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六十年华诞即将来临，但谁也不能忘记那场“伟大”、“正确、必要、只是扩大化”的“阳谋”。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回避历史就是再现历史！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啊！
1957年在中国大地上的“反右”运动，挟共产党和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执政的威力运动群众，围歼“异己”，单位领导人把“积极分子”分别组成“战斗小组”，按照既定目标，一经点名，数百上千人的会场齐声呐喊“把xxx右派揪出来”。尚未作出结论，还没有戴“右派”帽子，被揪出而身心颤颤惊惊受“宪法”保护，享有公民权的“准右派”们，被淹没在大会、小会批判斗争的唾沫中，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的海洋中。斗争采用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截头去尾、恶意歪曲、臆想推断等卑劣手段，把这些不追求功名利禄，不习于“官场文化”的老实人，书呆子凃上粉鼻子，挂上红胡子，插上野鸡翎子，打扮成賊头鼠眼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是许多官员、学者常挂在嘴上，书之于文件，镌刻于碑石的永恒真理，领导人再三警告违背这个真理就要走入歧途，付出惨重代价。不少官员口是心非，行悖其言，迷途不知返，面临悬岩而不能勒马，以致坠入深渊，“前仆后继，”永续不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右”以来短短50几年并不算长的历史已经证明，真理不是权力所能垄断，不是靠大喉咙，靠呼喝呐喊、绳索棍棒，火烧刀劈就能够以假乱真，变伪真理为真理。
“阳谋”阴谋 请君入瓮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号召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畅所欲言，以帮助党整风，改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缺点。许多人以一片赤诚，按此精神争相进言。不料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敲响了“反右”战斗的战鼓，指出此前让知识分子“放”的目的，正是为了“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思想应当批判》中点明：“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事件决策与失误》一书中说，“由于在‘反右’运动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强行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陈子谷向整风中伤及的一些同志道歉，保护了一些同志，居然以“卖党求荣”的罪名被“打”成 “右派”。6月29日毛泽东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地“左派”官僚热衷于推波助澜，扩大“战果”，最后据官方统计为552877名。薄文又说“反右派斗争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
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1957年“反右”斗争风暴已经过去50余年。经过不太长的历史和现实的检验，绝大多数当年被批判为“要共产党下台，要资本主义复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言论”，如倡行科学发展观、推行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反腐倡廉等主张，正是今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方针。很难想像这些于国有利，于民有益的远见卓识竟成为“右派罪行”，众多民族精英成为“罪犯”，“贱民”，遭受世所罕见的屈辱和灾难。
整风中群众更多的意见则只是对某些党和政府领导人工作、生活、品德、作风、错误、缺点方面的批评建议。那些以“朕即国家”、“老子就是党”自居，只听得进歌功颂德、阿谀逢迎的花言巧语的人，哪里容得下这些于己有助，于国有益的直言，忠言。这些受到批评的人以反对老子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就是“妄图要共产党下台，资本主义复辟”。“反右”正是把这些敢于直言的人置于死地的大好时机。
老党员、老干部顾准，1934年后曾担任中共江苏省委职委书记和文委副书记。上海解放，陈毅任上海市长时，顾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财政部副部长，对上海解放初期筹划财力支持政权运转，恢复经济，探索经济工作经验，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军需民用作出重大贡献。顾准在经济学上勇于探索，有卓越的建树。经济学家吴敬琏说“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此一突破思想禁锢的真知灼见，竟然成为被“打”成右派的重要“罪行”。顾准在困境中从“为世界服务”，“为人类服务”的高度努力探索，追求真理，取得重大学术成就。一部《顾准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就是顾准学术界思想的结晶。顾准回顾走过的道路，说自己“面对的是把理想庸俗化的教条主义，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陈敏之在《顾准生平与学术思想》一文说：顾准只相信科学和真理，不服膺任何权威；他是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反对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他在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
