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先生是一个报界通人。他参加巴黎和会后游览欧洲，观察世界（主要是西欧），研讨全局，对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有卓越的见地。他在欣赏西方文明的同时，将民主与侵略联系中国现状，得出很准确的政治结论。比如，在俄国问题上，他比我们近人几乎提早百年，看出列宁不过是一个被德国收买的间谍，其使命是要作为德国之武器以反对和颠覆协约国、主要是英国之友克伦斯基之政府–而在50年代，悉尼.胡克曾经在其著作中对此有所提及–在21世纪初叶，这个问题再被搬上网络，有目共睹。
胡先生对于德国之观察，也是十分及时和准确的。我们现在谈论之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主义–主要是第二国际之修正主义，如何可以被用来解决中国之特色主义–也是和胡先生的先见之明互为参照的。他在考察德国民社主义的同时，对于列宁主义和李布克内西等人的激进主义，做出他准确的评估。这就是，他基本上肯定了F.艾伯特两边受窘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实行魏玛宪政之魏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没有经受得住希特勒纳粹的动摇之而结束。却为后来德国恢复传统和民主做出了示范。
胡先生更加熟悉日本课题。这和他一直以来就是日本问题专家和一度留学之有关。他的文存中有对于日本政界大佬大隈重信的采访，更加见出他作为重要记者的能量。而大隈之一席谈，很容易使人想起李鸿章对于俾斯麦之交谈–而梁启超绍议之俾斯麦中国观，改革观，业已成为中国学人引证和论述中国改革及其失误之佐证。胡先生对于日本左右两翼之考究，见出他对于日本专制和民主之批判。他的批判不单对于社会主义之在日本之兴衰，而且对于社会主义之路径转移有所交待–虽然，他并未直接显赫地了解到这个转移的深意。这个深意就是，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和中国反对之之革命取胜的原因。
以下，我们稍稍对上数议题做适度展开，以见胡先生的世界观和全球论。
首先谈德国的事情。一直以来，人们谈论德国必然言及俾斯麦；言及之必然言及两个话语。一个是，强权战胜公理；一个是其铁血政策。其实，此为一种误解。强权理由，并未使用在德国–而使用在殖民地–这就是我们所谓民主悖论之所在。德国对于俾斯麦，是一个强人和民主，和议会，和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和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博弈过程–不是一方取缔一方，而是以双方之双赢或者一赢来左右德国政治。其国内政策，并未改变他支持反对党存在，\”为反对党搭起金桥\”之原则–
德国政党历史悠久，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出现各种类型的、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主要有：①德意志保守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代表容克贵族和高级军政大员。②进步党，1861年6月成立,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的利益，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③德国人民党，1865年成立，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④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 8月在爱森纳赫市成立。1875年10月该党被俾斯麦政府宣布为非法。在1890年议会选举中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同年10月该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资料–注意，是在\”非法\”后，获得参选–是为非法乎？–其实，史料载，俾斯麦厌恶马克思而和拉萨尔过从甚密。）
–议会政治、普选政治的民主选项。说他是铁血之，其实只是普鲁士统一之路上俾斯麦纵横摆阖的某种战略之施行。内政如是；外交亦然。德国之铁血政策并未使俾斯麦放弃其政敌，国敌和外交之友（塔列朗之继承人）梅特涅的地缘政治与均衡战略；没有因为普奥，普法战争之大胜而实行希特勒式的扩张和吞并政治–这一点，是公正历史学者对于俾斯麦充分肯定之处。而胡先生主要考察了俾斯麦之后之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即一战结束时期的德国政治。
