果不是为我们整个国家改革的向前推进提供一个研究的平台，而是给利益博弈提供了一个空间，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大家上来以后就是讨价还价，如果是在整个政治体制已经比较完善的情况下这种博弈我们是认可的，各种利益都体现出来。现在问题是有的体现出来、有的没有体现出来，有的是在体制内、理所当然地去参与的，有的还在体制外、但正在形成。这样一种情况最后导致博弈的结果是改革方案本身带有很大的既得利益的性质。怎么跳出这一点？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超出各方利益之上的，或者说真正的学者，去设计这个东西。至于说设计得如何、脱不脱离实际总是有办法的。关键是现在用作设计的这套机制是不行的。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个体改委，我想它的意图是想超脱来设计。但我们弄了体改委思维马上就回去了，这个部门有自己的利益、那个部门有自己的利益，那体改委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利益啊！那些要改制的企业就由体改委来管，就等于在体改委兜里也装了既得利益，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实际上又堕落为一个部门。始终是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所以我们设计不出东西来，我们就没有一个设计的机构。怎么向前推进？现在我就觉得这一点恐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呼吁建立起来这么一个机构，真得能从全局的角度、全民族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当务之急，这样后面就好解决了。（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政治体制改革很多问题的探讨都很有价值。这里我想说这几点：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老话题了。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话题，即使同样的话题，也有不同的意义。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是什么？现在跟八十年代肯定不一样，三十年前讲政治体制改革针对的是指文革的问题；二十年前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谈党和政的问题，而且集中在选举制度改革；现在回过头去看，文革的问题以及党和政的问题都已经淡化了，或者说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核心的问题已经淡出，选举改革的问题好像也没什么动力。目前来谈政治体制改革，看来需要确定一些新的思路。
这里，我主要想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问题。主要讨论三点：1.经济取得目前的成就以后实际上使得我们对很多问题有了很多不同的看法；2.社会变革以后使得选举的基础实际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搞选举的话；3.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的变化：到底是不是为选举政治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也很难说，但是应该说有点关系。
第一点，经济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20年前讲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国家制度改革，党的领导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基本上不涉及当时的经济改革。后来逐步重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且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结构，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那么，从现在来看，目前的经济情况到底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在我看来，伴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没看出来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突破性的帮助。唯一一点有力的因素是，政治体制改革、选举化的很重要基础——资源有很多是民间化的，资源的民间化使得民间的政治力量很容易获得资源，这个变化是对政治变革很有好处的。但也有一点不利，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改革，核心的资源还是跟权力有关系的。目前最核心的是项目资源的分配，其分配通过民主政治来划分和通过现有体制来划分，会有很大差别。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包括环境等资源，一方面依然是国家的，但实际上，正在民间化。民间化有利于民主化，但如果民间化使得民间有了新的权贵，就很可能阻碍民主化。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往往与权力层有很好的关系而获得并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政治很容易贵族化，而不是民主化。另外，资源配置在初次配置后通过市场机制得以配置，市场配置在短期里也很难使得现有不平等的格局有所改变，而且绝对量还可能进一步扩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市场机制，在市场机制下，即使穷人的收入以50%的速度增长，富人以10%的速度增长，穷人要花很长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夫人的绝对量。这再加上地区差异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国家层次上，到目前为止，民主化的经济基础并不是很有利。
第二点，就是社会的变化对政治变革的影响。我想民主化的社会基础是以个人为核心，但实际上我们目前这个社会还没有做到以个人为核心，而是以政策划分的群体为核心。比如城市和农村的两极分化——过去是区域隔离，现在是以户口政策性的方式隔离，今后可能以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的差异来隔离。农村人口很难进入城市，城市也很难进入农村，过去式农转非难，目前已经出现非转农很难。另外一个就是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本身的多极化分层。托克维尔讲民主的重要进步是社会的平等，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大块的不平等对政治民主化变革来讲是很困难的。即使变革开始，也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磨合才可能有一个稳健运作的民主。
第三点，就是文化的娱乐化和八卦化——包括现在\”山寨文化\”的兴起，这一点应该说是对民主化的前景是看好的。文化这个本身是——包括它的选举、选秀、八卦、调侃——娱乐版的报道模式和运作模式基本上是未来民主政治的报道模式和运作模式。民主文化和八卦文化是直接相关的，不要规制；而且娱乐精英的去权威化、世俗化，跟政治精英的去精英化、世俗化是一致的。大家看美国的民主、包括台湾的，一搞你就可以看出来，政治精英实际上就是娱乐明星，以玩为主，然后玩出政治上的很多花样出来。但山寨文化本身的草根性，在小范围的政治里可以影响政治，在大范围的高端政治中，在大国中，山寨文化由于其低俗性，非礼仪性而往往走向边缘化，可以影响乡村民主或者基层民主的，但很难影响国家民主。
从这几个基础来看，目前来讲应该说是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没有到有推动核心政治变化的基础。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我的基本主张是中国要由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转为以人民意志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目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判断，我第一个判断就是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远远大于八十年代，换句话讲，理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甚至越来越小。我们应该看到，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意识形态是一种开放的、向上的、吸纳世界文明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我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权贵资本与市场经济结合。这是现在与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的，八十年代没有形成权贵资本，而这些年的改革造就了非常大的权贵资本。这二者结合到一起成为中国推动政改的最大障碍，而且权贵资本的力量不断在壮大。
第二、现在发展到开始批判普世价值，连人类基本政治文明一些共性的东西现在都开始公开批判，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八十年代都在吸纳，现在发展到要公开批判。
第三个佐证就是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有人认为美国用社会主义的手段来救西方的自由资本，给中国人造成很大的误导，以为好像我们的体制确实比别人的要优越。（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吴稼祥（自由撰稿人）：
