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党专政致使改革开放不断产生变异

其实，早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实际上就已成为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不仅开始领导中共中央打左灯向右转，还象毛泽东那样说一套做一套，尽管嘴上不断念叨马列毛的圣经，可手上却举着解放思想的大旗，而脚却迈上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

一方面，他借改革不仅彻底破除两个“凡是”，还使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名存实亡，借此毁掉马列毛神的形象；借改革不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使治国方针改头换面；借改革不仅撤消农村人民公社，放弃吃“大锅饭”的集体经济，恢复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责任制，使生产经营自主权回到农民手中，从而促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在公有制和国营经济上打开缺口，既促进个体经济发展，又放开私营经济的手脚，因此，既给国民经济输入新鲜的血液，又为城乡经济开垦广阔的沃土。

此外，他借开放逐渐打开国门，不再闭关锁国，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通过优惠政策，广招外商，博引外资，开办独资或合资公司，因而使国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其实在引进外资同时，更应借鉴发达国家优越的民主制度，而不该只引资而排斥发达国家先进的价值观，也不该在国家公共财政支付公共福利方面极为短缺的情况下，还不断垫付公共财政配套资金用以招商引资，更不该以低人权和牺牲环境与资源为代价，为外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而让中国不但成为权贵们的乐园，也成为国际金融巨锷和跨国公司淘金的处女地，以致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

另一方面，尽管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探讨，把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大门开启了一些，并修订颁发了1982年宪法，还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让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由于坚持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以致他采用拙劣的手段不仅严酷压制民主墙发出的社会呼声，还把魏京生、徐文立等民运人士投进监狱；不仅到处封堵自由化掀起的民主浪潮，还把总书记胡耀邦罢黜；不仅血腥镇压席卷全国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还把总书记赵紫阳废黜。总之，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潮流候裹挟下，他把专制的发条松动了一些，但是当有人试图解开毛泽东编织的极权缰绳，他不但予以严厉打击，还不断给民众的政治热情和民主愿望泼倒镪水。

简括而言，他借改革开放通过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识形态的误区；通过转变观念，拆除一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改革，摸着一块块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一扇扇国门；通过转换机制，开辟一条条发展弯路；以至促使国家渐渐转型，促使社会渐渐转变，促使人民生活渐渐得到改善。然而，由于他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不仅还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承接经营一党专政，还强制兜售各种假冒伪劣的政治产品，既强迫百姓购买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迫百姓消费摸着石头过河；既强迫百姓买下黑猫白猫理论，又强迫百姓接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强迫百姓买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诡辩，又强迫百姓收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借改革开放的契机，通过政治改革，废除党权至上，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而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而彻底砸碎专制的锁链，铺筑中国民主之路，结果导致经济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与政治体制不相适应，以致不但加重延长了社会阵痛，还不断追加改革开放的各种成本，更走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损失了许多不该损失的国有资产……

当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因为只顾着埋头忙于“反和平演变”，所以，不但致使改革停顿乃至倒退，还致使极左势力伺机对改革反攻倒算，不是批改革姓“资”，就是批改革是复辟资本主义，几乎压倒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势头。见此，邓小平毅然决然通过南巡讲话，不但让改革的车轮重新启动，还把方向盘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让中国依照他设计的道路行进。

因此，江泽民不仅象邓小平一样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也完全继承邓小平的政治衣钵，还充分发扬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的精神，继续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经营一党专政，继续强制兜售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强制兜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打包强制抛售邓小平理论，又强制抛售自己炮制的三个代表思想，仍旧沿着专制的歧途，向右转到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上，而不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人民利益，积极推动政治改革，反而采用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不仅给民主抹黑，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为一党专制贴金，而不为“六·四”昭雪；不仅镇压法轮功，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为自己辩解，而不断扼杀公民权利；不仅纵容政府滥用权力，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不断危害国家利益，危害民族利益，危害人民利益！