这个政治时期的特点，就是后俾斯麦时代，德国庸人政治家放弃俾斯麦之战略均衡政治，一味逞强扩张乃至失败之结局–这个结局为希特勒凸现极至，以为可以彻底放弃俾斯麦主义而施行德国之意志而完蛋。于是，夹缝这两个势头之间，胡先生看出德皇威廉二世下台前后，乃至社民党人上台，摒除左右两翼之干扰，组建魏玛国之过程及其价值评估。是大记者，大学者观察西方历史和现实有所成绩之实例。可以说，一名艾伯特，讲出了其中全部原委。而胡先生敏察之。他说，在保守和激进两派之中，激进派又分成两派，导致艾伯特政权的施政险境。其中，李卜克内西是德国激进党人之首领，他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影响了德国政治是否走向列宁主义。
\”现任总统叶百尔和总理保尔，皆社会民主党人也。\”（见《胡政之文存》下同）这使他们受到激进之独立社会党与保守党（改组之国民党）的夹攻。\”现内阁之财政政策，均采社会主义精神，抑制豪强，故招保守党人痛恨。\”李卜克内西死后，虎哥哈瑟（Hugo Hasse）实为领袖。其中，罗森非而德(Rosenfeld)主张\”合世界改造现状，无国家之分，泯贫富之别。又如Geyer，则主张拥俄国过激派政府为盟主，依其指导而行普遍的革命。\”胡先生指出，\”盖悝布克里（李卜克内西）与列宁、托斯基（托洛茨基）等人均系至交，列宁前年得以经过德国而回俄国革命，实赖悝布克里之力。\”于是，在这里胡先生说了以下一段很重要的话–
\”德人以克伦斯基政府为英国所扶植，故又资助列宁回国，遂有过激派政府成立，按其内幕，无往而非英德暗斗之结果。今之德政府虽未与显然与莫斯科政府修好，然德国退伍军官之入俄者，实不绝于道。……德国在俄势力既若是观矣，更观俄人在德势力亦复可惊。\”他说，在德国，有罗森菲尔德，路那查尔斯基（\”全德革命运动之领袖\”–胡言）活跃其中。所谓\”犹太人阴谋论\”在彼时亦畅行其道，德国保守派和富人皆以为\”一切革命运动多有犹太人主持之故，柏林更有反对犹太人之中央协会，以图真正德国国民之团结。\”
这个迹象，从理论上说，即是以迪斯累里为\”蓝色之花\”（阿伦特语）之犹太人异样与同构于欧洲政权之准反对派和准迎合派二律悖反角色之历史与存；也就是犹太人不得家园带来的矛盾现状的写照。所以，胡先生看出此道，为一般学者不知言、而不能言者。此一。二是，胡先生看出来德国可以避免列宁主义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分化之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述中庸力量，终于排斥了列宁主义和右翼极端势力。他说，\”尤有怪者，两极端之性质绝对不相容者，却又勾结之形迹，盖保守党利用过激派推翻现政府而收渔翁之利。\”不管如何说法，德国人还是秉承了俾斯麦德国人施行普选的高贵性格，重新举行大选。
胡先生说，德国当时之要员皆为平民阶层出身，叶百尔（艾伯特），保尔，密勒（外长），叶尔兹伯格（财长），Moske（警察总长）皆为平民出身。所以，\”偏重于劳动界之保护\”。所通过之\”国难捐法\”\”令富豪之家毁家纾难\”；\”今日德国，贫者乐而富者苦固矣\”；\”最苦者厥为中产阶级\”。于是，工人委员会和企业家委员会相继成立。\”政治上之代议机关为现在兹国民议会，系一院制，用男女平等之直接普通选举。立法上代议机关为联合议会，……略同于联邦参议院。\”\”德国每个城市皆设有工人会\”、\”凡有二十人以上工场，应设代议会\”。等等。于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里，德国人突破的既是保守主义压制左倾势力的资本家利益主义，同时也取缔了急进派列宁主义废黜民主和议会政治的苏维埃体制，走上回归德国民主之道路–虽然，胡政之先生并不认同俾斯麦前后时期之德国多党政治为其民主而认其专制–但是，那毕竟不是可以模糊和抹煞的所谓专制主义里面的民主和民主里面的专制（俾斯麦主义）。
这是所有价值观政治唯一尚存的人权和工人诉求–人们同样不可忘记，正是俾斯麦和拉萨尔的某种共识形成了福利主义的德国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和议会道路一起，杜绝了列宁主义忽悠大众的民粹主义政治倾向和政治欺骗。虽然，彼之德国，尚具备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是，这种色彩毕竟排除了列宁主义为主选项。这是非常重要的进展。这个进展就是，将恩格斯主义溶入普世价值。这和排斥普世价值之中国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一百年以前的选择。胡政之先生的绍述，给我们后辈几乎是无穷之启发！换言之，社会主义之包含于普世价值之要，就是多党、议会道路；普选；司法独立和独立工会之政治体制。这些要素，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们的选项–他们没有这样的历史概念。
二是，至于胡先生讲的德国人抑制豪强之社会主义政策，更不见\”民主社派\”之诉求–他们具备强烈的中国特权维护者的意识而非工人、农民和弱势者之意识–也是必须加以强调的–所以他们丝毫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最后，中国官方所谓社会主义体制，更是与抑制豪强完全相反。其和谐主义只是克鲁炮特金们前此激烈抨击的官方和谐论的拙劣翻版；其出台，只可以欺骗中国无知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
