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共打天下過程中先後制定了兩個“十六字方針”，即“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和“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前一方針乃1927年蔣實行“清黨”後，蔣管區共黨分子所採用；後一方針則為1949年4月24日共軍佔領南京後，毛對如何安置當地地下黨幹部的批覆。
其後該方針普遍施行於蔣管區所有共軍佔領的城鎮，曾經為毛奪江山而潛伏地下出生入死的共幹，幾乎無例外地淪為南下大軍監管的“二類”，飽受猜疑和整肅，實質等於卸磨殺驢，受害者數量連同其親屬不下幾十萬，包括著名的四川華鎣山縱隊所屬人員和海南馮白駒麾下瓊崖縱隊幹部戰士。
追根溯源，且從頭說起。
據裴毅然所著《前後十六字方針—中共地下黨的宿命》，1949年9月17日，南京召開黨支書及排以上黨員幹部四千人出席的大會，“二野”政委兼華東局第一書記鄧小平長篇報告〈論《忠誠與老實》〉，肆意打壓地下黨，明確要求彼等必須服從南下軍幹，從而為全面整頓南京地下黨造勢。
鄧先設問道：“南京是否兩千多黨員，一個應該清洗的也沒有呢？”他還將柯慶施散播的謠傳拈出爆料曰：過去地下黨同志有一個口號叫做“保管好工廠，就當廠長”„„這樣說你保管好總統府，將來豈不是要請你當當總統嗎？
陳修良（1907-1998-11-6）聞言極為氣憤，當即遞條反駁。鄧瞥了一眼便揶揄道：我們在座的同志，一定有很多人聽了不舒服，那麼，讓他不舒服好了，將來等到他變成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舒服了。（引自裴毅然《前後十六字方針》）
陳修良和丈夫沙文漢
原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劉曉（1908-1988），會後不久告知陳修良稱鄧小平對她“印象極為惡劣”。後來，劉曉又通過陳的丈夫沙文漢提醒她：“在鄧小平、饒漱石面前說話當心點”。
鄧的報告中還警告新黨員：“黨有嚴格的紀律，如果別的都可以，就是『自由』這一點我還要，那可以不必入黨。”鄧徵引毛的話說有三種黨員：“一條心”——一心一意跟黨走的忠誠者。“半條心”——組織入黨而思想不入黨，求官或要求黨“給生活”；入黨後還想保持言行自由、傳布反黨言論。“兩條心”——鉆進黨內的破壞者（潛特）。接著鄧一錘定音說：“南京黨內兩條心是有的，誰要是不承認這一點，誰就要使自己解除武裝喪失警惕！”鄧又指“半條心”是“兩條心”的掩護者，並舉了兩則失實事例。（同上）
以上所謂幾條心的說法，延安搶救運動即已出現。（同上）誰也沒想到此刻毛共江山在握，鄧居然舊話重提。（同上）
可以想像，陳修良聽完鄧的報告，自然是“氣得發抖“，但”大石軋死蟹“，她哪裡有辦法能夠跟這樣一個’大人物’進行辯論，澄清真相，討回公道呢”。“她既震驚，又莫大痛苦，這麼一位戰功卓著的中央級領導，竟會根據幾條謠言公開惡評整個南京地下黨。”偌大的會場人走光了，只剩她“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地呆坐在那裏。她怎會想到“勝利會師”後，竟遭遇自己人如此天大的“誤解”呢？
尤有甚者，鄧報告中稱部隊軍幹、南下幹部為“大兒子”，南方遊擊隊、地下黨為“小兒子”——他再次徵引道：“毛主席把人民解放軍，北方來的黨叫做主力，在南方的黨和部隊叫遊擊隊，會師就是主力和遊擊隊的會師。你說毛主席偏心嗎？不是的，一個是大兒子，一個是小兒子，這就叫’老老實實’。”（同上）
