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当局挣足了面子，却并没有让其获得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自信心。一周年之后，人们发现，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之中，许多方面甚至倒退到了“六四”镇压之后那种状态。
北京奥运会期间，外国记者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采访自由。以我本人的经历而言，虽然在奥运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出入必须乘坐警察的车辆，且有两名便衣同行，但外国记者来我家采访的时候，基本没有受到拦阻。然而，这只是给外国记者在奥运期间的“特殊待遇”，而不是中国真正的新闻自由。今年“六四”20周年期间，我受到比去年奥运期间更加严密的监控，不仅不能出家门，而且也不能会见外国记者，有外国记者到达我家门外，亦被粗暴阻拦。近日，北京外国记者协会主席麦斯高表示，奥运之后一年间，外国媒体记者、消息人士及中国籍助理受到骚扰的个案多达355宗，几乎每日一宗，并有增加趋势。部分中国籍助理经常被当局传召问话，记者在外地采访也常被政府跟踪、监督，甚至受到暴力威胁和殴打。
网络上有限的一点言论自由，如今亦岌岌可危。网络舆论的隐然成形，让当局感到寝食难安。于是，他们悍然推出“绿坝”软件，强迫所有电脑厂商在销售之前安装，以之阻拦网民获得所谓的“不良信息”。当局以“保护青少年，剔除黄色内容”为名实施网络封锁，其实人人都知道最黄、最暴力的莫过于中国官僚——企图强暴邓玉娇的，不是官员是谁？以嫖幼女为乐的，不是官员是谁？网络的言论环境日渐恶劣：继牛博网被关闭之后，近日天益网又被关闭，就连一向循规蹈矩的门户网站网易的某些频道也被勒令关闭。官方开始运用管制传统媒体的方法来对付网络，尤其是对大学校园网络和BBS等进行严密监控，并雇佣大量的“五毛党”参与“引导”网络舆论的工作，希望借此将众声喧哗的网络变得万马齐喑。
更为严峻的是，当局针对异议知识分子者及维权人士的“拉、捕、封、审、判”的手段，近日有变本加厉的趋势，频密程度为近年所罕见。6月，发起《零八宪章》的独立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刘晓波，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正式逮捕；7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以逃税的罪名查抄，发出142万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通知，维权律师、“公盟”发起人之一许志永被拘捕；8月，“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因在四川地震后在网上发布灾区情况，并协助死难学生家长申诉，被捕14个月后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开庭受审；揭露四川大地震“豆腐渣校舍”的环保人士谭作人，被指与前学运领袖王丹联络建议纪念“六四”20周年，也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即将受审。
这些举动表明中共这台统治机器已经完全“钙化”。学者温克坚曾经用“脑死亡”来形容这种状态，其实中共不仅已经“脑死亡”，其骨骼也严重“钙化”了。虽然中共掌权只有六十年的时间，但其垂老程度远远超过六旬老者，思维停滞且不良于行，宛如坐以待毙的百岁老人。“老马拉破车”，夜半临深池，谁有回头的勇气与魄力呢？党魁胡锦涛的个性、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正如赵紫阳一针见血的剖析那样，他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那个时代给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一直是党的乖孩子，根本不可能有改革的想法，永远不会越雷池一步。胡锦涛宁愿不断提高对全社会的压力，即便将中国变成一口即将爆炸的高压锅，也不愿打开阀门，降低气压，缓解危机。
今天中国当局拒不改革，大致有三大理由，此三大理由都与清末近似。其一，家天下的皇权文化和儒家学说，在西学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满清政权之所以苟延残喘，不是因为大臣和权贵对皇帝有多么忠心，乃是因为特权阶层拼命捍卫他们既有的权力与利益。今天的中国，经过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以及后邓时代权力与金钱的再分配，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已彻底破产，已蜕变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苏联崩溃前夕，西方学者史密斯通过实地观察发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写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中国今日的情形，与之惊人地相似：从官僚到社会上大部分人，都过着一种人格分裂的生活，并逐渐将这种扭曲的生活当成一种常态。
