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11月初报道说，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已准备好公布一系列行政命令和公告，内容涉及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允许更多的钻探和采矿活动。这些政策“不仅会让中国在气候政策上，而且在更广泛的经济和安全争端中占据优势，”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援引观察人士的话报道说。
然而，在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迹象显示，中国还远远不会在国际上被公认为全球气候政策的领袖。
“西方买单所以中国可以污染”
在上星期刚刚闭幕的第29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上，由于在如何筹集气候资金的问题上僵持不下，令会议延迟了30多个小时后才闭幕。各国虽然最终达成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协议，但与为贫困国家提供每年所需的1万亿美元资金的目标相距甚远。
中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与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并列，没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帮助。中国这一立场历来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在今年的大会有迹象显示，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对此表示不满。
美国《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丹尼尔·马尔坎(Daniel Markind)发表题为“西方买单所以中国可以污染”(The West pays so China can pollute)的文章点出争议。
尼日利亚环境部长巴拉拉贝·拉瓦尔(Balarabe Lawal)公开表示，中国不能与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归为一类，“他们也应该致力于支持我们，他们也应该来(为较贫穷国家提供气候融资)做出一些贡献。”拉瓦尔对英国《卫报》说，“真正值得支持的是非洲国家、贫穷的亚洲国家和面临毁灭性气候变化问题的小岛屿国家。”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气氛高度紧张，中国官员采取行动安抚印度、沙特阿拉伯、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团的不满。
“中国在COP29气候谈判中毫无意外地占据核心地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克莱曼能源政策中心前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摩尔(Scott Moore)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说。
总部设在北京的美中清洁技术中心的前项目经理、美国三一学院政治学客座助理教授露西娅·格林-韦斯克尔(Lucia Green-Weiskel)说，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提供与其他主要排放国相当水平的资金的争论在COP29上引起了激烈讨论，几乎导致整个会议停顿。“美国等发达国家希望中国多做贡献！”格林-韦斯克尔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格林-韦斯克尔在中国期间曾经创办了为中国企业提供的温室气体管理服务的平台“能源与气候公报”(Energy and Climate Registry)。她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争论的意义远远不止于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她说：“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有可能导致过去10年来整个COP(《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的停滞，而不仅仅是COP29。”
大会的最终协议“鼓励发展中国家在自愿的基础上做出贡献”，将中国排除在富裕国家之外。
西方国家因工业革命的历史较长而被要求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但英国气候变化政策研究平台“碳简报”(Carbon Brief)最近的一份分析报告说，中国的历史排放量现在超过了欧盟。报告说，自1850年以来的累计排放量分析显示，中国的历史排放量在2023年达到了312 GtCO2(十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超过了欧盟的303 GtCO2。
中国仍缺乏实际行动
另一家重要的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 CREA)本星期的一篇报告发现，中国的煤炭和钢铁两个行业的发展规模与中国所坚称的能源转型路径不一致。
该组织重新评估了中国在实现其气候承诺和与《巴黎协定》目标一致的排放路径，在肯定了中国对清洁能源的投资继续增长之余也指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耗总量等指标都偏离了轨道。
该中心的首席分析师劳里·米利维尔塔(Lauri Myllyvirta)对《金融时报》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再次加速，排放量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还会增加，而“这种情况将使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几乎不可能”。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54.1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9%，其中煤炭消费量增长4.3%。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初的发布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57.2亿吨标准煤，又比2022年增长5.7%，煤炭和原油的消费量分别增长5.6%和9.1%。
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指出，目前，中国约占全球三分之一的排放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比所有发达国家加起来的总排放量还多。
自2005年起每年发布一次的“全球气候变化绩效指数”(The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CCPI)是跟踪各国气候减缓绩效的最重要的独立监测数据之一。中国在今年的67个国家的排名中仅名列第55位，“属于表现非常差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使用类别中的评级非常低，在可再生能源和气候政策方面的评级为中等。”该指数在发布这一排名时说。
斯特恩从2009年1月至2016年4月出任气候变化特使、奥巴马总统的首席气候谈判代表，曾与中国等国家就《巴黎协定》等进行过长达七年的所有双边和多边气候谈判，跟中国的谈判代表解振华有过“上百次的会面”。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方面真诚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往往缺乏实际行动。他说，当然这不仅仅只是中国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现在全球的目光都在关注中国，看看中国愿意做些什么。”
斯特恩作为观察者的身份参加了阿塞拜疆气候大会，他说，中国在此次大会上在促成最终达成协议的最后几天表现得相当具有建设性，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对某些关键问题持反对立场，例如在《全球盘点协议》(Global Stocktake Agreement)问题上试图削弱该协议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去年气候大会通过的《全球盘点协议》要求各国提供体现各国气候行动的成绩单。“美国在国家层面影响力的减弱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会自动变得更强或更具领导地位。”斯特恩说。
他说，中国确实有机会成为一个更重要的领导者，“但这并不是说美国退出领导地位，中国就自动成为领导者。只有当中国以领导者的方式行动时，它才能成为领导者。”
牛津能源研究所(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高级研究员安德斯·霍夫(Anders Hove)认为，中国现在已无意借气候议题提升国际影响力，这可能已经不再是中国领导层的优先事项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第一，他们感觉中国已经做得足够了。第二，他们认为无论中国宣布了什么承诺，似乎都不会在先进经济体中获得媒体的正面关注，西方经济体不会因中国的承诺或行动给予其应得的认可。”
中国新能源产业链主导地位并非不可撼动
美国星期五宣布的最新关税措施涉及了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泰国4个东南亚国家，中国制造商通过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这些国家来逃避美国的关税。此前，美国商务部上月已对这些国家实施了初步的反补贴关税。
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产业链最齐全的新能源产业体系，从原材料、技术、到制造生产，中国对该整个产业链都占有近乎绝对的主导地位。牛津能源研究所的霍夫指出，西方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相对很小，美国现在只有一家主要的太阳能公司，美国的第一太阳能(First Solar)，“即使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成为全球严肃竞争者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霍夫对美国之音说。
然而，这位中国能源问题专家同时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地位就不可撼动了。“这种情况可能会迅速改变，”霍夫说。
霍夫曾任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中德能源转型项目的项目总监。他指出，其他公司和技术往往有极高或无法逾越的入门壁垒，上个世纪40年代的汽车行业中的领先公司，除某些例外，几十年后还是这些公司，而电动车的主要部件就是电池，“因此，这个领域的初创企业能够开发出在质量和价格上与传统汽车制造商的产品竞争的产品。”
据初创企业投资分析平台的数据，截至到这个月，美国有多达2,333家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美国虽然仅有一家主要本土薄膜光伏组件企业，但其技术与中国公司不同，其专利的镉碲薄膜技术被认为具有成本低和效率高的优势。
美国清洁能源协会 (The American Clean Power Association ，ACP) 的一份报告说，过去两年清洁能源行业的进展堪称“非同凡响”，宣布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以及160多个新建或扩建的制造设施，其中44%已经上线、投入运营或正在建设中。
前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说，近年来美国商界在创新领域和绿色转型中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这些公司不会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四年里停止运营。。。拜登政府已经实施的许多措施实际上也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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