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理性地看待寡头政治
寡头政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于中国历史，可以训诸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换言之，中国现代之有\”中华民国\”与\”人民共和国\”–实系于Republic之意。乃寡头政治之遗产。
较诸西方文明，古罗马与罗马的继承者拜占庭都是寡头政治，尽管世界政治史学家们不太关心拜占庭的政治实质。寡头政治总比绝对专制要好一些。直率而言：邓小平时代是寡头政治并发生了天安门流血事件，毕竟它要比毛的绝对独裁（反右之后）造成数千万平民之死后果要相对轻许多。然而，寡头政治虽有导致民主的可能，但是毕竟它不是使民主临界的充分必要条件。反观古罗马，由于寡头政治疏离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不但使人民对帝国命运漠不关心，而且人民\”往往心存仇恨，尤其是在征税人员出现时。效忠罗马帝国是继续运转之必需，但当考验来临时，这种效忠却不存在\”。[拉尔夫，1991/1998，P356-357]
拜占庭的情况比较更坏一些。那个帝国虽然存在了长达千年并给今天的俄罗斯留下了无限的遐想（–拜占庭将斯拉夫民族基督教化是历史成就之一），但是拜占庭政治肮脏是世界无与伦比的，拉尔夫[1991/1998，P480]在《世界文明史》中评价它说：\”正因为拜占庭因其不可胜数的幕后交易而声名狼藉，所以后人常常使用\’拜占庭\’一词表示极其复杂和曲折的阴谋。\”
一、党内民主：追求更规则的游戏？
之于现代社会，寡头政治同样具有古罗马和拜占庭的特征，并且在中国，它是\”兼容性\”的。征诸实际，\”倒叙\”而言：
（一）\”六·四事件\”导致的赵紫阳下台以及江泽民上台，本身就是寡头政治交易的结果。邓小平作为\”周公\”不得不对作为\”召公\”的陈云做出巨大妥协，两大强势寡头的势均力敌给中国政治带来了一个长达十五年的不确定时期。以腐败换团结又成为次级寡头政治均衡的一大特色。
（二）邓小平指定接班人是一个强势寡头对若干个次级寡头的政治优先性安排。这个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以腐败换团结\”模式的一个纠正，但是它却在实际运行中使人民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疏远感。因为反腐特别是其政治化处置只关乎寡头政治的均衡安排，而无助于社会公正特别是司法公正的改善。无数执法暴行（如城管殴死小贩）与执法利益化（如最近北京税务与民政权力机关对公盟的处罚）。
人民的疏远来自于他们的无奈，比如说，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有没有权利自由地在城市经营。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已有所改善，流动小摊的执照化经营无疑压缩的城管暴行的空间，因此就出现了城管认为替工商行政\”背黑锅\”的议论。再比如公盟事件，本身就是法制无理性（限制中间社会发展）导致的违法操作–公益机构以公司性质登记。结果呢，无人关心价值理性，却在工具理性引发了一场知识精英与政府的\”意识形态冲突\”。
社会的状况是高级政治运行的放大性反应，我们在本系列第二部分所专门研究的\”普世价值\”观念之遭遇，在本质上与城管对工商行政权责划分、中间社会合法化对公司化面目出现之抉择，是一样的问题。简单地说，没有清晰规划的中共党内寡头政治是低效的、非透明的政治运行机制，如果实行道德化改进，必然要在逻辑上厘定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地位。仅中国政治之现状来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八到十年的样子。也就是说：在胡温任内是无望完成的，或许经过中共十八的\”一代过度\”，才有可能。同时，以预测的观点讲，习李双接班模式只在十八大一届有些许效率–很有可会出现\”习李没有十九大的\”状况。
那么，对于\”普世价值\”遭受强行压价的胡锦涛来说，党内民主意味着什么呢？至少来说：第一，尽可能地放慢信任危机的发展速度；第二，使一些\”局内规则\”相对清晰化，第三，维持一个非中心但半威权化的命令体系。在中共建党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党内民主\”作为一个政治鼓动口号得以提出。
党内民主，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与普世价值相联系，没有可观测指标，但它被定性为科学发展观（狭义为科学执政）的一个要素。按体制内高级智库人士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教授的说法，此次\”积极稳妥地推动党内民主\”是一种\”存量改革\”。[张朔，2009]
存量改革，本来是一个制度经济学术语，有类于\”盘活资产\”的提法。假定真地有相当的\”存量\”存在的话，那么恰说明中共党内的运行体制对历史与现实都是有欠账的。不言而喻，对\”普世价值\”的利益式与情绪化讨伐，是反民主的。正是这样一种佯谬状态的存在，智库人士（仍如上指李君如教授）才把眼光放到基层政治上的微调上去。实际上，那种微调在高层规不清晰即有\”存量\”需要盘活的情况，根本就没多大意义！
二、群众性与正常原则的糊模关系
仍如在引言中涉及到古罗马与拜占庭政治一样，我们不妨参照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改进的情况来分析问题，即将视距缩短到非常近的地方。世界上较为成熟的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足以说明问题：
（一）尽管\”民主社会主义\”论调在中共党内遭到抵制，但中共极左势力也不能否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性。在技术性处理方面，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其实就是试图模仿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性。
（二）尽管中共意识形态体系已经相当混乱，但对\”正常的党内生活\”之原则还是共同维护的。不如是，寡头均衡将很快破产，引发或是回归毛式绝对专制或是古典式社会崩盘之结果。简单地说，\”正常的党内生活\”原则至少是一个\”共和式\”招牌，不管它真地正常与否。
中央编译局在1996年就对德国社民党的经验进行全面转介，译引托玛斯·迈尔的《社会民主主义导论》。该书的群众性原则与党内正常生活原则，归统于一个核心观念–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迈尔，1991/1996，P50]党内民主与\”自由的民主制度\”共同构巩了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同上，P66]
