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需要多高的素质？
二十年前发生在苏联东欧的那场变化到底有多剧烈，为什么被称为“剧变”？这是我每一次行走在那块土地上都会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也许是时间的渐逝，也许是记忆的淡忘，让我不解的是，每一次搜寻到的答案都毫无二致地告诉我，二十年的苏联东欧的“剧变”其实是非常平和与有序的。就其政权的交接，除了罗马利亚之外，其波动和成本并不比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场总统大选要高。就连罗马利亚，充其量可以说是一场宫廷政变，齐奥塞斯库自己的军队把他抓起来，打靶了，政权易手了。对比一下美国总统从党内候选人的提名到最后尘埃落定的花钱如流水的漫长过程，苏联东欧的“剧变”只从政权性质的变化上，才勉强称为“剧变”。
让我们看看没有团结工会也没有强有力的反对党的前苏联，这也是拖了好几年，最后一个完成“政权交接”的铁幕国家。可整个过程并不是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一个执政73年的一党独裁政权在枪炮声中，在激烈的抗议中被推翻，你死我活，甚至血流成河。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博弈，是妥协，是辩论、是选举。而且，几乎大多是共产党内部的各派势力在折腾。
折腾到最后，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叶利钦用选票打败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戈尔巴乔夫，称为俄罗斯的新总统。无论从卷入的人数，还是当时有群众参入的场面来看，所有场次加起来，都并不必美国总统选举造势更加夸张和花费巨大。这一现象，对于当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当然，对于那些前苏联政权的支持者和依恋者来说，除了不解，更多的还是极度的恐惧和失望。
这也许是他们的失望，但却绝对是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希望。历史有其发展规律，特别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三大不可阻挡的趋势之下，你可以走弯路，但不可能长期在邪路上死不回头。
这样说来，是不是苏联东欧剧变后，各国的转型都顺理成章，没有遭遇什么困难呢？当然不是，上面我说的都是指政权更迭，结束以党专制，也就是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建立。事实上，苏联东欧的转型中，问题持续最长，世界各国关心最多，也是我们每一次都拿出来说事的，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归纳为一句话，也是我每一次到俄国东欧，朋友都想我回答的一个问题：他们现在过得还好吧？
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为什么我们更多的关注他们的经济生活而不是民主政治？因为过去二十年我们也看到了，民主政治在俄罗斯和东欧已经逐渐扎根，而民主政治这种东西是很少有回头路可走的，相比较美国走了两三百年，谁能说俄罗斯和东欧的民主政治在过去二十年不是在进步？所以，对俄国和东欧的民主政治抱悲观态度的人，大可把眼光放远一点，无论是回头看，还是朝前看。无法放开目光的那批人，也是二十年前绝对不相信苏联东欧自我演变的那批人。
二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夜之间人家搞选举了，民主了，天啊，让人讶异的是，长期被愚弄的民众不但会搞选举，而且还挺适应的，连共产党中最左的、最保守的那批人，都证明为民主政治的熟练操盘手，而且表现还相当优异。
例如苏联分裂后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11个总统都是前苏共高官，克格勃和情报机关的人屡次出任民主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这说明，民主大概需要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就能够玩，而且连脑子被毒化过的人也可以玩，看起来是不需要什么高智商和高素质了。这也同样说明，二十年前的那场变革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场双赢的博弈。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输的只是陈旧过时的体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赢家。
只要政治好，一切都好了吗？
不用担心俄国东欧的政治，那么就没有值得担心的？就一切都好了？不是这样。恰恰是我们认为不用担心的经济却出了问题。我们怎么说来着？只要政治好了，一切都好了——这“一切”自然也包括经济。可苏联东欧的问题恰恰在于，政治好了——一夜之间民主了，经济却没有马上好起来，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遭遇了困难。虽然不能说转型后俄国等遭遇的经济问题一定是政治转型带来的，但也绝对脱不了干系。
那么这些经济困难从何而来？我是这样看的：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政治体制，应该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上的。大概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类似。前苏联和东欧实行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政治体制的变革（或者革命），可它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却原封未动。
计划经济为社么给政治变革后的苏联东欧经济带来了困境？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子的困境。苏联东欧变革后我们大陆常常看到的一个场景是：在严寒的莫斯科的冬天，市民们开着小车去排队买面包，轮到自己的时候，面包架子上已经空空荡荡，而要开小车离开时，发现车子里没有汽油了……
我曾经被这个画面困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度这样自言自语：是啊，俄国人倒是有民主和自由了，可却没有了面包，难道面包和民主有仇？
多年前和一位在美国的俄国专家聊起此事，他只是用一句很幽默的话回答了我，没有面包？那是因为没有了政治局的原因啊……
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想一下我们三十年前的那种计划经济，虽说某个面包场具体生产哪一种面包不用俄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可相差并不远。在所谓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下，严格说，从部长以及以下的各级党政官员，都是靠执行上面的命令（计划）过日子的，没有了政治局的指示，可是寸步难行。面包如何生产，如何分配，你一个月该吃多少个面包，真还和最高政治局的会议与计划分不开。
可苏联东欧一夜之间没有了政治局，搞了一个用来指导资本主义，也就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也难怪，面包厂不知道如何生产了，老百姓不知道哪里去买面包了……现在回头来看一下，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的经济，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人家不是开着小车去排队买面包吗？如果用市场而不是计划来调节，难道俄制小车不能在国际上换回一些面包？再说，当时的苏联拥有的那么多核子武器，随便拿一个出来“市场化”，不是可以给半个莫斯科人一人一瓶伏特加烈酒？
政治体制改革成功后，当时特别是苏联面临着如何改革经济体制，也就是如何私有化，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叶利钦选择了大起大落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事后有人说他太猛，应该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或者象中国一样。这样说的人忽视了俄罗斯面临的困境，那就是人家的政治体制已经改了，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允许慢慢市场化和私有化。
