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刘晓波很早，认识他却较晚。1986年考上北大，第一次听演讲就是听他的。几百人挤在大讲堂，听刘晓波在台上口若悬河；一个北师大的年轻人，据说是中国人文界的“黑马”，来北大演说，所说多惊世骇俗之语，比如说他对知识分子的生存悲哀，他路过友谊商店，看到一瓶酒值几千元，想到知识分子一月工资也就几十元，一下子感觉被打倒了，他说这里面有问题。当然，他也骂了知识分子，说新时期文学暴露了他们的低能、软弱，骂了一些所谓的大家学者爱以温柔女性之手来抚摸年轻人，他还骂了屈原的奴性忠君之类。我那时可能土得掉渣，还未接受什么北大精神的洗礼，就当然地站在北大人的立场上听一场演讲，不免为北大无刘晓波遗憾。演讲结束，大家提问，才意识到刘晓波有些口吃。问答了些什么，我多半忘掉了。只记得刘晓波念着一张张的条子，回答问题，其间念说：“刘晓波，我想揍你一顿！”晓波说：“这，这是谁，谁呀，上来呀……”全场轰然。
显然，我的这一回忆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当年在场者多了去了，他们可能有另外的记忆。我珍爱自己的历史记忆，虽然自那时起我就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台面上的英雄，但我不吝惜有机会为历史中的英雄致意。
从那以后，刘晓波就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了。他有很多非常可怪之论，但仔细想来不无道理，或说有着片面的深刻。那些言论多半能够校正我们自己的思维，让我们想到肩膀上扛着的是自己的脑袋。到了1989年，我印象中最深的是，胡耀邦去世时，刘晓波在海外，他发表言论说：大家悼念胡耀邦先生有合情理的一面，但要切记，跟叶利钦相比，胡的党性大于人性，胡的作为是不够的。这样的话很启人心智。很快地，不知道他怎么窜到天安门广场上，做了举世瞩目的“四君子”。我那时基本上算逍遥派，几乎没去几次广场。等镇压过后，在官方发布的说法中，刘晓波是“六四”的黑手。
刘晓波入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到90年代中后期，我主持《战略与管理》杂志，跟编辑同仁们经常讨论国内国外形势。在海外的网站上看到了刘晓波的名字，原来他已经回到家中，靠写时评过日子。那个年代的知识人好像在转向似的，思想淡出、学术突显是不用说了，更糟的是骑自行车的人去为开宝马的辩护、无权力的去为主权辩护，学术、知识、理论之类最后都被架空，徒然地为混迹其中者遮羞。所谓的知识人纷纷小康、中产。骑自行车者变为股东、无权者变为学官或合伙人……良知、正义、立身处世的正当等等，这些东西似乎隔世；由鲁迅开创的杂文战斗文体，也在所谓的杂文家手上变成了貌似聪明的二丑秀。在那样一个犬儒乡愿的时代，晓波忽然发声了，他的文字有着激情、是非、理性和理想。他不是持或聪明或成熟或世人皆醉我独醒之理论者，他是持自己意见者。他不是公民写作，他是政治背书。这一意义，直到今天人们还未能完全认知，这也是他跟国内外写作者和维权者们之间多有张力的原因。
当然，那时的刘晓波跟今天作为一面旗帜的刘晓波还有距离。这种距离需要时间、需要“人书俱老”的经验和作品积累，来缩短并成全。事实上，直到我认识他以后，我仍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是非和议论。比如说他曾经的软弱，说他文字日臻成熟而在道义上的欠缺，说他做人上的渐趋完满而在理论上的盲区……但总的说来，朋友们承认他在变，而且往最好的方向变。
大概是2002年前后，一个北师大毕业的朋友托我认识一下刘晓波。朋友年轻，在商场上打拼，问他见刘晓波有什么事，说是没什么事，就是因为校友，想认识一下，请刘晓波吃顿饭，如此而已。我只好托人问到刘晓波的电话，打电话自报姓名，说他有一校友想见一下。我们就这样见了。整个饭局，三个人，似乎一直是晓波在说话，无非最近的新闻而已，他的口吃确实比较厉害；而对晓波的印象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似乎他就是那个样子。饭后各自回家，晓波给夫人刘霞打包一份饭。
再以后，就是因为国际笔会的中文笔会而发生联系了。我和晓波都是会员，笔会有一些很美好的设想，比如帮助会员完成他们的创作计划，资助他们交流访问，等等。还有些会员希望我能为大家开拓一个创作基地。我跟晓波为此交流了不少，但晓波是悲观而谨慎的，他说能够为会员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工作就可以了，至于创作基地，那是白日梦。
