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应当改变自己的立法思路，从授权立法变为“控权”立法，通过立法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确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分配不会影响中国民主的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正在强调基层政权组织的重要性，前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强化对县委书记的培训，说明中央决策者已经看到地方执行力不断下降的问题；在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博弈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正摇摇欲坠。
其实，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合拍现象早已出现，只不过这几年表现尤为明显。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央贯彻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但是，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越是到基层，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问题越多；其次，在具体操作层面，中央强调及时应对群体性事件，切实采取措施解决居民关心的问题。可是，基层政权官僚作风严重，办事拖拉的现象非常普遍，以至于一些简单的刑事案件，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第三，在经济宏观调控中，中央强调着力解决当前就业难的问题，可是在一些地方却出现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他们利用金融危机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结果导致大批外来务工人员失去工作岗位；第四，在新闻舆论管理方面，中央政府强调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可是，地方宣传部门却千方百计地阻止新闻媒体监督地方政府。

最令人感到有趣的现象是，国务院副总理到美国访问，在美国右翼报纸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可是，中国在美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创办一份鼓吹民主政治的刊物，却被中国许多地方情报部门鉴定为反动刊物。这种上下步调的不一致，不仅严重影响中国执政者的形象，而且在知识界引起了混乱，不少学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突破执政者的封锁，公开支持海外知识分子的举动。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走出国门之后，开始寻找其他的政治势力，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其他政党身上。据说台湾国民党海外支部已经有上百万党员。这充分说明，中国大陆的执政团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现象，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地方政权机构非但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中央政府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加大对县委书记的培训，强化中央政策的执行力。而这样一来，必然会导致“中间层”处于尴尬的境地。按照中国现行的政权体制，地方政权包括省级、地市级、县级和乡镇一级，加强对县级政权的领导，势必会导致省级和地市级权力相对削弱。假如不能尽快理顺地方政权关系，那么，今后中央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肠梗阻现象。

中央向全国各地派驻具有高学历、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干部，希望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明显，一些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级干部，由于不了解地方情况，在工作中喜欢一刀切，制定了许多引起争议的政策。地方各种派系相互掣肘，不仅导致工作失误连连，而且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给当地企业和居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解决中央与地方断层的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通过强化中央权力，实行古代“削藩”政策，将权力收归中央，使地方始终受到中央节制；一种是通过扩大地方民主，实现人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央采取的是前一种政策而不是后一种政策。加强对县委书记的培训，强调中央直属管理，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政权结构中的断层问题。但我们必须指出，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思路。实行中央直属管理，会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从而导致他们在市场调控、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捉襟见肘。只有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才能确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紧密联系。

或许有人会担心，一旦中央政府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地方政府官员直接选举产生，那么，中央政府在调动地方政府官员方面会不会遇到阻力？地方政府官员会不会借口民主选举而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这种担心是非常必要的，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无论是中央集权还是扩大地方民主，都会产生新的矛盾。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提请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把抽象的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变成具体的权力分配法，各级政府的权力都必须在法律中体现出来。在法律规定之外，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行政权力。政府组织法必须明确规定，凡是没有法律授权的，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可以做。

全国人大应当改变自己的立法思路，从授权立法变为“控权”立法，通过立法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确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分配不会影响中国民主的发展。希望今后再也不会出现国务院副总理在“反动”刊物上发表文章得到赞赏，普通知识分子在“反动”刊物上发表文章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现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制度操作层面，如果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不仅会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加混乱，而且容易使改革迷失方向，在强化县委书记地位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在看似上下一致的改革背后，蕴含着许多潜在的风险；在地方政府雷厉风行的改革举动中，包含着消极对抗的因素；在中央政府频繁调动地方大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在贯彻落实改革方针方面所面临的特殊困难。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再也不能踯躅不前，执政者必须尽快扩大基层民主，依靠群众加强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在法律的引导下，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