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787年召开的美国制宪会议是一次封闭的会议、秘密的会议。会议厅的大门是关闭的，代表们虽然由民众选举产生，但他们走进会议厅后，制定宪法就是代表们的事了。代表们决定一切，一切问题都在这个小小的会议厅中解决。会议厅之外，是一个安静的、等待中的美国。制宪会议一开始就约定不公开，议事的内容、过程和结果都不能随意向外界透露。会议主席华盛顿从来不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次因为一个会议代表把一页会议记录遗落在会场中而发了脾气。除了这次小事故外，代表们都能恪守保密的规定，不向外界泄露会议的情况。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有意和民众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这样做的理由是：制定宪法的过程，涉及平衡协调13个州的利益，需要保持冷静，需要理性的思考和充分的协商，需要运用智慧和知识来解决难题，尤其是，需要各方的妥协。其难度可想而知。就是这些会议代表们自己讨论，要达成协议都千难万难。如果会议过程外传，媒体再把代表们为各州利益发生的争议渲染一番，很容易酿成民众的激愤情绪。假如群情激昂的民众向各自的代表施压：非如何如何不可，那么任何妥协都别想达成。而各方的妥协，显然是会议的唯一出路。这唯一的出路，可不能被民众的非理性干扰给堵死了。
正是因为有了制宪会议代表和民众之间的隔离，代表们才能够维持常识，保持一颗平常心，才能够充分运用理性和智慧，耐心地探讨各种难题，耐心地寻求妥协，耐心地进行制度设计，最终形成了持续运作200余年的美国宪法。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部宪法保障了几十次的政权和平转移，没有出现过一次暴力政变。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则截然相反。会议代表们和民众之间没有一堵必要的防火墙。法国民众经常冲进议会、参与议政，把议会变成群众大会。民众的狂热和激进把一切都逼进了死角。1792年8月，民众冲进立法议会，当着议员们的面逮捕了国王路易十六，并且干脆宣布解散议会。之后成立的国民公会开会时，大厅里挤满了旁听的民众，这些民众随意大叫着发表自己的意见。议员们则声嘶力竭地在大厅里吼出自己的意见，否则别人根本就听不见。以至于国民公会最后定出了这样的会场规则：只准许四个人同时发言。（这个规则让我忍不住要发笑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设想议员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用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制度设计吗？当然不能，甚至连议员的生命都没有保障。1793年5月，民众冲进议会，逮捕了他们认为不够革命的22名吉伦特派“反动议员”，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强迫议会通过。
因而，法国的宪法往往是短命的，而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成了一纸空文。法国的历史也是动荡不安的，充满了起义和暴动，充满了血腥和恐怖。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美法两国如此大的差异？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民众认识上的差异。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们（也包括革命前的思想家们）往往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倾向，他们认识到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所受的苦难，因此极为同情和关怀底层民众。这当然是对的。但他们进一步把民众美化、神圣化了，认为民众做的事情总是对的，因此就放纵民众恣意妄为，这就很危险了。道理很简单：民众受苦受难是一回事，民众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同情和关怀民众是感情问题，对民众所作所为是否正确进行判断是理智问题。民粹主义者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的感情蒙蔽了他们的理智。
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对待民众的态度显然更为健全。在他们看来，民众一方面在物质上是贫乏的，是值得同情的；另一方面，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在精神上也往往是愚昧的，“人民非常容易成为被假爱国者欺骗的愚民”（制宪会议代表杰瑞语），他们缺乏处理政治难题的政治智慧，民众身上也有很多阴暗的地方和人性的弱点，很容易导向暴力和非理性，一旦条件发生变化，由愚民变为暴民往往只是一步之遥。因此，必须警惕民众，有必要和民众保持适当的距离。
这是一种“隔离的智慧”。所谓“隔离的智慧”，一方面的意思是说：隔离产生智慧；另一方面，知道和民众进行隔离，并且主动和民众进行隔离，更需要智慧。
在这连司法都强调人民化的时候，我却说什么“隔离的智慧”，的确有点不合时宜。好在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