自从胡锦涛继任中共的领导核心以来，尽管开始关注民生问题，关注分配不公问题，关注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可他只是个政治傀儡，不但被江泽民牵着鼻子走，还按照江泽民的意愿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不但完全继承邓小平的政治衣钵，还充分发扬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的精神；不但依然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经营一党专政，也依然强制兜售四项基本原则；不但依然强制销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依然打着马列主义的左灯，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左灯，打着社会主义的左灯，打着邓小平理论的左灯，打着三个代表思想的左灯，仍沿着专制的歧途，向右转上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而不转到通往公仆的道路，转到人民当家做主的道路，转到民主铺筑的坦途。

虽然胡锦涛一再强调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一心想要构建和谐社会，竭力化解各种社会危机，口口声声要让人民当家做主，但殊不知不让真正百姓当家做主，不让百姓真正享有不可侵犯的民主权利，不造就民主，不树立宪政，不实行法治，不保障人权，不扩展自由，不落实平等，不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不建立多党竞争机制，不构筑分权制衡体系，国家怎能科学发展？社会怎能变得和谐？各种社会危机怎能彻底化解？各种腐败怎能完全消除？道德滑坡怎能得到遏止？公民权利怎能得以保障？……

当习近平接任中共的总书记、接任国家主席、接任军委主席后，通过反腐一方面树立个人权威，一方面排除异己，一方面笼络民心，不仅没有反思自己和家庭过去的遭遇，还好了伤疤忘了疼，以致不但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也完全继承邓小平的政治衣钵，还充分发扬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的精神；不但依然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经营一党专政，也依然强制兜售四项基本原则；不但强制销售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还大力打着马列主义的左灯，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左灯，打着社会主义的左灯，打着邓小平理论的左灯，打着三个代表思想的左灯，打着科学发展观的左灯，打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左灯，仍沿着专制的歧途，向右转上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而没有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人民利益，积极推动政治改革而造就民主，反而修改宪法为终身独裁铺路，以致被手下彻底捧杀，沉溺在权力的旋涡中。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非但没有顺应国内的民主呼声，反而强行压制民主言论；非但没有顺应香港的民主浪潮，反而强制推行国安法压制香港的民主运动；非但没有顺应世界民主潮流，反而大肆宣扬一党专政，大肆宣扬马列主义，大肆宣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之不断大肆为自己歌功颂德。

事实已经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日渐背离马列主义，已经日渐背离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背离社会主义，而今，实际上已经废弃马列主义，已经废除毛泽东思想，已经废止社会主义，确切地讲，已经没有一点马列主义的成分，已经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的味道，已经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息，可所谓邓小平理论，所谓三个代表思想，所谓科学发展观，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还要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还要诡辩声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硬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这些烂稻草上！

殊不知改革开放所创下的发展业绩是在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指导下，借鉴、吸收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三百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技术积累，根据发展需要不仅将社会中分散的社会资源用高度权威的国家力量来集中起来并重组使用，而为社会资源的大规模价值增值提供了前提，还将社会中过度集中的社会资源用高度权威的国家力量分散开来整合使用，而为社会资源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条件，更是通过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使公有经济借助现代企业制度而普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得到蓬勃发展，也使私有经济借助股份制获得迅猛发展，以至不但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促使综合国力也不断增强，还促使人民生活还普遍提高。

因此，硬用所谓邓小平理论，硬用所谓三个代表思想，硬用所谓科学发展观，硬用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烂稻草上，与其说是漏洞百出的政治诡辩，与其说是自欺欺人的政治蛊惑，与其说是肆无忌惮的政治炒作，不如说是一党专制的政治霸凌！

展开来讲，由于中共还象过去一样，奉行“党权至上”，不仅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还把自己凌驾于民族之上，更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从而既导致“党权”不受任何制约，又导致公民权利缺失，致使改革开放走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损失了许多不该损失的国有资产！

首先，因为中共奉行“主权在党”，而不推行“主权在民”，所以，完全实行党主制，而所宣称的“民主”，既是党赐予的“民主”，又是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真专制。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实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人大只不过是政治摆设；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可实际上，各级政府官员都是由中共指定，以致政府只对中共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

其次，中国实行所谓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推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其本质则是一党专制。由于8个民主党派的预算都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列编，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都一律由中共开支，因此必须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命运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以致与其说是中共领导下的8个“卫星党”，不如说是8个政治花瓶，怎么能起到制约监督作用？

