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成覺：文星唐納與災星江青

已故本港著名報人羅孚曾著《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書中記述了一些著名作家和藝術家在香港的活動，除了大師級的巴金，林風眠外，還有武俠名家金庸，梁羽生，散文高手董橋，雜文家兼詩人聶紺弩等等。可惜沒有唐納。

唐納（1914.5.7-1988.8.23）原名馬季良，又名馬驥良，江蘇蘇州人。“唐納”曾是馬與佘其越（史枚）合用的筆名，後由馬獨立使用。聖約翰大學肄業。1932年開始發表影評，1934年秋任編劇，1935年兼任電影演員，並主編《電影畫報》。是年春，撰文稱讚藍蘋（即江青）是“一顆耀眼的新星”。1936年4月和藍蘋，以及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一起到杭州旅行結婚，。三對新人在西子湖畔六和塔前請沈鈞儒大律師為證婚人。從此，他跟藍蘋恩怨不斷，成為傳媒矚目的焦點。

唐納思想激進，其摯友佘其越（史枚）早就是中共地下黨員。經佘介紹，他1936年加入中共。此後雖一直在戲劇界，新聞界工作，實際上擔任情報人員。1949年中共建政前，他虽然满心欢喜，却决定离开。他深知，江青是一个报复之心极重的女人，她已经成为“第一夫人”。当年她在上海，敢于当着夏其言的面，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倘若唐纳留在中国，那位心狠手辣的江青不知会怎样折腾他！

1949年2月初，唐納從香港寫給上海好友鄭君里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白：「大陸眼看就要解放，實現了我們的願望，《文匯報》的同仁都是『青春結伴好還鄉』，唯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戰時，阿苹（指藍苹，此時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曾秘密到重慶治牙，還打過電話約我在『凱歌歸』酒家見面，我斷然拒絕了。在我這個方面，已經一了百了。」

「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說我『鴛夢重溫，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現在很認命，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愛過阿苹，我曾經為她的出走幾乎自殺；也沒有一個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甚麼都下得了手。別了祖國，別了上海，別了青春，別了朋友。」

就在此時在一次採訪中他認識了女記者陳潤瓊（安娜）。陈小姐乃名门闺秀，福州人，是原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籙的第三个女儿，自幼受家庭熏陶，精通英语、法语，才貌雙全，他“驚為天人”，便全力追求。通過鍥而不捨的努力，1951年唐納終於如願以嘗，在巴黎與安娜共諧連理。

1978年12月，去國29年的「旅法華人」唐納，飛抵北京。接待單位不是中共華人華僑聯合會，而是中共中央調查部。

中調部直屬中共中央，1955-1983年，是中共最高級別的對外情報機構。中調部的前身為中央軍委總參謀部聯絡部。

中國作家葉永烈曾考證過唐納的真實身份。據葉永烈講，唐納晚年名義上是巴黎天橋飯店的老闆，實際上，他不僅是中共特別黨員，而且是中調部派駐巴黎的秘密情報人員。也就是說，唐納是潛伏巴黎的中共高級特工。

葉永烈寫道：「唐納在法國巴黎開設天橋飯店，而飯店乃名流匯聚之處，而唐納又有老丈人的國民黨招牌做掩護，不論是職業或者身份，都是從事情報工作的最佳選項，誰都不會懷疑唐納是中調部的高級情報幹部，頂多拿他與藍蘋的往事開涮而已。」

唐納在北京，受到中共元帥葉劍英的接見。參加會見的有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長青，葉次子,總參二部部長葉選廉，葉侄子,在中調部工作多年的葉選基等。此次會見極其隱秘，連唐納的妻子陳潤瓊都沒能陪同出席。

这次重要的接见在当时秘而不宣，照片也没有见诸报端。直至整整30年之后，在介绍叶剑英生平时，才“顺便”刊登了这张接见唐纳的照片，而照片说明词仍称唐纳是“旅法华侨”，似乎与“中调部”毫不沾边。

唐納向中調部提出，想要見一見老朋友夏其言等。此時，夏其言是上海《解放日報》黨委副書記、副總編輯。

中調部官員很快做了安排，並告知夏其言，唐納此行，對外嚴格保密。中調部官員對還夏其言講：「唐納又入黨了。」這個「又」字，表示唐納過去是中共黨員，中間曾經脫黨，如今「又入黨了」。你與唐納見面時，請稱他「馬先生」。