順理成章，幹部配備應該以解放軍來的、解放區來的幹部為主，不僅南京、上海、杭州這樣，將來到西南也必須這樣。（同上）
鄧總結談到攻佔南京的功勞：“第一是毛主席；第二是解放軍；第三是南京地下黨；地下黨只是起了’適當的作用’”。他疾言厲色地批評地下黨對軍隊幹部的不服氣情緒。（同上）
那麼南京地下黨到底起了什麼樣的“適當的作用”呢？
一）1947年，在南京市委和陳修良領導下，南京學生開始了反饑餓、反內戰大遊行
隨著南京學生遊行活動的開展，陳修良也在思考下一步行動：成立統一組織“南京地區大專學校爭取公費待遇聯合會”，作為行動的指揮機構；在5月20日即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三次大會召開之日，組織南京各校學生及來自滬、蘇、杭等地16所專科學校學生舉行遊行示威，並明確“京滬蘇杭各大專院校反饑餓、反內戰大遊行”的遊行宣言。5月20日，約5000名南京大學生走上街頭，“反內戰”“反饑餓”口號響徹南京城。學生遊行隊伍遭到軍警的阻撓和襲擊，釀成血案。軍警鎮壓激起了學生的憤怒，更多的學校和學生加入鬥爭行列，並控訴軍警暴行。
中共中央對南京市委領導的這次學生運動評價極高。5月23日，新華社評論指出，此次運動足以與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相媲美。
二）膽大心細，截獲情報送中央
陳修良擔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後，非常重視情報工作，先後在國民黨內部發展了40多名共產黨員，他們收集了大量政治、軍事情報。
作為南京地下黨負責人的陳修良，功不可沒。陳修良長期在國統區從事革命鬥爭，養成了敏銳機警、膽大心細的作風。她能臨危不懼，正確判斷，抓住時機，獲取情報。一日，喬裝打扮一番的陳修良來到與自己單線聯系的市委委員方休家。見面後，方休緊張地告訴陳修良，自己的一個妻弟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剛從重慶回來，暫住自己家裏。方休建議，為安全起見，自己要與陳修良少來往，甚至提出自己搬出家裏，方便工作。陳修良則不以為意，認為應該按兵不動，靜觀其變。幾日後，陳修良又來到方休家裏，方休興奮地告訴她，妻弟外出，留下的手提包裏裝了一份軍事密碼。這正是黨中央急需的國民黨軍事密碼。陳修良喜出望外，將密碼本交給手下，奮筆急抄後立刻完璧歸趙。這份密碼對掌握國民黨軍隊調動情況具有重要意義，黨中央回電嘉獎：“在軍事上起了很大作用。”（同上）
在敵特如麻的南京城，地下工作險象環生，但這對陳修良來說，卻意味著隨時隨處有截獲情報的可能。一次，陳修良得知，最近走馬上任的國民黨軍政部聯勤總部技術委員會副署長叫汪維恒，想起自己在中共諸暨縣委舊名冊中見過這個名字，難道二人是同一人？查證的結果，印證了陳修良的判斷。陳修良大喜，派人去試探汪維恒的態度。汪維恒與黨組織失去聯系12年，現在終於盼來了“娘家人”。他毫不猶豫地把國民黨軍的相關情報，悉數交給了南京市委。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對此百思不解，一次開會時問陳誠：“怎麼搞的？延安掌握我軍的番號人數，為何比我們還要翔實？”（同上）
三）驚天動地，海陸空大策反
在南京市委及陳修良領導下，南京地下黨員如酵母菌一樣悄然發酵，影響愈深。為了順利解放南京，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南京地下黨“積極進行策反工作”，爭取更多國民黨進步人士，共同迎接解放。（同上）
