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把苏维埃革命和现在极端左右翼和原教旨主义恐怖革命，看成一种世界反面之道，道可道之道，就会更加难缠和费解–如果把上帝和魔鬼分开，成为一种老旧乌托邦和新幻觉，那么，这个幻觉其实阴魂不散–所以，回顾苏维埃主义对于胡先生一代人的极大之影响，就成为今天的卓越之士不可不研讨和深思的课题。这个课题的深层次含义是，所谓极端主义势力，观念和影响，究竟会在如何一种世界格局里面成为过去；抑或持留现在；危及将来。在中国，百分之零点几的人获享百分之玖拾的财富–在世界，这种极少数富豪占有全世界多数财富的事实，并未在自由民主之旗号下有所收敛；吕贝松电影《家园》不仅仅指出专制国家的生态破坏，尤其指出发达国家对于地球资源肆无忌惮的腐蚀和掠夺–在这个层面上，极权主义中国和民主自由之美国，都是半斤八两，各负其过。
在此地球危机中，人类好像只有找到外星系统，外星思想，才能解决此道。这是人类两级归一的政治经济思维的最大失败。浪漫主义革命和科学主义肆虐，早就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诟病和批判。可惜，今天的政客和官僚，无论东西双方，都没有这个魄力和深度，来解释和反对这种科学主义和消费主义。人们一面看到贫困和死亡，一面看到奢侈豪华；东西方混蛋的生活方式频任续在，不见改革，人们（多数人）唯独看不到地球为之面临毁灭之大危险。
在这个前提下，苏维埃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叶大行其道，无非是人类对于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殖民主义）之反对、之不满。虽然，苏维埃主义，其实是一种极其简陋和丑陋的货色，但是，人们面对自身国度之现实，还是看到了黑色之坏，而看不到赤色之祸。极左派和激进派之所以享有民众，就是因为他们看不见科学主义肆虐和浪漫主义作恶之内涵；一个卢梭，一个培根，也许就是民主加列宁的祸根，也未可知也。所以，胡先生一直以来，就有既要反对专制（中国）之黑，又要反对苏联之赤。他在很多文章里呼吁，不要因黑而赤，因赤而毁而亡。
但是，形势比人强，中国人，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打倒蒋介石，迎来毛主席之道路–这个道路同样反映在大公报之各种自由版面的倾向上。杨刚萧乾等人的副刊版面，就是左倾主义泛滥，理想主义煽情的典型。其间，如何看待苏联问题，就连胡政之也是左右为难，政见出多门，莫衷难一是。其大原则，本来十分清楚，如，应用英国经验来示范中国之民主，之议会，之自由–如，抨击苏联之极权主义弊端，来印证中国之道，不是苏维埃主义–但是，就像孙文联俄容共，在其二次革命时期，主张党内专制一样，胡先生也看到苏维埃主义之党内效率和铁血原则（那是真正的铁血原则，俾斯麦的铁血原则，见之就是小巫）。所以，胡先生之所以在共产党易帜之前，不知所以然地主张大公报无原则办报，就是他陷入世界价值模式的多重性困惑所致。（见《胡政之文存》；下同）
就像国民党原则首鼠两端一样，现在，共产党也是首鼠两端–他们一要共产主义，二要资本主义；其实是进一步，退两步；叫做\”坐天下\”主义，财富聚敛主义，秩序稳定主义，和谐主义，取缔革命和造反主义，不一而足–这是胡先生当然不能预知的结果。于是，就像左派人士一样，其反对黑道引来赤道，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看到，这个结局，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依然行之有效，叫做二战以后之罗斯福苏美共治主义，接续眼下之中美共治主义。于是，胡先生反对赤化也好，不反对赤化也好，其所谓\”永恒\”课题，还是接和大范围内之左右问题，上帝魔鬼问题，善恶问题和元问题，提到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在此对胡先生关于苏联之问，之答，之分析，稍做梳理，以求浅解之。