在上海，夏其言與老友重逢，很是高興。但是，他發覺，唐納彷彿變了一個人，不像當年豪爽直率，而是變得謹言慎行。唐納跟夏其言談話，只談往事舊誼，極少涉及在法國的生活。唐納在上海電影界、新聞界朋友很多，但他只會見了鄭君里夫人黃晨等極少數老朋友。

夏其言說，唐納和夫人在上海期間，從未在公眾場合露面。唐納依然對中國電影保持濃厚的興趣，但中調部規定，他不能去電影院觀看，只能在東湖招待所的內部小放映室為他和夫人專門放映。

1985年9月，唐納再度回國時，則是由國家安全部安排。這一回，唐納帶著夫人、女兒回國，被國家安全部安排住在上海五星級的新錦江飯店南樓。夏其言見到唐納女兒馬憶華，她在醫科大學畢業，男朋友是土耳其人。當時，趙丹已經去世，唐納在上海只見了黃晨。

唐納這次回來，似乎在北京住了相當長的時間。夏其言記得，當時他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的成員去北歐四國訪問，從上海來到北京，在北京飯店看望了唐納。當時，唐納一個人住在那裡。當他從北歐回國，國家安全部正安排唐納到承德休養。他又與唐納見面，正是秋高蟹肥，他們一起吃大閘蟹。唐納說起自己打算寫回憶錄，所以請夏其言托人為他找散失的歷史資料。夏其言回滬之後，托毛羽、徐懷沙替唐納找資料，另托人為他尋找解放前所寫的《祖國萬歲》、《陳圓圓》等劇本。不料，唐納的回憶錄尚在收集資料時，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鄭君里夫人黃晨回憶時說：早年她與藍蘋以“阿黃”、“阿藍”相稱。而那時在上海電影界，袁牧之、鄭君里、唐納、趙丹4人志同道合，曾結為把兄弟，依照年齡稱袁牧之為大哥，鄭君里為二哥，唐納為三哥，趙丹（1915,6,27-1980,10,10）為小弟。1936年10月12日，也就是唐納藍蘋等三對情侶六和塔婚禮之後半年，鄭君里與金陵大學女生黃晨結婚，席上唯一的女賓就是伴娘藍蘋！

解放後，江青已是「第一夫人」，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但兩人還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繫。江青去外地活動，住處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鄭君里夫婦到她住處用餐。

趙丹的妻子黃宗英「文革」後回憶，1959年江青一次來上海，派車接來鄭君里夫婦、趙丹和她，吃了頓當時豪華得讓人咋舌的宴席。席間江青指著趙丹和鄭君里對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說：“我在上海只有這兩個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們倆託付給你老了。”

江青的丈夫毛知道鄭君里愛抽烟，有次還對江青说：“你拿幾包我的烟给君里！這都是美國’茄里克’香烟！”這種密切聯繫一直保持到“文革”初期。文革初期1960年代某日，江青曾親自來鄭君里、黃晨夫婦家中找黃晨，同黃晨聊了一兩個小時。

沒想到，文革狂飆剛起不久，1966年10月初，葉群遵照江青授意，通過吳法憲致電把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叫到北京，在釣魚台一座小樓面授機宜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鄭君里,顧而已他們手裡，現在究竟在誰手裡不清楚。你可以阻止些人搜查一下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童芷苓,陳鯉庭等五家，凡是書信日記筆記本之類的東西都拿來。”葉群壓低聲音告訴他：“不要害怕”,”要絕對保密“。

江騰蛟回上海後，立即行動，由他坐鎮當總指揮，他親自挑人，由7341部隊政治部文化處長張彪帶隊，組成40多人，兵分五路，假裝成紅衛兵於9日午夜炒了五位文藝界人士的家。