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不但世袭独霸中央权力，还能委任官员掌控各级地方等权力，因此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等方面，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先就立法而言，一是立法原则强调执政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从根本上无视公民权利；二是在立法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法律与政府法规成为一个个自利的工具。其中最能说明当局立法自利性的例证是：中国《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竟都成为一些专门法律所要刻意剥夺的目标，如《国家安全法》、《示威游行法》、《社团管理法》、《出版管理条例》等专门法律，所设条款无一不在张扬执政党权力，而限制剥夺公民权利，尤其是限制剥夺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这些用来捍卫其它权利的基本权利，而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垄断性政治地位，以至确保现存利益分配格局不受任何威胁。

再就政治权力传承来说，权力授受本是一个国家遴选政治精英的公开淘汰过程，与官员的素质、才干及政治道德直接相关，可在中国政治权力的授受过程向来是不宣之秘，与官员的素质、才干及政治道德并没多少关系，而同官员的血统、裙带和暗箱操作密切相关。凡有高干血统或裙带关系，不管是高干的子女，还是高干的亲属，不仅有天然的优先继承权，而且，不是担任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的要职，就是担当全国或地方人大代表，至少挂上全国或地方政协委员的头衔。而没有高干血统或裙带关系，虽无天然的优先继承权，却可通过暗箱操作攫取权力。由于实行委任制，而不推行选举制，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充斥买官卖官现象，而买官卖官不仅能越级买卖、合法买卖，还能公开买卖、批发买卖等。

另就社会分配来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不仅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提升，国民的收入也相应有所提高，而相比之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大多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国富民穷，确切地说导致政府越来越富有，导致大多数国民越来越心理失衡。

不仅如此，由于改革方针一直回避统治阶层，因此除了导致政府越来越富有，还导致改革开放的成果绝大多数都被极少数官僚和富人占有，而广大百姓非但没有获得多少改革开放的红利，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没有话语权，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换句话说，由于改革政策一直偏袒统治阶层，致使经济增长不仅符合党的利益，也符合极少数官僚和富人的利益，而唯独不符合绝大多数百姓的利益，以至于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等方面，受益多的并非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百姓，而只是党和极少数的官僚及商人，形象地讲只有党和极少数官僚及富人吃肉，而绝大多数百姓只能喝汤，而用官方数据概括，当今中国百分之二十的人占有社会百分之八十的财富，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只分享社会百分之二十的财富。

总之，由于政府象过去一样是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会承担社会公共责任，反而将制定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工资政策不断向自身政治集团的成员全力倾斜。举例来讲，改革开放以来，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不管是一般公务员的工资，还是军人警察的工资，都不断出现刚性增长。 尤其是1985年以后，国家曾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进行过8次调整及改革，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 加薪部分主要是职务工资和基础工资，每次增幅都不低于15%。如果将非货币收入，如住房及各种单位福利都计算在内，各地公务员收入都远远高于当地中等水平。而且，公职群体还得到社会保障体制全方位覆盖，再加上职务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稳定等等，公务员成为中国时下最热门的职业。而据2008年披露的数据，仅以公务员为主体的财政供养人口约7000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

公务员的待遇尚且如此，更别说干部群体的待遇。干部群体不仅工资与权递增，不仅享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不仅享受高品质的公款消费，还能通过权力寻租获取灰色收入，不断满足私欲。而高干群体的待遇更不用说有多丰厚了，光其子女就有许多简直富可敌国。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干子女。

相比之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未增长。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如果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必须面对的社会不公，那么社会保障乏力则是中国失业者及其弱势群体必须面对的生活困境。

如果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劳动者群体，如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失业者群体，如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能够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能够享有一定的公有经济分红，能够享有一定的政治制度保障的权利，尤其是能够享有自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利的权利，那么这些群体决不至于沦落到这种无助无奈无望的境地。