接下来的中国经验性拷问题是：中共的党内民主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与社会民主联系起来？它能够促进任何一项具体的政治变化吗？–比如说，县级人大代表的直选。之于这个微观的且经典的政治现象，观察家们不得不说：\”在数以十万计的基层人大代表群体中间，相形之下，他们（指\’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只是沧海一粟。这极容易令人丧失信心。\”[章剑锋，2009]
三、分工或者制约：天下与人心的颠倒
总的来看，党内民主并无中下层基础，所以，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的理想主义模式仍很遥远。如果中国还能得获\”天幸\”，或许会出现一种成本低廉的社会政治转型–国共两党重回上个世纪理想时段的合作，进而导致两党政治。现在看来，尚不太可能。一方面，多党制、联邦国体的主张如《〇八宪章》诉求，遭到了政治镇压；另一方面，台岛政党轮换积累的高能政治资源仅供本身使用，还没有补贴大陆的存量。
中国社会转型，除了重回两党制，还有次优选择：其一，党内民主高度发达促成党内分派合法化，最后结果是全民票选中共党魁与国家元首合一的人选；其二，社会进程失控–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具有道德说服力–整个社会经受古典丧乱后，实现\”自然重构\”。如此预测，不只是体制外学者的先见之明，而是中共党内高级权力人士（且不论他们的利益集团色彩）都不愿承担党内派别合法化的政治责任。潜规则下的纠编就是非中心半威权的经典。你可以说胡自纠普世价值是一种政治生存策略，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党内民主的一个结果。
回观2008年下半以来的政治收紧即寡头政治对社会民主的压制，不难发现在政治分工名义下的博弈是十分激烈的：
（一）\”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周永康，2008]成为一个恢复威权治理的信号，其直接后果是维权律师遭到打压，如目前尚未有结果的公盟事件。
（二）敌对观念再次提升，如宣传部门要求\”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刘云山，2008]，其直接结果是奥运之后的国内舆论环境收窄，典型事件则绿坝软件的高度争议。
（三）政治改革虽无明确方向，但是，红线提前划定，即\”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 。[贾庆林，2009]
既然，寡头政治的强制约也可计为党内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退守的中共又如何认识其政治现代化与传统资源的关系呢？很简单：传统认为\”得人心者得天下\”，而中共实行的是\”得天下者得人心\”的新模式。
何以如此？皆因其仍控制着社会利益分配的总源头。一个经典性的操作是：让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追求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而放弃政治自由。按英国观察人士约翰·李[2008]的说法是：\”中共为精英阶级提供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和发展机会，城市中产阶级反过来接受一党体系的统治与合法性。\”
小结（兼全文总结）：已经没有前夜的二十一世纪
我们有理由相信约翰·李的说法是个现实，也不用考虑社会舆论（出于商业目的）如何质问政府体系提供了不实的大学生就业率数据，只是从纯理论的层面上看一下：作为全球性（而不是全球化）重大问题之一的社会主义，还能不有自我生成一种合乎政治逻辑的新规制，特别是由党内民主而社会民主的可操作路径。
按着\”二十一世纪前夜\”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的分析看，在二十一世纪里，社会主义能够解决人类三大基本社会问题：社会内部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弗洛罗夫，P97，1985/1989]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自谓之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上述三大问题均未做出良好的答案。
之于社会内部，就业问题背后是社会公平与政治诚实问题，比方说，大学生就业率一直被政府部门有意地伪造数据。之于人与社会，福利化的提高往往出现悖论，大到行业平均工资差别，小到经适房的反常高价，国家显然已经失去道德生产的大部分功能，重建社会信任远比口惠而实不至的党内民主要重要得多。
人与自然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而其背后的博弈是：党内民主能够对地方利益产生实质要约吗？地方利益一定是先天不合理的吗？
党内民主看似\”微观\”的课题，实在包含太多的社会学的内容。它是否可以实行，或许是一个西蜀贫富二僧到普陀取经的典故的复现。从蜀之西鄙先走到普陀的或许是民间自由力量–这正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在台湾示范之外的又一个奇迹。
主要参考文献：
[25]拉尔夫，1991/1998：《世界文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英文原版1991，赵丰等译。
[26]同[25]。
[27]张朔，2009：\”中共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内民主\”，载于中国新闻网2009年7月1日。
[28]迈尔，1991/1996：《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殷叙彝译。
[29]同[28]。
[30]章剑锋，2009：\”独立人大代表十年沉浮\”，载于《南风窗》2009年第16期。
[31]周永康，2008：\”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载于《求是》杂志2008年第15期。
[32]刘云山，2009：\”中国制度无比优越，宣传工作极端重要\”，载于《求是》2008年第19期。
[33]贾庆林，2009：\”筑牢抵御西方多党制的防线\”，载于《求是》2009年第2期。
[34]李，2008：\”中国是怎样使大学毕业生忠诚的\”，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2月10日，原载于英国《卫报》2008年12月8日。
[35]弗洛罗夫，1985/1989：\”社会主义和全球文明问题\”，载于尼科利奇主编《处于21世前前夜的社会主义》一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赵培杰等译，英文版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