现在顾准被广泛承认是中国卓越的思想家。李慎之说，有了《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丁东在《顾准日记》编后记中说：“已故思想家顾准的文集出版之后，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对顾准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将不是一个短暂的文化热点，而将成为社会人文研究领域里长期存在的一门显学。”
三联书店编辑组、全国评审专家组评价《顾准文集》说：“这是一本写给自己以及中国未来的思想之书。顾准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两思想对话黑暗隧道。在那个黑夜似的时代里，顾准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火种，是迄今为止，我们无法不面对的一座山峰”。在“右派”帽子重压下，顾准一生十分不幸，他和他的老妻同为老干部，相知甚深，相爱甚篤，爱妻迫于压力离婚后自杀。顾准挥手告别这个世界时，身边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深深敬爱他的学界同仁。吴敬琏守候他到最后一息。
1934年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水利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以科学家只服从真理的精神很“不识时务”。当人们热衷于策划在黄河中游修建三门峡水库之时，他预见到水库将在很短时间内被黄河泥沙淤塞，提出强烈反对意见，拂逆了毛泽东“圣人出，黄河清”要在三门峡筑坝，实现“河清”的壮志，而被打成“右派”。但事实胜于雄辩，一年之间三门峡大坝便被淤塞，带来了很多无法姐姐的问题。此一直言成罪酿成的恶果，不只是对反对科学发展观，听不进忠言的官僚们的惩罚，而实际受害的是黎民百姓。李锐《读牟宜之诗》（载《炎黄春秋》2009.2）一文提到老干部牟宜之（以“破坏中苏关系，提倡马尔萨斯人口论，替右派诗人唱赞歌”等罪名被打成“右派”）十分钦佩黄万里的胆识气魄，以108韵长诗赞颂他：“深谙水利慕禹功，思治黄河偿夙愿，欲济苍生志气高，逆麟献璞君真健”。
大灾大难 大伤元气
1957年5月以后，反右动员令下，“反右”斗争频传的“捷报”充塞于大小报刊的显著版面，全国沉浸于“反右胜利”的兴奋中。当时报刊十分热闹的报道为反思“反右”历史，提供了很多很多丰富鲜活的历史记忆。
经历“反右”灾难，许多民族精英、社会中坚、国家脊梁，瞬间横祸飞来，成为“右派”贱民，朝廷钦犯。我开动脑电波在脑海中搜索，一页页报刊关于“反右”的报道在我脑海中翻腾，许多为人民群众素所景仰的崇高形象跃然而出，君子受难，闹哄哄、血淋淋的场景惊心动魄。
具有科学发展观，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强烈希望以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自然科学家们在反科学、反民主、反文明、反法治的“反右”运动中首当其冲。这些科学家们在本专业绝对是顶尖精英，不少人是见多识广的通才，忧国忧民的志士，堪称大师的民族精神财富，而在诡谲的政治权术面前，却是一窍不通的迂夫子。
被“打”成右派的科学家们除前述几人外，为人们所熟知的还有：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新中国建立后冲破重重阻拦从海外归国，为“两弹”发展基础理论作出重大贡献，为世界所敬重的爱国物理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化学家、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曾昭抡，著名飞机制造专家吴仲华等。
抗日战争爆发前，因“爱国有罪”被蒋介石投入狱中的救国会沈钧儒等“七君子”之狱，曾引发全世界抗议浪潮，孙中山夫人、“国母”宋庆龄亲往狱中探视，表示愿意和“七君子”共同坐牢以示抗议。此一事件推动了又一轮抗日救亡高潮。“七君子”中的章乃器（新中国建立后任粮食部长）、王造时（法学家）也难于逃脱“右派”命运。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大战犯的首席大法官，不去台湾、身留大陆的正直法学家梅汝璈和法学家钱端升、谭惕吾，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著名社会学家、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沈志远、马哲民、吴文藻、谷春帆等都未能免于此难。国内外负有盛名的国际关系学家，“反右”前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周恩来外交秘书李慎之，在“反右运动中被毛泽东点名划为“极右”。“改正”后曾担任邓小平出访美国的外交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