从绝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以及从人类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好了，经济等自然不会太差。然而，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家，或者从短期来看，政治不好，经济未必就不能好，而且，政治好了，经济也不一定马上就能好起来。苏联东欧的情况从正反两方面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政治体制改革的路被堵死了？
苏联东欧变革后又经历了二十年，很多人悲观了，认为，其他国家例如中国错过了一个机会，不可能再那么平稳变革了。这话有很大的道理，二十年前苏联东欧的变革虽然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有很多偶然性，还有很多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例如共产党内部促变革的愿望和热情。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二十年前苏联东欧剧变之所以如此顺利与平和是因为那是一场来自内部上层的革命。不管这个说法是否全面，但很多事实是支持这一观点的。正如前面论述过的，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东欧诸国，在那场变革中，共产党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很多国家的变革就是共产党内部分出的派别在唱独角戏，包括前苏联，也是共产党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地方党委书记叶利钦在玩，其他很多民主力量反而成了配角。
探讨一下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起来改变自己的政权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只强调一点，我认为也是很关键的一点。苏联东欧共产党当时促变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经济生活也不怎么样，虽然有特供制度，但他们的特权，不但没有达到花钱如流水，住房宽敞等，而且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贫富差距都是相当小的。这让很多共产党员认为，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很可能让他们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同时摆脱政治上的被压迫感。
看看事实，也相差不远。苏联东欧变革前，那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富人”，例如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所住房子和待遇几乎都是党和国家的，下台后就没有了，更不用说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而变革后的苏联东欧，很快出现了很富有的一批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正是以前的共产党人包括领导干部。当然也有很多普通民众，这些人如果退回到以前，没有机会去发财致富，唯一可以出人头地的是去申请入党或者进入克格勃这种可以胡作非为的党政机构。
其实即便不拿苏联东欧的情况说事，只要稍微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看看中国的情况也能明白一二，当时国家穷得叮当响，即便是享受很多特权的共产党干部，他们能够享受到的“富裕”和特权其实也是可圈可点的。
所不同的是，同样是不满意的共产党人，苏联共产党人决定改变政治体制从而改善自己和所有人的待遇，而中国的则直接从经济改革入手。
这也给我们今天造成了一个悖论：如果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是改善民众的生活（这里抛开政治权利这些天生人权不表），那么通过经济改革达到了这一目标后的中国，是不是就不用政治体制改革了？
再说，那些经济上已经获得巨大利益的各种利益集团，不但没有了改革政治体制的愿望，而且还会和二十年前的那些共产党人相反，誓死捍卫这个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的体制。所以有人说了，无论从人性还是利益两方面考虑，今天的中国和二十年前的苏联东欧都不一样了。政治体制改革变得举步维艰。这是悲观者从人性和利益两方面推测出的暗淡前景。
可是，人性是靠不住的，好的人性靠不住，坏的人性同样靠不住。而利益，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分悲观是要不得的。这是我的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带来经济困难和社会混乱
行文至此，大家也看出来我想说什么了，不错，从主观上说，我们确实感觉不到转型的多大希望，可从客观上讲，各种条件不但成熟，而且，我们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悲观的人总是悲观，乐观的人总是乐观。可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我们说到改革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过分强调了一部分人（利益集团）的个人意志，于是悲观之下，也就把我们自己的个人意志忘记了，实在有些本末倒置的可笑和可悲。再说，虽然一些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的改革意愿下降，但改革的客观条件却更加成熟，两者是可以互补的。
我们说二十年前苏联东欧变革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是经济体制的转型，而我们恰巧在过去二十年里，在经济改革上走得很远，市场经济很发达，私有制也蔚然成风，这和二十年前的苏联东欧相比，进步何其巨大？
二十年前苏联东欧要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上建立民主政治，当时的苏联东欧不但没有一点私有制，甚至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而中国当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旦我们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苏联东欧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将不会发生在中国。
从东欧回来后，有一次我在广州街头散步时突然想，现在的广州领导是谁？他在干什么？随即我就设想，如果政府高层换人了，甚至出现了权力真空，广州的经济会如何？经济出现困境？
我很难想象，面包店的人会停止做面包，等着市委书记的命令，社会各行各业会停止不动，等着人家来指令他们明天如何赚钱。我想，上班的人早上起来会照样去上班，除了一两个意识形态部门失业了几个职业骗子之外，其他各个部门照常运转，警察维持治安，特务们继续到国外搞情报，更不用说那些小摊小贩会停止做面包了，他们会更加起劲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大赚特赚的……
我坚信，有了市场经济（虽然不成熟）和（部分）私有制的中国，即便经历苏联东欧二十年前的剧变，至少不会出现后来俄罗斯和东欧遇到的那种经济困难。
我常常对俄国和印度的朋友讲一句话，你们已经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政治体制），但却存在很多小问题（经济发展，包括效率问题），所以一直在修修补补；而我们在一个大的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却“很顺利”的解决了一些小的问题。
结果会如何呢？谁都清楚，解决了大问题的国家，即便民众再一次饿着肚子走上街头排队买面包，也基本上会心平气和，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动乱；而那些没有解决大问题的国家，吃饱了面包的民众总有一天会走上街头的，到那时就不是排队要面包那么简单了。
杨恒均2009-7-29（阅读本人时评不是时评、学术不是学术的博文，别太认真哈。我试着把时评写得像学术一点，把学术弄得庸俗一些，你就将就着看，好不？我的新口号是“时评学术化，学术时评化”o（∩_∩）o…哈哈o（∩_∩）o…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