这个话题首先在胡先生对于十月革命之国际背景观察上得到解释。他认为苏俄革命其实是世界列强瓜分世界的产物–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帝国主义导致战争–其实，这个话要改过来，是帝国主义导致革命。
其间深意就是，列宁利用德国皇帝反对协约国之意志，将其转化为包括反对德国体制和主义的苏维埃主义。这是德皇恐怕始料未及的。关乎于此，胡先生说，俄罗斯\”久崇专制，乃志士一呼，皇室扑到\”；说的是二月革命–随后，\”威廉第二欲快个人之心，不惜乱世界之和平，私为之也。俄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柄，不惜通敌而弃友\”–而后，\”自捷克斯拉夫族崛起于海参崴，驱逐过激派\”，英美法三国援助，（而过激派实为德国爪牙），结果中途受阻。成为海军上将高尔查克及其几十万人死于西伯利亚严寒之悲剧。–
俄国十月革命后，原黑海舰队司令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率旧俄残部，横穿6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欲抵太平洋沿岸，以求东山再起（他们本应受到捷克军队的接应；后，其放弃或者背叛之）。
跟随高尔察克的军队有50多万人，还伴随着75万流亡者。
从1919年11月到第二年2月，三个月时间，酷寒夺去了人们的性命。仅仅在尼古拉埃夫斯克市附近的一个夜晚，就冻死20万人。
到1920年2月底，所行125万人减少到25万人。他们历大严酷，抵贝加尔湖畔，欲越冰面。
彼时，风暴大雪迫温度降至零下69℃。这仅存的25万活口，终成冻尸。是十月革命大悲剧之一……。
胡先生几乎即时观察了此事件。他说，\”夫西比利亚现在除捷克军与谢米诺夫军外，有两种政府。霍尔瓦特政府。有日本为后援，捷克斯拉夫族得到英美赞助，内之同族不相容，外之日美不相协，其形势将转趋复杂困难，殆可断言。日人之忌美者，甚至谓西比利亚之美人活动，已足以代替德人之势力，猜忌之深，于此可见。而日本浪人奔走西比利亚各处\”，扩张野心可见，侵华俄欲图亦见之。故此，日本人与之，则直接牵涉到我国东北之安危利益，也是胡先生从俄国而捷克，而美国，而日本，而德国，终而我国之考量原则。所以，俄国革命在胡先生看来，至少有两个迹象，一个是卖国（列宁）可以革命；再是，赤化可以吃黑，结果比黑更黑–这个卖国可以革命（胜利）论，毛泽东对日本人说法，如出一辙，你们皇军救了共产党–这就是列宁主义思想最为简单的真相之一种。列宁说过，只要俄国人死掉一半，俄国就会实现共产主义。
接下来的孙文（二次）革命，导致胡先生在关乎苏联体制和苏共看法上产生畸变。这个畸变，就是他对于苏共有效性做出肯定，从而在此极权主义论上大步后退。这个后退，和他以往对于苏联的看法彻底背道而驰–并且直接导致他派出曹谷冰造访苏联，范长江造访苏区，皆做出某种正面记者，从而为苏联和中共观背书，产生了胡先生中共苏共观的两面性和矛盾性–这个逻辑的延长，其实就是胡先生对于黑、赤问题深思和不得结果之结果–退言之，自由主义就是这样或可以两面报道，两面批判的媒体而不分政治之确与不确的。我们说，也许，某天，大公报恢复民间面目和自由言路之权力，那么，其批判和背书正反两面、在野党和执政党，也没有什么错处可以追究，因为笑骂成文，风闻无罪，新闻记者不以左右划定其标准和是非的。
可是，历史不是没有是非的；胡先生的合题，几乎就是黑格尔式强迫合题的变种–用中共\”解放\”，作为了答案；且自觉、不自觉迎合共产党多方操纵大公报之趋势，完成了胡先生始料未及的过程，同化之，迎合之，解构之；自我埋葬。于是，自由主义之正确与否，就有了另外一种标准；大公报如果坚持四十年代胡适之主义和蒋介石政府主义，是不是更加接近其自由主义面貌呢？惜历史没有如果。实际情形是，大公报里，（地下）共产党人如过江之鲫，翻云覆雨，明暗兼合，把该报真正引渡到共产党那里去了。王芸生后来悲叹，是他亲自埋葬了大公报。所谓毛之四不承诺形同废纸（函：人员不变，社名不变，主编不变，民间报纸不变）。回到原点，我们看看胡先生强调共产党/国民党有效性之论据–
