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闻聚集：许志永被捕，益仁平被查抄

 

上周，一周新闻聚焦就公盟被罚款和取缔做了详细叙述。此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中国当局镇压的决心。7月29日，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博士和工作人员庄璐同时被带走，许多人以为只不过是调查一下而已，但随着时间推移，消息终于传来，许志永博士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

对公盟的开刀，仅仅是个开始。上周星期三（29日），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一警官与北京市文化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的两名官员，一行三人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中盛大厦的益仁平办公室搜查。文化局官员翻检出益仁平中心编印的小册子《反歧视法律通讯》，称益仁平中心涉嫌\”非法出版\”，现场填写了执法通知书后，将１００多份材料查扣。其实那不过是内部交流的资料，当局不过是拿来作为借口而已。

许志永博士被捕，益仁平被查抄，已经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关注。海外媒体纷纷报道，各界人士也纷纷声援许志永，谴责当局的行为。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当局在国庆节十一阅兵到来之前，对民间非政府组织进行的扫荡，早有预谋。企图\”杀一儆百\”，恐吓其他民间团体和异议人士，从而达到降温民间维权对社会的影响。当局都是从政治角度考量社会，任何维权行为都是对党的领导和政府威信构成威胁，因而都是政治。对个人的政治迫害，当局也从来都是使用非政治手段处理。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件，但民间与当局的对抗已经形成。

●\”公盟\”负责人许志永被捕

▲公盟关于许志永庄璐被警方带走的声明

2009年7月29日早5点左右，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博士被警方带走，同时被警方带走的还有公盟工作人员庄璐。

公盟是一家民间公益组织，长期以来，始终致力于推进国家的法治进步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秉持法治、理性、建设和非暴力的公盟理念，积极介入公益事业，捍卫公民权利，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

许志永博士和公盟一直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公开透明地从事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社会调查和政策研究，在司法公正、政务公开、舆论监督、住房拆迁、土地征收、业主权益、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疾病防治以及教育公平、自由迁徙等民生、公益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

我们期望，有关部门恪守法治，基于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包容开放民间组织，慎重妥善处理本案，尽快恢复许志永博士和庄璐的人身自由。

公盟将一如既往地坚守理性、法治、建设和非暴力原则，继续长久关注和推动中国的公益事业、社会进步和法治文明。

公盟2009年7月30日

▲维权网7月30日报道：许志永和公盟财务主管于昨晨同时被捕

今天（7月30日）下午，义工从公盟网站获悉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先生于29号早晨5点被警察从家中带走的消息后，便赶赴位于北京大钟寺的公盟办公室了解情况。

据公盟工作人员透露，许志永在28号通知几位律师和公盟研究员29号傍晚5点在办公室开一个会，大家商讨一下30号上午北京国税局听证会的事情。翌日，即29号一天直到晚上5时许，许志永都没有出现在办公室，手机也打不通。许志永既是公盟负责人，又是此次会议的召集人，一贯非常守时的他不应该不打招呼就不来开会。第二天的听证会现场，黎雄兵和彭剑两位律师也没有找到许志永。最终只有他们俩代表公盟出席了听证会。一系列的不正常现象给所有人带来不安的情绪。30号下午，杨慧文和张立辉两位律师决定去许志永的住处调查一番。结果得到了小区保安和许志永邻居的确认，许志永于29号凌晨5点被一名警服和5名便衣共两辆警车带走。

同时，公盟人士发现公盟的财务主管庄璐女士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30号一天，公盟志愿者和庄女士的朋友去了庄璐住所两次，家里一直没有人。晚上8点，大家吃晚饭后，义工随庄璐女士的朋友再次造访她与人合租的住处。两位室友向访客证实，庄璐女士于29号早晨6点被7、8位人士（其中一名警服）带走，同时要求庄女士带着她的笔记本型电脑。临走时警方声称，要求任何人不得打开庄璐女士的卧室。警方提供的抓捕庄女士的理由，是有人举报，并且带来了举报人，据描述，举报人体貌特征与许志永相似。即，不排除警方在5点抓捕许志永之后，带着他直接来抓捕庄璐的可能。庄女士的两位室友并透露，29号晚上回家发现客厅有被翻看过的痕迹。

截至发稿时，许志永和庄璐已经被警方羁押超过36小时，按照法律，对他们采取的强制措施属于刑事拘留。公盟团队已经开会研究应对措施，并且开始联系两位被捕人士的家人，为他们寻找律师办理委托手续。

▲自由亚洲电台（RFA）7月30日报道：公盟听证场内保密场外封锁许志永失踪外界忧遭打压

国税局对民间维权组织\”公盟\”的听证会于星期四进行，再次采取闭门听证方式，听证结果当局将择日公布。原计划出席听证会的大陆维权机构\”公盟\”负责人许志永，于星期三下午突然失去行踪。当局星期四一早派出大量便衣，在听证会附近驻守，数十名访民无法到场声援。

本台上周曾报，导民间维权机构\”公盟\”对地税局及国税局的罚款不服提出听证的要求，两局的听证会分别于7月24号及30号举行。当局24号派出大量警车及警员阻止访民们前往听证。但二三十位上海访民日前专程到北京，到\”公盟\”办公地点捐款。

30号一早，来自广东、湖北、河南及上海等地的五六十位访民们赶往国税局的听证现场声援\”公盟\”。

一位广东的访民李晓珍在听证会门外向本台表示：\”本来他开听证会，那边就围着很多便衣，不给我们这些人走过去，他都赶走了。我拿着相机出来照，他立刻指着我叫我删掉，拿出来都不行。我们就给赶到国税这边来，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知道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上访的，很多人是为了这一点跑过来支持他(公盟)。\”

另一位也在现场的上海访民金月花表示：\”他们不让我们进去，外面都是国保里面的那些头儿，还有警察都在周围，警车也过来了。我们现在在他们允许的范围之内，这里有三十个上海的人。\”

出席听证会的只有\”公盟\”志愿律师彭健及黎雄兵两人。黎雄兵律师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告诉本台记者，当局共派七人出席听证，会上双方就捐款问题展开辩论，共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结果将择日宣布。当局同样采取了闭门听证方式，他和彭健律师两人的手提电话在接近听证现场时便自动失去信号功能，无法和外界联系。原本应出席的\”公盟\”负责人许志永于星期三中午失去行踪。黎雄兵表示：\”许志永现在已经失踪了，就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听证。从昨天中午到现在一直无法联系上，我们正在找他。\”

记者：他本来跟你们联络的时候有没有提到他要去哪里，或是可能没有办法出席？

黎雄兵：\”我们约定了昨天下午五点多钟要商量一个税务听证的事宜，但是昨天下午一直没有办法联系上他，到现在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公司的一位财务人员，姓庄的也去向不明。\”

记者：根据你们的估计是怎样情况呢？

黎雄兵：我猜是对重要案件可能被有关部门进行着调查，可能是刑事侦查程序，那就是说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一些措施，就可以被相关人员采取。

对于许志永博士的下落，\”公盟\”行政主任田奇庄表示：\”现在正在通过其它途径跟他联系，包括去学校，他的住处，都在找。\”

本台记者也多次尝试拨打许志永电话，但均因手机关机，无法联系上。

▲美国之音（VOA）7月31日报道：北京人权活动者许志永被拘留

中国当局最近连续\”处理\”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引起海外强烈关注。设在北京的维权组织\”公盟\”创办人许志永博士被警方带走。在此之前，有相当一批维权律师被吊销执照。

*\”公盟\”创办人*

 
北京人权律师许志永博士
知名维权活动人士，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非盈利组织\”公盟\”的创办人许志永博士，7月29号凌晨5点被警方从家中带走，与外界失去联系。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公盟\”另一创办人，北京维权律师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查询时证实，许志永的确被警方带走。他说，\”我们有律师到他住的地方去，小区的保安说，警方把许志永带走的时候，让保安在一边看着，签字作了见证。\”

\”公盟\”网站公布的消息说，同时失去联系的还有公盟的另一位工作人员，目前还不知道去向。

滕彪不愿猜测许志永被当局拘留的原因，但是他表示，\”我们没法推测，我们所做的事情，许志永这些年所做的事，都是在依法维权，推动公益诉讼，这些都是合法的行为。\”