尽管如此，笔会仍发展得出乎意料。这其中，余杰等人的贡献尤其大，余杰笔耕之余的活动也极频繁，他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到处介绍笔会，发展了不少会员。余杰还要求笔会日常工作的正规化，其中的一个努力就是他跟美国一个大基金会谈，希望基金会支持中文笔会办一份会刊。基金会为余杰的诚恳打动了，双方谈到细节时，基金会问谁来主持这份刊物，余杰提到了我的名字。基金会的官员当时表示不解，因为据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余杰提到的这位余先生是一位战略专家。其时只跟我照过几面的余杰可能费了一些口舌，说明我虽然研究过战略，但文学是我的看家本领。
余杰的热情也感染了我，以至于我有很长时间都在规划一本文学杂志应该办成什么样子。我也因为晓波等人的劝告而竞选为笔会理事。但真的进入一个文人圈子做事，我的不适应很快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因此，会刊办了一期我就退却了，理事也几乎挂名。在这种对规范化事务的本能排斥之外，我反而能够接受那些请客吃饭、温良恭俭让一类的活动。比如我更愿意参加晓波太太刘霞们的饭局，那才轻松而写意。我还注意到70后、80后朋友的漂泊状态，为此跟他们一起混了不少日子。
官方很快地注意上笔会，而且把笔会定性为反动组织，打压得无所不用其极。但在那个时候，年轻朋友反而从中获得了不少人生经验。那个时候，新千年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应该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年轻朋友人生成长的黄金时期，他们其时的交往、认同决定了此后的人生内容。笔会被打压的事也为他们所知，我们组织的在昌平举办的自由写作奖颁奖仪式，参加者多为年轻朋友，一些人甚至以为自己在参与历史。
但自此以后，官方就再没让我们举办过类似公开的聚会了。倒是我在一年的年底，以个人名义邀请过四五十位年轻朋友举办茶话。“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就是一次茶话的横幅。不知道参加者个人的记忆如何，在我自己却是很想念那一兄弟般温暖时刻的。当然，这样的聚会也就坚持了两年。第三年年底，一些朋友问我何时举办茶话时，而我已经被政府“保护”得要与世隔绝了。第四年又有人问时，我发现天下筵席没有不散的，年轻朋友开始成名了，有社会羽毛了，也需要过日子了，在维权、政法系、都市新媒体、学院、志愿者组织一类的碎片上，成就成全了不少新人。再以后，我远走边陲、壮年投荒，真正与世隔绝。而人们的自组织形式也日新月异，非我所能想象。
比起这种社会加速发展或创新的局面，晓波和我似乎都要保守一些。我们不是时尚。在旧有的社会结构关系没有调整以前，时尚的诱惑力量或外压力量不足以解决自身的问题。当然，作为笔会会长，晓波的生活比我的要繁杂得多，信息更前沿而灵通，他甚至跟时尚、新秀、弄潮儿们交流不少。他可能更能理解时尚中的脆弱一面。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有半天时间都在接听电话。先是笔会内部的事务：文人扎堆处，不用外人挑唆，就有无穷是非；不少人向他投诉、建议甚至耳提面命。后来就是外部事务：谁谁谁穷得没钱花了，谁谁谁的家属情绪不好了，网上谁谁谁打架了，都会向晓波求助。在这样的状态里，刘晓波仍坚持高质高量的写作，实在是我所不及。
2005年春，我被中日友好医院的大夫们手术失败，二次手术将一脚趾锯掉，住院一个多月。晓波到医院看我，见我无聊，就在病房给我讲他最近读的书。从《延安日记》讲到斯大林的成长史，说细读一遍收获不小。我当时还奇怪，这样的书他还需要细读吗，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晓波口吃，加上一口一“操”或“他妈的”口头禅，病房的病友及家属们开始不以为意，到后来，大家都支起身子，静听晓波讲话。两个小时，晓波把斯大林的发迹过程讲了一遍。讲完后没有多余的话，晓波起身走了。病友们恳切地问我，你的朋友明天还来吗？这让我对社会启蒙加深了理解。
我知道晓波是夜猫子，除了浏览大量的资料，也会跟朋友网聊。我只是有一两次跟他网聊过。我们的聊天较为学术，聊起彼此喜欢的人物、书籍。晓波问我对福柯的看法，我说我没读过福柯，他很惊讶，说是一直觉得我的文体酷似福柯，以为我受其影响。我说，法国人的文章我确实认真研读过，但那是萨特、庞蒂等人。晓波说，那你应该读一读，你们很有相似处。