既然意识形态已经破灭，剩下的就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的瓜分。中国当局开张了一种新式的“大锅饭”，只有“先富起来”的特殊阶层，才能得到一套餐具、才有权品尝美食。要想加入这一盛筵，就得全盘接受其“潜规则”。比如从彼岸投诚过来的林毅夫，研究经济学，深知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一门专门为权势阶层说话的学问，20年来他卖力地“帮腔”，终于登上中国首席御用经济学家的位置，并借此爬上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宝座，可谓功成名就；再比如中共太子党的代表人物、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不知花着哪里来的巨款，留学英国十载，得以入选所谓的英国“十大华裔青年”，他当然知道应当“过资本主义的生活，说社会主义的话语”，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便声称，虽然目前还不是党员，却坚信共产主义。“大锅饭”的入场券自然掌握在这些人手上。作为这席盛筵的大股东和董事长的胡锦涛，不会不知道一个少数人吃得太饱而多数人没得吃的社会不可能持久下去，但他最大的愿望只是不让这出盛筵在自己手上砸锅，他没有胸襟和气魄去彻底改变此种不公正的游戏规则，乃至让站在一旁嗷嗷待哺的饥饿者们也能分得一杯羹。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愿意接受必然让自身利益受损的改革，出于捍卫个人利益而拒绝改革，比出于意识形态而拒绝改革，力量更大。所以，此时要改革比八十年代中期要改革更加困难。
其次，体制内没有开明派，体制外没有形成真正的压力集团。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改良派被清洗出局，六君子死难，康梁被迫流亡海外。稍后出现的立宪派，与当权者关系过于密切，所能施加的压力并不大。体制内，以西太后和满族亲贵为代表的强硬派牢牢掌控权力，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体制内开明派对中枢的影响有限，只能在地方上展开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无法对政治机构动大手术。而萌芽状态的革命党人，多是秘密会党、江湖浪人和“海归”，尚不足以让朝廷畏惧。今天中国的情形更糟，“六四”屠杀之后，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开明派统统失势，体制内不复存在改革的力量。有改革思想的人，在体制中被一眼平庸的大多数衬托出来，被归入“异端”的行列。在基层和中层，这样的人便饱受压抑甚至被剔除出局，根本没有希望像八十年代那样，“谁改革，谁升迁”。所以，今天的体制内甚至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之类的人物都没有。从邓小平等八大元老共同选择江泽民，并隔代指定胡锦涛接班，到江泽民与胡锦涛集团共同协商推出下一代接班人习近平与李克强，其考察标准不是是否具备政治家之远见卓识，而是是否“忠心耿耿”，只要“忠心”，“平庸”甚至也成为美德。
而体制外的状况，正如学者张博树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所分析的那样，民间资本从未成为制约政治权力的独立结构力量，知识阶层在威权主义社会中患上了阳痿症，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亦不利于宪政改革。以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而论，“六四”镇压之后，他们先是胆战心惊、瞠目结舌，然后在九十年代初，又集体接受招安，过上被包养的“好日子”。就连一些当年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近年来亦重新归队，宣誓效忠，加入太平盛世的大合唱。以工农大众而论，他们虽然困苦不堪，但由于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消灭了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工会和农会荡然无存，所以难以组织起来，以政党或如美国“劳联产联”的模式对公共政策发挥影响力、并捍卫自身的权益。而那些坠入最底层的访民群体，虽然其抗争最为坚决，但受到的打压也最残酷，在武装到牙齿的官府暴力面前，只能挣扎着求生存而已。
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脊梁，体制内外都有少数勇敢者发出声音来。比如，体制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刘晓波、廖亦武、沙叶新等人，体制内的李慎之、蒋彦永、秦晖、卢跃刚等人。但是，他们或被撤职、或被封杀、或被骚扰、或被拘捕，在民间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这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有相似之处。在苏联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得到某种响应。对此，异议人士瓦连京·图尔钦指出：“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这也正是胡锦涛能够维持“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基础”。在没有感受到来自体制内外的足够的压力的情形下，胡锦涛怎么会主动去启动“自改革”呢？