一，巩固党的权力，一切权力属于党（胡先生引用当时国民党看法–自立注）；二，统一党的指导机关；……个人绝对服从……三，领袖一齐出来领导；四，在党的指挥下，统一军纪。云云。\”同俄国人的关系实在很深，从党部以致军队，组织上受俄国感化，在在都有迹象可寻。并且曾得明验大效，又都不能否认\”；\”说到这里，我不能不讲讲党军政治部的办法。……这政治部组织，完全仿效俄国，各军各师各团都有，内分宣传和组织两部分。在军中灌输政治教育，在军外实行民兵联络，在内演讲，在外宣传，这是宣传科的事。在政治部办事的人，以学校教授大学生为最多，大都抱满腔不平之气，勇于奋斗，艰险不辞。军队之外，政治部的战斗力，确实不在兵士之下，这是一种俄国式的组织，实在是党军致胜的第一利器。\”这个利器后来不是国民党专利，也不是军事打仗专利，而是中共治国之专利专器了。（\”我在汉口，本想访问鲍罗廷，因为他病了\”，未成。）
然而，胡先生并不是没有研讨过这个问题，而且曾言深刻，切中其（苏维埃）弊。和上述有效论，恰成对比。孰是孰非，后人也许看得清楚，也许疑窦丛生，因为，时下共产党经济发展有效性，是不是可以继续变型苏维埃有效性，是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还可以清楚记取二战时期，罗斯福关乎苏联\”进步论\”与其有效性评价之历史。故此，苏联问题直接带动中共问题之研讨，呈现于大公报和今人研讨文字中。在整个四十年代中叶，王芸生等人虽然在一系列重大课题上抨击共产党和毛本人，但是，其对于国民党后期的鞭挞，最后变成导向中共的歧途，而使该报社万劫不复，名存实亡。这是值得今人或可深刻反思和反省的地方。他在《东北之游》里开宗明义就写道–
苏俄情况，闻所未闻，一党专制，何至如此！发皇之象，实则杂沓；衣衫褴褛，货价空空；\”产业荡然，拆买所余\”；\”商贾绝迹\”；田野荒芜，\”勤闹饥荒\”；\”以红军、警察、侦探三项为立国骨干，所谓\’偶语弃世\’者，在今日俄国实现之。人之入党后，\”子女须受党之教练，首以背叛父母为训。……万国所无之暴政也。\”苏俄当局要人亦腐败，最受优待是红军，次为探警，再次为工人，\”最受苛待者为知识阶级与商人。\”\”俄国法庭，专制严酷，世无伦比。无律师辩护，无上诉办法。\”\”两机关报外，无第二种言论。\”这种国家党治究竟是不是一种效率之治呢？国共两党是不是记取了这样的万国所无之暴政呢？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决无一种看法–因为这个转正的体制对过就是赤色政权推翻的临时政府和他们杀戮的沙皇家室；究竟是要黑色之资产阶级抑或沙皇统治还是要苏联呢？参与革命和暴力的俄国作家，他，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流放十年后说的一句话是，\”我罪有应得\”。
谁，罪有应得呢！
值得关注和讨论的最后一个课题就是列宁新经济政策走向的新环境和新计划。胡先生对此的看法是，他认为公有制的苏维埃坚持由此有了改变和放松，所以，压制工人抑或压制农民之政策，得以缓解–在广大顿河流域展开的对于农民和哥萨克的镇压，有所趋缓–造成后来人们议论之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救国救民之道–也是道可道抑或不可道也。压制农民推崇工人之政策，还是反向选择，似乎在新经济政策下得以转化。胡先生说，（彼时1926年）\” 列宁死后，金诺维夫（季诺维也夫） 与加列各夫（加米涅夫）颇有权威，二人皆列宁之死党而与杜罗斯基相水火也。金诺维夫兼掌第三国际，主持世界革命运动，尤为有力。……对经济主张厉行新经济政策。……杜洛斯基往岁反对列宁最力之点，为改行新经济政策，复活小资本主义。今则金诺维夫等旧干部一派亦因外交经济与现任干部意见不合，遂联合一致，反对史他宁等。吾人于此，当知俄国之经济政策，完全采温和稳当之办法，盖\’共产制度惟产业熟达之国家始得实现\’，本系马克思所预言（胡先生不知道\”跨越卡夫丁峡谷\”–自立注）。列宁以体现马克思主义自负，乃竟忽视马氏之预言，强欲实施共产制于俄国，卒至失败列宁及身悔悟，已许工商企业之私人经营，史他宁当权，对于中产阶级之保护，更为尽力，为此俄国年来政局安定，生产恢复之一大原因，亦即史他宁招致反对之所由。质言之，杜洛斯基辈，如果得势，则世人现在目为过激之苏俄政治，将益益左倾而过激。\”此誉斯大林，是一个新见。
胡先生还说–