作为社会触角，深悉社会利弊、民间疾苦，致力于伸张正义，敢于为老百姓说话的新闻界名报刊、名记者在“反右”风暴中陷入灭顶之灾。我所最熟知的有：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党报《新华日报》并肩作战，在爱国热血青年中有重大影响，在被毛泽东誉为解放战争第二战场爱国学生运动中冲锋陷阵的上海《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名记者浦熙修。在青年读者群中有同样重大影响的《客观》杂志后改名《观察》杂志社长，新中国建立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抗日战争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读者中有重大影响、有良好声誉的著名女报人，和党密切配合的进步民间报纸《新民报》社长邓季惺和她的丈夫《新民报》经理陈铭德，《新民报》名记者、编辑部主任赵超构，他1942年曾访问延安，以满腔热情撰写采访记《延安一月》在《新民报》连载，成书出版后在全国各地产生巨大影响，鼓舞了许多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走上革命之路。二次世界大战中，名驰中外的《大公报》名记者肖乾、夫妻名记者徐盈、彭子冈，《新华日报》新华社记者戴煌，总编辑温田丰。南方局时期重庆《新华日报》重要负责人“反右”时期的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打倒国民党反动独裁政权和共产党并肩战斗的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是“反右”重灾区。
如果没有民国时期龙云、卢汉这两位云南省政府主席的支持、帮助、保护，就不可能有在大后方掀起爱国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主圣地昆明。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爱国民主青年中有崇高威信的中国民主同盟，除张澜、沈君儒两位皓首长髯长者外，两位副主委，章伯钧（新中国建立后任交通部长）、罗隆基、上海市民盟副主委彭文应及各省市主要领导人都尽陷罗网。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委陈铭枢、黄绍竑，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期间，爱国民主人士鲜英号特生的住宅“特园”，成为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渝期间接待宴请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主要场所。鲜英不顾个人安危，身家性命，出力出钱，全心全意，尽其所有支持了共产党的活动。这个被誉为“民主之家”的“家长”，在“反右”疾风暴雨中未能幸免。
深入社会，熟悉社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为国家安危、人民疾苦鼓与呼的文学艺术界，在“反右”疾风暴风雨中成为重灾区，看来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为中国人民敬爱，驰誉中外的人民诗人艾青，老党员20世纪30年代著名老作家丁玲、抗战前党的“左联”书记，党派在鲁迅身边，团结上海左翼文化界人士，掀起抗日救亡巨浪的冯雪峰，辛亥革命时代巨著《大波》、《死水微澜》作者、著名作家李劼人（成都解放后任副市长）、老作家聂绀弩、施蛰存、陈企霞、姚雪垠、傅雷、林如稷、张默生、邵燕祥、刘盛亚（S、Y），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长、作家陈沂少将，敲响《电影的锣鼓》的钟惦棐（江津人），诗人公刘，刚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王蒙、刘绍棠、刘宾雁、张贤亮、丛维熙、白桦，20世纪50年代初,批判《红楼梦研究》时期，毛泽东誉为敢“向大人物挑战”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杨建中）、青年诗人流沙河、石天河。戏剧家吴祖光、新凤霞，人称“戏剧皇帝”石挥，研究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书法家启功。画家范曾、华君武、黄苗子、郁风。音乐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有重大影响的歌曲《流亡三部曲》曲作者刘雪庵（铜梁人），《浏阳河》谱曲唐碧光等都落入“右派”陷阱。
习于思考，勇于思考，具有强烈的民主精神，不见风使舵，在没有炮火掩护下和国民党党政军特庞大统治机器作白刃战的原中共地下党也是“反右”重灾区。
老党员葛珮琦1957年5月24日一次发言中提到“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有益建议，6月8日被《人民日报》歪曲、捏造葛珮琦的发言是“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葛珮琦看见此一捏造报道后，去函《人民日报》要求更正此一谎言，《人民日报》根本不予理睬。一刹那间，全国大小报刊掀起批判国民党将官葛珮琦“要杀共产党”的高潮。在被谎言激发的强烈“民愤”中，葛珮琦被划为“极右”，判处无期徒刑。被关押18年后，因此前1945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因有这个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特赦。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葛珮琦无罪。1983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决定恢复葛珮琦党籍，党籍从1938年1月起连续计算。