二
笔者前此对于日本近代历史有过一个简单苟约的结论，就是民主加侵略。这个民主论，并无发展到宗主国对于海外殖民地施行任何民主之可能性–这个不可能性，和美欧国家之民主加侵略，并无不同。只是二战以前，新殖民主主义，日本大东亚主义和纳粹种族主义，变种西方殖民主义，施行对于其国内外的法西斯统治，虽告终于这个民主加侵略的前殖民主义模式。对于这一点，细分与之，就是胡政之先生作为中国之唯一记者参与巴黎和会带来的观察和分析。这个分析，同样缘处于民主加侵略之原则。这个侵略，就是日本人对应战败国德国退出所占山东以后，引发的系列危机；这个民主，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民主改革–及其对之如何看法，如何定义之问题。按照日本政治家，民运大佬兼三任首相大隈重信之观点，日本\”无革命\”产生的万世一系和传统、现代性结合，使得日本国内在完成三权分立等体制事项的时候，做到一步到位；且解决了日本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能性的问题–遂使日本避免了社会主义的悲剧–却在另外一个选项上，施行了侵略政策，导致日本民主对外模式的彻底失败。胡先生对于日本国国策研究，同样履行了这样的思索。他的看法缘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批判和对于日本侵华的激烈（而深沉）的反对。这些基本点，使得胡先生作为日本问题专家，在学界占据一席重要之地位。
胡先生作为记者参加巴黎和会，得以亲身见到当时之西方主要政治人物，如，威尔逊，路易.乔治，克列蒙梭等。他对于这些忽而民主，忽而强权（战胜公理）之人物的看法，比较我们现在对于西方人物更加隐蔽和朦胧的政治立场，有更加清晰的了解，因为他们亲自参加了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而区隔于后来他们在自由人权上的逐步调试和改变＋而实际上，威尔逊提出的普世价值观和克列蒙梭对于德拉福斯事件呈现的人权概念，并未在巴黎和会上产生任何接续之表达；\”顿令前此所怀之高洁之理想为之减退\”（胡政之语）；而宁肯秉承闾尾之泻的帝国行径。胡先生记之：中国代表为山东问题出席平和（原文如此）会议共三次。一次，日主张，\”日军自占领胶州湾及铁路后，凡从前德国享有之权力，自是悉为日本占有。\”顾使维钧起言，希望各国听从中国意见。
二次，顾使要求将山东权力交还中国。对于日本和英国驱除日势力表达感谢。亦感谢协约国之驱逐日本。顾维钧说，\”至日本代表，所引中日交换之文件，系由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要求而来。此项山东问题，本为欧战而起，\’二十一条\’所订，不过权宜一时之计，不应有效；即令有效，而中国对德宣战以后，地位一变。……德国亦不能将胶州湾订新约转让他国\”。
三次，\”……威尔逊又读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换文，及一九一八年中日两国关于胶州湾铁路等条约（读至中国政府欣然承诺一语并加重朗读）。……英法与日既有成约，乔治与克里孟梭两君，均有维持日本要求之义务。中国自身亦与日本有约。
\”顾维钧云，一九一五年之约，实出于日本最后通牒所强迫，不能有效。\”
路易问威尔逊是否所闻最后通牒？
\”答，\’未闻。\’\”
顾坚持日使危害中国观点。云云。坚持直接交还中国之主张。终于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
这是大公报一九一九年九月胡政之之报道。各国为中国代表不签字而称为\”真中国\”也。
前此，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胡前往早稻田大隈宅邸采访之。其言战争之世界，如，中国楚汉相争和三国之战。今之德皇，可比项羽。还说，\”旋又论及中国政治，谓借款为亡国政策，当图自立之道，世无有借款于中国而存好心者。又曰日本数年以来，国富增进在百亿以上，以中国之人力资源，稍加努力，则日本之区区富力，何足一比。是在中国之力除旧习，厉行新法而已，云云。\”（后又访犬养毅君。）我们看到，大隈所言之逻辑缺陷。在日本国富一面，戛然而止，其实，就是其内外政策势然；而日本内政，没有不好说明的地方；日本外侵，就不好直说。于是，只好转而言及中国之大、之力说。我们过去写过关于大隈重信所撰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书评，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改革之路–
