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纪委星期三表示，要进一步加大中国高校的政治纪律，尤其对高校教师课堂上的“不正当言论”，进行强化监督检查。有评论认为，继中共抵制普世价值的“七不讲”文件曝光后，当局再次严厉整治高校思想言论，将导致中国社会出现全面倒退。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部网站1月20日，刊登对中纪委派驻教育部的纪检组组长王立英的专访。王立英在视频和文字报道中强调，纪检组作为中纪委的驻在部门，要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确保中央政令通畅。中纪委在今后针对中国的教育领域，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监督执行政治纪律和问责之上，对高校教师在课堂上的一些“不正当言论”加强监督检查。
王立英虽没有提到所谓高校教师“不正当言论”所指，但中共中央办公厅2013年向北京、上海等高校下发的9号文件 – 《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即所谓“七不讲”的内容也许已暴露出其中的端倪。
所谓“七不讲”是中共当局严格要求各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做到“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以及司法独立不要讲”。
旅美中国维权律师、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者滕彪认为，中纪委驻教育部负责人再次将问责高校教师的课堂言论作为监查重点，显示当局限制教育领域言论表达的力度仍在升级：
“的确是和9号文件‘七不讲’的精神是一致的。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不但对整个公民社会的维权人士、民间组织进行全面清洗，而且对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更严格的打压和控制。这表明中共正在遇到合法性的危机，合法性的危机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也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高校也好、网民也好，普通民众对中共的宣传越来越不相信了，而民众的公民意识、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正在觉醒。所以，（中共）感觉到了合法性的危机。”
在重庆的独立学者张起则指出，中共当局极力诋毁、抗拒普世价值的原因，与当前中国公民社会日趋强烈的权利诉求有关：
“主要在于从2000年到现在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行政管理和社会管控体制在这期间几乎变化不大。政府那套管控思维和思维模式在这样僵化的体制中，也没能足以有效地回应社会变化。所以到了今天，中国的民间和公民社会对于信息水平化的依赖、民众纳税人意识的提高，这种林林总总基于社会变更导致的改变，已经让执政党觉得无法适应了。”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三年以来，民间维权活动和学术界的自由思想受到空前打击。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因向海外披露中共党内“七不讲”文件，于去年4月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泄漏国家秘密”的罪名，一审判处7年有期徒刑。而当局在随后针对各地人权律师的“709大抓捕”行动中，已拘捕传唤超过300多人，十余名律师和维权人士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正式逮捕。
滕彪认为，在中国信息流通日渐普及的今天，当局借助官方意识形态压制公民社会的举动，难以取得实际的效果：
“中共的宣传与民众的要求和觉悟越来越分裂，中共对思想和教育领域的严厉打压更在阻碍社会的进步、自由思想的交流，阻碍了民众自由地探讨问题，这是一种明显的倒行逆施。反而言之，虽然有这样的倒行逆施，但中共无法阻止中国人民走向自由的道路。因为有互联网、有全球化、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抗争，所以从长远来看，中共的倒行逆施也达不到目的。”
重庆独立学者张起则指出，习近平当局以抵抗普世价值的官方思维压制民间，无疑将导致中国社会的进步转型发生扭曲：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也是中共靠小伎俩、小聪明解决不了的。但我担心的是，（中共）用这些手段未必不会让一些民间舆论被导向错误的方向。由于中共的操弄未必会是一个好的结果，而给未来埋下定时炸弹。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社会失语 的时候，中国未来面临的社会危机一定是硬着陆而不会是软着陆式的。所以中国大陆学者在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台湾的蒋经国已经死了，而大陆的卡扎菲却还活着。”
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者滕彪也认为，习近平当局近期针对维权律师浦志强、女权活动人士、广东非政府劳工组织以及“709大抓捕行动”等事件的处理，显示中国公民社会正遭受系统性的打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