我奇怪自己的游离状态，即使跟晓波的交往也是如此；今天想来不免对晓波歉疚于心，实际上，这种歉疚已经长久于心了。晓波承受的比我的要大得多，但我对晓波关心了解得不够。晓波一直在“一线”（借用朋友们批评我的话），而我基本上自绝于一切体制，自绝于人。我的所谓关心也只是从自身的问题意识着眼，比如我关心过中国手术成功之后的状态，晓波说，他那时不会抱什么希望，他可能会隐居起来，或者出国。晓波的这一说法就曾让我很是赞同。
当然，我的游离状态需要时间来张显其意义，一如晓波的旗帜意义仍需要我们的社会来消化，用官方的话说，需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就在晓波日渐“人书俱老”时，他也没有摆脱人们对他的非议、批评甚至否定。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指明我跟晓波的区别，曾有农村子弟跟我谈说，我是他们的一分子，而晓波不属于农村农民。但这不妨碍我高蹈游离，也不妨碍我为晓波辩护，我甚至觉得我能够为他做很好的辩护。
晓波是一个有个性的兄长，他自始至终没学会虚情假意待人。我们曾经为对人物的评价争论过多次，对诗文的争议就更多了，比如他看不上我的一些自以为是的诗歌，我也曾据理力争，让他承认我的文字的正当性。我希望他理解，他是旗帜，但他不是标准，不是惟一的尺度，不是终极裁判……现在，想起那些交流，真是温暖异常。
现在，晓波在福柯未必理解的囚徒身份里又一次地修行他的中国生活，我在颠沛流离中想起他来，不免起一种无来由的中国情怀。今天的中国，正行进在现代化最险恶的一段旅途上，方生方死的诡异令无数人迷不自知，也令无数人自以为是。作威福者、自以为强权强势者、持知识历史观者、中产阶级生命逻辑者、自由民主运动的爱好者、毛粉者、无权力者、高峰或特殊体验者……奇特地同居而绝缘。人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要求权力，去寻找权力，去恳请权力，但没有人理解什么是权力，什么是权力的实行方式。
20年前，1989年的7月，署名郑旺和季蒯的两个人编辑了一本《刘晓波其人其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印即达五万册。这在今天是出版界的一个惊人数字。该书前言引述了刘晓波“文坛黑马”、“东北虎”的绰号，前言说：“选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刘晓波的言论，堪称为反动狂人写下的反共奇文，我们愿和读者诸君共同赏析、批判，以期把这些毒草连根铲除，化作肥料，用来壮大、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该书的内容提要是：1986年9月以一篇新时期文学评论而发迹，1989年6月初以一场“72小时有限绝食”闹剧而陨落——这就是刘晓波。刘晓波究竟何许人？做了何许事？本书以有力的批判和确凿的证据材料，揭露和暴露了这个号称“黑马”、“东北虎”的反面教员的真面目。本书勾画的刘晓波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到走上反共反人民道路的轨迹，有助于震醒那些迷恋刘晓波神话的善良人们和青年。
重读这本书，真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能够在今天再版此书，以便“震醒善良的人们和青年”，或“巩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这本书说要把刘晓波当做肥料，当做反面教员，因为刘晓波光芒四射，痛快地在我们这个奴隶奴才充斥的社会里做了一个人，官方打压他也是希望人们能够老老实实地做好顺民、臣民、市民或所谓建设性的公民角色。
这本书说刘晓波的陨落，实际上，加上这20年来官方对待刘晓波的方式，晓波跟邓小平一样三次或多次陨落了。这种奇特的国民待遇或历史人物待遇，似乎只有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才会出现。但政统中的邓显然不能跟道统中的刘晓波相比，在对一个时代的旗帜性影响中，晓波大概跟杰克逊可比。他们都是自我充实、能量四射、不断给外界提供光热的精神个体。他们或从流行音乐，或从思想启蒙、时代见证的角度，有力地启示并安慰了民胞物与，他们对人心人生的影响是永恒的。
福柯说过，我们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实行权力。真理二字虽然在我们社会里被污染糟蹋，但一旦它名实相符，它就是权力。杰克逊做到了。刘晓波做到了。那些不明权力为何如何的人，确实可以从刘晓波20多年来的人生中得到启示，尽管在官方的语汇里，晓波是一个反面教员。
2009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