陳修良首先關註的是國民黨空軍轟炸機八大隊飛行員俞渤。陳修良了解俞渤的背景後，確認可以爭取，於是遣人轉告俞渤，共產黨歡迎他，希望他能影響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棄暗投明。俞渤頗受鼓舞，立刻聯絡了其他5名飛行員，於1948年12月16日晚駕機北去。俞渤一行人原計劃投彈炸毀“總統府”，結果由於天色影響，偏離了目標。蔣介石雖毫發未損，但也嚇得不輕。俞渤駕機起義消息在國民黨內傳開後，一些飛行員紛紛效法，西安、杭州、上海、香港等地接連發生起義。（同上）
空中雄鷹奔向光明後，陳修良開始準備海上艦隊的策反工作。“重慶號”艦長鄧兆祥（1903-4-1-1998–8-6剛正不阿，早就不滿國民黨當局的腐朽無能；艦上水兵大多學生出身，赤子情深，愛國甚篤，對國民黨所作所為亦是心灰意冷，早就滋生了投奔共產黨的念頭。知此情況後，陳修良毫不遲疑，同意起義的十條計劃，歡迎“重慶號”投奔組織。1949年2月25日淩晨，“重慶號”駛出南京，開向葫蘆島，十條計劃全獲成功。（同上）
海、空兩軍起義後，陳修良又將目光投向蔣介石的禦林軍——“首都警衛師”（國民黨第45軍97師）師長王晏清。通過多方了解，陳修良獲悉王晏清為人正直，對國民黨當局已失去信心，於是決定策反他。在王晏清舅舅攻心之下，王晏清放棄了對蔣介石的“愚忠”心理，提出要面見中共地下黨“相當負責”人士。陳修良親自出馬，與王晏清見面。王晏清被陳修良的誠意感動，堅定起義決心。（同上）
97師起義後，陳修良大喜過望，作七絕詩一首：“山連古闕江南春，豺狼狐兔遍地荊。大軍橫渡到來日，看爾還能露猙獰。”（同上）
四）裏應外合，迎接南京解放
1948年10月，南京市委收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京滬雖臨解放前夜，還要經一段艱苦鬥爭。當前的基本方針是：積極發展力量，鞏固與擴大核心，加強重點工作，依靠基本群眾，團結人民大多數，為徹底解放京滬和準備接管京滬而奮鬥。”在此指示下，組織民眾，裏應外合，配合解放軍直搗國民黨巢穴，被陳修良提上了日程。為此，她多次召開市委緊急會議，集思廣益，制定措施。（同上）
在充分調研後，陳修良發現，南京國民黨警察中，有很多來自重慶、貴陽、河南等地的初高中畢業生，對現實不滿，可以爭取。於是，南京市委和陳修良決定成立“警察運動委員會”，並從工委、店員、學委等系統陸續抽調一批骨幹，加強警察工作。在陳修良要求和指導下，“警察運動委員會”派人“打入”國民黨13個警察分局。這些地下黨員在警察中爭取了大量的進步力量：市東區警察局副局長棄暗投明，還帶來大批警力；漢中門、大勝關、水西門等9個重要地段的警察，有力維護了自來水廠等地的安全；下關區警察局的實權人物投奔共產黨，不僅貢獻了5艘巡邏艦，還與地下黨員配合，制定了保護火車、輪渡、棧橋等設施的計劃。（同上）
在重點打入警察局的同時，南京地下黨員還深入其他單位，開展群眾工作。據陳修良向中央的報告，“解放前包括統戰關系，全市97單位中有關系者64局所”。這些單位組織群眾儲水、儲糧，成立組織，保護單位、宿舍、物資財產的安全。在廣大群眾努力下，國民黨沒有達到破壞目的。電燈、自來水、電信、輪船、火車、汽車交通等在解放南京時均未停過。渡江戰役總前委進入南京後，致電中央軍委時還專門提到：“此次南京破壞不大，房屋一般完好”，“各機關保護尚好，秩序尚未大亂，主要得力於秘密市委，他們工作做得很好”。（同上）