本来，改革目的之一是通过各种公共政策对国家资源与利益实行再分配，而实际上这一利益再分配过程几乎都以牺牲社会底层的利益为代价。尤其是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政府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大税务体系，在税收征收上采取了比较彻底的划分税种办法，主要税种归中央，零星税源归地方。而政府征税机构也是两套：中央税务系统在省市县设国税局，负责中央部分的税收收入及共享税的收入；地方政府则设地税系统，负责地方税的征收。这种税收体系构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的利益来源与不同的资源抽取方式，而各级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抽取无不牺牲社会底层的利益。

仅从1995年至2007年来看，中国的GDP总量由58,478.1亿元增至246,619亿元，13年间增长了 321.73%，年平均名义增长11.7%；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则由8,648.7亿元增至59,304亿元，13年间增长了585.70%，年平均名义增长16.0%，财政收入的年平均增长幅度比GDP增长幅度高4.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国职工工资增速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007年，全国职工工资每年增速均未超过12%。由此可见，国家汲取能力的超强发展已经达到了反常的程度。

更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出于自利性的考虑，打着国家与社会公共需要的幌子，大肆侵夺农民的土地与城镇居民的宅基地。从1979年到1997年，政府从农村圈走2亿7千万亩土地，将低价买入的土地转让后从中牟取了6——10万亿的财富。因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为龙头，所以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掠夺更为肆无忌惮，其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率竟高达40%——60%。据2006年9月2日发行的《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2001年至2003年，各级地方政府土地转让收入为9100亿元，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全国土地转让金高达5894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47%。2006年一季度全国土地转让金就达3000亿元，全年土地转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无疑会突破50%。而对于政府的掠夺行为，许多被掠夺者愤然抗争，以致引爆一个个群体性事件。

由于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不仅与民主潮流相抵牾，更与人权原则相冲突，以致民众不再轻信政府信誓旦旦的承诺，不再期望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再幻想权贵们的先富会给他们带来共同富裕，而意识到个人的权利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去维护、去捍卫，因而引发日益高涨的维权运动。尽管维权运动没有成千上万人的上街示威和静坐请愿，但通过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与无数个体政治和经济诉求，不但守护自身的权利，还讨回社会的公道；不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还捍卫自身的政治权益；不但要求基本的人权保障，还向僵化落后的政治体制发起挑战！

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当局不断强化强制能力，不仅增加军备开支，还加强政府部门软性的强管制能力，即加强用于国内管制的警力与准警力，其中，用于控制网络言论的有网络警察；用于维护城市秩序的有“城管”；而用于管制政治言论与行动的有“国保”与“国安”；用于对付群体性事件的有庞大的防暴警察。仅用于国内的强管制能力每年到底用掉多少人民币，累计起来很难查到精确数字，但它带给民众的震慑力与恐惧感却无处不在。据《社会科学报》（2010.5.27）报道，仅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而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而这么庞大的维稳经费和行政成本不但严重地挤压了民生，还严重扭曲政府的规范能力和保护能力，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稳定而不择手段，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仅城管部门每年造成的暴力伤害致死事件就不但发生多起，还不断引起的社会反响。而这些不仅充分说明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何等尖锐，更说明一党专制与民众的期望水火不容。

综上所述，由于一党专制不仅强化权力，更弱化权利，因而导致权力与权利严重失衡，结果既致使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不能发育，也致使新闻媒体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致使来自民间的呼声因不能传播而成不了社会舆论；既致使人民没有结社的自由，也致使NGO等民间组织遭到官方限禁；既致使工人、农民等弱势大众没有自己的可以依靠的组织，也致使百姓不能以组织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等等。

正是因为一党专制，也正是出于维护一党专制，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都是一直只求经济改革突进，一直只求科教改革支持，一直只求其它改革协助，而一直不求政治改革配合，因而不仅导致政治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政治发展机制僵化，以至于不能与经济改革、科教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相适应，结果不仅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更致使政府权力不断产生异化，进而不仅导致综合成本不断递增，也导致综合效率一直低下，还导致综合收益不尽人意，以致导致代价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成就；导致损失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收获；导致综合成本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综合收益，最终不但阻碍中国崛起的进程，也导致中国社会畸形发展，还牵制中华民族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