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盟事发合情合理不合\”法\”

7月中旬，设在北京的民间组织\”公盟学术研究中心\”（简称\”公盟\”），被北京国、地税两局以\”偷漏税\”为由高额罚款，被民政局事后高调宣布取缔，并进行查抄。

公盟，是当前民间组团大潮中的一员，更是被政府强势打压的代表之一。这种游离于党的掌控之外的民间公益性质的团队在中国已非独家，只不过政府一直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对口主管部门–民政部(局)坚决不予登记注册，往往最后才不得不以公司法人形式出现，同时给政府进行打压也被动地留下了借口。

从公盟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是以社会公益和法律援助为主要业务，完全是建立在社会改良的理念和基础之上，假如是在正常的民主契约社会中，正好作为政府行为和司法不足的一个补充，毫无疑问其所有行为正是政府所求之不得的。但在以专制立国的中国，政府\”眼里面容不得沙子\”，民间社会力量渐趋壮大和成熟，则对执政当局在隐形心理上和现实态势上造成了所谓压力和危胁，已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安和恐惧。

虽然公盟是以\”奴仆为主人洗袍子\”的心态和方式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的，但中国传统认为，任何不受政府节制者，在主人没有点头认可之前(其实永远也不会如愿)，皆会被其视为\”敌对势力\”，\’必然不能为专制者所容忍，同样也会受到\”理所当然\”的无情打击，公盟自然也不会例外。所以，对公盟的打击，应该说从当初不能进行正常注册之时，就已开始了，有今日之事，当属必然。

消灭\”异类\”是既有之策

中共在立朝之初，便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将土地、财富和国民据为己有私产，不但对国人从肉体上管束，在衣食住行、工作、学习上完全推行集中营式的军事化、程式化管理，甚至还从思想上进行禁锢，慢慢\”培养\”成为唯党是从的马列主义教徒和生物机器，人人以争做\”螺丝钉\”和\”党的好儿女\”为荣。

党为了防止一切形式的变革与革命，保证自己的既有利益，就必然要打击所有的自己不能掌控的民间社会和组织，锁死所有可能失控的社会渠道，以求一统天下，别无\”分号\”之效。

为达独霸天下的目的，奉\”罢黜百家，独尊马列\”之策，将中国社会本有的一切政治团体和民间组织重新梳理，具有政治特征的，归入党领导的\”政协\”旗下的\”民主党派\”，充做其政治\”文明\”装点和\”橡皮图章\”；对于有宗教特征的，则归入宗教管理局旗下的\”三自爱国教会\”，进行党化洗脑和强行管制，以它教之名行党教之实，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从此成为唯马教独尊的\”不自由\”；具有中国传统帮会性质的会、道、门组织，则一概打的打杀的杀，如从孙中山时代就已存在并参与了历次\”革命\”的\”致公堂\”者，虽党名早兴天下，但这一次才真正被\”改造\”成政治花瓶\”致公党\”，有\”沙里澄金杨六郎\”之大难不死，却再也没有了其\”革命\”的精、气、神。

此社会政治生态如后期的《动物庄园》般等级森严，其间有能苟且偷生而不殉道于党教者，即为大幸。公盟被罚、被取、被查，只是强权政治的一种自然延续，是身在中国的一个必然宿命，此即类同于中国的基本人权–\”生存权\”之现实表现。

社会变革需要团队组织

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都离不开有效的团队组织来领导和运作。

\”洋务运动\”，离不开\”洋务派\”领袖的组织；\”武昌兵变\”，离不开军营首长的领导；\”辛亥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孙中山的华兴会和黄光的兴中会的不懈努力，少不了同盟会的影响；红朝立国，更离不开苏俄的支持和直接\”关怀\”，离不了在中国成立政党及其\”铁血组织\”的带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离不开毛伟人的默许；\”改革开放\”的推行，必然也离不开邓氏的支持和引领。而这一切，全有赖于组织和团队的作用。

89六四民运的失败，是因为没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没有一个成熟的组织进行通盘管理和宏观引导，所以才值得让人反思。

现在的民运大业各自为政，为续艰难，恰恰是因为没有凝为一体，不能整合成一个有效运作的团队之故，所以才有了\”整合\”的呼声。

遍地分散的各类维权抗暴运动，同样是散而无效，所以才催生了\”冤民大同盟\”。如此种种，说明人类社会生活很多时候是需要有组织有团队的集体行为，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群居动物，任何时代和制度都不能反其道而行。

公民社会是大势所趋

公盟事发，并不说明在当前中国不应该进行民间社团的组织和建设，而恰恰相反，正好说明了对弱势国民进行及时帮扶和对强权进行震慑的必要性，说明了中国社会需要民间公民社会的存在和成熟，才能对专制体制进行有效的制约和平衡。

公盟事件还说明，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欲行改良之事，是多么艰难，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专制者所进行的一切改良，并不是为了改变专制，而是为了维护专制并预防革命的发生。一旦改良危胁到了其统治根本，这种改良马上就会终止。

时至21世纪民主大潮再次强势来临，身负家国之念具有良苦用心的中国民间社会，再现暗潮涌动悖党成势之兆，各种或是利用公司法人形式，或是与政府许可组织进行\”挂靠\”，或是自立半公半暗的隐形团队，正风起云涌逆势显现出来。

不管政府愿意于否，一股股潜在的制约力量已经出现，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公民意识已然显现，当政者意欲再用传统的圣君哲学和霸王之道治中国，继续一味拒绝一切哪怕最良性最善意的改良建言，甚至如《零八宪章》这样温和理性的吁求也视若无睹，弃若蔽履，反而一意孤行推行警察政治和机密治国（如《保密法》强势出台），它将来所能等来的，除了革命，怕无其它可能了。

2009-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