葛珮琦入党介绍人刘子久无尽感慨赋诗曰：“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崎岖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关于葛珮琦资料引用自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反右”领导成员之一，后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史学家李新回忆录《流逝的岁月》。2008年11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歌乐山麓的渣滓洞监狱大屠杀熊熊烈火中幸免于难的周居正、李泽海。卓有才华在群众中有崇高威信的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原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华蓥山起义游击纵队司令员陈伯纯。原地下党的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20世纪80年代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的两位专职委员卢光特、刘康都曾是中共原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这些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白刃战中不曾倒下的志士、壮士，却在“反右”枪林弹雨中中弹，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活动的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成员、反右时浙江省长沙文汉和他的夫人，地下斗争时期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为南京和平解放立下了卓越功勋，还有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都在“反右”风暴中落马。
还有勤奋学习富有才华，敢于、善于思考的一代青年学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等人在“反右”中“落难”，此后处境十分悲惨。李新在《流逝的岁月》中说，林希翎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人民大学党委找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经过充分准备和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会上，“积极分子”们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只得领着几千会议参加者高喊口号，想把林希翎压倒，却压而不倒。当时看气势汹汹，似乎吵赢了，事后看却十分滑稽。北京大学斗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蒋维泓，写万言书赞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铁托在拉普的演说。邓小平说：“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观点是错误的；但他的文章有逻辑思维，有才气，你们要好好帮助他，将来是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的。”后来蒋维泓没有逃脱当“右派”这一劫，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多年。（据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2）。“反右”把这些才华横溢、前程似锦的热血青年扼杀于摇篮之中。
就见闻所及，举了一些当时报刊大加挞伐的“大右派”，还有更多我见闻所未及受难的思想者，勇士们。50多万敢想敢言者被践踏，该是多么深重的民族灾难！和这些闪耀着道德、人格、良知、智慧光采的一代巨人相比较，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右派”，能附众多硕彦骥尾，乃时代机遇，与有荣焉。
民族之哀 是为国殇
痛定思痛。“反右”其实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不管是焚书坑儒也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好，科举羈糜、崇其高位也好，都是形式不同的愚民政策。近代以来，欧风东渐，中西文化交融，有识之士思维活跃，中华大地出现了真正的思想解放。先进思想走出书斋渐及于民间，开启了民智。“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的觉醒先后埋葬了封建专制和蒋介石独裁政权。在群众中有崇高威信的上举诸君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为抗击日寇，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为共产党取得人民群众信任赢得民心和共产党共同战斗，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在过去的被统治者已成为统治者当民权和王权、神权出现矛盾，统治者认为可能危及其统治地位之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即可派上用场，直言岂能不贾祸？这也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旧权谋的新形式。