说一下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由来：小平同志85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要退休，提出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86年他12次谈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改并不是说没有条件，条件早成熟了，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首先是缺少一个伟大人物，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要讲三个真真切切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技术性障碍：国家越大，民主化越难。我提出一个定律或者叫假说：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成正比。一个国家越大要求权威落差越大，更简单地解释，一个国家越大就要求越专制，为什么这么讲？专制的国家能动员资源，豢养军队、官僚，你要不动员资源、不肯豢养，这个国家就分崩离析了，所以所有的大国都是专制的。我这个定律想说明什么道理呢？一个国家一旦变大了，它绝对有一个专制的倾向；一个国家一旦专制了，它绝对有一个侵略倾向，一定要扩张自己的权威基础。美国是个例外，因为它搞联邦制；美国以前所有传统的大国都是这样的。一旦权威落差扩大到不能再扩大的时候，它就需要扩大它的权威距离。我主要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大国它的改革会遇到很多问题，国家越大，民主化就越会导致权威崩溃。权威一旦崩溃以后，一个大的国家再加上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有两种困难。多民族后，（各民族）它本来是没有主权的，一旦改革它就要求主权，所以我把这叫做“雪崩”现象，因为它的“山体”结构不一样，同一民族维持原状的可能性要大。技术性的难度导致我们所有的决策者不得不考虑民主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中国第一次民主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外蒙丢失，台湾主权悬挂，加上新疆到现在还有主权问题，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这些问题能不考虑吗？主权一旦分裂了这不是个开玩笑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确实是个地地道道、切切实实的障碍、一个问题，这不是虚假的。
第二个障碍，我说的就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问题。我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有政治革命的理论、有政治保守的理论，从来没有政治改革的理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国流行过无政府主义，流行过共产主义，流行过契约理论，这三大派其实都是政治变革理论，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它是主权消亡的理论。如果要坚持这些就永远不能政治改革，国家主权消亡、打碎国家机器，还改什么？这一障碍完全不能逾越，一旦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它就遇到：政治要改革吗？它要革命！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现在已被废除，但仍影响着我们：国家是什么？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样一种理论怎么可能改革呢？党中央领导人改革的时候总会想“我是不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要国家消亡的嘛，你为什么还要加强国家机器？这个根本上是冲突的。这样一种理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名正言顺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个障碍就是利益结构。大家都看到了苏联、东欧崩溃之后那些前政党，看到台湾、韩国的审判，尤其看到捷克和东德前共产党员都不能就业，这样的事情对执政党来说难道不是心理上的障碍吗？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应该来讲不是虚构的。
至于对策就两句话：权力分到哪儿，民主跟到哪儿。权力分到乡镇，民主跟到乡镇；权力分到县一级，民主跟到县一级。这个民主实际上就是联邦主义民主，从草根民主向上不断推的，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的思想。（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蔡定剑教授：
改革的动力在那里？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力量还是有希望。我特别强调一点：社会层面上NGO的发展，公民社会的成长，象艾滋病领域内几年间就有400－600多个NGO，由于中国政府参与全球基金的原因，民主在这样的边缘群体中先搞起来了。而且完全是平等、自由、竞争的选举，NGO的发展是不可思议。民间组织到处在维权，类似于西方社会那种民权运动的基础已经出现了。
市场媒体的出现――他们不是靠权力生存，而靠市场生存，这里聚集了一帮有理想、有视野的年轻人，这些记者、评论家——实际上比我们还要更富于献身精神，媒体无论是启蒙思想和维权运动，进行社会监督方面在起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法律人士是重要的不可缺乏的力量，而且法律人士在推动制度变革方面是运用法律手段的。你们看看西方社会、美国社会，很多制度变化都是靠律师不断诉讼推动的，因为律师靠的是运用法律手段，与权力斗争。在法律制度层面的改革是很大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老百姓现在可以跟政府讨说法、要政府赔偿，这个可不得了。
奥运后公开说举国体制是要坚持的好制度非常无知。体育部门说是为了要国家扩大他们的那份羹，可以理解。如果用于说明政治体制的优越性而不改，是误国误民。有人习惯用夸大国际敌对势力的做法为加强暴力对社会的控制找根据，历史上没有证明对人民的暴力可以控制住社会。
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分裂，穷人和富人、左派和右派，改革和保守等，形成尖锐对立，这对改革相当不利。但要紧的是我们社会应该培养理性和建立规则意识，培养妥协和政治宽容精神。大家都讲规则，都允许对方存在，尊重不同意见，学会妥协和谈判。有了这一点，就不怕多元化。
赵树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听了前边的发言讨论，感觉参加这个会收获很大。是我过去一年中众多会议中最有收获的二三个会之一。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重视政治体制改革。从当前社会形势来看，仅靠经济发展难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政治改革来解决。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始于农村，极大解放了生产力，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从农村蔓延到城市，逐步深入展开。三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果。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政府对社会全面控制的逐渐松动，中国社会的利益日益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增加。美国学者亨廷顿研究表明，有的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因为处理不好各种利益关系而引发了稳定问题，甚至导致了政权更迭。地方官员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比较清楚。政府不能再以传统的控制和管制方式来管理社会，特别是不能以行政命令方式来处理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冲突。应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尽量超越具体的利益主体地位，着重制定规则和监督规则执行，才能保证社会良性运行。
更为深层的，从政府合法性来看，改革之初，在“如何做大蛋糕”的逻辑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能够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成果，也为政府合法性提供了重要基础。而今，到了“如何分配蛋糕”的阶段。在政府外部，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参与意识逐步成长，政府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而存在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是，政府内部，尚未形成正式、有效的公众参与渠道，政府运作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就会出现一些学者所说的“国家机会主义（stateopportunism）”，即，没有或只是表面标榜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实际上，则借口政治特权来垄断经济利益，或者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来追求执政者的利益，将造成价格扭曲、苛捐杂税、贪污和其他寻租行为，最终导致政府丧失合法性，社会出现动荡。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还是政府合法性上，政治体制改革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仅涵盖政府制度化的方面，也包括相应社会关系的变革，是国家-社会两个维度的改革。以此来看，有几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表现值得观察研究：
一种是领导层中积极主张改革的人群。万里1986年即提出政治问题要坚持“双百”方针。他说，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分不开，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你说得清楚吗？有些时候是三分政治七分学术，有些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不能说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就不能讨论。观察发现，近年来有政治改革积极性和动力的地方领导人变得越来越多，一方面基层政府对体制弊端有切身提体验甚至是洞察，另一方面，他们在多种利益冲突中首当其冲，要调解处理好这些日常问题，他们不得不回应社会需求，进行体制内的探索和变革。如，基层政府主动尝试，推动基层民主选举，推进政府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包括预算过程的公开化，扩大政策过程的公众参与等。