江騰蛟把查抄交來的一麻袋材料做了清理，第二天他把認為“非常重要”的材料帶好，親自坐飛機送到北京。吳法憲不僅親自到招待所來看他，葉群親自到招待所把材料拿走了。過了一天，打電話給他，說：材料“已經交上面了，很滿意”。江騰蛟說，緊接著他又把第二批材料送給葉群。據知葉群為了討好江青，親自將材料分類，開了目錄單，上了封條，把材料交空軍保密室保管。這些材料後來都被江青銷毀，可是沒有當時江青想要的两封信，一封是唐納第一次自殺後，得知藍蘋偷偷離開他，跑到北平去見黃敬時，痛斥自己被騙的經歷，1936年6月藍蘋寫給唐納的情書；另一封是1958年因為唐納而寫給鄭君里的信。

這後一封信因毛寫了那首《蝶戀花（答李淑一）》引起。江青當著毛的面狂叫：“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於是，她一氣之下給鄭君里寫了一封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

這就是後來江青不惜一切要奪回的兩封信。一封是唐納寫的，一封是江青自己寫的，收信人都是鄭君里。於是鄭文革時成了無辜的受害者。

1966年夏，張春橋在上海找鄭君里談話，威脅他要把有關江青的信件和照片交出來。鄭回家後立即把那些信件和照片整理成一包交給了張春橋。但是，江青並不放心。後來，張又找鄭談話，這次鄭回家後閉口不談兩人談話內容。黃晨感到丈夫有壓力，有負擔，精神也有些恍惚。第二天鄭早晨五點鐘起床去勞動時對妻子說：“不知哪一天就回不來了”。沒料到此話竟然一語成讖！

接著一天晚上（1966年10月9日凌晨），一伙來歷不明的人闖進他家來抄家。他們戴著大口罩，把屋裡翻遍了，走時還特意交待說此事不可告訴外人。這便是江騰蛟手下所為。

1967年11月，張春橋親筆批示，把在上海曾與江青共過事的人全部抓起來隔離審查，鄭君里再次在劫難逃。他們都被打成“特務、叛徒、歷史反革命、黑線代表人物”，受盡各種殘酷的迫害。

郑君里心知肚明，这一切皆因他对“旗手”江青往日的历史知道太多，尤其是江青想把她與唐納的來往書信找到銷毀，但多年過去，鄭根本不可能找出來。而鄭則因此送命！

1985年9月，唐納再度回國時，則是由國家安全部安排。這一回，唐納帶著夫人、女兒回國，被國家安全部安排住在上海五星級的新錦江飯店南樓。夏其言見到唐納女兒馬憶華，她在醫科大學畢業，男朋友是土耳其人。當時，趙丹已經去世，唐納在上海只見了黃晨。

黃晨說，鄭君里在“文革”中入獄，受盡折磨，她又不能探監。1969年4月23日瘐斃獄中，遺體全身發黑。

黄晨说，唐纳对郑君里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感叹说，倘若他在国内，会比君里更惨！在黄晨的陪同之下，唐纳和夫人前往郑君里墓，虔诚地献上鲜花。

下面說江青。（下面是她17歲時的照片）

江青（1914.3.19-1991.5.14），本名李雲鶴，乳名進孩，山東諸城人。其父在縣城開木匠舖。母親李欒氏是二房，丈夫去世後偕女女離鄉外出投親。1929年夏雲鶴考入趙太侔任校長的山東實驗話劇院學習。1931年5月嫁給濟南富家子弟裴明倫，7月離婚。後由時任山東大學校長的趙相助，到該校圖書館工作，認識了趙之妻弟北大學生中共地下黨員俞啟威（即黃敬1911-1958）。1932年兩人同居。1933年2月俞啟威介紹她加入中共。未幾因叛徒告密，她隻身逃亡上海，暫住於山東話劇院同學魏鶴齡狹窄的居所。當過女工夜校的教員。

概而言之，江青1937年去延安前，接受過良好教育；在上海期間私生活一塌糊塗。

據《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07月12日訊》，大陸畫家劉海粟去世後，他唯一的研究生弟子簡繁,遵照老師生前囑托，寫成劉海粟的傳記《滄海》三部曲，披露中共第一代黨魁毛澤東的妻子江青鮮為人知淫亂秘史。

《滄海》三部曲中透露，劉海粟早年曾給電影明星藍萍(江青，李雲鶴)畫過兩張裸體油畫。一張是清晨欲醒還睡的姿態，一張是像安格爾那樣的躺姿。

傳記中引劉海粟的話說：“藍萍談不上怎麼樣漂亮，同我的許多女朋友都不能比的，但是她的個頭比較高，身材不錯，皮膚非常好，說話舉止也算大方得體。（我的侄兒）劉獅當年很風流，他同趙丹他們常有來往，後來由他出面把藍萍約來給我畫過兩張油畫。”