\”公盟\”行政主管田奇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公盟\”正在聘请律师，争取尽快与许志永见面。

现年36岁的许志永是\”公盟\”的法人代表，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目前在北京邮电大学任教。2003年，他与腾彪、浦志强以及李方平等众多维权律师一起创办了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公盟\”，并参与一系列重大维权案件的诉讼，包括导致中国收容制度废除的孙志刚案、去年造成婴儿死亡的毒牛奶案等。

*公盟、益任平等维权组织遭查抄*

今年7月17号，\”公盟\”下属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北京民政局以\”非法\”为由取缔。在此之前，北京当局还以\”公盟\”逃税为由，对其处以140多万元的罚款。目前，\”公盟\”咨询公司还在运作，不过，公盟行政主管田奇庄预计\”公盟\”关闭的日子不远了。

他解释说，北京国税和地税当局为公盟罚款举行了听证，国税方面还没有消息，但是，地税当局通知他们，表示维持原先的决定，他说，\”估计也快了，再过半个月，如果我们交不起罚款的话，他们就会封门了。\”

许志永在事发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公盟遭受报复性处罚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有关。

香港《南华早报》说，许志永被抓一事，令人不禁担心北京要在60周年国庆前加紧对民间组织和维权律师的打压。

除了\”公盟\”之外，北京的另一个维权组织\”益仁平\”星期三也被搜查并抄走了一些维权普法的小册子。

*维权律师被吊销执照*

另外，北京的许多维权律师因为代理敏感案件在5月的年检中被认定不合格，吊销律师执照，其中包括积极活跃的维权律师李和平、江天勇以及黎雄兵等。

*打压09年年初开始*

被当局吊销执照的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说，北京对人权团体和维权律师的打压是显而易见的，从09年初就开始了。他说，\”09年以来，做人权工作的，无论是律师也好，还是相关的NGO组织也好，还有其他相关的人权人士也好，推动中国迈向法治，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人士，在09年日子很不好过。\”

江天勇分析，当局加紧打压人权活动人士可能与09是个敏感年份以及中国人维权意识日渐觉醒有关。

▲英国《金融时报》7月31日报道：中国拘留公盟负责人许志永

中国有关部门拘留了一位知名的中国民权活动家，对非政府组织(NGO)的持续打压正在升级。

据目击者和当事人的同事透露，周三早间，法律学者许志永被一群身着制服的警察和身着便衣的官员从家中带走。本月早些时候，许志永组织的一家法律援助机构被关闭。

中国最近针对非政府组织及其组织者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特别是那些在政府视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士。目前，在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十一庆典之际，北京面临的异议和不安定状况正日益增多。

同样在周三，警方及其他政府官员突击检查了益仁平中心(YirenpingCentre)的办公室。益仁平中心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为感染了肝炎等传染病的患者提供服务。

北京市公安局和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的官员指责该中心涉嫌非法出版，没收了其多份时事传报，并指令该中心的组织者陆军于下周二到总队接受问话。

7月18日，有关政府部门查封了许志永创建的法律援助组织公盟(OpenConstitutionInitiative)，理由是其欠缴应纳税款–许志永对此予以否认。由于无法获准注册成为一家非政府组织，公盟不得不以公司的身份注册。目前它面临逾14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公盟代表的是\”毒奶粉\”事件受害儿童的父母，但法院多次驳回了该组织代表受害者提起的诉讼。由于食用受到工业化学品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中国有许多儿童患病或死亡。

此外，由于从业申请遭到由政府控制的专业审核机构的拒绝或搁置，有数十名律师失去了执业资格。这些遇到麻烦的律师中，有许多曾为四川地震或毒奶粉事件受害儿童的家长代言。在去年那场毁灭性的四川地震中，许多儿童葬身在倒塌的教学楼中。

周四，在许志永家附近的北太平庄派出所，一位男子接听了记者打去的电话，他否认许志永已被他所在的派出所逮捕。

但公盟的律师杨慧文表示，许志永所在居民区的保安看到许志永被带走，此后他们与许志永失去了联系。许志永的手机周四关机。

在中国，因政治原因而成为政府目标的人，在遭到正式逮捕和指控前，通常会被抓起来，在秘密地点关押数月之久。

▲美国之音（VOA）7月31日报道：国庆前北京加强打压民间维权组织

中国政府已经拘留了著名的人权律师许志永。许志永博士是警方在本周带走的，这是中国在纪念政治敏感的建国60周年之前镇压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一部分。

许志永的公民维权组织\”公盟\”的成员说，他们是上个星期四晚些时候获悉许志永被带走的。

滕彪是公盟创始人之一，他说，许志永本来应该出席星期四的听证会，但是他没有露面。

滕彪说，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听到许志永的消息了。他们到许志永家去看他是否在家，许志永家小区的保安说，许志永是警方星期三凌晨早上带走的。

公盟的一批律师和学者曾经帮助过中国毒奶粉的受害者并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个组织也是政府政策的强烈批评者。

*下落不明*

许志永被带走之后，公盟的成员和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根据公盟的网址，许志永是该组织在本周失踪的是第二个成员。

滕彪说，中国政府准备在今年十月纪念共产党统治60周年，目前局势十分紧张。他说，公盟不是政府打压的唯一目标。

滕彪说：除了公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权律师的律师执照被吊销。益仁平组织是一个关注肝炎患者权利的组织，也面临被取缔。

*新疆动荡政府不安*

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当局查抄了益仁平组织的一些小册子，并且搜查了其办公室。该组织说，当局指控它从事非法出版，该组织拒绝承认作错任何事情。

压力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的研究协调员王松莲说，最近新疆的动荡似乎使得中国官员不安。

\”新疆的暴乱可能在建国六十周年到来之前加剧了当局的焦虑，从而导致当局对这些组织更加严厉。我们担心，其他促进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组织和人权捍卫者随着建国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会受到更多打压。\”

中国政府7月中旬开始把矛头指向公盟。税务机关对这个组织发出了巨额罚款单，指责它逃税。当局还搜查其在北京的办公室，并正式宣布该组织为非法。许志永是这个组织的共同创办者和负责人，他本来应该出现在今天举行的听证会上，为当局对公盟的指控进行抗辩。

▲公民力量（国内）8月1日发表关于许志永博士被拘捕的声明

2009年7月29日，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志永博士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偷税\”的罪名刑事拘留，在此之前，7月17日，公盟设在北京华杰大厦的办公室遭到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的查抄。

以公司名义注册的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是一个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主要从事法律研究，并向中国境内的公民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公民注册非政府组织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公民结社自由被剥夺，公盟注册为公司属迫不得已，也是中国目前许多非政府组织采用的形式。有理由认为，北京当局对于公盟的打压和对许志永的拘押，是因公盟律师代理了\”结石宝宝\”和邓玉娇案等案件后的一种报复性行为，因为公盟的运作从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且公盟被民政和税务部门检查的项目尚未结束，并无偷税漏税的主观故意和行为结果。

我们注意到，在胡佳、郭泉等异议人士相继被拘押后，中国政府对中国著名作家，《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先是予以\”监视居住\”，后予逮捕，\”六四\”二十周年期间，多位呼吁重新评价\”六四\”的公民被劳教，不久之后，公盟等非政府组织便被骚扰和打压，甚至发展到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刑事拘留许志永这位著名法律专家、维权人士，这一连串对民间声音和维权行动的打压所释放出的政治信号表明，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府会以更严厉的手段对付异议言论及维权领域的活跃者，对此，我们将密切保持关注。

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对于批评言论和维权行为保持正确的态度。首先，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是中国宪法明确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其次，即使从中国政府的立场上看，这些批评言论和人权行动也可以避免政府犯错，有助于消除中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诚然，异议作家和人权活动者对于政府行为的监督会让习惯于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及政府官员感到不快，但是，将这样的监督者视为敌人并对其进行非法打压体现的是中共专制统治的惯常思维，完全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相背离，只会令关注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人感到失望。