準備工作緊張而有序地進行，渡江戰役也越來越近。此時的陳修良也接到了一個緊急任務：幫助解放軍籌集渡江船只。自國民黨3月宣布“封江”以來，解放軍在江北已很難找到船只。於是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在4月23日下午，也就是解放軍35軍趕到江北浦口之時，南京市委支援渡江船只。收到命令，陳修良立刻部署。當晚，下關電廠、下關機務段輪渡等地下黨支部，組織工人將2艘運輸艇、3艘巡邏艇及輪渡公司的大小機動船開到了浦口。次日淩晨4點，35軍1.5萬人馬全部渡江。南京回到了人民懷抱。（同上）
陳修良按捺不住愉悅的心情，奮筆寫下了解放南京的新聞稿：“第二、第三野戰軍，根據毛主席、朱總司令命令，奮勇出擊，橫渡長江，敵軍望風披靡，南京全部解放……”就在這則新聞稿回響在南京上空時，陳修良趕到35軍軍部，與曾和自己一起打過遊擊的老戰友、35軍政委何克希見面。在何克希介紹下，陳士榘（1909-4-14-1995-7-22）終於見到了陳修良的“廬山真面目”。他握著陳修良的雙手，激動地說：“真沒想到，幫助我大軍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黨負責人，原來是這樣一個溫文爾雅的小女子！”（同上）
回顧當日陳修良赴任之前，她的丈夫沙文漢贈詩壯行：“男兒一世當横行，巾幗豈無翻海鲸？欲得虎兒須入穴，如今虎穴是金陵！（同上）
而鄧的報告則完全無視這一切！
該文1.8萬字，是鄧氏篇幅最長的文章。1988年出版《鄧選》，中央文獻研究室原擬收入這篇〈論《忠誠與老實》〉，南京黨史辦大概不明真相，竟然徵求陳修良的意見。陳毫不畏縮地逐條批駁錯誤，明確反對收入。事實上歷史最終證明南京地下黨並未混入一個“兩條心”。結果這篇最長的鄧文未入《鄧選》。此時，“總設計師”健在，完全有能力“掌控局面”。可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鄧大人沒有堅持收入。想來不會是自知理虧的緣故吧？
裴毅然文中隨後概述了南方幾個省市整黨的情況。
不言而喻，”城市地下黨有文化有經驗，熟悉城市，但不像軍幹及根據地工農幹部那樣聽話。陳修良偌大場合遞條上台，也只有深具平等意識的知識分子才做得出。估計鄧小平很少遇到這樣的下屬，因而對陳’印象極差’”。（同上）
裴毅然分析道：
上有毛澤東的“後十六字方針”，下有工農軍幹龐大基層力量，華東局順勢打壓地下黨，便是時代大氣壓下的“歷史必然”。作為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的陳修良，南京一“解放”，立即“降級安排”，降任市委組織部長。鄧報告後，陳修良又在與軍幹關系上挨批評，1950年初調離南京。1957年反右，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代部長的陳修良與丈夫沙文漢（浙江省長）一起劃“右”，陳修良還是“極右”。論資歷，陳1926年入團，次年轉黨，曾任向警予秘書，她劃“極右”須經中央審批，得經過總書記鄧小平。（同上）
可謂在劫難逃！
此前的1949年9月-1950年，南京整黨未查出一名反革命，但仍“戰果輝煌”，除隨“二野”赴西南走了約500名黨員，剩下的1400餘名南京地下黨員，466人受處理，其中205名開除黨籍。其他處理等級包括：取消候補資格、勸退、停止黨籍待審。此後歷次政治運動，南京地下黨幹部幾乎一網打盡，少數“漏網之魚”，或明或暗“控制使用”。（同上）
隨“二野”西征或南下的南京地下黨幹部亦未幸免。據1998年2月19日《雲南日報》，雲南省委撰文紀念西南服務團，該團以南京地下黨及紅青為骨幹。該文覆述鄧小平1949年南京講話將參加西南服務團的青年劃分六類——革命團、吃飯團、戀愛團、回鄉團、遊山玩水團，升官發財團，引起原西南服務團老同志強烈抗議。雲南剿匪中，西南服務團犧牲九十多人，幸存者不少仍淪為“右派”，發配窮鄉僻壤服苦役，有些人無聲無息死在邊陲遠方。（同上）