\”福泽谕吉和箕作麟祥专门著译西著，如，《法国民法》，\’使人渐知贵重人权\’。而日本政党之历史背景就是如此展开的。一开始，木户组建渐进主义政党，板垣组建激进政党。尚有土佐之爱国公党等。明治十一年，西乡隆盛一度起兵，不成。后，\’有一事变使宪政畅达之运顿成疾速之势，\’就是大久保利通被刺。政府开设地方议会，\’成中央议会开设之阶序。\’是年九月，板垣在大阪开爱国社第一次大会；各地响应，十三年，\’如是团体凡九十六。……共九万八千余人。\’\’日本人民初不自觉民人有请愿之权。
大阪大会，欲生长民权，始用请愿之法\’；知道政府弹压后，\’期成国会同盟\’遂告速成。这时，大隈重信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放官–卖官–\’驳论尤力，谓苟欲绝藩阀专横之根莫若开设国会，断断然决行之与民间舆论相应，倡明治十六年当开国会之议将奏之朝廷。举朝震骇。\’于是，在朝之官员和在野党蔚成合力，也就是大隈和板垣等两股力量，合成了日本走向民选议会的通途。\”（刘自立 日本无革命–阅读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于是，很好奇他们对于中国改革之说法，也就是中国如何做一番\”厉行新法\”之事；惜未见其详；好歹我们知道了他们在签订二十一条上，如，大隈之另外一张面孔–这张面孔与其绍述其改革、民主过程，实在是黑白两面，首鼠两端。这就是日本很伟大，也很无耻之处。
于是，既然看不见大隈之详，就来看看胡先生之详。胡先生在以后一篇文字里，对于日本国演进和其社会主义之道如何式微，所撰甚为细致。这就是我们所谓日本国，其实，以所谓资本主义政治路线代替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二战以后，其继续这个明治好处，去掉坏处，在美国扶植下，得以民主全建和稳健。是一个相反于中国革命之正面路径–虽然，中国路径，似乎在时下，挑战了日本模式而莫衷一是。然胡先生时代，资本主义所谓弊端和社会主义所谓理想，不能不产生胡批判日本模式之言论。这个言论导致基本上否定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之正面性–他以为，日本五十年前元老理想覆灭，他们走向财阀统治民主作业之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对其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却是在认可日本为一宪政国家之基础上。其提法就是，\”元老军阀与财阀势力嬗变之史迹。\”其中涉及所谓民主虚伪性之证据。一为，选举和金钱挂钩。
二为，政客卖身为财阀之奴。
三，政党接受大公司豢养。
四，\”观于此则代议士者，抵押于受爱顾之富豪社会。彼可以代表人民之自由，所余有几耶。\”
五，打破这种限制选举，施行普选，即可\”万几决于公论\”–这其实是一种对于日本政党政治和普选政治之肯定；剪除前弊，式微官阀选举，就是胡先生所谓\”明治三十四年之第十六届议会\”，已经开其端绪。此见，其实是抨击选举之不成熟，不是抨击选举本身。但是，政党意志决定于财阀，是胡先生考证日本政治之坚定见解。他认为，民政党是桂太郎和三菱公司之沆瀣产物，而政友会是三井财阀的附庸。固此，我们简介这些\”附庸\”之发迹史，以证明其中自由竞争和官商勾结二元化轨迹之线索–
1869年，岩崎弥太郎任职大阪商会。得藩船3艘。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台湾，弥太郎趁日侵台大发军火财。
1877年日本国内爆发西南战争，弥太郎又发了一笔横财。至此，三菱共拥有61艘汽船。
三菱是在明治维新后，三菱后来居上，超过老牌财阀三井、住友，1879年，岩崎弥太郎居全日本富豪榜第3位。
1881年，庇护三菱的政客大隈重信下野，另组\”改进党\”；伊藤博文组成长洲藩阀政府联手三井公司，组建\”共同运输公司。
三菱与共同运输公司激烈竞争。
岩崎弥太郎去世后，1885年9月29日，三菱和共同运输两公司终于合并，成立日本邮船公司。三菱方面持股数额超过共同方面
（资料）
可见，这种竞争的启示就是：1，平等起跑线，并不是没有建立。2，政商接轨的有限和无限权界–政客有下台之日–3双方依靠政界的可能性平等。4，没有以党/国控商、肆无忌惮的干预。5，这种竞争的非世袭主义得以贯彻（指政界权力的更迭嬗变，并无完全保证政界/公司太子世袭之烂习。等等。这不是\”一个资本家的社会主义\”，起码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至于说他们的政商勾结，也许还是被整体反对党和宪政的横亘所抑制和局限，并无合法贪污和合法权钱勾结的特权–只能在有限公司的政治利用中，打经贸经营之牌。于是，简单否定和肯定这种所谓日本经济和大企业发展模式，都有失误；对应所谓亚洲经济皇帝的家族模式，日本人中西合璧，并非完全斯大林化和邓小平化–那是没有同等经济体可以与之（官僚垄断经济）竞争之\”\’一个人\’的社会主义\”（现在，据说是\”一些人\”！）固此，二战前后，日本发展模式的根系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这是胡先生一辈人很少验考的日本正面经验之一，而非负面经验。由此判断，对于日本正面政治经济经验（侵略除外）的接续和批判，双向导致了国人对于日本的看法失误。很少有前辈学人如康梁，如戴季陶，如鲁迅，如胡政之，可以像大隈重信和福泽渝吉一般细析日本政经和改革概况；加上日本侵华，一切正面当作负面，就几乎没有了日本历史的正确绍述。