我们呼吁国内各界及国际社会紧急关注许志永博士的遭遇，并将逮捕刘晓波、劳教纪念\”六四\”的民间人士、拘押许志永等行为进行综合研判，意识到中国政治大踏步倒退的危险。

公民力量致力于传播公民意识，促进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我们认为，无论刘晓波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许志永创办的公盟还是公民要求重新评价\”六四\”，都是公民社会中的正常行为，我们对于这些为维护基本权利而身遭不幸的勇士表示敬意和支持，并且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公民、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中国政府肆意打压异议作家及维权人士的行为发出清晰、响亮、有力的反对声音，制止中国政府在侵犯人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德国之声8月1日报道：北京\”公盟\”法人代表许志永被拘捕

在北京非政府组织公盟下属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遭到偷税漏税的指控并被官方取缔之后，公盟的创始人之一、维权律师许志永于本周三被公安人员带走。据公盟发言人张立辉透露，在同一天失踪的还有公盟的财务出纳员庄璐。公盟曾为去年的毒奶粉事件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并参与过多个敏感案件的维权工作。

公盟发言人张立辉向德国之声记者表示，公盟法人代表许志永律师是周三独自在家时被公安人员拘捕，当时由于没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所以具体情形尚不清楚。目前案件还处在刑事侦查阶段，警方拘捕许志永律师的罪名有可能是逃税。张立辉说：\”应该是以法律文书为准，比如《刑事拘留通知书》。按照程序，这份《通知书》是应该发给家属，但是目前就我们的了解，家属还没有收到这份法律文书。所以现在我们也只能是通过一些侧面了解，估计是这个罪名。\”

在同一天失去联系的还有公盟的一位工作人员–出纳员庄璐。由于公盟受到的指责主要是涉及税务方面，庄璐作为出纳最了解财务方面的具体情况，所以警方把她带走也在意料之中。张立辉表示，公盟目前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为这两位被拘捕的公盟人士提供法律支持：\”我们会为这两位聘请律师，正式进行法律上的介入，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

张立辉说，目前律师的人选还没有正式敲定，但他们希望能够在周末正式定下来，争取最快下周一就能与当事人安排会面，因为这也是中国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虽然公盟下属的部门\”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已经被北京市民政局下令取缔，但是\”北京公盟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一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仍然继续合法存在。目前，公盟还有少数几位工作人员在处理日常的事务，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解决公盟本身面临的危机上：\”因为我们目前涉及到税务问题，涉及到取缔，涉及到法人代表和财务人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工作人员目前主要是围绕着公盟自己的这几件事情在开展工作。\”

七月中旬，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收到国税局和地税局送来的总额达142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通知。公盟法人代表许志永解释，公盟并未产生所得，不应该产生相关的税收，而且营业税已经缴纳。在处罚通知发出数天后，公盟下属的法律研究中心被取缔。目前，公盟组织的网站已经被关闭，但是相关信息和文章仍然得到众多网页的转载。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力量面临严重困境，本周三，主要从事疾病防治健康教育、病患者救助及消除歧视等公益工作的非营利性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免费派发的刊物《反歧视通讯》被执法部门查收，理由是\”没有准印证\”.该中心负责人对媒体记者表示，这份《反歧视通讯》没有经过正式申请获得准印证虽是事实，但是政府机构事先并没有告知他们需要申请和备案。从事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研究的吴强博士认为，中国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意识到，它们面临的困境和公盟和益仁平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他们随时可能会被查抄，被追查税务方面的问题，被追查实际运营状况和原本登记目标不符的问题。实际上，公盟也好，益仁平也好，他们恰恰表明了，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是非常小的。\”

▲自由亚洲电台（RFA）8月1日报道：许志永被控\”偷税\”羁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

北京维权组织公盟被指\”偷税\”而召开的听证会仍未作出结论，但公盟创办人许志永在召开第二轮听证会之前，被警察以\”偷税\”的罪名带走，目前被关押在北京一看守所；公盟的另一位工作人员也证实被警方扣留。公盟的网站周五下午也被当局封闭。人权组织对中国政府打击民间团体表示担心，曾接受公盟援助的弱势群体则表示愤慨。另外，日前被搜查的北京益仁平中心，控告执法人员滥用职权。

公盟的同工杨慧文律师周五向本台表示，周三被警察带走的许志永，是被警方以\”偷税\”罪名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她说：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许志永博士涉嫌偷税，目前被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公盟也证实该机构的行政助理庄璐也是在周三被警方带走。

此外，公盟的网站周五下午被关闭，杨慧文表示，网络供应商通知他们政府下令要把他们的网站封闭，但没有提供理由。

在网站被封闭之前，公盟发布宣言，重申公盟是致力于推进国家的法治进步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捍卫公民权利，并呼吁有关部门公正处理该案及尽快恢复许志永和庄璐的自由。

许志永被捕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公布许志永和庄璐涉嫌的罪名，不然应该把他们马上释放。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监察亦表示关注中国民间维权团体受打压。该组织的驻港研究员孔飞林(PhelimKine)表示，政府针对公盟及益仁平的举措显示出政府认为现时对民间团体的控制还不足够，要进一步收紧控制及对它们施压。

此外，有曾经接受公盟援助的弱势群体对许志永及公盟的遭遇感到愤慨。来自上海的访民沈佩兰对本台表示，政府对公盟的打压也是对上访群众的一个打击，因为公盟是帮助他们以法律维护公民权益，她相信访民的前路会更加艰难。

另外，一名毒奶粉受害者家长担心经过这事，愿意向弱势群体伸出援手的法律界人士会越来越少，以后可能会求助无门，对此非常愤慨。

今年36岁的许志永是北京邮电大学教师，也是中国民间维权组织的代表人物，曾被评为2003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许志永向来作风低调谨慎。2003年，他联同另外两位博士，就青年孙志刚被打死一案，要求国家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他也曾介入黑砖窑案、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索赔案等。

就涉嫌偷税一事，公盟的律师一直坚持它的事务是公益性的，所以获得的资助不是盈利收入，不构成偷税。

另外，日前亦受当局打压，被搜查及扣押维权刊物的北京益仁平中心，向北京市检察院控告相关的执法人员滥用职权。

益仁平中心星期五发出声明指，中心负责人陆军已向检察院快递了控告信，控告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一名执法人员涉嫌刑事犯罪。

声明说，当天3名执法人员中，有一人持有的证件是无效，不具备执法检查资格。

▲美国之音8月3日报道：被拘押律师许志永近况

被北京当局拘押的非政府组织\”公盟\”律师许志永等已经有了下落。与此同时，公盟有关负责人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坦诚对话，合情合理地解决具体问题，共同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气氛。

*北京第一看守所*

受到中外舆论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北京公盟律师许志永和庄璐被当局拘押案件目前有了一些进展。公盟办公室主任田奇庄8月3号对美国之音证实，他们二人目前在北京第一看守所。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最新动态。今天早上(8月3号)，有两位朋友到第一看守所，给庄璐和许志永送钱。看守所方面已经收下了钱。这表明，这两个人已经在里边。地点在豆各庄附近，具体地点我也说不太好。\”

*舆论评许志永律师被抓事件*

在另外一方面，公盟律师滕彪接受采访时说，有人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对许志永表示支持被当局拘押。他说：\”好像说，有两个人去天安门，然后举横幅，支持许志永，结果被抓了。\”

与此同时，舆论继续对公盟律师许志永等被当局拘押表达看法。杨恒均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试图再现许志永被抓的情景。他说，清晨五点钟天还没有亮，许志永家有人敲门，等他打开门，一个武装警察和四个便衣蜂拥而上，围住了他……

作者说，已经很久没有写间谍小说了，没有写克格勃和美国中情局了，他没有想到，这种场景会发生在北京，2009年的北京，刚刚举办过奥运会，中国金牌第一的北京。

*公盟内部呼吁新思路*

不过，公盟办公室主任田奇庄今天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希望打破目前僵局的另外一种思路。他说：\”我们希望大伙儿以一种平和与积极的心态，我们不希望用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来表达。我觉得，这对中国以后一步一步走向法治，走向和谐，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公盟和当局管理制度都有暇疵*