說回南京整黨，公安局發現一名地下黨員曾為蔣介石接過電話，便認定“特務”而逮捕，文革後才洗清冤情，從流放地回南京，人生主要時間都消耗於監獄。另一名工作出色的地下黨員，南京“解放”後任公安局郵政科長，同單位一名南下軍幹不服氣，千方百計找他的茬。一次吵架，科長將手槍往桌上拍了一下，被指“地下黨員要槍斃共產黨員”，科長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陳修良調查此事，確認屬誤會謠傳，並非什麼“反革命”，但鄧小平仍在上述“四千人大會”上拎出，舉為地下黨不服南下軍幹的例子。結果在整黨運動中，這位地下黨出身的科長被整得死去活來，自殺了。（同上）
這和元朝的“竇娥冤”不是十分相似嗎？
由此想到，鄧的長子鄧樸方文革時被造反派學生從樓頂推下去，以致下身癱瘓，鄧夫婦被流放江西時每天要給兒子洗澡，心痛不已。此乃對他的鐵腕整人之報應也！
裴文繼續寫道：
南京市委組織部有人聽傳達：中央點名四個地區地下黨組織嚴重不純——南京、福建、廣西、雲南。其他未被點名地區的地下黨亦難逃劫數。
1949年7月，湖南省委組織部下發文件，判定本省地下黨質量不高，80%一年以內新黨員，預備黨員占60%，發展過快，明顯“拉伕”，個別地方偽縣長、民社黨、自首分子都進來了，組織性差、階級立場不穩，必須嚴格政審與組織清理；對地下黨員的任用，盡量利用他們熟悉當地情況與群眾關系多的強項，一般不宜留機關，有能力者一般也只應配置副職，確實德才兼備且工作上不可缺少者，“應視作特殊情況，經過黨委研究提交上級批準後，可以分配負責工作。”（同上）
抗戰後成立的滇桂黔邊區縱隊（簡稱“邊縱”），以知青為骨幹，最後發展成五萬餘人，縣區民兵十萬餘，十二塊遊擊區，攻占91座縣城。1949年後，整黨、反地方主義、反右、文革等運動，雲南地下黨與“邊縱”一直是重點審查對象，定性“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122名省管幹部劃“右”。文革時歷屆地下黨工委委員、邊區委員、“邊縱”地委、支隊領導“都屬叛徒、特嫌”，大批長期關押，不少迫害致死。“代表人物”省紀委書記鄭伯克（1909～2008），1929年入團，1935年入黨，雲南地下黨省工委書記、“邊縱”副政委，1954年遭主持滇政的謝富治整肅，幾乎開除黨籍。連堅持實事求是、不肯無中生有“揭發”的南下幹部、省委組織部長王鏡如，也被打為“鄭王反黨集團首要分子”。1982-92年，雲南複查地下黨及“邊縱”2．9萬餘人次，改正80%。（同上）
1978年，閩中地下黨負責人仍被當作叛徒、特務、內奸，開除黨籍、逮捕入獄。福建地下黨冤案涉及千餘地下黨員，大多為廈門大學、集美等學生。四川地下黨員約1．2萬名，次次運動挨整，1980年代初只剩下2000餘人。江青說：四川地下黨都是叛徒。文革中，一位軍區司令公然說：“地下黨沒有一個好人！”廣東、海南的地下黨也遭“反地方主義”整肅。廣西抗戰期間的“學生軍”冤案、西北大學的地下黨冤案，都是1980年代才得昭雪。（同上）
文革前，地下黨因熬刑、犧牲頗能體現紅色意志與革命艱難，《紅岩》三年印行400多萬冊。馬識途以鄂西地下黨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清江壯歌》，196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印20萬冊，《成都晚報》、《武漢晚報》連載，中央及幾個地方電台連播。文革開始後，《清江壯歌》與《紅岩》一起淪為大毒草，地下黨題材作品與地下黨政治脈搏“同呼吸共命運”。（同上〉