在毛澤東之前，還有一個唐納，藍萍躲到哪裏，他就追到哪裏，還為江青自殺過三次，包括吃火柴頭和跳海！這件（些）事情當時在上海鬧得很厲害，很多人都不理解。

傳記中說，“人世間有許多事情說不清楚啊！……因為有一種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軀非常優秀。藍萍就是這種人。……”

傳記《滄海》中所提江青面相一般，這是誰都看得見的，但遮在衣裙裏的東西，不是所有人都能領略的。劉海粟領會過她的妙處，所以他能理解唐納，我（簡訊作者—張註）想他也能理解毛。

筆者認為，江青的床上功夫固然是令男性為之傾倒的重要原因，但其經歷學識也著實很不一般。

她早年的老師趙太侔（1889-1968），山東益都人，畢業於北大英文系，中國現代戲劇教育家，國立山東大學首任校長（1932-1936）。1946-1949年再任該校校長。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生，專攻戲劇。雲鶴16歲就是他的學生且被賞識，介紹到山大圖書館工作，成為館長梁實秋的手下。其後與北大學生領袖俞啟威同居，試想，這樣的女子能小看嗎？

江青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時，旁听了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写作课程。据说她写的小说被沈从文认为是全班第一。沈从文多年之后说：我曾经赏识过这个“天才”，不仅要她每天写一篇小说，还要九妹送她编毛线的钱，她还拒绝了。
她還旁聽了聞一多開的課。可謂“轉益多師是我師”！

再看其第二任丈夫文星唐納，一支健筆，風靡大上海，善評論，能編劇，會編報（李濟深反蔣，在香港辦報，指名請他出任總編輯）。抗戰時創作的話劇《中國萬歲》在武漢三鎮轟動一時。之後赴新加坡主編《南洋商報》宣揚抗日又是成績卓著。後來回重慶加入美國新聞處中文部，同樣出色。其枕邊人能不是大才女？

第三任丈夫章泯（1907.2.11-1975.2.4）原名章潤，四川峨眉人，戲劇家。髮妻蕭琨是著名詩人蕭三的妹妹，本來琴瑟和諧，有幾個孩子。藍蘋為爭演話劇《賽金花》，主動當小三。她比章泯小七歲，出盡全身法寶使章神魂顛倒。蕭琨忍無可忍，只得與章離婚。章妻離子散，咎由自取，但他畢竟長於戲劇和電影，1956年北京電影學院建立，他先後任第一副院長,黨委書記,院長等職。藍蘋跟他的婚姻維繫了一年，自然從他那裡學到不少專業知識。

第四任丈夫毛，就更不必說了。深諳中國文化與國情，僅以文字表達工夫論，胡適就對之讚不絕口。江青在其身邊掌理文案，沒有第一流水平哪能勝任？

至於藍蘋初抵延安所交男友，一個朱光（1906-1969）是魯藝秘書長；一個徐一新（1911-1994），是馬列學院秘書長，留蘇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那半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這樣的資深高幹，會跟一名學識淺陋的上海戲子“拍拖”嗎？

經毛薰陶，江青自然對政治頗有見地；她本人肯下工夫，對戲劇也的確懂行。後者可以樣板戲《沙家浜》的製作為例。

對於劇本的修改，給出過不少的具體意見。比如《智鬥》一場，原來只是阿慶嫂和刁德一兩個人的“背供”（旁白)唱。江青提出，要把胡傳魁拉進矛盾裏來，這樣不但可以展開三人之間的心理活動，在舞台調度上也可以出點新東西。

在“風聲緊”唱段，原來有一段念白：“一場大雨，湖水陡漲。滿天陰雲，郁結不散。把一個水國江南壓得透不過氣來。不久只怕還有更大的風雨呀。親人們在蘆蕩裏，已經是第五天啦。有什麽辦法能救親人出險哪！”