于是，胡先生自然想到日本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此政的某种理由。这个悖论，现在并未完全消除。就拿美国政治而言，所谓九一一阴谋论和所谓超级金融集团（主要是美联储）操控美国政治和选举，乃至左右提携和镇压拉美和其他地域之非美化政权，都是这个理论现在的延伸。而右派对此的反驳，其实就是拿左派实验的失败作为证伪。于是，所谓阿连德之被皮诺切客所杀，好于其上台联络中，苏，成为左翼力量之说，甚嚣尘上，看似有理–其所谓经济发展合法论，乖巧出台，得以佐证–不想，这个经济发展合法论，和\”杀二十万争取二十年稳定\”之发展论，中国成长为第三世界强大经济体论，难道不是如出一辙！所以，胡先生时代，相比之下，幻觉一个非财阀民主为共产党民主，就成为必然的写作趋势。
接下来，他以日本无产阶级观念，分析了日本人社会主义理念的发生论和式微论。其中，他对于这个发展，做了充分估计，却还是没有丧失他作为一名记者和学者的客观理性态度。因为，一句话，他的行文与结论当中，见出日本共产党最后的消失，是其加入了所谓资产阶级之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而非革命和暴力斗争–此端不能不说，日本人，还是继续着\”日本无革命\”之底线。其具体提法就是：
–\”期望有产阶级之国会对劳动者阶级为根本的解放。固毫不必应于实施普选之后，因行使选举权有效，犹得政治上之部分利益。\”（日本劳动同盟总部宣言）
–\”今也国民多年之希望已渐实施于会町之前。\”（社会民众党宣言）
–\”确立真正之工会运动方向为我等之任务\”（劳农党宣）
–过激之共产党色彩不足取大众信赖。（农民党宣）
等等。随后日本政权发布解散准共产党组织之命令。其中函劳动农民党，劳动组合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学术团体解散之，函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等高校左翼团体。至此，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宣告基本结束。片山浅和幸德秋水之共产主义理想和实践遂告湮灭。日本的社会矛盾之解决，一是消灭暴力革命，二是纳入政党政治–对在野党，团，三是侵华战争和前此满洲国建立，另辟蹊径，各有得失。其中，所得，即是日本避免了反对所谓财阀势力，资本家势力，转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求变–其实，这个变化在中国苏联发生，确实改变了中、俄资本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有一个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日本有，起码有两个资本家（集团），如，三菱，三井等。这就是民主不好，社会主义更坏之根据。所幸，日本人没有从坏，走向更坏。再是，日本人没有堵死共产党，反对派的政治生机，引之如政党政治竞争。
如前所述，其政党政治在容纳反对派的时候，很清楚指出其博弈之径。最后，就是日本民主加侵略的整个体制转移了日人国内矛盾，走向其前辈老殖民主义者的扩张道路–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乃至希特勒的新殖民主义，势必遭到老殖民主义者的合力反对和打击–日德战争时期消灭民主自由的体制，其实就是背叛德日原本国内实施的俾斯麦主义，阪垣退助，大隈重信主义之反项，是势必被扳回的反动路线。所以，加上胡先生和大公报坚决的抗日态度，中国人由此对于日本人看法，发生一种扭曲。这种扭曲就是，一概抹煞和坚决蔑视之。殊不知，这种观念，正好妨害了中国人对于日本民主一面的冷静观察。
这是命运在捉弄人吗！续之之课题就是，中国之一些人，一些寡头，一堆黑领，一帮太子，一种共产党特权阶层之\”资本主义\”前途之问。这也是中、日政经体制比对的严重课题，不能不察。同理，中日现在的体制区别就是，一种日本所谓财阀民主和宪政民主，是不是可以对峙中国之特权，极权和无民主资本模式。从理论上讲，他们仍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反项对峙，是完全迥异之政经模式 — 一个是明治维新的接续，一个是共产党\”一个（些）资本家\”主义的发展。其前途，难道不会因异而定之乎！可惜，现在中国模式大大亢奋于日本模式。美国人，很多人，都对此中国模式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不知所以；奥巴马中国问题智囊推出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是美国以中代日价值观的改变和异化。这个可悲的榜样，使人不能不再读日本问题和中国问题比对之历史，以期做出解除一叶障目的蠢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