一种是企业家群体。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进程中，新兴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与封建王权进行斗争，是推进民主的重要力量。不过，美国学者KelleeS.Tsai，在其近年出版的著作《CapitalismwithoutDemocracy》中指出，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与欧洲工商业者不同，他们运用“adaptiveinformalinstitutions”（“适应性的非正式制度”—或者可以理解为“关系”）更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因而，中国的企业家并不是依靠民主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民主诉求水平不高。很大程度上，这的确是对现状的一种诠释。然而，伴随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以及政治制度化的提升，可以预见，这种通过“非正式制度”去实现自己利益的方式将逐渐被公开、透明和公正的利益表达和谈判机制所取代，而游戏规则的变迁，也意味着企业家可能成为推进民主制度的重要力量。
一种是知识界或称专业人士，如律师、教师等。这些人即所谓“知识精英”，他们在改革中有表达的机会和诉求，能够广泛呼吁；同时，也有思考和实践的能力，在社会发展中引领潮流。
第四，劳工阶层。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劳工阶层对民主发展的作用很大。从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宪章运动，到20世纪后期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都活跃着普通民众和劳工阶层的身影。在理论反思上，不可否认激进民主情绪会侵蚀社会制度；然而，更重要的是，正是民众为了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推动了民主制度的曲折发展，增强了制度的弹性和适应能力。中国的劳工阶层，包括工人、农民，中间夹着农民工，他们政治参与的类型和方式，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很不够。例如，我集中作过农民工研究，这个群体目前基本并没有政治需求，或者说，没有表达政治方面的诉求。对农民工而言，生存需求是第一位的，他们目前关心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权利，同时，城乡之间的流动，也使农民工在现有体制框架中缺乏政治参与的渠道。可以说，绝大多数农民工还没有追求政治权利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不过，农民工的讨薪活动、回乡创业的实践、农民工群体中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及长期都市生活的熏陶等等，使农民工群体的政治权利意识正在逐步提升。再如，基层民主曾经被视为自下而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所在。然而，近来关于基层民主的研究，有一些学者的看法很悲观，他们认为党政组织的关系不解决好，基层自治难以有根本性成长，基层民主很难有实质性突破。不过，我认为，基层民主仍然充满希望。民主就是在一个拉锯战中慢慢地扩展着的。
一种是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也是值得关注的力量。中国的民间组织发展很快。民间组织既开展社会服务，也监督政府行为、影响政府决策，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可以促进不同利益主体间的信息沟通和意愿表达，拓展参与渠道和途径；民间组织的活动也可以提供公众参与机会，训练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为民主的运转提供组织条件。很多民间组织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非常强调参与性和志愿精神，有利于培养群众的公民精神，为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不过，在根本上，民间组织并不是独立发展的的，只有在一定社会利益群体发育发展的基础上，民间组织才能蓬勃发展。二者是相辅相衬的关系。
郭道晖教授：
在八十年代搞法制建设，那个时候的形势比现在好的多。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刚被解放出来的党的高层干部（所谓“走资派”），比如彭真，他一复出就狠抓法制。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创下了一次会议就通过了7个基本法律的空前纪录。而在草拟、审议刑法、刑事诉讼法过程中，他也时刻不忘如何防止文革中那种无法无天局面的重演：在刑法草案中坚持单列一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形势大变，政改停滞甚至倒退。造成这种局面有多种因素的交错作用，其中涉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的失落或者被催眠。而官僚权贵特权阶层的形成，他们抵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或者把改革引向有利于他们的利益方向演变，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多流向这些特权阶层，使一些改革蜕变为权贵资产者所垄断的政府工程，而不是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工程。按有的论者的说法，“以往某些改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劫持”，使阻力递增。
值得重视的一个新的动向是，这些年来，来自民间社会的改革动力正在崛起。其中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失业的农民工、失地的农民、被掠去祖宗遗下的房地产的市民）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未能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损，导致社会矛盾与危机日益深重。危机催生改革。上世纪80年代是文革的灾难推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当前是两极分化导致的民生危机与社会危机，引发对民权、对民主与宪政、人权与法治的需求日益增长。正因为政治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是今后推进进一步改革的主要动力。
近年工农大众、非政府组织、公民志愿者的维权斗争此起彼伏，据官方透露，2008年因为经济利益问题引发的2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已达12万起。从重庆“最牛钉子户”为房地产拆迁补偿不公而维权，到山西黑砖窑的揭露，厦门市民群起抵制有毒化工厂PX的建设，以及华南“纸老虎”被网民戳穿，三鹿毒奶事件的揭露和维权，一些地方出租司机的罢运，等等事件此起彼伏，贵州瓮安县更爆发上万市民的抗议事件。凡此正在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和实际压力，推促党政机关满足人们的民生和民主诉求。维权斗争取得某些成果，也在推促政改的进程与积效。
有鉴如此，作为以促推社会改革和维护公平正义为职志的知识界，在未来的、或下一个30年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有必要把理论研究和宣传的重心，从单方面寄托于向党政领导人灌输政改与法律知识，移向协助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的推动，为正在兴起的公民维权活动，为实现人民的政治参与，为建立公民社会、法治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和立法、执法上的策议，以及其他有效的实际援助。如果我们能依靠来自社会的改革动力，重视自下而上的人民参与，政治改革的步子就可能加快。
毛寿龙教授：
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有几点我觉得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动力不足。理想是不确定的，价值目标是不明确的。到底是以个人为本还是以权威为本，还是以国家制度的稳定化为本？这点应该说从知识储备，或者说是民意的凝聚，或者说是舆论的讨论，都很难像改革开放一样形成共识。二是推动力不足，不仅表现在高层推动力不足——不仅是\”船\”推动力不足，连\”水\”的推动力也不足，推到民主化那个方向去也看不出来——他哪怕宁愿去上访也不愿意去投票，而且一说到政治问题大家首先会想到这个问题很敏感，一谈到体制问题大家都会说这个问题太敏感，顶多点到为止，回避的倾向是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回避。个别学者说，说完了都像了无息声了。高端精英谈政治改革转变为异己，而不是转变为朋友。这种倾向使得很好的政治改革方案和知识储备往往是以异议的形式出现的，这实际上就变成\”礁石\”而不是\”水\”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政治改革边缘化的进步是有的，但实质性的动力不足。边缘性的东西靠政绩、政治创新。有些东西是被逼的，比如说乡镇长选举，我觉得主动的很少，往往是派干部过去实在是当不了，派一个顶回来一个，没办法只好找几个，而且是有组织、有控制的情况下做的；理想推动的，目前我还没看到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而且基层管人事的说\”为什么要搞选举啊，上面都不选举让我来组织选举\”，很困难。我们经济改革搞到这一步，包括市场经济、私有制的提出来，都是靠饿死人的危机来推动的，搞承包制能吃上饭了。现在搞土地改革，那是学者推动的，没有饿死人的问题，所以土地制度改革很困难。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比如说从人治到宪政，谁愿意用宪政来控制自己啊？宪政是核心政治力量相互之间均衡的一个结果，到底几派政治力量能不能实现均衡，有没有这种想法依靠宪政、契约来制约？好像没这个动力。
民主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好东西、作为一个好的装饰品，目前好像这个装饰品还是挺好的，没看出什么重大危机。包括司法，司法为什么是边缘性质？因为很难控制它，司法事后性、程序性，很明确，而且一个审级一个审级，控制了很容易失去其边缘的功能。
但作为现代政治的一部分，司法是要核心化的，包括立法也是要核心化的。但目前的格局是，立法和司法都是边缘化的，边缘化有其边缘化的功能，这是在传统体制里。如果这个立法和司法都是边缘化的体制运作良好，就不要改革了。如果要改革，就要让立法和司法核心话。但目前看来，推进其核心话的动力不足，推进其他应该边缘化的动力却很足。比如加强信访工作，这使得司法边缘化了，但大家很有动力。
第三个问题，探讨一下高端政治和低端政治的关系。目前，我们的低端政治素质很差，有很多山大王的角色。于建嵘接触过好多低端的政治家，他们说话跟流氓一样，\”这是我的地盘\”，缺乏精英意识，也缺乏起码的政治礼仪。高端政治目前的一个倾向是民粹化，大家知道高端政治民粹化的时候往往不是搞民主最好的时候，民粹化的时候往往是共和国变成帝国的时候——凯撒搞民粹把共和国变成帝制——实际上这对宪政、民主未必是有好处的。