這段念白，韻律感較強，是為了便於叫板起唱。但江青認為這是“太文的詞兒”，於是改成“刁德一出出進進的，胡傳魁在裏面打牌…”這樣一來，就成了大白話，一點也不“文”了。

沈從文的高足汪曾祺就曾憶述：“江青對於樣板戲確實是“抓”了的，而且抓得很具體，從劇本、導演、唱腔、布景、服裝，包括《紅燈記》鐵梅的衣服上的補丁，《沙家浜》沙奶奶家門前的柳樹，事無巨細，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許搪塞。有人說“樣板戲”都是別人搞的，江青沒有做什麽，江青只是“剽竊”，這種說法是不科學的。”

說到樣板戲，避不開江青，因為她確實參與了樣板戲的創作。樣板戲不能說部部成功，有些劇目今天已經形同僵屍，但也有某些唱段，幾十年後仍然還是經典。

汪曾祺在《“樣板戲”談往》中說，樣板戲的經驗一個是重視質量，江青總結了五十年代演出失敗的教訓，以為是質量不夠，不能跟老戲抗衡，這是對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戲”，戲總是要磨的，“蘿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戲，公平的說，“磨戲”思想有其正確的一面。從劇本來說，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詳、不少人都能哼幾句的《沙家浜》“智鬥”一場，原來只有阿慶嫂和刁德一兩個人的戲，胡傳魁一邊呆著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傳魁拉到矛盾裏來，展開三個人的心理活動。實踐證明這樣的改動很成功。

一個是唱腔、音樂，有創新、有突破。當年試唱以後，要立即將錄音送交江青，由她來逐段審定。另外，于會泳把曲藝、地方戲的音樂語言揉入京劇裏，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裏他寫的“人一走，茶就涼”，《紅燈記》裏別人寫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都符合這個創作思路。幾十年過去了，這些話流傳至今，並成為經典的俗語，已經證明了它們的生命力。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樣板戲正走紅的時候，汪曾祺曾預言：“《智鬥》肯定會傳下去。”結果證明此言不虛。不言而喻，這種流傳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績。

江青是演員出身，對藝術的感覺是好的，有專業眼光。1938年七七抗戰紀念大會，下午文藝演出，壓軸戲就是江青主演的《打漁殺家》，她飾演的蕭桂英，唱白、身段、台風、神韻都有一定水準，獲得了觀眾好評。

她有次看程硯秋的戲，與程交流說：“你的表演有三絕，一唱二作三水袖！”並講了許多戲劇界的故事。事後，程硯秋很興奮，感慨說：“江青是一個知音！”

據汪曾祺回憶，樣板戲創作時，江青對劇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還是相當客氣的，文革期間，出版過一套線裝版的《毛澤東選集》，相當珍貴稀少，江青親自簽名送了汪曾祺一套。字寫得很有力，行家認為很不錯。

在江青面前，汪曾祺是唯一可以翹二郎腿和抽煙的人，江青誰都可以訓斥，就是沒有訓過汪曾祺。江青認為汪有才氣。

《沙家浜》定稿時，江青很滿意。當討論到第二場，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為了這場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幾句好一點的詞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汪曾祺想兩句，汪當場就想好了兩句：“朝霞映在陽澄湖上，蘆花白，早稻黃，綠柳成行”。江青認為不錯，但蘆花白早稻黃和綠柳的季節對不上，終改為“蘆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有一天，軍代表李英儒發給汪曾祺一張票，不一會兒又將原票收回，換成一張請柬。過了一些時候，李英儒又找到汪曾祺，說讓他和閻肅坐在江青旁邊，陪她看戲。開演前半小時，李又來叮嚀說：“陪江青同志看戲，這是個很大的榮譽，這個榮譽給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汪曾祺一時間又驚又喜，有點受寵若驚，心情激動，如在夢中。

汪曾祺還說江青提出的十年磨一戲的戲劇創作理念是應該肯定的。

以上臚列的一些屬於江青正面的東西。筆者無意為這個在文革中作惡多端的大妖婆塗脂抹粉，她的才識愈是出眾，造成的劫難愈是浩大。對於文革時八億大陸同胞而言，她是地地道道的大災星，跟她的丈夫毛正是一對絕配！

忽兒嗨呀，毛江這對狗男女是人民的大災星！

2023-7-18凌晨初稿，2024-5-28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