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活动是本周在柏林开幕的特别展览“中国并不遥远”的一部分。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跟德国同仁共同回顾1989年的抗争故事，同时反思当今民主运动面临的挑战。
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东德社会主义独裁政权的终结，东德民众以和平抗争的方式赢得了民主权利。然而，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却因暴力镇压而遭遇挫折。
“中国并不遥远”展览将持续至11月11日，随后将于11月15日至12月11日移至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广场前展示。此次活动由阿克塞尔·施普林格自由基金会（Axel Springer Freedom Foundation）和罗伯特·哈维曼协会（Robert Havemann Society）联合主办。
“如果不闭嘴，你就会像天安门的学生一样”
东德活动人士斯特凡·穆勒（Stefan Müller）分享了他在1989年抗议天安门事件时的经历。6月4日，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引发了全球震惊，东德的许多民众也深受触动。6月6日，斯特凡与一群东德抗议者试图向中国大使馆递交抗议信，表达对天安门抗争的声援，但很快被东德人民警察逮捕。“他们把我们抓了一整晚，”斯特凡回忆道，“他们用中国的镇压作为警告，告诉我们，如果不闭嘴，就会和天安门的学生一样。”
斯特凡还讲述了自己在东德和平抗争过程中遭遇的压迫。他说，“7月22日，警察将我拖到地上，甚至撕裂了我的脸。”他指出，东德的抗争虽然以“和平革命”著称，但在整个过程中，抗议者面临的暴力打压相当严重。“虽然我们的抗争最终成功了，但我们知道，这和平是我们用非暴力和坚定换来的。”
东德民主人士珍妮·格拉布纳（Jeanne Grabner）也在活动中分享了她对天安门镇压的记忆。她回忆说，当时东德的官方媒体报道了天安门事件，并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做法，这让她和许多东德人感到震惊和愤怒。“整个人民议会竟然赞成这样的暴行，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她说，“正如斯特凡所说，这场屠杀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头上，暗示我们如果和平抗议，也会遭遇相似的下场。”
珍妮进一步指出，天安门事件不仅在北京发生，实际上当时中国多个城市也爆发了示威，但政府都用“难以置信的暴力”镇压了这些年轻人。“这种压制手段在我们抗争者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但也让我们更加坚定要推动变革的信念。”
东德与中国抗争的不同结局
东德的和平抗争最终促成了柏林墙的倒塌，然而另一位东德民权人士艾芙琳·祖普克（Evelyn Zupke）指出，中国的抗争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作为德国联邦议院中SED独裁政权受害者代表，祖普克参与了当年的抗议活动。“我们在东德展示对中国抗争者的声援，谴责这场大屠杀，”她说，“1989年的东德和中国抗议，结局却天差地别。如今我们享受民主的自由，但中国的斗士们却依旧在为未竟的民主奋斗。”
这一差异也让白纸运动年轻流亡者黄意诚深有感触。他认为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不仅是中国的抗争，更是全球民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分享了自己在2022年中国爆发白纸抗议的经历，“我们举起白纸，象征着对审查制度的无声抗议。”白纸运动象征了中国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信息封锁的不满，与东德抗议的精神一脉相承。
非暴力抗争的力量
东德民主人士迈克尔·海尼施（Michael Heinsch）在发言中强调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他回忆道，尽管东德抗议者遭到拘捕和暴力镇压，但他们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我们被抓入狱，被警察打伤，甚至从监狱直接送进医院，但我们没有还击，因为我们相信，非暴力的力量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他希望中国未来也能实现这样的和平转型，“我真心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像德国一样，经历和平的变革。”
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民运领袖吾尔开希的呼应。吾尔开希作为天安门抗议的学生领袖之一，在活动中动情地讲述了自己流亡海外35年的经历。“我数着日子，希望有一天能回家，继续完成我们的抗争，”他说，“与东德人不同，我们的抗争被枪声和坦克碾碎。我渴望有一天，天安门的受害者能得到公正，能公开纪念那些逝去的同胞。
周锋锁也是1989年天安门抗争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回忆了当时受到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启发。“团结工会的非暴力抗争与政府对话，激励了我们。”他表示，“在中国，全国各地有超过一千万的人参与了抗议，我们也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但却遭到了血腥镇压。”
周锋锁指出，邓小平对天安门的暴力镇压并非偶然，而是受到东欧其他国家如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镇压手段的启发。“当时我们很乐观，数百万民众支持我们，甚至连一些党内高层也同情学生的诉求。但最终，这一希望被残酷打碎。”他强调，天安门的镇压不仅使当时的改革机会丧失，也将中国带上了日益集权的道路。
新一代的抗争：共同的信念
此外，几位白纸运动的年轻流亡者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白纸抗议者凯文·梁认为，中国当前的压制方式与东德时期的独裁政权惊人地相似。“德国人很幸运，没有经历像天安门那样的武力镇压。”他指出，东德当时拥有教会和社区的支持，这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他还表示，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和平转型中的开明态度是关键，而邓小平却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暴力手段。
另一位白纸抗议者Orange也指出，东德秘密警察混入抗议人群的监视手法和中国政府的控制方式如出一辙。“中共所谓的‘中国特色’，其实只是另一种专制手法。”他认为，不论是中国还是东德，压制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区别只是手段的表现形式不同。
展览在这些故事和回忆中达到了高潮，东德和中国的民主斗士在这个舞台上找到了共鸣。观察人士指出，通过“中国并不遥远”展览，柏林市民和游客可以从东德和中国的抗争故事中看到，尽管两国抗争者的命运不同，但他们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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