目前，高端政治的重要变化是，限任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传统体制的重要关键。只要限任制，权力和平更替，新的政治领导人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利用现行体制聚集足够的整治资源，就需要改变整治资源的汲取模式，就需要改变现有的治理结构。如果在最近的将来不修改不修改现行的高端政治规则，就必然会出现核心领导人权威弱化以及高端政治运作不顺的问题。
总起来说，中国政治的改革需要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需要低端政治的基础。但政治的核心变革，还是高端政治的制度变革。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辛宇（权力结构研究学者）：
三十年前，通过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深入讨论、激烈争辩和深刻反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了解放思想的共识，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
三十年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已成箭在弦上之势。为了使明年能真正形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合力，必须在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形成全党乃至全国的共识。
共识之一：政治体制改革其实质为权力架构的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权力架构）的改革。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在28年前就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拟定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权力架构）的规划蓝图。并勾勒出逐步推进修改宪法、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企分开、还权于职工、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一把手体制等的大模样。
共识之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抓住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由于我们基本上沿袭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超稳定结构的中央集权领导制度。当战争远去，运动不再之后，其弊端也日益明显。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但“总病根”则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又突出表现于两个层面：一是个人（主要指党委一把手）权力的过分集中；二是组织（主要指党委、党组）权力的过分集中。对于前者，一些地方和部门往往企图通过分事权来解决，也想了很多办法，如一把手不具体分管人、财、物，以及末位发言等。对于后者，则必然涉及到机构分权。
共识之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努力使“集中”民主化。按邓小平同志的规划，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所限，目前还做不到。但努力改变权力的过分集中，特别是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以切实改变党内权力的过分集中，是应该并可以做到的。上策是党内机构分权：即分设党内决策机关党委会，执行机关执委会，监督机关监委会；中策是常委工作分工：党委常委只负责党内决策，不兼任党委各执行部门领导的职务；下策是书记分活儿：即根据书记的认识和喜好，将党内有关事务，按生产队长的做法，派活儿给各常委。
共识之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发展并深化民主。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和摸索，需要以还权为主线，逐步从五个方面“审慎从事”还权行动。一是党委还权于政府；二是中央还权于地方；三是干部还权于群众；四是书记还权于组织；五是组织还权于党员主体。而且“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走的是放权之路。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开放促进了改革。有此借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须走还权之路。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高度出发，以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员主体地位的归位，并促进开放深化改革。途径有三：一是扩大选举制，减少委任制。重民主必重选举。二是党的机关报带头开展舆论监督。邓小平五十年代就指出，“报纸最有力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些主流报刊由于丢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失去力量，失去民心，在舆论导向上有名无实，逐步边缘化。三是逐步使党员真正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每一名党员都能真正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党组织才能获得活力，党内民主才能为党的长期执政注入鲜活的生命。
共识之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建立类似经济特区那样的改革试验区。试验区是体制改革的孵化器，可以减少阻力，控制风险，方便拷贝，整体推进体制、机制、制度等层面上的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是实践的成功，是特区试验的成功。尽管经济体制改革的风险远小于政治体制改革，但深圳特区还遭遇了两次大争论。即使实践证明搞成功了，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也只是落了个安全着陆。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关键就在于我们只有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区，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而任何一个领导干部要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要对现有的权力结构进行实质性改革，他所面对的既得利益的势力太大，所要承担的责任太大，所要冒的风险太大。没有上级的及时支持，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成功的几率不高。因为这种作法是以个体去挑战群体，是以对己无益去挑战既得利益，是以大多的无依无据去挑战甚至违反很多的现有规定。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之谈。因此，如不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进行综合改革试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更很难取得成功！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不多了，再不抓紧改革就只能等着翻船。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应是修修补补，而是革命性的。革命的对象就是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破除新的“凡是论”。只有象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那样尊重现代政治体制构成和运行的普遍规律，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必须有一个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安全性、妥协性、可操作性的根本改革方案，才能打破僵局，真正把政治体制改革启动起来。
以下谈五点政改意见。
1、参照香港模式，创建大陆模式。
香港没有多党制，但它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却是良好的。它有四个支点：一是财政由立法会来决定，表明它有分权制衡。二是它有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三是它有很好的法治。四是它有民主背景或民主因素。香港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这就是在没有多党制的情况下也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政体，所以多党制并不是良好政体的绝对必要的条件。这就表明，大陆完全可以参照香港模式，在坚持党的领导、不实行多党制的前提下，通过培植和发育这些现代政体的基本要素，创建符合大陆实际的现代政体。这种改革就是具有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
2、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应当是建设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财政制度。民主政体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用来解决财政问题的。抓住了公共财政这个民主与民生的最大结合点，就能使政治体制改革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力。
3、着重实行财政分权制衡体制。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单位的会计、出纳、审计都是一个人，那就会有很高的腐败概率。所以，财政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首先必须相互分开，然后再相互制衡，这才是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制度措施。
4、实行党的领导与普选制度相结合的选举制度。
中国从1949年起就已在宪法层次上规定了普选制。但是，普选制在世界上都是与多党制相联系的，这就使真正落实普选制几乎成为了不可能。
