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天，菲律宾反对派领导人科拉松 阿基诺和当时的总统马科斯进行总统竞选时，我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上学。对于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来说，80年代中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期，但我们往往把这个值得怀念归因于文革结束后特定的国内历史因素，而忽略了一些国际因素，好像国际大气候要到80年代下半期戈尔巴乔夫完全露出他的改革派真面目时才到来。实际上，我记得很清楚，阿基诺的竞选和后来的“人民权力”革命–即马科斯见选举“失控”，要武力镇压反对派，结果军方在受到人民支持的阿基诺呼吁下反戈一击迫使他下台——受到了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密切关注，只是这种关注在和中国现实的直接联系上还比不上苏联后来的“公开性”罢了。

和当时国际舆论对菲律宾民主派的大力支持和对马科斯的强烈抨击相反，中国政府对菲律宾局势的演变态度暧昧，外交部和驻菲律宾使馆的反应一直到很晚还试图让人相信马科斯仍然权力稳固，与此同时很多国家政府都已呼吁马科斯尊重选举结果，放弃武力对抗，让出权力，而中国政府仍然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不表态，同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还不断报导马科斯政府的活动，贬抑民主派，维持对马科斯政府的外交支持。社科院研究生院由于“身份”特殊，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机构有联系，有些学生本来就来自这些单位，和一些比较开明的上层人物有特殊关系，他们时常透露一些内部消息，对政府在菲律宾局势演变上的反应迟钝和亲马科斯非常不满。

中共对菲律宾局势的演变之所以态度暧昧，直接原因是马科斯政府是中共的“老朋友”。自70年代初以来，中共见世界革命无望，反过来和昔日的国际反动派连手对付苏联，坚决反共的马科斯于是成为数次成为北京的座上客，毛泽东甚至在中南海肉麻地吻了伊梅尔达·马科斯那只被菲律宾人民痛恨的贪得无厌的手。毛死后马科斯政权又成为中共在东南亚制约越南的因素而进一步升温。间接原因是中共经过1979年民主墙事件后对“民主”早已开始防备，因此对菲律宾民主派决不会有任何好感。

但中共没想到的是马科斯政府竟然如此脆弱，不但输掉大选，而且被马科斯控制的军方也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站在民主派一边对他逼宫。由于这些原因，阿基诺上台后两国关系一度不是很“和谐”。相反，尽管美国曾经把马科斯当作冷战盟友而大力支持，但也给阿基诺和他的丈夫提供了在美国的庇护，支持他们的民主事业，并在关键时刻审时度势，压马科斯放弃权力，因此和菲律宾新政权的关系反而升温。

阿基诺领导的菲律宾民主革命是世界范围内第三波民主化早期的重要事件，给了世界各地与独裁和极权统治势力作斗争的民主势力极大的鼓舞，这是我们今天悼念这个亚洲女政治家时不应该忘记的。菲律宾1986年“人民权力”革命有它的的经典意义，这个经典意义已经被1986年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就是，第一，一个专制政权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国际压力也好，国内困境也好，统治者由于过分自信想作秀也好，或者统治者内部分裂想借助于社会力量也好，只要它开放言论和党禁，就必然把自己置于迅速产生的社会主流舆论的对立面并面对一个拥有强大民意的反对党和民主选举的要求；第二，只要这个政权不选择压制，而是心存侥幸，以为依靠国家政权的资源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加上舞弊就能够和反对党进行竞选，就必然面对一个让它下不来台的选举结果；第三，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它既想镇压又出于种种原因–例如如何收场，国际影响，或者军方的分裂等等–下不了狠手，那么它就必然会被反对派取代。一句话，专制政权如果在民主问题上开一个口子，就会面对一个最终令它崩溃的历史过程。

1986年被中南海喜欢和信任的马科斯政权就是这样垮台的。马科斯的垮台不但让中南海吓了一大跳，而且为三年后邓小平的那句名言“一步都不能退”作了注。这个“一步都不能退”在今天看来，实际上是邓小平的政治遗嘱。它的后续是江泽民的“严防死守”和胡温的“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