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政治矛盾（毛—邓）的深化

邓小平进行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政治领导权，和转移民间文革时代不断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渴望，或者夺取或分享政治领导权的渴望。甚至其恢复高考的动机，也在于此。给与其他出路，进行分化，如同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推动市场化的一样。

几乎每一代人的成熟和崛起，都有整体的夺权、当官、分钱的渴望。毛泽东时代一方面鼓励动员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实行禁欲和逐渐科层化，以延长拖延耗尽这一些渴望。这就需要执政党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供每一代人的有限分享。国有制和社会主义征收，承担了一部分这样的功能。

到了改革时代，鼓励动员政治参与塑造了太多人的渴望，而且长期底层的剥夺，和上层的有限分享，压抑进一步刺激了渴望，所以必须松开政治控制。可以说80年代的政治放松，并不是政治自由，而是基于欲望的自然化和无限放大。虽然这以扭曲的方式，带来一定政治自由模糊的条件空间。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参与与社会资源分享的紧张，没有在改革时代得以缓解，反而加剧。改革时代，鼓励动员政治参与的动力并没有干涸，而是在中间层次加上了一层过滤，这就是高考或者高等教育。首先接受了高等教育，才有政治参与的资格和条件。这是增加了市场的准入条件。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对底层来说，更加优惠有利的，通过参军上升的渠道，在邓小平的手上，慢慢干涸。我从小知道，参军的慢慢就没有分配国家工作了。

中间层次加上了一层过滤，并不会太有效的阻挡动员政治参与的动力，实际上更刺激了。如果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就会被迫在底层生活，如果没有造反或者革命的时运，就会终老于乡土。高等教育让更多的人有夺权、当官、分钱的渴望。

在改革时代，禁欲对底层来说，是一样存在的，低工资的照样低工资。然后对于中上层来说，禁欲的魔咒是结束了。休谟说，宁可当君主一个人的奴隶，也不要当大多数人的奴隶。大多数人的暴政，要比君主的暴君，残酷得多，而且更难解放翻身。中上层的纵欲，愈发严酷了底层的禁欲。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例子，是在改革时代变为深化残酷，给出很好说明。

不管如何，毛泽东都有一种反科层化的理想。科层化是一种必然性的力量。当然人一多，就得有级别，人为地设置级别，让有激情的人淹没在一层一层的爬升中，然后社会资源的分享，和级别挂钩，如此更为强大。改革时代越发科层化。

改革时代虽然有一种强大的反对文革时代的力量，可是非常吊诡的是，这种反对不仅没有摧毁，反而强化了。剥去了蛇皮，让蛇更进一步长大，形成更硬的蛇皮。这种反对是一种劣质政治结构进一步劣质的帮凶，是一个异常需要警惕的问题。

改革压根就是对政治矛盾的拖延、转换。摁下葫芦浮起瓢，改革没有总体性的，而是哪一个急迫了，成为首要的，就摆平那个的过程。采取回避，躲闪的方式，面对本来应该首先解决的政治问题，毫无动静，而其是结果无限膨胀。把一个改革的结果，也扭曲成专制政治结构的延伸部分，或者新生长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的“成熟一个搞一下”，是没有总体性的另外一种说法。这种不归路，从1949年就注定了，甚至从国民党1927年建立体系党国体系的时候，就注定了。只能说，党国体系是一剂以毒攻毒的猛药，勉强说得过去可以对付敌人，可是自身给内部带来的伤害无从躲闪，内部的政治矛盾只会加剧。

这种加剧，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划分敌我，寻找例外状态，进行专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加深，最后总爆发的。看起来每一次都很有效地维护了稳定，可是每一次都有惨重的内伤，长期积累下来，那就是总体上的浑身碎骨的爆炸。药本身变成了毒，这是最悲惨的命运。

顺之则昌，逆之则则亡，这是铁的规律，而在这规律下生长出来的一些新部分，无心或者无力对抗，逆转这种强大的潮流。还有一点，我们认为一些新东西可以对抗的时候，例如网络力量，是在表达我们的渴望和激情。是我们渴望让它可以满足我们一种期待，把期货当作现货，而不是它真正地可以做到。如果在更长的时间，名附其实获得真正的政治力量，也不是发生在改革时代里面，而是在将来暴力革命中。