但这个僵局是可以打破的。落实普选制的根本措施是：我们可以普选人大代表而不选党。也就是说，大陆在普选时不搞政党之间的竞选，只搞人大代表之间的竞选。为了保障党的领导执政地位，我们可以把宪法中的有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原则规定具体地落实在选举法的有关条款中。比如，我们可以考虑规定在人大代表中区分政党席位和非政党席位，政党席位占70%、非政党席位占30%.其中政党席位是中共和八个民主党派的，其人大代表候选人首先来自于各政党内部的竞选，其次来自于中共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其他则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的人士的非政党席位。政党成员也可以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竞选，但通常不能享有政党人事提名之待遇。
共产党员要成为居于政党席位的人大代表需要经过三个步骤：一是通过党内竞选成为中共代表大会的成员，二是通过参加党代表大会内部的竞选获取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三是参加人大代表竞选，通过人民投票选举而成为人大代表。经过这些选举后，中共依法成为人大中的多数党，因而获得组阁权。政府首脑和政府主要成员（政务官）也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他们首先必须经过上述三个步骤的选举成为人大代表才有资格成为政府首脑和政府主要成员。除此以外，他们还需要参加更多的竞选。借鉴国际经验，中共至少应当向人大提供两位政府首脑候选人。这两位政府首脑候选人需要通过党内专门竞选而产生。然后再在人大代表中竞选，竞选成功者即为政府首脑。中共还应向人大提供至少相当于两套班子数量的其他政府主要成员侯选人。这些候选人也都需要通过党内专门竞选而产生。进入人大后，他们首先需要通过当选政府首脑的遴选而进入内阁提名名单，然后再经人大代表投票而正式入阁。未能经过这个环节成为政府主要成员的则可通过任命制途径任副职，或者至少是获得政府主要成员的候补资格。这样我们就能实现党的领导与普选制的安全有效的结合，亦即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结合。
5、经过上述选举后，我们可以通过以党领政和依法治国解决党政关系问题。
以上这些不是完整的政改意见，只是想以此说明，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我国也完全能够实行具有革命性、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性的政改之路仍然存在，就看我们走不走。
任剑涛教授：
我认为政改的关键不在于功能性的组合，也不在于被动性的回应，而在于政治体制的结构优化。
1、我们必须要强调指出，今天中国改革的成败问题取决于政党体制改革成败的问题。我有个提法就是，不要说全能政府的改革决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关键的问题是全能政党的改革决定中国改革的成败。党－国关系的清理80年代看得是很准的。如果党、政关系或党－国关系没有理顺，所有的改革由一个全能政党来驱动，一个局部政府、或有限、有效政府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不可能的。现在实际上党政关系高度紧张，不要只看到党群关系紧张，为什么这样说？各地党委作出决定，政府来执行，犯了错误是政府的，政党不承担责任，这是中国政治体制严重的内部对峙问题。这样的态势，在地方上实际的权力运行体系中，矛盾尤为突出，大家都用干群关系的紧张来掩盖党政关系的紧张。我们必须要看到更紧张的党政关系，已经使得党国内部权力的高度一致性很难维持。而如果需要诱导型改革的话，党政的高度一体化和认同感非常重要。苏东领导集团的分裂导致国家的裂变，对我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醒作用。千万不要用干群关系紧张来掩盖党政关系紧张，因为这是我们内在决策体制的一个高度张力。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政改而言，改变全能党比改变全能政府更紧要。
2、要承认我们的政改面临一个政体选择问题：我们到底是要集权制度还是分权制度？要民主制度还是专断制度？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人在说集权有什么好处，列宁主义、国家驱动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做这样的总结我认为是有问题的。这甚至与执政党领袖的思想进步都疏离了。80年代领导人谈政改要杜绝三权分立，97年江泽民谈政改已经公开承认权力分割与制衡。权力分割与平衡能使政体的问题真正落实到一个宪政的平台上。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不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操作问题。因为千百年来人类能把权力安顿下来，就是靠权力分割制衡。从而使难以驯服的权力区分为不同形态并相互制约，同时让权利、让社会制约权力，权力才“皈依伏法”。如果你要承认一个集权、专断的选择是正当的话，我们的政体就高度地不稳定。因为集中且专断的权力一定要有最高、最后的权力人格代表。这种人格代表使得集中权力达到极端权力的情况下，就绝对不可能是法治的权力。这是一个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共同证明的问题。
3、政府管理不在于强调政府机构的规模或职能，比如大部制、小部制，也不在于一个具体的对政府预算、财政问题或是运行机制问题的小打小闹的改变。我认为最关键的在于国家次级体制的设置。除了政党、国家权力，政府运行体制是个次级权力。次级权力与首级权力不一样，首级权力需要宪政来安顿，而次级权力需要的是一套运行制度。这一体制的关键，在于政府作为日常资源的组织部门，怎么既把它控制得住、又怎么赋权于它，使它有限而又有效地运作起来。现在比如说承认“小三权分立”，深圳在多年前设计的时候我就提出很严厉的批评：不知道现代政体设计一个基本的核心——人大作为国家立法机关强调的是公平价值，行政体制是以效率为追求的，司法则是强调公正理念的。行政体制在强调效率的时候，你给它来个“三权分立”，你搞一套我搞一套他搞一套，即你决策我执行他监督，这反过来使得行政效率更低、行政决策成本更高。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围绕着政府管理的效率性，就要求我们在政体选择的时候，政党的体制建构问题首先要加以解决。政府基本机制的设计我认为变得非常关键，公共财政、绩效评估、大部制都是边缘性而非核心性的问题，边缘不能替代核心。我们现在一说某个东西有用，就动用大量的行政成本来改，好几年之后回头看又不行。行政成本无限累进，但行政绩效是逐渐在衰变的：我们多年来的行政绩效呈下降曲线；我们的行政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数倍以至于十数倍。次级制度运行的成本非常高。“钱袋子”控制不了。因为次级制度的设计跟首级制度的设计是错位的，人大管不了“钱袋子”，党又不管“钱袋子”，政府的“钱袋子”是乱的。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情急之下投入4万亿，造成的结果不仅是国内在“跑部钱进”，连跨国公司都纷纷到发改委去拜会，现在“跑部钱进”是全世界的行为了！回顾政治体制的历史，对政改的促进做一个基本判断的时候，我想抓住这三大结点，政改的推进才能真正有效。
汪玉凯教授：
（很多人）看不到政治体制所存在的潜在性危机。不带偏见、客观地描绘，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模式可概括为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它下面有三个层次：第一，基于市场经济的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第二，基于现代法治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第三，基于多党合作的体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协商政治模式。我认为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包括这三个内涵，这个模式我认为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首先看它是不是：它是有现代意识的，接纳了市场经济、也接纳了现代法治理念，强调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你不能说它没有现代法治的意识，它有；怎样去实现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其最大的挑战有三个方面：第一，也是刚才任剑涛讲的观点，这种模式有明显的党国家化的趋势，国家被政党控制，带来很多问题，首先如何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第二，政治模式遇到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问题。现代社会是多元思想文化，而我们这种政治模式过度强化它的意识形态。文化革命中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三者高度重合为一，在我们现代虽然把经济中心剥离出去了，但政治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仍然高度合一，过度意识形态化。第三个挑战，我们到现在找不到对公权力有效的制衡手段，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它找不到四两拨千斤的、有效的对公权力的制衡机制，我们的反腐败都是事后追究。这就是我认为的我们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最大的三个挑战。
那么未来如何来改革？第一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体目标很模糊，十七大讲得很漂亮，“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要在基层实行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自我教育；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但是就是不能操作，流于口号，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我们不敢迈出关键一步。这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在高层对政改的价值趋向。那么当高层不积极趋向的时候，对社会就会造成一个误判：现在社会有罢工的，群体事件非常多，社会不稳定，（但）只要我们把经济解决了就没问题。92年以后我们一直是经济高增长掩盖了政治问题，现在明年可能经济出问题——千方百计、只要我们经济搞上去，政治、社会问题可以给它稳定住——我认为这可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误判。救市不能（仅）以经济方式来救市，要以改革的方式来救市，特别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要用政治改革的手段来救市，这可能是最有效的救市。如果我们把救市手段都局限在经济层面，而对于行政、政治层面的问题不关注，救市也未必救好。一定意义上讲，我的看法就是政改是非常紧迫的，但是人们对它的看法不一。（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吴思总编：