1982-84年，浙江省政協，一批新四軍“三五支隊”浙江地方幹部，深怨前省委書記江華對他們長年壓制。浙江四大“右派”沙楊彭孫——省長沙文漢、副省長楊思一、省檢察長彭瑞林、財貿部長孫章錄，除彭瑞林，均為地下黨出身。（同上）
熬過毛時代的地下黨幸存者，文革後才有機會嶄露頭角，如西南聯大學生黨員出身的王漢斌（副委員長）、何東昌（教育部長）、清華生章文晉（外交部副部長）。（同上）
此外，原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劉曉（1908-5-13–1988-6-11），副書記劉寧一（1907-12–1994-2-15）和劉長勝（1903–1967-1-20），文革前均未遭厄運。劉曉先後出任駐蘇大使，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中聯部部長，劉寧一和劉長勝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且活躍於國際工運。究其原因，三劉都曾在共軍中打仗多年，有戰功，“投名狀”分量夠重。文革後劉曉和劉寧一依然官運亨通。不過，他們中最年長的劉長勝卻不知怎的得罪了四人幫，文革剛起半年就含冤去世。
論者稱，遭整肅之地下黨員基本上全屬知識分子，跟土八路格格不入。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也。毛共本質上是痞子/農民黨，對於讀書人骨子裡存在隔閡。像鄧小平,陳毅這樣的核心人物雖然喝過三兩年洋墨水，但也在丘八圈子中長期生活慣了，對於接受過正規教育訓練的高中級共幹，早就離心離德。另外一位“見過列寧”的柯慶施，更公然宣稱中國知識份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而高崗竟然把知識分子比作男性的生殖器：“說硬就硬起來了。”
除上述偏見外，共軍或根據地的領導人對蔣管區地下黨員還有一種憤憤不平的心態，那就是認為自己所處生活條件差，儘管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實昧《野百合花》），高幹吃小灶，但畢竟不是在燈紅酒綠的環境。像重慶的江姐就是穿旗袍燙頭髮，其情夫彭詠梧梳大包頭披料子大衣，比延安窯洞中的毛江夫婦之打扮不啻天淵！
不妨估計一下，如果江姐和彭詠梧兩位並未犧牲，那麼到中共建政後一定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他俩的私生子沾了父母的光，被送往大洋彼岸的花旗國留學，畢業後成了科學家，供職於彼。這對烈士夫婦的遺孤從未考慮過歸國效力且公開聲言其選擇，四川大山中呱呱墜地的他甚至沒有踏足過父母的犧牲地！真有他的！
行文到此，想起八十年代胡耀邦曾提倡穿西裝，應該說此一開明舉措非但利於跟國際接軌，首先是便於消除一眾土八路和小部分洋學生出身的共幹之間的疏離感。
時代的車輪已經轉到新世紀二十年代，回顧陳修良等人的故事，無異於“白頭宮女說玄宗”。上世紀四十五十年代的歷史會不會重演？現在看還說不準呢！
海外學者陳奎德博士曾撰文《蒙不過三代》，他引用杜勒斯的預言：蘇聯集團將於第三代變色。蘇東波發生時正好是十月革命74週年。杜勒斯一語成讖！陳說三代寬一點算是80年。毛共建政今年十月整整七十五年，中南海的金鑾殿穩不穩呢？且拭目以待吧！
2024-4-19再修訂，2024-6-1下午7:09再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