第三，国际社会选择对华全面绥靖的政策。清末，列强为了享有在华的种种利益，忽视和不支持中国的进步力量，竭力维护满清这一孱弱而腐朽的政权。如今，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望在经济和环保等领域得到中国的合作，遂避开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等核心价值，以功利主义为考量，对中国当局实施如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对德国纳粹的那种绥靖政策。于是，中国当局以“低人权优势”生产出来的廉价产品风行世界，其中甚至包括诸多监狱和劳改营中的囚徒生产出来的产品。于是，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工厂和店铺，放任共产党在其中建立党支部，以党组织监控员工。以颠覆资本主义为党纲的共产党，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最好的搭档。马克思若复活，看到此种情形，必定困惑不解，甚至要抛弃自己的学说了。
正是在奥巴马上台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国当局敏锐地捕捉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并发现美国的转变必然带动其他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大幅调整，遂进一步增加了强硬镇压国内反对派，打压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信心。于是，不仅对刘晓波等过去倍感棘手的独立知识分子领袖下手，即便是一些援助艾滋病患者的温和的NGO组织也赶尽杀绝。可以说，这一轮新的镇压浪潮，奥巴马政府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西方国家对中国“英雄不问出处”的政策，虽然在短期之内可能受益，却伤及其核心价值与长远利益。在国际社会，中国取代苏联成了若干流氓国家的幕后支持者，如果没有中国的力挺，北韩、缅甸、苏丹等国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而在中国国内，贫富悬殊、官民对立已经臻于临界点，一旦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黄祸”未必不会由一个喊了若干个世纪的“狼来了”的故事，变成触手可及、影响全人类的灾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问题将比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尔干问题等重要得多。
以上三大理由的支持，使得胡锦涛的强硬政策直追“六四”之后作为“民主杀手”的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但是，这种强硬政策真的能让中共的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吗？一篇纪念齐奥塞斯库垮台20周年的文章指出，威权独裁者主要依靠制造“无知”和“沉默”、依赖“顺从”和“刀剑”，来保持其统治。如果失去了“无知”这一帮手，公众不再“沉默”、“顺从”，那么只有凭借“刀剑”的武力来维持统治，弄成“强权即真理”。齐奥赛斯库垮台前几年，罗马尼亚已经开始悄悄流传各种政治笑话，民众不再是“敢怒不敢言”。其中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天大清早，在一家肉铺前许多人排长队等候买肉，十分辛苦，但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一个人骂骂咧咧地说：“市场供应这么糟，全是齐奥塞斯库搞的。现在我去把他干掉！”说完便走了。过了一会儿，此人返回，继续排队。其他人就问他是否把齐干掉了。他一言不发。大家就骂他是胆小鬼，放空炮。此人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大声说：“那里的队伍排得比这儿还长！”
类似的笑话正是今天中国人生活中最大的娱乐，而胡锦涛正是这些笑话的主角之一。那些在公共场合道貌岸然的官员，也在饭局中肆无忌惮地讲这些笑话取乐，我曾经遇到一名省会城市的宣传部长，便是编造和讲述这类笑话的高手。这些笑话以几何级的速度在网络上和手机短信中传播，许多官员在开会的时候以用手机编辑和转发此类笑话来打发无聊时间，以致于某地专门制定“土政策”约束公务员发此类短信，以致于薄熙来号召官员们多发“红色短信”。今天中国民众心目中胡锦涛的地位，与昔日罗马尼亚民众心目中齐奥赛斯库的地位相近，当愈来愈多的民众战胜恐惧的时候，高压锅爆炸的那一刻就来临了。
二零零九年八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