政改怎样继续往前走？在中央文件的表达中，传媒的权利似乎可以继续扩张，中央文件提出了知情权和表达权。在某些领域，例如消费领域和经济领域，即使碰上三鹿集团之类的企业，碰到黑煤窑，扩展都是有可能的。但碰到那个“硬核”，党政系统的既得利益，恐怕就扩张不动了。说不定还要后退。
总体上说，言论空间的变动，是一个很难一概而论的局面，具体结果取决于各方面的博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谁都不会闲着。从中央文件看来，最高层不想大动，也不想不动。中间的权贵阶层实力很强大。在传媒自身的层次，有想推的、有不想推的，但市场取向决定了传媒还是推动开放的力量。
在这种格局中，政治后台硬的可以继续前进，这是沾特权的光，成为“贵族民主”的一部分。另外，经济强大，资本后台硬的，也能拱一拱。无论谁往前拱，民众和海外舆论都倾向于支持，民众支持，是因为传媒放开意味着扩大他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海外舆论支持，也无须过度解释。所有的传媒人都反对打压言论，只要一看言论自由受侵犯就生出反感，这是国外记者编辑的自然反应，甚至可以看作行业性自卫。按照中央文件的表态，最高领导层也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支持一下，在某些权贵的打压之下保护一下传媒。这些力量集中之处，就能形成几块硬骨头，啃不动、嚼不烂、煮不熟，拿它没办法。当然，对权贵来说，一旦伤害到他，啃不动也要咬两口，局部可能互有进退，先出头的传媒人还可能倒霉，但倒霉了也要维持下去，再换上来一个，还会继续死磕，否则整个报刊都要死掉。
除了几块硬骨头之外，还能活下去的就是“游击队”，博客就是“游击队”，遍地青纱帐，谁知道它躲在哪里。结果，不管是明规则还是潜规则，每个人的那份权利、言论空间，实际上都可能扩大。我觉得这是实力对比的结果，这种非主动的“改革”或“变革”是真的，不会发一个禁令就没了。
从更宏观的层次看，传媒人在争取自身的权利，垄断集团和权贵在维护或扩张自身权利，工人农民用群体行动的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商人用钱开路扩大自身权利，这些努力都在持续，日进不息。政治体制改革，只要顺势而为，给各方提供一块正当博弈的合法平台，把博弈结果固定为法规，就算重大进步了。目前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虽然已经从帝国进步为党国，但还属于官家说了算的政治结构，还是官家主义政体。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增加了，社会结构变化了，政治体制的核心结构还没有改变，民主和宪政还需要大家继续推动。
下面还有一个可能的大变化，就是接班人的传承规则结束。“指定接班人”作为一种权力传承规则一旦结束，新的传承规则是什么？按照前苏联的经验就是开中央全会来推选，那就是“贵族民主”或“高官民主”了。我们现在可以叫寡头政体，将来可能就是高官民主。在最高权力传承规则变化的前景之下，在各方扩展自身权利的努力之中，中国将往哪里走呢？能走多远？我得承认，我现在没想清楚。
赵树凯研究员：
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依赖于怎样在多种社会力量的互动中找到一个结合点。总体上改革应该是渐进的，但如果一味强调渐进性，只是被动地应付或者敷衍，改革往往会失去最佳时机。群体性事件的增加和升级，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
关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西方学者整体上说比较乐观。有些学者研究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指出这种抗争来自于规则意识，还不是权利意识，所以对政治稳定和政治改革不会产生大的影响；有些学者集中探讨中国发展型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有些学者试图在中国找到协商民主成长的可能性；有些学者则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等等。也有少数研究者持悲观看法。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方法上，注重实证，往往从小问题入手，引入量化分析，从而探讨发展趋势，他们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策略，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是普遍规律，西方一样，中国也不会例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是漫长的，有的国家到现在还在进行。有时候，渐进改革难题的解决采取了激烈的形式，人们误以为民主政治是依靠“革命”来完成的。激烈的形式有时候导致玉石俱焚的后果，反倒会阻碍渐进改革进程。当然，激烈冲突的形式很可能与我们不去主动地推动渐进改革有关。
中国的主流社会，包括知识界和其他各类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长期走向的看法也许并没有大的分歧。政治没有什么神秘的，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是公共服务的权威机构按照什么规则建立和运行。
过去30年，我国社会的政治关系有很大改善，这个必须承认。举例来说，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要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一表述的产生，说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辞典中正式有了“民主”、“自由”、“公平”这些反映人类普遍文明价值的政治术语。在中国人的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些政治理念。改革不能冒进。走向成熟的民主政治需要一定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国民比较富裕，中产阶级比重较大，居民的耐用消费品使用普遍化。具备这个条件可降低贿选发生的概率。
第二个条件是社会比较平等。这是消解激进政治的社会基础。如果贫富悬殊太大，激进政治家的活动空间会很大，容易导致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剧烈动荡。
第三个条件是“熟人社会”基本解体，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形成。没有这个条件，全社会的广泛直选就难容易导致黑党政治的普遍化，民主政治就会徒有其名，全社会就会“土围子”化。这种事情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很普遍。
第四个条件是民众文化差异比较小。民众文化差异太大，容易被区域政治家利用来搞分邦裂土活动，带来社会动荡，最后导致国家、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学界的朋友对这个事情不要太浪漫。我们自己可以在思想上搞清楚个人价值和国家保护的意义排序，但不要希望全社会的人都有这样思想，更不要希望激进政治家不会利用民众文化差异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第五个条件是经济多元化程度比较高。多元化进程不免有利益集团获得某种垄断地位，这并不很可怕。只要有多元化，大家的空间就增大，强势人物就不至于一窝蜂地专门去争政治权力。
上面述及的五个条件，经过改革开放30年，有的发育的比较好，有的还不好。发育好的条件，就应该利用；没有发育好的条件，就应促进其发育。这些条件的进一步成熟是一个过程，太急也没用。许多欠发达国家虽然有一部好看的民主宪法，但没有民主政治之实，原因大抵是社会基础有问题。当然，如果做好工作，有的条件可能成熟会快一些。例如，全社会民众文化统一性的建立就可以刻意地去推动；文化差异性可以有，但不要刻意地强调，更不要将其凝固起来。可以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加速经济交流、促进人口流动等办法强化社会经济的内在统一性。要取消国内民族之间在计划生育、升学录取等方面一系列差异性待遇政策。国民教育要贯彻宽容、妥协、互济和理性等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取消基础教育教材中的那些提倡好勇斗狠的内容，更不要胡乱把爱皇帝当作爱国主义来提倡。
我们强调形成政治体制转变的成熟条件不能一蹴而就，是为了防止改革中的浪漫主义，但这不能成为缓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做了一些事情，而更多的事情还等待我们去做。一方面，要将已经提出的好的改革设想尽快付诸行动，特别是一些已经出台的法律要真正落实。我们的“宪法”、“物权法”、“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如果都能真正落实，政治体制改革也会向前迈出一大步。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建立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体制机制的任务，也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应加快落实。另一方面，更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措施也应有一个统筹安排，择机出台。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非政府组织管理登记制度的改革、司法制度的改革、大学管理制度改革、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法制化改革，以及反腐机制的改革等，都可以加快步伐。在一些地方还可以搞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
袁绪程总编：
政治体制如何解决呢？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将问题解决，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进行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我同意党国英讲的，宪政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不要提做不到的事情。应当把民主化和宪政看成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像经济改革一样，走渐进的路子。政治体制改革远比经济体制改革和私人领域的改革更复杂。因为私人领域和经济改革不需要找动力，动力来自于人本身的欲望，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讲求的是公共权利的平等化。我们要寻找政治改革的动力和载体。
