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网络图片）
─旅行的真谛除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行所未行和食所未食之外，更重要的是思所未思。─
有几个洞中有几幅绘制十分精美的壁画，导游用手电简照着这几幅壁画说：“仔细看看，能看出点什么吗？”由于灯光不是十分强烈，我们都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之处，导游又开导我们说：“仔细看看这幅壁画与它周围的壁画有什么差别。”经他提醒我们再仔细对比这幅壁画与它周围的壁画，我们终于发现这幅精美的壁画天论是色彩还是画面都比它周围的壁画要显得新一些，它的四周还隐约可以看出镶嵌的痕迹。
导游告诉我们这幅壁画的真品已被某外国人盗走(当然他还是付了一点銭给当时莫高窟管事的王道士，只是这銭的数量与这幅壁画的实际价值相差太远，说他盗走似乎不妥，说他骗购可能更符合事实)，现存于某国某博物馆，现在看到的壁画是近年我国的敦煌学者到该博物馆按原样和原来的尺寸大小临幕复制的，再把这个复制品镶嵌到原处，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幅复制品。记得有几个洞窟，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也有的被盗壁画尚未被临摹复制回来镶嵌在原处，所以那里的壁画就留下了一矩形的空白。
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上的彩绘都不是传统的中国水墨画而是色彩鲜艳绚丽的彩绘，而且其中最早的已有一千六百余年历史，最近的也有六百多年历史，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自然和人为的影响，其中绝大多数依然色彩鲜艳如初，只有极少数色彩略显暗淡。原来，当初绘制壁画和塑像时的“艺术大师”们所使用的都是化学性质稳定的矿物颜料，在空气中不易因被氧化或受潮而褪色。
我们参观的第九十六号洞窟中，有座特别大的的佛像，高达35.6米。由于当初开凿洞窟之后，从下往上塑制佛像时，下部塑得过大，当按比例往上塑时发现洞窟的高度不夠只好继续往上开凿，直到洞顶都凿穿了，高度仍然不夠，不得已只好适当缩小塑像上面部份的比例，尽管如此，这尊佛像的头部还是超过了洞窟顶部的空洞，因塑像是泥塑的为防止雨水的侵蚀，只好在洞顶的上面盖了一个角檐上翘的六角形亭子，为协调又在该洞的外崖面修建了一座有九级飞檐的宝塔式建筑，以此为大佛遮风挡雨。
另一个大佛洞里的一尊大佛略矮是莫高窟第二高的大佛，也高达33米，这尊大佛塑造时吸取前一尊大佛的教训，既未把洞顶凿穿也没有缩小头部的比例，整个大佛像显得比例适当、栩栩如生。
至于那闻名中外的“飞天”、“反弹琵琶”导游当然会把手电筒的光聚焦在她们身上，壁画上的“飞天”和“反弹琵琶”那婀娜优美的形象，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原來我们都以为，它们应当和真人一般大小，而实际上它们的大小只有真人的五分之一还不到，它们只是该洞顶绘制的许多个仙女之中形象比较突出、比较优美的两个而已。
这里我们不得不特别提一下我们所参观的第十六号洞窟，这个洞里面的大小、结构、形状、佛像和壁画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在它进洞的通道右侧的壁面上另有一小洞门(现在这扇小洞门己被铁栅栏拦起来了)，小洞门的里面还开凿了一个面积约7至8平方米、高1.7米左右的小洞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藏经洞”。
就在我们参观的当天的一百一十年前的前一天的早晨(1900年6月22日早晨)，住持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禄起床后，見现在的十六号佛洞的通道已被昨夜大风刮起的流沙壅塞，便拿着铁耙、扫帚去清理，刚清扫完通道里的砂砾，忽然发现通道右侧的岩壁上有一道裂缝，出于好奇还是偶然(这大概只有王道士自己才知道)王道士用蜡烛透过裂缝往里照了照，发现里面好像还有一个洞，好奇心驱使王道士从裂缝处往里挖掘发现了一扇关闭的小木门，撬开小木门，里面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窟，里面紧紧宻宻地堆滿了数不清的经卷、典藉、织绣、绘画、拓本、地理誌、诗歌、词曲、契约、信札、账单、铜佛像及许多佛事用品，总数有五万多件。这些藏品的年代，最早在公元五世纪初，最晚在公元十世纪末。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宝贵的藏品被封藏约时间应在十一世纪初，这一点已为许多历史学家和文物考古专家所论证。