田奇庄说，公盟很弱小。与此同时，他坦诚表示，公盟内部的会计运作，以及中国现行的非政府组织登记以及相关税务责任制等，均存在一定瑕疵。他说：\”我们工作上有瑕疵这是肯定的。我们作为NGO组织，不是企业，大伙儿关注的也是公益事业。对这个问题在委托了一家会计公司后就不怎么管了。结果由于对方缺乏经验而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在民政部门注册，可是由于体制的原因，现在只能在工商部门注册，于是就给企业的隐患埋下了很大的伏笔。\”

公盟办公室主任田奇庄说，目前的僵局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事业，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在坦诚公盟存在瑕疵的基础上，他呼吁：\”我觉得，作为当局来讲，应该考虑到我们作为一个公益组织，是为民众解忧的，是为当局解困的，做了大量这样的好事，当局在处理这件事上，应该体谅到我们企业，我们公益组织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些好事，不要下手太重了，就是这个意思。\”

●公益团体\”益仁平\”被查处

▲美国之音（VOA）7月29日报道：北京当局搜查非政府组织益仁平

北京非政府组织[益仁平中心]遭到执法机构搜查，中心工作人员说，前来搜查官员当中，有一人的证件已经过期，却在现场执法并拍照，属于违法执法。

星期三上午10点，北京公安局和[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的三名人员，来到设在海淀区北蜂窝的益仁平中心，\”执行检查\”。他们出示了一纸[通知书]。按照这个行政执法检查通知书，北京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认为该中心\”涉嫌从事出版活动\”，所以，要\”抄走\”该中心的一百多本小册子。

益仁平中心，是设在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公共卫生方面的弱势群体，比如艾滋病患者、血友病患者、乙肝病患者等等。他们还关注律师群体自身的维权工作。

当局的检查通知书
*搜缴益仁平小册子*

该中心协调人陆军对美国之音说，经过好几个小时的检查，他们要拿走一些中心的小册子：
记者：要拿走你们什么刊物？
陆军：反歧视法律通讯。
记者：非法出版物？
陆军：他们说是涉嫌。
记者：你们这种刊物有多少册？
陆军：有1百多本。

陆军说，他们这个小册子，根本不对外销售，完全是内部交流。

不过，在此期间，中心的工作人员要求查看这两名文化市场执法人员的证件，发现其中郭松涛的证件已经过期。工作人员给110打电话报警，一个钟头后，警方来人，检查情况后，北京文化市场执法总队来了一名人员，替换了郭松涛。

到下午3点多，都没有时间吃午饭的双方还在僵持，执法总队要求把小册子带走，中心工作人员说：\”他们在非法执法。有人拿过期的证明来执法，我们认为他是非法的。\”

*双方僵持不下*

到了4点，三名执法人员要求把先前开出的通知书收回去，理由是在上面有持过期证件者郭松涛的签名，所以，他们要求更换一纸新的通知书。但是，中心工作人员不答应，并对这些执法者说：这张通知书，我们要留作证据，将来上法庭打官司有用。

下午双方僵持期间，持无效证件执法的郭松涛，拿着照相机在中心到处拍照，遭到工作人员阻止和质疑，但是，一同来执法的警察和赵国明却说，郭松涛拍照是否合法，不是由中心工作人员说了算。

到了5点，北京警方又来了两人，双方仍然在僵持，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益仁平中心认为，执法人员开出的清单和情况说明，不符合事实，拒不在清单和说明书上签字。而执法单位认为，益仁平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权利宣布执法人员为非法并拒绝在清单和说明书上签字。

到6点，记者发稿时，双方仍然在益仁平中心僵持不下。这时，已经离执法人员上午来到益仁平执法，过去八个小时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7月30日报道：北京维权组织遭没收通讯刊物

 
文化执法人员没收了90多本《反歧视通讯》
中国一家维权组织被文化执法部门没收一批刊物，负责人对当局执法的有效性表示质疑。

北京益仁平中心陆军证实，该中心的一批约90本《中国反歧视法律行动通讯》被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没收，并要求他们下月初到总队接受调查。

陆军星期四（7月30日）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3名执法人员星期三（29日）上午来到益仁平中心的办公室，以涉嫌出版未经批准刊物为由进行\”翻找和拍照\”。

陆军说，他们对其中一名人员的执法身份提出了质疑，并报警求助，但是公安部门不予受理。

据益仁平中心网站介绍，该中心主要从事疾病防治健康教育、病患者救助及消除歧视等工作，并为一些因乙肝或爱滋病等疾病而遭受歧视的人们提供法律支援服务。

陆军告诉BBC中文网说：\”这个法律通讯是把国家的法律告诉一些病患者、弱势群体，并把依法维权的途径告诉这些弱势群体，是完全一个公益慈善的印刷品。\”

他强调《反歧视通讯》是免费派发的印刷品，是\”利国利民\”，\”他们没有理由说这个东西违法\”。

\”非法出版\”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用于指导工作、交流信息的非卖性成册、折页或散页印刷品\”也需要申请准印证。

 
益仁平中心向遭受歧视的乙肝、爱滋患者提供法律支援

陆军批评这份《管理办法》与中国宪法相违背，是无效的部门规章，且不具备法律地位。

他说：\”如果说像我们NGO……大量印刷的这些普法材料、健康教育的宣传页都是违法的话……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恐怕是一个灾难。\”

他说：\”他如果说我们这个出版需要申请，需要备案的话，他应该告知我们，并且应该帮助我们去获得这样的一个许可，这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所应该做的。\”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倡议机构中国人权批评，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中国的民间组织生存所面临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当局拒绝给予民间组织任何法律地位造成的。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同时指出：\”当局在此案中所引用的现有法规本身显示其对信息控制的专横程度。\”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7月30日报道：北京又一NGO遭遇\”执法\”

北京的\”公盟\”遭遇税务局、工商局联合\”执法\”后，又有一家NGO\”北京益仁平中心\”遭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文化局的查抄和\”执法\”。消息人士认为，这是国庆前，北京对ＮＧＯ和维权人士进行的\”维稳\”行动的一部分。

北京益仁平中心负责人陆军告诉记者，今天（7月29日）上午10时许，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一警官与北京市文化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的两名官员，一行三人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中盛大厦的益仁平办公室，要求执法检查。出示证件后，他们对益仁平中心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文化局官员翻检出益仁平中心编印的小册子《反歧视法律通讯》，称益仁平中心涉嫌\”非法出版\”，现场填写了执法通知书后，将１００多份材料查扣。陆军说，《反歧视法律通讯》是一份免费赠送的内部交流材料，而官员则称，这些资料需要\”内部资料准印证\”。

益仁平中心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为疾病患者，尤其是艾滋病和乙肝患者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利，反抗歧视提供支持的的NGO，此前，还参与了毒奶粉受害家长维权。下午，北京益仁平中心发出一份声明，提出，\”《反歧视法律通讯》，是把国家的法律告诉乙肝患者等弱势人士，把依法维权的途径和知识告诉病患者等弱势人士，政府理应支持和鼓励\”。他们还表示，\”因益仁平协助病患者等弱势者依法维权的工作，起诉了一些企业和政府部门，得罪了很多企业、富豪、官员，对于他们有可能的打击报复行为，政府理应加以防范和制止。\”

有网友评论，官方要\”在全国开展一次轰轰烈烈打击草根NGO的专项行动\”。

▲中央社7月30日报道：中国打压民间组织与担心政治不稳有关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表示，中国当局最近加强打压民间组织，与担心政治不稳定有关。

北京两大非政府组织\”公盟\”和\”益仁平中心\”最近遭到当局搜查，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万延海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担心民间维权运动壮大，政治不稳定。

万延海表示，进入21世纪，中国出现很多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大多向工商註册，避免经过民政部门审批，但在运作上遇到很多问题，包括需要为所获捐款纳税，相关法人代表也要承担重大责任，还可能随时如\”公盟\”遭民政部取缔。

不过，万延海认为，民间组织发展是中国社会新趋势，当局应与时俱进，与民间组织合作，而非打压。

他说，民间组织是为人民做事，在道德层面上发挥作用。民间组织原本就愿意跟政府合作。打压民间组织，把负责人抓了，民间组织的影响力也不会减少。中国政府应该和民间组织合作，运用它们的影响力，做好政府应该做好的事。