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要研究新的社会组织如何设立、如何发展，国家和社会如何分离？如公益性和互惠性的组织如何组建？比如农协对于小农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能不能搞农协？是不是只有建立农民的协作组织，才能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否是一个替代过程？由于工业反哺农业是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个职责由谁来履行呢？由农户自己还是官员？官员是向上负责，只有由农民选举的农协代表才可能向农民负责。再如，只有转变土地的公共使用方式，不再通过直接征地而是征税的方式，才能建立公共财政，建立公共财政本身又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没有公共财政相配套，即便是直选的乡长也很难做到向下（乡民）负责。因此，民主宪政是需要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经济条件这四个条件相配套的。而中国的经济条件向前迈了很大一步，其他条件现在还不具备。
危机催生改革。我们绝不能轻视这次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是全球性的。欧美、日本经济开始衰退，我们的对手出现了问题，但我们也有问题。我们的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需调结构，调整结构的背后是体制问题。这就给我们的改革提供了机遇。经济危机带来民生问题，民生引领民权的改革，这就给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
我认为，不要提政治的多元化，提了并没有任何好处。台湾与香港的存在对于我们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们要统一台湾，就必须走人类的共同道路，缩小与台湾的经济和政治差距。所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不是左派能够批得倒的，也用不着去争论。走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李楯（清华大学教授）：
我讲：“从一百余年的发展全程看政治体制改革”。
我对政治改革前景可能是比较悲观的，有人总讲“经济上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变化”，我认为是不一定的：经济上的变化并不必然带来政治上的改进。
有人又会提出“中国存在那么多问题，最高层知道不知道”？在思维模式上还是“上面是好的，就坏在中间”，或者叫“改革两头有积极性，中间没有；中间是阻力”。我认为：“知道”问题的存在和“不知道”问题的存在是一回事：“知道”了，有不同的应对方法，想“改”和“不想改”是一回事，即使想“改”，能“改”不能“改”，又是一回事。我们应把问题区分清楚。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渐进”好不好？是一回事。“变化”是来自“渐进”的改革，还是来自权力系统控制力衰减导致的“松动”，又是一回事——因为如果是“主动退让”，放开社会空间，给个人以自由，那就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如果是“松动”就带来的变化，就是另一回事了——“松动”本身不是改革。
由于打开国门，格局就发生了变化。格局变了形成的东西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看这30年是讲不清楚的，起码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事（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我们要看看，再往前，就要看到上个世纪初的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看到1860年之后的变化。
我们必须注意到30年前改革之初的现代化启动，并不是像有些人讲得那样——好像此前就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30年前的现代化启动，对中国来说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启动。它所启动的不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的社会的现代化，而是一个走了特殊发展道路的国家，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后的现代化，这种由不同别国的特殊情势带来的差别一定要看清楚。
历史的变化不是起自一个点，“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一个人定的标识。文化大革命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制度构建上走到极至，而变化是渐起的，从乒乓外交、邓第一次复出，万里整顿铁路，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一步步走出。
我们应该注意到改革之初的目标是重提“四个现代化”，也就是想回到文革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四个现代化”是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和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有了性质上的区别的。在改革过程中，有一个阶段具体的改革步步向前走，大目标却迷失了，直至当政者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中共十四大）和法治国家（中共十五大）的大目标。但同时又确立和在实际认可了很多不能丢的东西——所以到现在，才有了中国在不断发展中被认为是每一项进步的同时都加剧了内在关系的紧张的景象的出现——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改革，而政治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改革我们什么时候启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以往所谓的渐进式改革是需要很好总结的：30年改革中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既有结构和已成定势的思维模式）和改革中新生利益格局的负面作用，都使得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很难启动。
三十年的重大成就，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力增强了。这些固然得益于开放、改革的政策，但还有几个方面也是起了作用的：第一是大规模的金融运作，引进外资、银行贷款、股市开放，有很大贡献。第二，改革成本支付的滞后，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低。第三，农民工的低工资。第四，资源变资本。第五，我们付出极大的环境与资源代价。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如果不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中期的美、苏对峙，如果不是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济增长早该出现（如果我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准备，60年代应能起飞）；二，30年的经济增长伴随了本来是可以控制的城乡、地区、贫富差距拉大，已经到了威胁社会稳定的程度。
由于改革缺乏整体规划和统筹，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两年前，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文件中提到的四个机制——“权益保障”、“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远未建立，一个社会缺乏形成共识，化解冲突的机制，旧有的权力系统和市场有了及其巧妙地结合，在这种情况下的的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人类发展而言，是尚乏根基的不稳定增长。未能完成“全面改革”（十七大报告）的中国，很可能还只是一个“跛足巨人”，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
还有一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刚才吴稼祥提到了上层，我想说民间一直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和行动。这在1985年、1986年和当时中央是有过密切的合作的。今后，要使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仍然需要多方面的合作。
现在，首先需要有一种认识，对一个较长时期历史的梳理；对全球、对中国现实情状的认知。
一方面说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合作是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又沿袭了旧有过强的敌情意识，对内对外都是如此。能不能求同存异，合作共生？
我们为什么处于紧张之中？因为中国的目标问题——为“人”（使一个、一个的人都生存得更好一些）还是为“国”（战胜或者是胜于别国）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924年国民党提出“党治”，后来的基本思路是“国（家）社（会）本位”，1997年共产党提出“法治”，基本思路是“以人为本”。从说出到做到是有距离的，因为这个在转型之中，发展有路径依赖，社会既有的结构、旧有过时已成习惯的思维模式，以及发展中长成利益格局的存在，都不断地会使行动偏离目标，这也就是温家宝主持制定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的改革所必须面对的体制性障碍——要突破这一障碍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需要反思，需要对走过的路做一番检讨，看我们是不是有错。一个“不认错”的民族是没有指望的。另外，“改革”虽不能说什么“最后”的机会，但长期拖延是有极大害处的，这就是“改革”拖延中的腐蚀性。这种腐蚀绝不只是腐蚀了官员，也腐蚀了民间，包括农民工、农民和社会底层。上层腐败、底层堕落，是一种很可怕的局面。拖延中是会产生很多变形的。两年前中央文件提出“社会建设”，现在已经变成了“民政部‘建设社会’”。
一些人，从自己利益出发，不愿在改革中让出些许既得利益。另一些处领导地位的人，则怕在自己任期内出问题，只想“千万不要在我手里出事”，不想拖延越久，问题积聚日深，相互纠葛，越难解决。
要想平稳转型，就要上面主动。要决策层深思熟虑，广采众议，积极推进，同时，给公众参与以空间。没有上下多方的合作，中国的全面改革是难以成功的。不说最后机会，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这个社会的问题积聚得太多了。