当时，西夏进袭敦煌，大肆虏掠、屠杀。莫高窟的僧侣为躲避战乱，防止莫高窟多年珍藏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物遭西夏人的掠夺、损毁便在现十六号洞通道右侧开凿了一个小洞，将这些宝贵的文物、经卷匆忙堆藏在这个小洞内，然后安上小木门，把通道上凿出来的洞口封死再粉上石灰，然后在石灰壁面上再按原样绘上壁画使之与通道上的壁画浑然一体，看不出破绽。
做完这一切，参与此事的僧侣便抢在西夏大军到来之前，仓惶逃往内地躲避战乱。这些僧侣在逃难途中，或未能逃脱西夏大军的魔掌，成为西夏大军刀下之鬼；或因种种不测死于逃难途中；或即使侥幸逃过此劫，历尽艰辛平安回到内地安全地区，到后来战乱平息之后，也因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而回往敦煌莫高窟的路途又是那样的遥远和艰辛，使他们已不能再回到那令他们魂牵梦绕、遥不可及的莫高窟了。随着这些僧侣的先后辞世，便将藏经洞宝藏的秘密一起带进了他们的墳墓。
随着敦煌地区战乱的平息，这里逐渐又重现了丝绸之路往日的繁荣，又有大批商人、僧侣、工匠和艺人来到这里继续营造莫高窟辉煌的佛教文化，但是他们对藏经洞的秘宻都一无所知，才使得藏经洞内埋藏的这批数以万计的希世珍宝，得以躲过以后的种种劫难，在藏经洞狭小的空间里静静地躺了将近九百年漫长的时光，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直到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凿开藏经洞门的声晌惊破那里的宁静。这对为保存中国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对世界而言也是如此。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对这位发现藏经洞内数额巨大的无价之宝的王园禄道士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一点简要的介绍和评说。据专家门考证：王道士出身于湖此麻城农村，自幼家境贫寒，大约生于1850年殁于1931年4月18日，享年81岁，这在当时中国应该祘是高寿了。成年后因天灾人祸而逃离家乡，辗转来到甘肃河西走廊酒泉一带，为混得一口饭吃，于光绪初年投入肃州巡防营当兵，退伍后无以为生，同样是为了混口饭吃，便在当地拜一位道号叫“盛道”的老道士为师，当起了道士并起道号为“法真”。王道士幼年曾上过两年私塾，头脑也还祘灵便，所以对道士的写写、画画、唸唸、唱唱、吹吹、打打、跳跳很快就应付自如。在“盛道”道长的道观里，衣食无忧的“法真”道士并不安于现状，大概是在外流浪惯了，受不了道观里清规戒律的束缚，便于1897年离开酒泉的道观，往西云游来到敦煌的莫高窟。当时的莫高窟早它失去了它往昔的辉煌与富饶，已显得十分荒凉和萧条，不过寺院的香火尚在延续。当时的莫高窟由“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当时那里的佛教已是藏传的喇嘛教，他们对原属佛教中“显教”开凿的众多佛洞没有什么兴趣，致使莫高窟所有的洞窟都处于日晒、风吹、雨淋之中，而显出一派残破景象，这一点为王道士几乎没遇到什么阻碍，便顺利入住莫高窟并充当了莫高窟的住持，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莫高窟需人看管照料，而这个地方正是王道士理想中安享晚年的处所。一个道士入主佛教的佛洞并充当住持，这在其他信奉佛教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中国却并不罕见，中国文化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包容接纳并将其本土化的特色，才使得王道士入主莫高窟一事成为可能。
入住莫高窟的王道士尽管信的是道教，但对莫高窟崇奉的佛教(显教)照样虔诚，他入住莫高窟后，四处奔波到处化缘，省吃俭用，聚积钱物用于整修洞窟、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在敦煌当地有财力的乡绅的支持下，王道士主持重修的莫高窟“三层楼”终于在1906年完工。此时王道士已成了当地名人，他以道士身份自任莫高窟住持一事已得到当地民众和乡绅的认可，但王道士并未因此而忘却了自己道士的身份，他用化缘来的钱财和善男信女们在朝拜千佛洞时奉献的香火钱，在莫高窟这一佛教圣地，居然堂而皇之地建起了一座相当气派的道观“三清宫”，道观“三清宫”建立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地区与王道士入主佛教圣地莫高窟并自任住持同样显得格格不入和不可思议。