“反右”把许多忧国忧民，心系国计民生，党国前途安危，社会进步发展，有胆有识，敢想敢说，敢作敢当之士打到阴山背后。1978、1979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中共中央决定“改正”错划右派，对错划者“恢复政治荣誉，共产党员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当年反右运动的真实面貌逐渐显现，反右“扩大化达”99.99%。中共中央统计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为552877人。不予改正的仅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而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共划右派实为3178470人，还有“中右”1437562人。参见KS.CN.yahoo.com2007.10.3。引自郭道《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2)。一场“反右”暴风骤风雨使数百万个家庭，上千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侥倖落实政策的人在政治、生活上虽有小补。其实“反右”运动影响何止于此。除此以外，据知还有大量在中学生、农民中划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只是由于官员看不顺眼的“不戴帽的右派分子”或“中右”，不少人受到处分，亲属受到株连，但不属落实政策范围，遭遇更为不幸。“反右”影响所及，在政治层面株连更广。只要长官看不顺眼的人都可以随便乱加一些名目，以各种“正道”或歪道方法“修理”。可以有“不戴帽的右派分子”，漏网右派分子”，“戴帽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分子”，虽蒙改正，在某些“左派”官员眼中，这些人仍是“改正右派“，反正脱不了“右派贱民”这层皮。
作奸犯科刑徒都有明确刑期，要挣脱“右派”锁链却遥遥无期，不少人屈死在劳动场所。其他错案都能“平反补发工资”，唯独“右派”错案，却只能“改正”不予“平反补发工资”。
“反右”其实是反知识、反文明、反道德、反人权、反人道、反法治；“反右”禁锢思想、屠戮真理，是对数十万、上百万有识之士、敢言之士的一场大清洗、大围剿、大摧残，制造了古今中外最大的文字狱，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民主，权力失去了监督；“反右”堵塞了言路，此后没有人敢说真话，战战兢兢，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一个人的声音压倒10亿人的声音；一个人的思想压制了10亿人的思想。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一个人的谬想和错误，为此后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办钢铁”、“全民赶麻雀”等稀奇古怪的“大办”开辟了道路。特别是1966年之后的十年“文革”灾难，假“文化大革命”之名，以“武化（武斗）”手段大革文化之命，斗争手段之残酷，比”反右”更为变本加厉。“造反派”对党政财文全面夺权，工农经学全面瘫痪，“反右”、“文革”两次大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造成社会道德沦丧以及国家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文明发展的停滞倒退，国民遭受灾难，国运蒙上阴霾，国土丧失生机，中国大伤元气。
“反右”违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公民思想言论自由之规定；践踏《中国共产党党章》保障共产党员民主权利的纪律造成严重恶果。
“反右”禍国殃民，是共和国之耻，共产党之辱，中华民族之哀，中国人民之痛。
“反右”被蹂躏的仁人志士们一生追求真理，笃信真理。而被“真理”愚弄、践踏的现实，使人难以想像，难以接受，十分痛心。可怜流沙河边骨，尽是取经枉死人！不能淡忘1957年“反右”的民族痛史。民族之哀是为国殇，仅以一掬热泪权当芳醇；一束山花且作鸡黍，敬奠于“反右”罹难诸君子。
但愿此类灾难不再重演。
身陷“右派”阴谋22年
请予依法补发工资并作补偿
1957年我考取西南政法学院，并已办好离职入校手续，却被我当时工作的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筑路工程处党委留下来“帮助党整风”，1958年初被阴谋陷害为“右派”，被开除党籍，工资降6级，从18级降为24级，流放到原西昌地区（现凉山州）宁南县22年。1979年4月9日经四川省劳改局复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行政18级工资待遇。”
我于1948年12月入党（1949年1月1日由中共地下党荣昌县委书记徐世森主持宣誓）。荣昌县解放后，1949年12月至1950年5月，先后任中共荣昌县委四分区委宣传委员、河包乡长、七区副区长、西南公安校学习，工资级别为副区级，副营级，七等二级；1951年5月至1958年初任荣昌县公安局劳改队长，正区级，七等一级、18级，1965年经四川省劳改局个别选拔调入四川省劳改局。我婉拒了留成都劳改局机关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到基层去。先后任筑路四支队政工股长，筑路工程处宣教股长、理论教员。1957年省劳改局派处长段其风掌控筑路工程处的整风反右运动。在此期间段其风、常胜、宫绎如、李敦慕、慕金柱等人运动群众，运用坏人整好人，对我围攻、辱骂、车轮战术，几天几夜不许睡觉。1958年3月强行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右派分子”帽子。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开支部会未经讨论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同时，宣布开除他们在宣教股安排围攻我的唯一打手，国民党在册中统特务郭贵才党籍。郭贵才因挖出右派蓝祯伟立功，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调出机关当中队长。