知识分子/民众矛盾的进一步加剧

儒家认为一个社会只能是把那些通过修养、道德上最高尚的人称作精英或君子，赋予其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资源支配的权力。韦伯在《道教与中国》中指出，在传统中国，政治体制是唯一合法对包括经济、财富的在内的\”稀缺资源\”配置与支配的体制，权力决定财富，以权力谋取财富，权力与财富密不可分。

科举制使财产分配的运动是以知识和道德获取权力，由权力获取土地、金钱等财富的过程。科举制提供了政治上升的途径。科举制官僚在理论上，对一切人开放，哪怕是地位低微的农民，只要智慧超群，而又雄心勃勃，都能上升到官僚阶层，拥有以知识和道德修养获取权力，由权力获取土地、金钱等财富的可能性。因此，这种社会制度是比较符合公平正义的，是长期稳定的。在隋唐科举制确立前，陈胜、吴广和张角的起义均有政治上的内容，而在确立其后的农民革命，均是仅对于财富方面提出要求。

在中国，平等感的增长，与士大夫知识分子地位的沉浮成反比。从秦政以来，除了士大夫是进入政治社会的，而其他阶层都在政治社会的，尤其是农民可以说是处于黑暗之中。科举制度通过几位少数机会的公平竞争，只能带来\”一线天\”：也就是极少数的人才能上升政治社会，而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一切社会资源，财产、地位和荣誉，都由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来支配。

其他阶层积攒了数千年的对士大夫阶层的怨恨，在人民主权确立的时代中终于爆发。1895年的立宪，在人民和皇帝之间插入一部宪法，人民主权开始确立。1905年于是进一步废除科举制。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两千多年来士大夫对人民基于自然的统治被废除了。五四运动从精神上废除了儒家的文化法权。要翻身作主的人民，跌跌撞撞来到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士大夫阶层的底层精英乡绅也被消灭了。再到文革，知识上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又再次被毛泽东打断脊梁骨。

1949年之后，政治等级当然建立在军功之上，或者是对国家建设的贡献之上。与此同时，一种建立在知识教育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也同时伴随而生。二者之间有矛盾，而且可以溯及回革命战争年代的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矛盾之中。国家建设虽然被当作军事战争，这里面知识科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知识教育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越来越重要。而军功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逐渐退出历史视野。知识教育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从下层地位渗透到最顶层中去。整个过程，可以说成是知识精英替代了军功精英，然后知识精英中的上下层进行新陈代谢。

在革命战争年代直至建国之后，工农干部也是民众中上升的知识分子，也从来不是人民。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并不是官民矛盾，而是官僚阶层的内部矛盾。官民矛盾，其实与知识分子/民众矛盾是一致的。这个说法在改革时代，是完全可行的。

从一种政治上升和政治参与的角度考虑，可以看到1949年之后中共把体制内当作一个上升与参与的政治空间，尽可能吸纳最多的精英进入体制，这样达到它的统治稳定。中共本身成为数千万党员的国家党，而吃财政饭的人口是总人口的二十六之一。进入体制的，就被提升提拔了，就是政治的，免于被剥削和被压迫，而体制外的，就是社会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

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是相当的大，当时等级差别和科层制仍然存在，就是张春桥曾经痛批的资产阶级法权。政治等级由此确立。那时的干部大约分23级，工人分8级。社会分三大阶层，高干阶层、普通干部和工人阶层、农民阶层。当时的等级划分是非常不公平的，不允许自由竞争，各个阶层之间差别很大，而且流动性很小。

中共严格保持体制内外的等级关系，赋予体制内特权，并呈现金字塔形状，让每一个精英，把一生牺牲在爬升的路上。但是中共并没有实行世袭制度，而是打通体制内外的渠道，通过参军或者接受启蒙教育。这样的渠道，慢慢地顶替了军功政治等级。

现代启蒙教育大规模展开，造就了大量启蒙知识分子，从而使教会和科举作为上升机制变为不可能。大量知识分子，造成新一代人出现，就要精英的替代，而且只有下层知识分子才会于对底层民众产生仇恨，仇视起源。

启蒙运动的政治，并没有改变知识/政治决定财富分配的历史惯性，从而使百年来的统治，不是断裂于治乱循环的王朝体系，而是以反对的表面形式，延续了王朝体系的实质性内容。在此超越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之上的。