中国民政部的资料显示，中国民间组织的数目每年以10%的速度成长。

\”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是北京公盟谘询有限公司的下属机构，主要为公众提供法律谘询援助，7月17日遭到北京市民政局搜查，被指逃税。

\”益仁平中心\”主要关注B型肝炎带原者、爱滋病患和其他长期病患的权益，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致力消除社会对病患的歧视，7月29日遭到北京市有关部门检查，刊物被扣，负责人限期接受调查。

▲美国之音（VOA）7月31日报道：北京的非政府组织拿起法律武器

北京的地方市场管理部门昨天对北京的益仁平中心突击搜查后，这家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公益团体，将状告前来骚扰的市场人员。在以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他们呼吁，政府应该学习非政府组织的成功运作经验，共同为社会服务。

\”益仁平中心\”是北京一家专门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的非政府组织，星期三受到北京市公安局以及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人员的检查，理由是该组织\”涉嫌从事出版活动\”。执法人员在这家非政府组织位于海淀区的办公中心停留了约9个小时，查抄了近100多本小册子。

*民众告警察*

这家中心在就所受的\”非法出版\”指控进行抗争的同时，对某些参加这次执法行动人员的资格提出异议，并且正在就此正式提出控告。益仁平中心发现，一名叫赵国民的检查人员，其证件已经失效，因此不具备检查资格。

益仁平中心的法律工作者刘潇虎宣读了控告信的部分内容：\”控告人认为，赵国民的证件没有通过年审，属于无效证件，因此，赵国民并无执法检察的资格，但是，赵国民明知自己无权检查的情况下，仍旧参与执法行为，属于是滥用职权。\”

另外，益仁平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没有屈服于压力，向警方报案；警方不予协助，他们没有止步，而是找到了警方督察部门。该中心协调员陆军说：\”实际上，昨天我们打了两次110，因为赵国民明显没有执法资格，擅自闯入我们的办公场所，由于110没有给予合理的处理，我们也打了警方的督察电话，投诉了110的警察。\”

陆军说，控告信最晚明天上午将送交北京市检察院，尽管担心会有官官相护的情况，然而他们还是要遵循法律途径，伸张司法公正。

*多个非政府组织受骚扰*

北京不少家非政府组织最近都受到地方当局不同程度的骚扰。前不久，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公盟\”被罚款142万元，该组织正在就案子进行申诉。

另外，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也受到困扰。该组织负责人万延海说：\”去年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奥运会的时候，对我们组织的谣言不断。今年2月份开年会的时候，一次内部会议，40-50人在会议室内开会，警察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当时的情况令我非常震惊，创办15年啦，这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检查。\”

万延海说，前不久，长期为他们办理海外汇入款的一家银行，也似乎出来找麻烦，问题目前似乎部分得到解决，但是没有彻底解决。

*呼吁向非政府组织学习*

万延海说，北京的非政府组织不断受到地方当局，以执法为名的骚扰，非政府组织没有得到官方积极扶植，而是小题大做，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他认为，非政府组织事业上的成功，被社会认同的经验，值得政府机关和政府组织好好学习。

他说：\”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说明社会需要这些组织；人民的需要，社会的基础，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执政当局还是有许多恐惧，他们不希望看到公民社会的这种发展和非常独立的方向。目前的情况是政府的长期战略还是短期行动，还是某些部门的心血来潮？我们不清楚。我认为，政府完全可以向这些非政府组织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啊。\”
▲英国广播公司（BBC）7月31日报道：中国加紧打压维权团体和律师

《国际先驱论坛报〉在星期三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受到骚扰的中国律师\”。文章说中国的司法独立性正在增长，然而北京正在惩罚那些捍卫人权的律师。

文章说在未来的12个月，中国从业律师的人数将首次超过其法官的人数，中国目前有19万律师，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讲，这一数目似乎并不高，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在文革之后才开始恢复律师的行业，而在1996年之前根本没有私人律师楼这些因素的话，那么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就了。

但是文章说，尽管律师办案的独立性在增加，那些维权律师却越来越受打击。7月份，北京司法当局先是以未通过律师登记考试为由，取消了53名律师从业的资格，接下来又以漏税的理由关闭了维权的非政府组织公盟。

文章分析说这似乎是政府新一轮打压的一部分，这些律师所受到的骚扰包括吊销执照、暴力袭击以及被拘留等。文章说共产党想营造一个和谐社会，而这些律师在他们看来似乎是麻烦制造者，但是文章评论说对律师的骚扰只能破坏社会的和谐。

与此同时，该报在星期五刊登的一篇相关文章说中国对维权团体加紧打压。

文章说继公盟被关闭之后，另外一个为乙肝和爱滋病患者提供法律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北京益仁平中心也遭到当局的骚扰。

文章说当局以益仁平涉嫌出版未经批准刊物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检查并带走约90本《中国反歧视法律行动通讯》的刊物。文章还提到了受到关闭的另一家非政府组织公盟的负责人许志永在星期三凌晨被警察带走至今没有音信。

文章说这凸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目前所面临的危险时刻，因为许多非政府组织都是在一种灰色地带运作。文章继续说，虽然不能确定为什么政府加紧对维权律师及组织的打压，但许多专家认为这可能跟中国即将来临的国庆60周年有关，而另一种解释是中共的一些领导人视这些独立维权团体的兴起为威胁。

▲自由亚洲电台（RFA）7月31日报道：公盟被封后中国其它维权组织均受威胁

权利运动是报道及跟进大陆维权个案的新兴非政府团体，其网站在国外，但义工大部份来自国内。统筹人张建平周四晚对本台表示，由周三开始，他的电脑每三分钟就受到一次，指向其电脑IP地址的攻击。他的文稿、电话不怕被人监听、监视，但病毒攻击的骚扰，几乎令他不可以冷静地发稿、工作。

张建平说：昨天开始，今天，连续攻击了两天，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打字，写文章。

他说，知道公盟被查的事，现在只有听天由命，国内做维权活动，怕不来，不能怕，也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他说：我们在大陆，你没有办法准备。他是直接对我的（电脑）IP地址，对我的攻击，导致我受到干扰，无法正常工作，因为你知道，写稿件是需要一个思路，思路顺的时候能够写下去，他三到五分钟给你来一下，要你处理，往往你的稿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北京以外，关注组艾滋病的团体则表示，当局是枪打出头鸟，在北京的公盟是树大招风，但由于同样是以商业形式登记注册，担心会有同样的遭遇。浙江爱心工作组的王龙说：我们没有公盟这样有名，他是比较有名，树大招风。我们一样都是商业注册，你不注册，不合法，也不可以开始工作，这样他至少不能限制我的活动，因为我们是公益性的。

不过，对于这些公益、非政府的网站、团体，当局不单可以用税务条件，对捐助徵税，还可以用\”绿罢-花季护航\”软件，将他们列入不受欢迎的网站。王龙说：也很麻烦呀，公盟的事网上不能说，你不能把公盟的事发到网上去，马上就查封，我们就透过邮件组知道这个事情。

王龙说，在大陆，政府有政府的道理，他也很无耐。张建平则说，无法防备，只有不去理采政府，继续一日是一日，将维权的运动做下去。

●相关评论

▲著名时评家笑蜀发表文章《我希望许志永和公盟能够尽快转危为安》

有消息说我的朋友许志永被拘了。不知这消息是真是假，反正我打许志永手机，得到的提示总是空号。

所以，这消息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吧。

许志永如果真的被拘，无疑跟他创办的公盟有关。虽然我并未介入公盟任何事务，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我相信我对许志永的判断。不需要了解太多细节，凭着我跟许志永的多年交往，我敢断言，许志永和他的公盟，不可能有任何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不利的举动。他们的全部努力，无非是在这个国家重建法律的尊严，让人民知道原来律师还是有用的，法律还是有用的，在最后关头，原来还有法律可以依靠，不必一定要走极端。