筑路工程处有劳动力万余人，干部千余人，分布于四川、陕西、甘肃，宝成和内昆铁路工地，干部多是部队转业，约占70%以上，小学文化程度占一半以上，部分是招收的学生。我调入筑路四支队和工程处两年多，包括在中共四川省委理论教员训练班学习5个月，我努力在零散艰苦的工地上克服困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了正规的理论学习，为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开办以文化学习为主由我负责的公安校，每期培训百余人，校址先后在雅安、江津。我在处机关工作积极、热情、活泼，举办全工程处的歌咏比赛，文娱演出，开运动会，篮球联赛,星期天办交谊舞会，机关办起了阅览室，早上晨操，晚上学习，办黑板报，批评不正之风，富有朝气、生动活泼的机关生活对原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的劳改机关注入了活力新风。许多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认为我博学多识，正直敢言，把我当成好朋友，知心朋友，在我曾经任职的单位，总是选我当学习委员会主任，俱乐部主任，我难于推诿，责无旁贷。我在黑板报上百余字的短文《关于威信》，冒犯了官僚们的虎威。因此也得罪了那些我曾经开罪过的官僚们，也是出于对地下党同志的偏见、歧视，他们把我青春如火的热情，都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他们借反右之机必欲把蓝祯伟打成“右派”而后快。在围攻我期间，除了被收买、特别安插的几个打手而外，没有人相信蓝祯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大字报冷冷清清，批判大会发言者寥寥无几，或虚应故事敷衍塞责。但这些善良同志们的消极态度也招来灭顶之灾。理论教员蒋志贤流露出“蓝祯伟只不过有点知识分子的骄傲情绪”，被上纲为“同情右派分子”，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团籍，保留公职、降级处分，但他的好友、情侣办公室工作人员肖家香却有强烈的正义感，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在宣布蒋志贤“右派”结论同时宣布结婚，得到机关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的敬佩，我也去喝了他们一杯充满苦味的“喜茶，”婚后他们双双辞职应聘到东北去了。理论辅导员赵朋也被划为“中右”，受到开除团籍、行政降级的处分。
我流放凉山，被视为“贱民”，吃尽苦头、受尽凌辱，同为地下党员的我妻胡世明迫于组织压力，社会歧视，还受到省劳改局一位领导干部乘人之危践踏凌辱，一对“老革命”青年夫妻被迫离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棒打鸳鸯，孤雁失群，人亡家破。
我流放地宁南县附近有荞窝农场，会东铅锌矿等大型劳改单位，和我共同工作过的同志们都没有把我当成右派贱民，有机会和我见面时对我都极其热情友好，把我离开工程处后的一些变故都向我讲了。特别是会东铅锌矿的宁南康复中队队长工农干部祁万章，原来是筑路四支队中队长。偶然相遇，他热情地说，“什么右派？好人嘛，常到我这里来坐坐”。我们相距只有三、四里，此后星期天，逢年过节我就到他那里“打牙祭”，说几句知心话。他爱人也很贤慧。我没有条件“礼尚往来”，倒也坦然，我永远记住了这些有良心的人，好人。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1976年到1979年为了落实政策，我多次往返于宁南、成都之间，遇到了宫绎如、慕金柱等官僚，他们仍然摆架子，打官腔，盛气凌人，毫无愧疚之心。原工程处干事，时任劳改局纪委副书记李作仁还夸了我几句，说我当年工作积极、热情、能干、正直等好话。1979年4月“改正”结论下来，却说“右派”虽划错了，但这也是“思想问题”那也是“认识错误”，我和省劳改局戴戈等几张利口多次逐条激辩和争吵。我说当年那些人为了要把我打成右派，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在干部大会传达毛主席关于1956年东欧、波匈事件的讲话，毛主席说波匈领导人的官僚主义，不顾人民疾苦，脱离群众，造成重大事件。我们要接受这些事件的教训，不能脱离群众，指出我们对党的官僚主义必要时也要实行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千万不能脱离群众。在1958年对我的结论却成了蓝祯伟“煽动大民主，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尖锐指出传达这个报告的蓝祯伟要划成右派，那么作这个报告的毛泽东主席是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段其风等要把毛泽东划成什么派？我多次向段其风陈述。段其风说这条可以不算，结果还是栽进去了。没有这一条，蓝祯伟这个右派岂不就要“漏网”了，段其风、宫绎如等能甘心吗？