这些在世界其他各国不可能发生的事，在中国就能发生。严格地说，中国是一个缺乏本土宗教的国家，儒教、道教很难说是一种完整的宗教，它们与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实际上把儒家、道家称为两种文化学说似乎更为恰当。所以当佛教在汉代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后，很快便被心灵空虚缺乏信仰的中国人所接受而大行其道，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及诸子百家)渊远源长、根深蒂固，任何外来宗教文化都不足以动摇其根基，这便使得这些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被本土化，传入中国的佛教与起源于印度、尼伯尔的正宗的佛教甚至与东南亚的佛教都有了很大的差异。这便是王道士能入住佛教圣地莫高窟并自任住持、“三清宫”能并立于莫高窟佛洞、“上寺”和“中寺”之中的缘由。
对于藏经洞的发现前面已介绍了一种说法，不过导游向我们介绍了另一种更为详尽的说法似乎更为可信：王道士入主莫高窟并站稳脚跟后，既要忙于雇人清理各洞内的积沙，又要忙于接待各地来莫高窟朝拜的善男信女，还要外出化缘，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于是便在敦煌请了一位略通文墨的贫士杨某为文案，在现今的十六号洞的通道上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和登记入帐。
1900年初夏杨某无意中在十六号洞通道右侧的岩壁上磕烟锅头，感觉壁后有空洞的声响，杨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道士，二人商量后于该年农历五月卄五日半夜(实际已是农历五月卄六日凌晨，正是阳历6月22日凌晨)，王、杨二人挖开了封闭藏经洞的砖墙，撬开小木门发现了藏经洞及洞内已尘封了九百余年的五万多件稀世珍宝，在中国也在世界上揭开了人类历史文化上最为丰富、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当然王道士和文案杨某当时和以后都没有认识到他们这一发现的伟大意义，他们对这些文物、经卷的价值完全没有充分的认识，只是认为这是些年代久远的东西，也许遇到喜欢收集文物古董的人还可变点钱。
出于中国人惯有的奴性，他们马上把发现藏经洞的事报告了地方官，也拿了些藏经洞里的铜佛像、字画等王道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送给地方官员和士绅，但也未引起当局的重视，随后藏经洞内的文物不断流往民间不过数量不是很大。从1900年6月22日凌晨发现藏经洞起至1907年英藉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的这七年之中，王道士对藏经洞内的文物、经卷还是看守得非常紧的，除其中王道士拿了少量佛像、字画赠与地方官员和当地士绅之外，基本上没有流失什么，也祘得上是尽心尽力了。
最早到过敦煌莫高窟的外国人是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他于1879年随塞琴尼伯爵的探险队到过敦煌莫高窟，看到了佛洞中的许多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而最早从王道士手中购走大量经卷文物的斯坦因，正是从洛克齐那里知道了有关莫高窟的情况，从而激发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探险的欲望，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他从喀什进入中国，他在那里请了一位蒋姓中国师爷作他的助手和翻译，1907年2月他从楼兰出发沿罗布泊(当时尚未干涸)南沿的丝绸古道经阳关于3月12日清晨抵达敦煌，当时斯坦因并不知道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到敦煌后才听说此事，这使他改变原本只打祘在敦煌补充食品和淡水，顺便到莫高窟去看看佛洞中的壁画和塑像之后，便重返罗布泊楼兰一带继续进行考古发掘的计划，把藏经洞作为此次探險考古的重点。