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问题？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法制的颓败。如果当权者对自己制定的法律都没有任何尊重，如果法律成了官娼谁有权谁都可以操，法律连自己都无法拯救，那么又如何指望人民能够信任法律？又如何指望法律作为一个社会的最后防线来拯救世道人心？所以杨佳才会选择个体复仇，所以上海塌楼案的苦主才会拒绝律师而宁愿选择上街散步。

从这个角度讲，许志永和公盟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他们不激进，不极端，不是成心与谁为敌，他们最大的梦想，不过是让法律真正起作用，让人民真正有可以讲理的地方。从而让日趋狂躁的、暴戾的社会情绪可以因为法律的抚慰，而稍稍平静下来。他们不是这个社会的破坏力，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粘合剂。在唯利是图的丛林时代、虚无主义时代，却始终怀抱个人理想，不畏艰险，一意孤行，许志永和他的公盟，正是这种古代侠士传统和现代公民精神的完美结合。有他们在，公义就不会死绝。

但是现在，许志永和他的公盟得到的却是那样的回报，让人不能不抱屈的同时，更让人担心，这到底是要给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如果连许志永和公盟那样理性、温良、平和的力量都找不到一点点空间，那么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如果连许志永和公盟这样的救人者都不能自救，那么平凡之如我们何能自救？那么强者何能有忌？弱者何能有告？这个社会的希望在哪里？

无可讳言，许志永和公盟确实得罪了一些地方势力。这是没办法的事，在当下中国，但凡还有点恻隐之心，讲点人间大爱，总难免搅破某些人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迷梦，因此总不免被某些人视为麻烦制造者。许志永和公盟必然遭遇困厄，本不难想象。但发展到今天这样极端的地步，仍出人意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挑战，是不是对整个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挑战，至少在我个人而言，这已经超出了我能容忍的底线。

我希望许志永和公盟能够尽快转危为安，让我们对时局还可以抱有信心。而在这个困厄重重的年代，确实如某公所称，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让人民彻底失去信心，让人民彻底失去耐心，这才是最大的蠢事。始终做这种蠢事的人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的敌人，也才是这个政权的真正的敌人。

▲作家杨恒均博士发表文章《我的朋友许志永》

许志永是我的朋友，不是因为我们见面多，而是我们的每一次见面都能够很谈得来，很多观点相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和一帮朋友吃饭，满桌子都很激烈，要打要杀的激情笼罩了饭桌，唯独我和志永兄\”据理力争\”，我们两人都认为社会变革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推进，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相信，只要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一起努力，\”政治\”总会有好起来的一天。

我们的观点无疑受到和我们有相同信念却更激进的朋友们的\”围攻\”，他们说我们太温和，\”把希望寄托在体制内\”，很显然，我们两人是少数派。饭桌上的朋友几乎都认为这个体制已经烂了，无药可救了，即便你不去加速它的溃烂，也不要奢望通过努力去改进它。我和志永兄只能沉默，记得那次吃完饭后，我们两人送走了其他人，又在一起聊了很久。

志永的内心和外表一样，给我一种扎实和可信的印象。我对他的思路和作为非常赞同。在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国家里，他创立的公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民众维权，培养公民意识，建设公民社会，以微薄的力量试图把走入邪路的社会推回到法制的轨道上，那作用是让我汗颜的。而我最欣赏的是他面对\”不可能的任务\”时的依然平和与理性。和我一样，志永从不讳言\”政治\”，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的政治更和谐，更适合民众，不那么肮脏，变得美好。

志永是有抱负和理想的，但身为维权和社会活动人士，我能够感觉到，他始终把他帮助的那些弱势群体放在第一位，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让那些他想帮助的弱势群体和个人受损。在我们那天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了，在这次公盟被整肃时，他在处境艰难时却仍然为那些想帮助他为他出头的普通民众着想，让我更深地感觉到他的这一品质。

志永是我的好朋友，六月初在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时，才是我们第四次见面，但我已经感觉到这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把一顶旅游帽斜戴在头上，有点调皮的打扮，引得我想笑。他仍然是理性、平和、与人为善。更重要的是，我始终认为，他和我一样，相信这个体制里好人还有很多，相信只要经过大家的努力，中国是有前途的。在上上次我们单独聊天后分别的时候，我们互相握手，互相鼓励。

但这次从国外回来就听说公盟被查抄了，不过，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也算是和志永一样吧–\”与人为善\”。我希望通过听证会等弄清楚，按照法律程序来，如果真有什么困难，或者真是因为经济问题，我愿意尽我所能，加入为公盟捐款的行列。

也就是抱着这样善良的愿望，我一直没有联系他。直到星期三中午我从机场回到市区的大巴上，接到北京的一个电话，电话里的朋友告诉我，早上五点钟，五个警察开着两部车把许志永博士从家里带走了，他被拘留了。

北京，天还没有亮的五点钟，志永家有人敲门，等他打开门时，一个武装警察和四名便衣蜂拥而上，围住他……我已经好久没有写间谍小说了，没有写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了，而且，即便写，我也想不到那场景会在北京，2009年的北京，刚刚举办奥运会，中国金牌世界第一的北京……

志永是我的好朋友，可我并不为他担心，要就是搞错了吧，或者不如你们快快审判他，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当场释放他的，而他也会一如既往地包容和原谅你们的错误。

前两天读张博树兄赠送的书时，看到了一句十年前就读过，可已经渐渐遗忘的句子，于是准备抄下来，没想到还没有抄写完，眼睛就有些发酸……你们怎么连许志永这样温和理性的年轻人也抓进去呢？想一想目前还被拘留的刘晓波，还有在监狱中的黄金秋，还有我知道已经被抓起来，却因为家属还抱有希望而不愿意透露案情的无名的朋友们……

是谁失去了理智？我的理智还在告诉我，虽然许志永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并不为他担心，我倒是担心那些在五点钟敲响了他的家门，好像克格勃一样的人，因此，我把抄下来的那句话修改一下送给他们。要知道，这句话曾经在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在风雨如晦的台湾都被人传诵，并且，都被证实过是颠覆不破的真理，那句话是这样说的–

当你们在法庭上审判他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审判你们！而我们所有的人，总有一天都会被历史审判！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时评作家赵达功发表文章《公开的政治迫害–评\”公盟\”的罚款和取缔》

政治问题用\”非政治\”手段解决

\”政治问题用非政治手段解决\”，这是中国当局各权力机关的一个默契。中国早已同国际\”接轨\”，形式上中国没有\”反革命罪\”，没有政治犯，但谁都知道中国监狱里关押了大量的\”政治犯\”。\”反革命罪\”没有了，但代替的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直接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果说作家、学者或普通公民因写批评当局的文章，以言入罪，他们的人数似乎还有限，但许多政治案中，受害者却并非以政治罪名坐牢，而是冠以什么偷税漏税、非法经营、嫖娼偷盗、妨碍交通、扰乱治安、私藏炸药等等。如刘晓波、胡佳等冠以\”煽动颠覆罪\”；而郭飞雄冠以\”非法经营罪\”，陈光诚冠以\”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罪\”，等等。

在当局实施的更多的政治迫害中，甚至无需司法程序，也不需要\”罪名\”，而直接进行打击，软禁、恐吓、暴力袭击、经济制裁、株连家人……，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会使出来。刚刚发生不久的\”公盟\”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非政治\”的政治迫害案例，当局加于\”公盟\”的罪名是\”偷税漏税\”和\”非法组织\”，其动用的也不是公安警察，而是税务和民政部门。

2009年7月14日，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接到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同时送到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书称，将于7月24日之前对\”公盟\”实施行政处罚，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项合计142万多元。\”公盟\”负责人许志永愤怒了，他在自己的博客发表了\”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多元\”一文，对政府迫害民间公益组织表达了强烈抗议。

在中国，什么是政治问题？笼统说，只要是不同的声音，只要是维护公民权益的行为，都是反党反政府，都是政治问题。\”公盟\”作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多年来支持社会公义、公民维权，保护弱势群体，以促进国家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些年来，他们做了大量有益于公民社会建设的工作，如就孙志刚案，促使政府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参与起草并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宪法人权条款的修订建议；为《南方都市报》案的被告喻华峰和程益中辩护；调查研究中国信访制度；撰写《中国人权发展报告2005》；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预选程序；为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推动北京律协直选；完成《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召开对绿坝工程的讨论会，等等。