意大利为黑党，苏俄为红党，\”一党嬗权，压迫多数人民，剥夺多数民众，……一系标榜无产阶级独裁，一系迎合资本社会好感耳。\”。苏俄革命缘于帝俄压迫，欧战疲惫；而意大利\”工人横行，……报复资本主\”；左右归一，遂使得权。\”近来，俄国国基渐固，反侧渐安，政府要人，就慢慢取销共产政策，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墨索里尼执政以来，\”意国确实繁荣富强\”。
这个论段跨过\”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所谓：俄国经济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阶段论，直接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形式，进入社会主义，云云），直接变成了实验农场里面的\”动物庄园\”；但是，现在却冒出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带来外国资本如哈默的援助和投资，使得列宁主义留下一个容纳资本主义成分和份子的罅隙。这是耐人寻味之处–因为，当青年哈默和老年哈默分别在俄国和美国见到列宁和邓小平的时候，他提出的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统一于资本模式的\”创见\”，有了历史性的发展。这个发展，在俄国，虽然瞬间即逝，退回到集中营经济之斯大林模式–但是，转换到中国，却成就了另外一种列宁主义变型纪，且成为共产主义走出窘境的幻觉中之现实和现实中之幻觉。
此幻觉就是中共政治经济模式和中国价值论。
一切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吗？！
一切现存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推翻之、否定之、抛弃之之历史轨迹又放在哪里？
如果只有黑格尔是\”合理\”的，那么，其前辈后人莫非都是不存在的和不合理的吗？
黑格尔是从石头里蹦出的、无历时性、唯共时性之德国\”猴子\”吗？
……
以私有制与否，考量体制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条件，现在破产了。中共体制之私有制性质，大大超过毛主义时代之伪装公有制形式。这个两制共存的唯一条件，就是看产权的是否合法。公有制带来的国家化掠夺，其实，其间不存在什么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含义–它就和\”人民\”，\”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一样，在极权主义消灭阶级和社会的无人权、人格、人生之体制里，根本不存在一样。其权力之经济权界和政治权界，也根本就不存在。其间，只存在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权力结构决定论。所以，\”公有制\”，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而其\”私有制\”，也同样要解决他们自身产权模糊之现状–但是，他们首尾不顾，只好先卡断前此夺取政权以消灭原有之私有制之是非成百–可是，他们业已发现，持续这种公有制产权模式，其个人，私有，特权，将无处落实；打天下，变不成坐天下，财富无法入帐，个人集团和政权不能致富–故此，一切要转变成为\”他们\”的\”私有制\”。于是，列宁或者哈默模式，\”先进\”，发展和异化到中共现在的私有制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重申托洛茨基所言，他们的资本主义，就是他们小集团黑领阶层的资本主义。
于是，问题的症结何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们披上这个商品和市场标签以后，可以和美欧商业资本，取得价值一致的新衣和筹码。
冒险家的乐园于是和\”动物庄园\”，现在砌好了最后一道接轨的墙角。
他们现在真的到了\”令人最为亢奋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