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得以无限度延展，因此百年来的统治，还是遵守治乱循环之道。如果没有重大因素的植入，例如维权运动，改革与将来的后改革时代，也不过就是新一次的治乱循环。人算不如天算，王朝政治和治乱循环本来是“民元”以来政治制度所致力于避免的，结果还是如期而至。

中产阶级的成为社会主导力量，并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和财富导致，更主要的是通过启蒙教育。现代化大规模教育让大部分底层人，都有可能成为启蒙知识分子。启蒙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的“末人”，其知识和教养，也仅仅是一种必需性和渴望，而不是自由。现代性批判思潮中对布尔乔亚的批判，也就是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现代性危机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因为启蒙知识分子和准启蒙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大多数，并且加上民主和平等政治机制，成为主导力量。

这是一种伪装卓越和仿冒精英的赝品。精英是自由和责任，而伪装精英是渴望和特权，是妒忌和掠夺。科技和进步，让本来作为社会底层大多数的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克服生存、社会贫困问题，也能挤入精英的范围。他们相信自己从自我保存的生存伦理中提拔出来。

当大量启蒙知识分子储蓄在那里，并且江山代有才人出，出现了掌权和未掌权的区别，参与分赃和未参与分赃的区别，那么就会有不断的新精英对旧精英替代而爆发革命。几十年一次长江后浪推前浪，大规模动荡一次。

专政之下的改革必然爆发革命

党国体制完全是极权主义革命运动的组织化。这提供了天生的革命性，很多人愿意回到原教旨意义上的革命不断运动、不断革命的路子。专政是常规化的革命，专政与革命一体，专政之下的改革，必然造成革命，避免不了。

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大众，都会陷入极权主义革命运动。当时从历史来看，资产者很快就从漩涡黑洞中挣扎出来，那是因为在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中获得财富，没有生存危机。而对无产者来说，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也没有拯救他们，因此到了19世纪下叶，这个问题终于无法回避躲闪。极权主义运动成为首要问题，不管你愿不愿意看到，革命必然爆发。

施密特在《霍布斯和笛卡尔思想中作为机械装置的国家》结尾说，霍布斯的“会死的上帝”利维坦，是这样一台机器：他之所以“会死”，因为它总有一天可能被内乱或叛乱所打碎。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绝对君主这个办法，数个世纪以来只不过是用来掩盖一切现代政治实体最基本的困境，也就是它们的极度不稳定性，归根结底，乃是权威阙如的结果。革命很快就揭开他的面纱，它原来不过是虚假的解决办法。施密特和阿伦特都在说专政与革命的内在关联。

用专政结束专政，可能么？我们在改革时代看到的，是一种结束专政的渴望，而不是可能性。须知，经济上获得自由，或者国家和社会有了一些自然形成的分野，但是只要专政愿意，随时随地都可进入社会任何角落，这反是强专政。因为专政什么都管，并不是专政的要求，而是市民社会的要求，说明专政不能凌驾于市民社会，而是受制于市民社会。这是弱专政。

我们确实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专政，不是根据其最大或者最小的图景。它不断在调整中，所以极权时代最大的与后极权时代最小的图景，都不是其本质，不应该用于界定，是否还是专政。专政的标准在于，只要其原意或者需要，可以随时随地的进入社会任何角落。

梦想中的真改革一样导致革命

我先不说，不断拖延改革是改革的必然局面。我假设历史如意按照邓小平的方案，并没有拖延，那么是否可以抵达改革目标。我这里的工作是，是对改革的根本性方案，进行政治哲学或者政治科学上重新审理。

改革，尤其是政改，是一种改头换面的道德原教旨主义运动。共享了极权主义运动的精神和逻辑。回到了新民主义革命，还是党的领导之下，根本不是对党国体制的否定。极权主义运动有组织化与保持运动本性的内在矛盾。而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极权运动，也把一种无政府主义，让国家最终消亡的终极目标。而建立专政和保持政治领导权，不过是一种手段，可是当进行革命建立政权，就由手段变为目标，对专政和保持政治领导权就建立偶像崇拜，似乎只要有专政和保持政治领导权，就一定可以抵达终极目标。

实际上，是他们相信没有专政和保持政治领导权，就不可能抵达终极目标，可是时间一长，就在心理上转换为只要有专政和保持政治领导权，就一定可以抵达终极目标。手段变成一种信仰，一种世俗福音的本身。