正是因为\”公盟\”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让当局感到不安，他们害怕类似的组织越来越多，越来越赢得民心。于是，为了所谓的\”维稳\”，当局在今年（敏感年）国庆阅兵之前，痛下杀手，取缔\”公盟\”，震慑公民就范。这起\”公盟\”事件完全是政治迫害，只不过当局做了掩饰，借助\”非政治\”的手段，对民间组织进行政治上的迫害和打压。

中国特色的非政府组织（NGO）

联合国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的公民组织。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和发挥人道主义作用，向政府反映公民关心的问题、监督政策和鼓励在社区水平上的政治参与。它们提供分析和专门知识，有早期预警机能。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公义和志愿精神。

在中国，非政府组织（NGO）名义上存在，但实际上是官办的政府组织。中国的\”官办非政府组织\”，全国有四五十万之多。不过，它们既不独立，也不对社会和公众负责，而是由政府供养，服务于政府，是党的统治工具，是不折不扣的官僚机构。比如中国的各级工会、妇联，乃至作协、记协、律协等等，都听命政府，为之效力。这真是中国式的荒诞，既是\”非政府\”组织，却又是官办。

与民主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不同，按照中国当局的旨意，所谓的非政府组织社团登记，必须签署有关章程，其中必须有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条文，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强加。而且在中国，社团组织还必须挂靠某个政府的机构或者单位，比如社科院、省工会等等。在中国，名副其实的NGO根本不存在。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允许，NGO有碍\”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党一向不允许在其控制之外建立民众组织。现今，法制呼声日高，当局为了顾全面子，因此便以不予注册来遏制民间组织。

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有诸多限制和羁绊，但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发展，民众的结社要求日益高涨，各种\”非正规\”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其中，有的\”投靠\”政府，挂靠在某个国家单位；有的干脆\”黑着\”；大多数是自生自灭。而一些独立性强、有长远考虑的民间组织，他们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合法存在，便以\”公司\”的名义向政府注册。\”公盟\”就是这样的情况，作为公益社会团体，政府不给它注册，因此在2003年其以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注册，但它的实际运作是服务于社会公益，是非营利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NGO\”。

当局当然知晓\”公盟\”名为\”公司\”，而实际上是\”NGO\”。但是，中国自生的民间组织如此之多，政府管不胜管，而且\”公盟\”的创建人又是几位全国著名的法学博士。因此，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这些年来\”公盟\”作了这么多的事情，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去年对西藏\”3?14\”事件的调查，加之《零八宪章》出现，颜色革命有了纲领，当局就更加害怕民间组织的发展，于是下决心用\”公盟\”开刀。在法律上，当局不好取缔\”公盟咨询公司\”，便让北京市税务部门出面，从经济上动手，处罚142万元，这足以致\”公盟\”于死地。为了进一步打击\”公盟\”，北京民政部还以未登记注册为名强制取缔了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机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其实，当局这样做是非法的，因为公司内部机构无需登记注册，这是常识。

公盟的公益活动触动了党政权贵利益

公盟主要由北京律师和法律界专家组成，为底层百姓提供法律援助，向政府提出司法改革，推动中国法制建设。

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法学教授、大律师艾伦·德肖微茨说：\”认真负责、积极热心的辩护律师是自由的最后堡垒–是抵抗气势汹汹的政府欺负它的子民的最后一道防线。辩护律师的任务正是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挑战，要这些权势在握的尊者对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做出格行动前三思而后行，想想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去呼吁，去保护那些孤立无援无权无势的民众的正当权利。\”

公盟发起人许志永博士写道，有人说\”公盟有政治目的，我对这种说法报以同情。我们的政治目的很清楚，是为了这个国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不仅为了我们具体帮助的个体，更是为了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制度，让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至今仍然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同胞也能获得正义、自由和尊严。\”

公盟做了什么？据公盟的法定代表人许志永博士介绍，除了以上提及之外，公盟与耶鲁大学法学院还进行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包括北京户籍制度改革研究，提出新移民准入制度的建议；就钉子户问题、西丰县委书记进京抓记者等问题召开研讨会；为小区业主维权呼吁；反对打工子弟学校强制拆迁；为河北承德五次被判处死刑的无辜公民、为被警方打死的杜学磊等一系列极端的冤案提供法律援助；提出司法改革建议；\”两会\”期间给人大代表提出建议，等等。

为弱势群体争取自由和尊严、为国家的民主法治、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些都是与中共一党专制的利益相违背的。大量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来源于掌握权力的党和政府，来源于权贵勾结，为公民权利服务，就是与党和政府对着干，就是侵犯了党和政府的利益。公盟被取缔和罚款，恰恰就是权力的报复。

中国当局迫害公盟惧怕的是颜色革命

根据苏东变革的历史，颜色革命是现代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非暴力是前提，民间组织的形成是变革的推动力量。

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民间组织的社会。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

中国当局分析人士总结东欧的颜色革命，其中一条就是西方社会资助了东欧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公盟与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合作，接受了一些合作项目的资金资助，但在当局看来，资助\”公盟\”就是有损中国政府；其实中国政府也接受耶鲁大学的资助，甚至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也资助了中国许多官方组织。当然，NED也少量资助了中国民间组织，但中国当局却攻击美国以非政府组织名义对中国进行\”渗透\”，目的是推动中国颜色革命。

中国当局害怕中国发生颜色革命，因此一定要防止和打击民间组织，截断其境外的资助来源。镇压\”公盟\”，其背后有深厚的意义：一方面恐吓所有类似\”公盟\”的民间组织，如果不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如果敢于为老百姓说话、维权，公盟就是榜样；另一方面，防止发生颜色革命，切断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联系，铲除其基础。

▲山东时评作家牟传珩发表文章《北京向NGO组织开刀–\”公盟\”大喋血伦理辨识》

北京著名的NGO组织–\”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公盟），近日突遭北京市税务部门高达142万元的处罚。与此同时，北京市民政局还将\”公盟\”创办的法律研究中心以未经登记注册为名予以取缔，并派人查抄了\”公盟\”的办公室，抄走大批财产和物品。这个公权力向民间组织开刀的经典案例，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特别具有标识性的政治事件。

近年来，世界各国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被舆论称之为\”全球结社革命\”，即国家和市场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风靡全球，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这些机构被冠以\”非营利的\”、\”自愿性的\”、\”第三的\”或\”独立的\”部门，包括政党、媒体、维权联盟、利益集团、监督群体等成千上万的环保组织、劳工组织、人权组织、反腐败组织、职业协会等等，这些非营利部门构成了所谓的\”公民社会\”。正是由于\”公民社会\”的迅猛发展，使国家的官权与民权冲突得到了有效缓解。

然而，在现代中国，国家观念中长期认同\”大权力中心论\”，排斥公民社会的形成。特别是中共建政后，政府有审批、约束民间社团的绝对权力，打压、遏制公民自由结社，已成为了社会常态。这从根本上背弃了理性配置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平衡的宪政原理。正是在当今中国法制如此坎坷多舛、荆棘丛生的现实面前，\”公盟\”不幸中箭，喋血在中国特色的制度污垢中，才使这一经典的案件不仅具有重大的新闻效应，更具有政治伦理的辨识价值。

众所周知，\”公盟\”本是北京为数不多的民间组织之一，其简单的诉求就是致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并通过寻求典型个案的解决来促进国家体制的进步，带动民间社会成长。\”公盟\”自成立以来，曾经参与了一系列大案要案的诉讼：孙志刚案、陈光诚案、《南方都市报》案、毒牛奶案、邓玉娇案，以及最近对\”绿坝\”软件提出法律意见等等。这些案件对推动中国法制与民间维权都具有标本性的意义。\”公盟\”主要是与耶鲁大学法学院进行项目合作，包括北京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提出新移民准入制度的建议；为小区业主维权呼吁；反对打工子弟学校强制拆迁；为一系列极端冤案提供法律援助；提出司法改革建议等等。因此，可以说\”公盟\”的理念相当温和，行止极为有度，可以有效地发挥缓解官民冲突的良性作用。\”公盟\”的成员包括许志永、滕彪、浦志强和李方平等众多学者与维权律师，其顾问还有江平、茅于轼和贺卫方等著名公共知识分子。

