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当卡逊小姐写出《寂静的春天》时，民众了解了农药使用中令人震惊的环境后果，她同时面对着杀虫剂企业、农场主以及部分科学家的攻击。不过该书引起的巨大社会震动，引起了政府的介入，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限制杀虫剂使用的法律出现。
因为资料缺乏，我们很难比较今天中国与《寂静的春天》出版之时美国的环境污染状况，然而在环保运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已经蔚然大观的时代，中国的一些环境灾难，往往要靠受害者的身体来加以鉴定并证实，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往往被急于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忽略，乃至人为违反。一些地方，当权者个人的利益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出现重合，民众的权益容易陷入无望解救之境。近期爆发的湖南镉污染事件，再次显示了这种特色。
根据现有材料，设立在浏阳市镇头镇的长沙湘和化工厂自2004年4月未经审批上马炼铟生产线，很快厂区周围树木枯死，周围村民出现中毒症状。 2008年后，当地村民对这家企业进行了大量投诉，直至今年4月该厂被责令停产后，湖南省、长沙市及下属浏阳市的环保部门仍然对该厂作出了“废水、废气中各类污染物均做到达标排放”的结论。
政府无所作为终于引爆7月30日上千人围堵镇政府，从而激发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8月4日，湘和化工厂法人代表等5人被刑拘，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一名副局长被免职，镇头镇一名副镇长因持有该厂股份并接受贿赂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镉污染事件的环境监测结论也得以改写:主要是湘和化工厂废渣、废水、粉尘、地表径流、原料产品运输与堆存，以及部分村民使用废旧包装材料和压滤布等造成。
虽然村民对湖南省环保厅监测结论仍有保留，认为未足以道尽污染的严重性，虽然最新官方结论在污染原因中拉上了“部分村民”，虽然浏阳市分管副市长仍在辩护该厂周边水源合格，不合格的只是土壤，然而“废渣、废水、粉尘、地表径流、原料产品运输与堆存”成为镉污染事件的主要原因，已经足以证明这家企业并不像事件爆发以前官方所说的那样:“废水、废气中各类污染物均做到达标排放”。
本次镉污染事件，由一家企业违规建设而起，但长达5年时间，这家违规企业未被查处。当地居民受污染之害自企业违规投产之日就已经开始，但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去不断证实污染的存在，他们用中毒症状乃至生命检证了污染排放的现实，而地方政府部门通过高深的检测报告，否定了他们身体所遭受的环境伤害。5 年时间过去了，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而群体事件发生后几天时间，检测报告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公正，各种“查处到人”的措施也得以施展，这难道要让人得出结论:群体事件的爆发直接促成了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群体事件，问题就会继续摆下去？
我们想象走上群体抗争道路的居民的无奈与愤怒，在此之前他们并非没有“合乎程序”的申诉和上访，然而“合乎程序”的道路于他们而言，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磨损圈套。镉污染引发的抗争，是一起典型的被逼而生的群体事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方面在自赞“态度积极”。是的，群体事件发生以后，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然而群体事件发生之前，他们有何积极的表现呢？环境监测报告对镉污染事实加以否认，这是积极的吗？居民不断上访与申诉所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是积极的吗？
一个极为吊诡的现象，是民众非被逼上群体抗争的道路，则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而群体抗争发生后雷厉风行的反应，可见问题本来并不复杂；而与此同时，群体事件又不能被视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功业，而要被作为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涉嫌寻衅滋事、蓄意阻塞省交通要道、围堵政府机关的为首者”会被“依法进行处理”。这是一个困局:畸形的秩序维护机制把人逼上群体事件的道路，而群体事件又要被作为破坏畸形秩序而受到追究。
我们无法理解这种逼人“闹事”而又加以打击的畸形机制，我们更无法理解“依法处理”抗争的为首者，而未必依法处理逼人抗争的权力者。当居民在无奈之际如同向天吁告一般，到处申诉时，没有获得任何帮助，那些像天一样遥不可及的部门与权力者未必受到处理。
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再取决于道理，而取决于冲突的烈度，而冲突的烈度既会促成旧问题的部分解决，又将成为新的打击的理由。这样的社会互动方式，这种“一波稍平一波又起”的管治模式，不是社会和谐之道，而是怨气积聚之道。
今天，权力冷漠与僵硬并非个别的现象，公民“以身试毒”、“以命证污”、“开胸验肺”等等事件都已发生，而权力往往并不为动。群体事件仍然惯以“个别人挑拨，多数人上当”的模型解释，不过证明了权力者在意识形态上的颟顸。当人们只能以身体的损害来显示权益遭受的剥夺，当人们只能以群体事件来求取稍许安慰之时，这种治理方式显然是相当危险的。受损者呼号无地，正义者遭受打击，旁观者无奈自嘲，权力者任自逍遥，这些难道还要证诸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