如果说具体建议，几年前早已说过了。有《改革路线图》，报刊都不愿发。简单说，大致有几点：民生第一。明确党权。做实宪法——保障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和言论、出版的自由，放开非政治性结社，允许公民通过集会、游行、示威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以不使用暴力、不冲击国家机关、企业和其他单位、不断绝交通、不使用宣扬暴力、战争、犯罪、歧视或者是侮辱、诽谤他人的言辞、文字、图画为限。设立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人大（改变代表选举制度，减少代表名额至200余人）分别议事，共同议决，中共中央委员会有否决权的国家权力体制，及合于善治原则的公共事务决策体制。划分中央、地方事权，以及司法独立等。
改革是会有风险的。改革需要多方合作，需要有原则的妥协。现在正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需要的是加快改革，而不是继续搁置改革。我们看一看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看一看抗日战争开始时对民主改进的呼声，应能知道良好的政治体制的改进，对应对危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良好的政治体制能在利益、主张不同的人们之间形成共识与合力，以化解冲突和风险，共度时艰。
郭道晖教授：
现在很多人都同意政改要“走碎步”，走渐进的道路。我也认同政治改革不能过急，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但当前政改在总体上的主要倾向不是太快，而是太慢；再则，何者当慢，何者要快，也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党国体制的改革急不得，需要经验积累，需要考虑当局者的承受限度，所以要“走碎步”；但有些是容易改而且迫切要改的，为什么不改？如废除或修改侵犯人权的劳教法规；如开放舆论，制定新闻法、出版法，虽然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草案，但是由于某部门或某领导人不同意搞，就拖延至今不制定；还有社团组织法等，只有政府部门出台的管理、限制社团登记和活动的行政规章，而没有人大制定的保障自由的法律。这在立法程序上也是违法的。另外还有公务员财产申报、登记，都是马上可以实行的，却因为某些官僚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泡汤。
我认为政治改革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问题，而且是时不我待的问题。再拖下去，矛盾会更多，乱子会更大，群体事件会急剧发展而且无序，难免不引发动乱。所以政治改革已刻不容缓。
另一个问题是怎么改？十七大报告一开始就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我觉得要解放思想，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应该解决一些历史遗留的、未加清理的“左”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债务问题。要向前推进改革，就要允许向后反省、总结历史教训，正确评价曾经给新中国造成巨大祸害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思想言行。讲思想解放，首先得从长期统治着人民的神化的错误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对建国以来历次瞎折腾的政治运动来一番反思和思想清理，而不是忌谈历史教训，封杀历史真相。
二是要抵制文革思想的回潮，如前述的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为纲，为否定人权民主法治而妄批“普世价值”，鼓吹“党权至上”等等。
三是执政党需要从革命党的思维转换到执政党的思维（如由鼓吹“阶级斗争”、“继续革命”、“专政”，转化为民主宪政思维、人权观念；由只强调代表某个阶级或“大多数人”的利益，转向对全民、全体选民负责，等等）。
高放教授：
展望未来，不仅要支持现在的中央继续碎步前进，而且还要促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快推进迈出三中步，最后达到迈出三大步，才能取得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成功，从而促进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迈出中步呢？我们不提什么更多新的方案，就是要求党中央按照宪法、党章的规定，各级党的领导人、各级政府领导人真正民主选举产生嘛！选举是民主的第一要义，十七大文件就是讲“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是将民主选举放在第一位的。什么叫迈出大步呢？就是把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真正实现党政分开，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我们学者只能够本着良心、良知，发良言、提良策，唤起民众、唤起广大的党团员、唤起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共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能唤起众多群众起来了，才会引起领导的重视。将来的前景我看无非有三个：一个是领导人自动、自觉、主动地改；一个是不自觉、被动、逐步地改；一个是口头上讲改、实际不改，或者只限于小改。如果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一定会引起社会动荡。苏联东欧的剧变证明了：官僚利益集团形成后，政治体制改革是更艰难了。在苏联东欧的后期还有人把死马当活马医，想法尽力抢救。然而由于处方不对，进行体制外改革，终于葬送了社会主义，我们还是要竭力推进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我觉得宪政在中国现在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但我想，恐怕还是得回到宪政。但怎么回到宪政呢？法国大革命时政治派别很多，但无论左中右都共同维护1814年宪章，公共知识分子无论信仰如何都共同参与了维护公民权利的斗争，尤其是以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为中心——被称之为“自由中的自由”、“权利中的权利”，这和后来马克思的看法是一致的。法国的经验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启发的。改革本来最大的动力或目标是分权，现在因为官商形成了新的权力复合体，权力越来越结合了，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本雅明对“死马当活马医”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大家都有很好的构想，我是学传媒的，政治学的构想不是我的特长。哈耶克是反对路线图的、反对建构，但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恐怕也不能完全排除建构，建构要与演进并重。刚才几位在体制内讲的方案，只要能推进都是好方案，它有没有缺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往前走。为推进公共事业，我们在座的各位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权：首先是影响周围的学生、老师、弟子、组织中的其他人；其次就是今天的媒体应该说主要是自由主义趋向的，有优点有缺点，优点就在于给我们主张改革的人提供了巨大的话语空间。现在以社会改革来促进政治改革可能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社会改革通过公共事件如地震来推动它，最近几年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如死刑复核权，包括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等等都是通过具体案例来推进的。但这里面有一个悲哀就是“不死人不能推进”，往往是某人以生命为代价，大家出于义愤来推动，然后法学家出来阐发一些原理。任剑涛好像说过一句“这是历史理性”。历史理性有时是很残酷的，但对于促进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往前走可能也是一个不得已的代价。所以从现实来说，体制内、体制外的学者可能更多地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话语权和行动、包括理念（来推进）。有人说在中国不缺理念、就缺行动，我觉得也缺理念，理念也有大理念、中理念、小理念。在具体问题上，最近几年我觉得中国有一个界别特别值得我们尊重，就是法学界。现在我们面对的对手确实很强大，他们确实没有什么改革的动力，但是话语权也不在他们那里。我们通过有限的媒体权力、公民权利、个人权利的结合，包括体制内一些健康力量的结合，可能多多少少会改进一点目前这种让人感到悲哀、绝望的情况。某部门现在也抛出一句话“透明度决定公信力”，我们乐观其成，可能现在对它们最大的制约就在于话语权。
最后一点不是结论的结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要推公民社会我觉得有一定难度——尽管有难度也得做，如扶持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NGO等；但更现实的是建构公共领域——两个人以上的公共团体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小到我们在座的几个人，大到通过媒体、通过全国性的一个什么活动来放大，这个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特别是拜互联网之赐，目前这个情况还是在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弘扬。（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蔡定剑教授：
我认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刚才高老也讲了——选举制度一定是出发点和基础，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选举出发。但是怎么做呢？现在就可以扩大县乡政府领导人的直选和省以下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实行真正的竞选。竞选先是人与人之间的竞选，还不是政党间的竞选。有这样的选举有利于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没有危机不思改革，有了危机又害怕改革。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两难困境，由社会危机引发改革的可能性越大，发生的不稳定的可能性越大。一旦发生大的动乱的话，中国没有政治上的承接力量，这给社会带来危险和动乱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党要从民族和人民的长远考虑，应该允许民间领袖人物出现，他在危机时可以作为社会的平衡力量和社会危机的谈判对象，这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