我在劳改局和这些的“左派”辩论中，强烈指出戴戈等在79年复查结论中总想在我头上栽条尾巴，以证明我当年错误总是有的，是咎由自取。总之是整人有理，挨整活该，他们“跷起二郎腿”说，“改正”蓝祯伟的右派结论，只不过是对你的宽大。我说历史已经证明对我作出的“右派”结论是错误的，历史已经把你们钉上了耻辱柱，对你们已经作出了谴责。你不要得意，你们只不过是追风赶浪的小人物。要你们对历史负责是抬举了你们。在不能运动群众围攻，权力无用武之地的平等激辩中，我把这几张利口驳斥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经过几年的无数次面对面的争论，当面诘难，劳改局的官僚们不得不在1984年11月29日作出第二次复查结论，去掉前结论栽上的尾巴。但没有道歉，对补发工资、作出补偿等相关遗留问题未作处理。
历史在发展，前进，过去我们只从自己挨冤枉这个角度来认识问题。痛定思痛，现在从中国社会文明，从世界发展的全局来看当年反右的前因后果，就有了稍为深刻一点的认识。1957年触目惊心的反右运动，把许多心系国计民生，党国前途安危，社会进步发展，有胆有识，敢想敢说，敢作敢当，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齐刷刷打了下去。
“反右”违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公民思想言论自由之规定，践踏《中国共产党党章》保障共产党员民主权利的纪律。扼杀思想、屠戮真理，制造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文字冤狱。99.99%的“扩大化”，使上百万家庭，数百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反右是对数十万有识之士、敢言之士的一场大清洗、大“围剿”、大摧残。反右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此后没有人敢说真话，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使中国失去民主，权力失去监督，全国只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声音。一个人的奇想和错误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灾难。为以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各种稀奇古怪的“大办”，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谬误、历史灾难开辟了道路。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和道德沦丧以及国家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文明发展的停滞、倒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右是共和国之耻，共产党之辱，中华民族之哀，中国人民之痛。
1979年11月我在给劳改局的一封信中提出请予补发工资。但结果只从1978年10月补发到1979年3月，补发半年工资只有300多元。我认为只补发半年工资很没有道理。
中央对于纠正错划“右派”此一历史错误的精神是“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四川省劳改局1979年4月9日和1984年11月29日对我的两次“改正”决定都是“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行政十八级工资待遇”。就像恢复党籍不是重新入党那样，党龄应当连续计算。恢复政治名誉和恢复工资级别也应该从作出错误决定之时起恢复。不能曲解成自1958年3月至1979年10月损害被害人名誉，降工资的决定是正确的，应维护原决定或叫维持原判，不予恢复。不补发也就是不恢复此期间被扣发的工资，违背了中央政策精神，“改正决定”难以自圆其说。粉碎“四人帮”拔乱反正平反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都得以补发工资，文革期间十年造反或十年逍遥的人都补发了工资，唯有“改正右派”不予补发，请问决策者是何用心？政府应当有胸怀全局、面对历史的大气度，而不应当像小商贩那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眼前蝇头小利。
据闻1980年10月8日国务院（落）字68号文件《关于错划右派补发工资的通知》，有的地方执行了，有的地方拒不执行。
1958年以前，筑路工程处按省劳改局参照铁路系统专门为筑路工程处制定的工资标准，我十八级为84.50元，降为24级后为36.5元，后24级工资标准调整为40.00元，按40元计，月差为44.50元，从1958年3月到1979年10月共247个月，应补约11000元。50年来岁月流逝，物价变化极大，补发工资必须按照物价指数核算，即使按30倍计即达30余万元，当然这只是约数，应当据实核算。如果不按物价指数计算，就是侵占了被害人应得工资的29／30，被害人只得到1／30，这是一种极不公道正派的行为，将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公信力，很难取信于民，取信于历史，取信于世界公众舆论。
22年深重的摧残屈辱，使很多当年罹难的难友们身心交瘁，22年黄金年华尽付东流，多数难友已含冤九泉，我提出每年补偿一万元，这也只是象征性的表示，难于补偿于万一。
我于1979年10月商调回荣昌工作。1991年在中共荣昌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岗位上离休。离休后从事关心下一代的社会服务，担任荣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2009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