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末年，面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同在日本的梁启超与孙中山有着彼此不同的政治选择。1905年11月下旬，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创办了自己的言论机关《民报》，从它的第一期始，即与梁氏《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革命与立宪”的拉锯式论战。此一论战长达近两年，还是在论战中，就有好事者将双方言论合刊成书，题目就是《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激战的双方，同盟会轮番出阵的是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汪旭初等，《新民丛报》则几乎是梁任公一人应对，所谓独自担纲。
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论战，从后来的历史看，胜利的一方是革命党，而且整个20世纪都是革命党不断获胜的世纪（先是同盟会战胜了晚清，后是国民党战胜了北洋）。但，革命的一次次胜利并未带来立宪的成功。任公一生为之心血的宪政之业，始终是一道彩虹，望之诱人，即之则杳。
和梁启超并于对立地位的是孙中山的革命党。革命一词原是日本人对英语revolu-tion的翻译，也是日本人率先用它来称谓孙中山的革命组织。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革命逸史》，1895年孙中山起义失败后，逃至日本神户，当地报纸的报道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这个题目让孙中山大为兴趣，此前他和他的同伴们没有用过革命这个词，用的是传统上习用的“起义”和“造反”。自此而后，孙党以革命为旗帜，革命一词即在日本留学生中流行开来，然后又流行到国内。
当然，革命一词并未获得严格定义。孙中山的革命党，立志发起各地暴动，用以推翻清政府并获得政权———这当然是众人认可的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反对暴力、亦复反对从清廷那里夺权，他（们）要求在不改变权力所有的前提下，改变权力自身的性质；所以，梁启超及其立宪派被目为反革命，乃在情理之中。然而，面对暴政，革命话语具有天热的道德优势，尤其对年轻人更有本能的吸附力（《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争夺当时的留学生）。梁氏不甘革命一词为同盟会独领风骚，这一次亦以革命张目，并把立宪主张的革命与孙氏革命相区别，这就是他在论战中的名篇《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梁氏所指，正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居首，其目标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这一点不获梁启超的认可，他认为满人入主中原，是“易主”而非“亡国”，因为满人在获得政权之前，已经在有明一代的版图中。而况在梁氏看来，种族革命不免带有“狭隘的复仇主义”色彩，它“非挑拨国民之感情不可。国民奔于极端之感情，则本心固有灵明，往往为所蒙蔽”。“三民主义”所以置民族于民权之前，乃有它的实际考量。革命需要发动民众，当时民智未开，民族比之民权，在民间动员上显然更有效、更得力、也更易接受。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这里梁启超把立宪也解释为革命，革的就是专制的命。如果革命总是和暴力联系，梁氏强调的政治革命恰恰是非暴力的。和以获得政权为目标的革命不同，政治革命不夺权，但要制定宪法控权和限权。对统治者来说，两种革命它都不愿意。但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它会选择立宪以自保。毕竟君主立宪，还保有君主的名头及其相应的权力。在“要么全有”和“要么全无”之间，前者既不可能，后者又更可怕；统治者则不得不择中道而行之。梁氏的立宪派就是力图把清廷往中道上逼。他所以不赞成革命，至少是出于两种考虑：首先，正如他的朋友徐佛苏所说：任公“恸心于国内历次革命牺牲爱国志士，而仍未能实行革命，乃亦偏重于政治革命之说”。另外，任公更担心：“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当时，同盟会的主张是先共和后立宪，由于共和需要以革命而完成，梁忧心忡忡，革命后的共和，恐怕不是立宪，而是专制，即“共和专制”。
这就是清末两种革命的不同路径：以革命反专制，还是以立宪反专制。在种族层面之外，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属于“国体革命”，改变国体即让政权易主。梁氏的政治革命属于“政体革命”，它不改变权力主体，但要改变权力的性质（即改专制为立宪）。在梁看来，权力易主，并非一定能改变权力的性质。设若以革命反专制，结果革命后的权力比以前更专制，那么，革命中的牺牲又是为谁买单。相反，以立宪反专制，既可以相对避免革命中的大面积流血和社会大幅度的震荡，又可以预先就避免了革命后专制依然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梁启超这样阐释他的政治革命：“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言下之意，孙中山的革命是夺权革命，而非政治革命。
这场发生在日本的“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无论从当时的民气所向看，还是后来的历史结局看，梁启超都是失败者。梁启超既抓不住留日青年的大多数，也无以抓住国内青年的大多数。清廷恐惧革命，却又不断制造革命，硬是把气血冲天的青年逼上了武装革命的路。即使是梁启超抨击清廷的文字，也歪打正着为鼓舞革命的弹药。因此，任公或许料及革命的势不可挡，到了“申论”最后，他只好一再呜呼：
“呜呼！吾书至此”，吾“泪承睫而涕横颐，吾几不复能终吾言矣”。
“呜呼！我中国有热血有智识之人，其肯垂听耶，其终不肯垂听耶？”
呜呼！国人终究不肯听他的。任公有情，历史无情，这似乎就是他在这个国家中的宿命———其预言于后来的历史愈应验，他愈是为这种历史所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