1949年之后的左右意识形态都不能清楚解释1949年之后的历史。因为都是一种复杂、充满对立冲突的矛盾综合体中的一方，只有超越左右之上，才能找到鸟瞰的视野，如此才能解开左右意识形态的迷雾，看到历史真实的流动。

我不认为改革与右派所身处的位格，是当下中国的出路。改革或者改良，尽管对革命战战兢兢，对专政的回归，对法西斯主义的卷土重来怀有警惕，但是他们拥有极大的信心，认为民主化与宪政必然接着改革来临，即使它们不情愿看到革命，但是也隐隐约约觉得革命会给宪政带来机会。这种信心是立宪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对改革的信心，混合而成的，二者互相加持支援。

可是对改革的信心，并不一定都能带来立宪历史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光有信心，没有立法者和政治技艺，往立宪方向引导，对改革的信心不一定带来立宪，也可能导向法西斯主义，一种反革命的极端暴力革命。而且后者的概率大得多。

改革时代把毛泽东“不断革命”，当作潜在的前提和条件下来，改革思想就是“不断革命”的变种。对党治的取消，不管是诉诸于专政政党的自我调整，还是诉诸于民间的压力，迫使做出调整，不过是毛泽东“不断革命”改头换面出现的东西。

如此改革的思想革命，引导不了政治改良，而只会引导暴力革命。所谓的改良与改革，都没有挣脱出1949年的政治秩序，左右之争不是一种低烈度的内战，受到控制的内战。改革或改良，不过是对1949年政治秩序的强化，以变种和反对的方式，进行强化。

思想革命既然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道德解决，也就是对政治问题永远处在秩序外围，而没有动手术的能力。没有办法转化为政治能力，那么就无从引导改良，只能鼓动储蓄愤怒，在将来爆发革命时发挥巨大作用。也就是说思想革命，只能造就革命，而无法对政治改良起实质性的引导作用。

经济改革并没有如期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相反加剧了贫富差距。精英的自由和民众的平等没有融为一体，自由就如同泼在煤中的水，本来是降火的，结果导致火势越大。贫富差距和精英的优越感将唤起新一轮的平等感。所以未来的方向，必然是被市场经济唤起的，但未从改革中获得应得，并且在改革中受损的大规模底层，打着改革目标的旗帜，也就是宪政和共同富裕，而爆发的暴力革命。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国民党是完成社会上层的改造，而共产党是完成社会底层的改造。虽然孙中山等人嚷嚷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起完成，把民生也纳入革命的范围，要毕其功于一役，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没有承担用暴力革命重新分配财产的重负。而这次社会危机则不同，对政治体制变革的渴求和对财产重新分配的熊熊欲火交织在一起，甚至水乳交融。

我们的将来发生暴力革命，不得不将民生问题也一体纳入。没有民生问题的解决，将会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纠缠在一起，民生和自由民权纠缠在一起，二者都扭曲了，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血腥。

“作诗的功夫在诗外”

改革或改良，一直与革命共生。当初为了避免革命或者告别革命，才推动改革，它夹在前改革的革命与未来的革命中间，被二者塑造，被二者构建。

有一种全国家的共识，异常渴望避免革命或者告别革命，也不见天随人愿。革命始终在在场，如附骨毒龙，尽管我们努力赶他走。这时候象小孩和女人，赌气般的决绝，也无济于事。所以所需要的是“拥抱恶”，直面革命的可能性。如果要继续避免革命，或者造成有限革命那种，那么就要加速度或者变轨，不要在改革的规定性和意识形态框架下运行，必须有全新的，符合新的社会经济心理条件的政治方案，新的时代总体性。也就是后改革。

新的时代总体性，将当下需要改革的对象，例如现有政治体制笼罩移入，切断了与旧总体性的联系，这时候，现有政治体制就没有了根基，那么操作摧毁起来，易如反掌。如果还在改革意识形态当中，他们就有着强大的政治正当性，强大的逻辑，很难打破。而我们所需要的宪政目标，只能以反政治或者非政治的形式出现，无法变为具有强制性的政治制度。

对于当下改革意识形态中需要改革的对象而言，进行变轨，放在新的时代总体性进行解决，是“作诗的功夫在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