经过一番花言巧语在蒋师爷的协助之下，斯坦因取得了王道士的好感与信任，斯坦因表示愿捐一笔不菲的资金，帮助王道士完成他整修莫高窟使之重显昔日辉煌的宏愿。这对于正处于整修莫高窟工程资金短缺的困境的王道士来说无异於雪中送炭，斯坦因的这一许诺使王道士大喜过望，对斯坦因顿生好感，一开始处处小心提防斯坦因的心态，也被斯坦因的四锭马蹄银抛到了九宵云外，王道士终于在一个夜深人静之时，在斯坦因面前打开了为保护其中的经卷、文物而被王道士用砖重新封闭了的藏经洞，一个被五万多件经卷、文物塞得滿滿的藏经洞，便在王道士昏黄灯光照耀之下，展现在斯坦因的眼前，令斯坦因大喜过望，心情无比激动、兴奋。他立即和蒋师爷按照考古学的标准，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从中选取了一大批经卷、写本、绢绘、绣品、纸绘的画卷、铜佛像和其他珍贵文物。
四个月后斯坦因又从王道士手中拿走了卄三捆文书，此次斯坦因总共从王道士手中得到卄四箱经卷、五箱绢画、绣品、字画……等珍贵文物古董，并平安运抵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舘保存和展览。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闻风来到莫高窟探宝，此人精通汉学，中华文化素养很高，所以能较为准确地分辨藏经洞内藏品价值的高低。由于王道士在向斯坦因出售藏经洞里的藏品时，一开始还是有所顾忌的，一是怕官府追究，二是怕当地士绅和民众追究，所以，直到斯坦因信誓旦旦地向王道士保證，决不向外界透露这批文物的来历，这才打消了王道士的顾虑，促成了那笔交易，而且事后斯坦因都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一直没有向外界透露过这批文物是从王道士的手中购得的。西方人的诚信使得王道士在以后向其他外国考古学家、探險家出售藏经洞的宝藏时己经变得无所顾忌了，以致当希伯和1908年在莫高窟找到王道士要购卖藏经洞内的文物时，王道士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并让希伯和在藏经洞里任意挑选，希伯和是个行家，他把洞内所有精品总计六千余件全部买走并在北京进行了整修、裱糊，然后运往法国的博物舘保存展出至今。1914年斯坦因重返莫高窟，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六百多件文物(装滿五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及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又先后从王道士手中买走数量不等的经卷、文物和壁画。不过不论这些外国人是买也好、连买带骗也好所幸他们所买(或有骗的成份在其中)去的这些经卷、写本、绢画、绣品、字画、壁画、佛像和其他文物，在这些人所在国家的博物舘中都得到了妥善的修整和保管，使这些文物都能完好地流传至今。
站在世界和人类的立场上看，还不能不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正是由于王道士的愚昧无知和他为整修莫高窟使之重现往昔辉煌的宏愿，不顾一切地筹措资金仍然不能解决资金困难的艰难处境，促使他向斯坦因出售了藏经洞内的第一批、也是数量最大的一批文物，而斯坦因的信守承诺，又打消了王道士向其他接踵而至的外国考古学家、探險家大量出售藏经洞内珍贵文物的顾虑，这使这些后来者更为轻易地便从王道士手中购走了藏经洞中出土的大部份文物，这些被购去的敦煌文物在他们国家的博物舘里都得到了妥善的整修和保管。
当藏经洞文物的名声，已远播异国他乡的时候，清朝政府曾于1910年作出决定，把藏经洞剩余的经卷、文物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要丢失一部份、或被当地官员将其中一部份据为己有，所以在运往北京的旅途之中，沿途散失的藏经洞文物难以数计，这也令王道士痛心疾首，以致在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莫高窟时，当王道士向斯坦因谈到他所钟爱的那些藏经洞里的文物、经卷在运往北京途中的遭遇时，王道士曾向斯坦因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意见，接受斯坦因那一大笔款子，将藏经洞内所有的经卷文物全部转让给斯坦因。对于官府造成的损害王道士十分害怕，他从运京时剩下的藏经洞藏品中，选取了他认为比较有价值的六千余件，藏在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在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莫高窟时，毫不犹豫地卖给了他。
2010年8月30日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