\”公盟\”的前身生成于2003年10月，由对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的\”三博士\”许志永、滕彪、张星水发起的\”阳光宪政\”更名而来。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原因，他们因到民政部门申请社团组织不被受理，才迫不得已到工商部门注册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这一事实本身，恰恰验证了只有在中国特色这样的怪胎制度里，才能出生\”公盟\”这样的\”怪胎组织\”。\”公盟\”本是一个完全公益性的非营利民间组织，在中国居然因没有\”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而不得不注册成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并且每年还要向工商和税务机关缴纳各种费用与税款。这种不让民间机构登记、迫使其戴上沉重的经营与赋税双重枷锁的现状，显示出中国的NGO组织被制度性逼成\”怪胎\”的身份困境。在一种正常的法治国家里，\”公盟\”所开展公益性质的法律研究和法律援助，本应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援助；然而，今天在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中，\”公盟\”却被税务部门荒唐处以最高的五倍罚款，昭示出当权者运用公权力打击民间社会的本性。如此一个温和、理性的公益机构，居然由政府职能部门出面运用行政权力予以扼杀，其执法正当性伦理问题，就不能不引发全社会的广泛质疑。

世所诟病的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早就对于社会团体做了许多限制。最大的限制即是第9条\”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如果一个社团必须要挂靠到一个国家机构并得到国家机构的许可，那么这种法规公然违反的就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结社自由。因此这个条例本身就不具有正当性。在一个法制社会里，结社自由意味着公民可以自由建立任何非暴力组织，政府不得对公民的结社行为设置障碍。而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申请登记社会团体必须\”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就是在剥夺民间行使结社权的自由。因此，北京市民政局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所依据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做出的\”取缔决定书\”（京民执取字[2009]第1号），毫无执法正当性，系严重违宪行为。

如今，北京当局对\”公盟\”通过税务巨额处罚与民政取缔查抄的双重联合打压，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将\”公盟\”这个公民社团组织扼杀在摇篮里。联想到不久前，一大批维权律师被官方以年度考核为借口而取消执业资格，再明白不过地透露出，中国当局为应对当下的社会公共危机，确保庆祝建政60周年，选择对\”公盟\”示范性打压的意图，就是要震慑当今中国日趋活跃的民间维权与民间NGO机构生长。由此可见，这是中国官方对NGO组织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次政治迫害事件。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对NGO组织的压制态度似有松动，社会开始接纳了一些非政府的或非营利的民间团体的诞生。但这些团体主要都是从事慈善、环保、教育、妇女、儿童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公共发展事业。同时也有一些跨国公司，而且还有许多国际的NGO进入中国，开展相关的扶贫、环保、社会福利等事业。但公民社会的本质在于民间维权，而恰恰当今中国最需要的那些反腐维权方面的民间组织，却仍被政府严加拒绝。政府对民间组织管理先后出台了若干政策性规定，使此类民间组织产生的准入条件更为苛刻，凡是未经挂靠登记的民间组织一律被视为非法组织，都会遭到政府强制取缔与暴力镇压。因此，导致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无法发育，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非正常的剧烈对抗中。

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矛盾尖锐，难以排解，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现行国家结构中只有政府与公民两端、而没有\”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政府与公民的直接矛盾与冲突，而没有缓冲领域。继去年贵州瓮安暴动、上海杨佳袭警、广东惠州群体骚乱事件和昆明连环爆炸等引发的官民冲突余波未止，2009年以来，恶性公共事件又频频发生，玉娇刺官、石首事件、乌鲁木齐暴力群体冲突等等，而官方的应对方式，同样都是更多的封杀舆论、打压维权和取缔民间团体，杜绝一切指向制度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公民社会一向被视为推动民主建设的重要动力；民间组织的缺乏，则被看作是中国不能完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如何对待民间组织的态度，就成为了一种解读中国政治改革状态的模式。然而，在中国政府的潜意识里，一直视公民社会为西方的\”舶来品\”，把反腐维权类民间组织看成是抵制或对抗政府的异己力量，甚至是敌对组织。官方看到民间组织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杯弓蛇影，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势必会削弱党对社会的一元化控制权。如今北京向NGO组织开刀，致\”公盟\”大喋血而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可谓一个最新例证。

\”公盟\”成员田奇庄先生谈到：值得大家关注的是，目前大部分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都会被当局以各种理由打压，\”有的组织也受到了警告，也有被查帐的，所以说这些组织生存的状况实在是非常糟糕。但是我只是说有一些政府当中的顽固政治势力，他们对于社会的一点不同声音，一点进步，他们都容忍不了。对于我们所做的一些维权的事情。他们都非常地厌恶和痛恨。我觉得这些势力一旦占到上风，对我们的民族会是一个很大的灾难\”。由此而论，扼杀\”公盟\”的黑手来自哪里，已经是言在其中了。

人类政治斗争史证明，单个的、分散的公民根本无力直接面对国家，更不可能与政府权力相抗衡。只有当社会能有介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公民自愿参加，并以自治为基础的权利共同体与活动领域形成与政府权力对峙的另一翼，才能实现\”有限政府、充分人权\”这样的宪政目标。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宪法的主要任务不仅在于限制政府，更在于创立和保护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民社会。结社自由不仅是宪法必须确认的自由，也是公民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变革，只有从彻底废除政府对NGO的准入制、转而实行公民自由登记制、放手发展民间社会成长才有出路。

眼下，\”公盟\”虽被官方不正当取缔，但\”公盟\”的精神并没死去。中国公民社会到来的脚步无人可以阻挡。

▲专栏时评作家傅申奇6月1日发表文章《中共取缔公盟说明了什么？》

中共当局惩罚、取缔了公盟。公盟是什么？公盟二零零三年成立，前身是\”阳光宪道\”，后更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著名法学界三博士许志永、滕彪、俞江和著名律师张星水，下设\”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他们通过法律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通过典型个案的解决来促进体制的进步，通过法治带动民主。他们更希望通过个案的解决，提升公民意识，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进步。他们不想、也没有直接质疑和挑战政府的合法性。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是政治性的，还不如说是社会性的。所以公盟的活动非常理性、平和、渐进，并试图合作。他们寻求一种政府能够接受的法治途径，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敌对的气氛、培育理性的基因，让社会按法治的轨道进步。

他们的公益性工作，理应得到政府支持和经济援助。但中共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借口税务问题，对公盟行政处罚一百四十二万元，随后又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这种罚款和取缔，没有法律依据，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一党专制制度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寻常事情。

问题是中共当局把目标、理念、手段等方面都是相当渐进的、温和的、宽容的、对政府没有什么危害、反而能够给社会提供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并能化解民众对政府的敌意、提高民众对政府信心的公盟关闭，这意味着什么呢？

六月二十三日，当局正式逮捕了刘晓波，这已经明白地告诉国民和世界，中共当局拒绝任何和平发展的路线图，现在关闭公盟，只是再次宣告，中共当局关闭了和平发展的大门。结合最近新疆事件来看，中共只相信、只知道依靠暴力。毫无疑问，当局单纯地依赖强力和暴力，只能更加迅速地不理自己的合法性，更严重地加剧民众对政府的抗议和冲突，逼使民众的怨恨得以在每个人的心里继续，在社会中发酵，终究导致毁灭性的爆发。

有两位网络作家写得好，他们说\”有些人你可以说他愚蠢，脑子被驴踢了。但我们倒更愿认为他实际上是黔驴计穷。记得清末摄政王皇载沣那句名言\”我有兵\”，话说完不久，大清就灭亡了。一个政权越是依靠暴力，就越是表明这个政权虚弱。因为人民已经是它必须用暴力来面对的敌人。\”

当统治者把本来就不多的公益人士和公益机构陆续封杀的时候、把民意释放的渠道不断堵死的时候，政府也就是给自己判定了统治的死刑，执行的期限将越来越短，死的将越来越惨。

暴力循环不应该再成为我们民族的未来路径，可面对这样一个愚蠢的政府，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