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谈国共内战促勿忘受害者

 

重新凝视流离战乱▲龙应台推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新书，藉由平凡百姓口述，重新凝视那个改变全球华人命运的年代。（黄国书摄）

龙应台：创伤该被治疗60年不晚

·2009-09-03·中国时报·【林欣谊／台北报导】

酝酿十年、闭关一年，龙应台完成追溯过去六十年时代命运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昨天新书发表会上她忍住泪水说：“这七年我父亲过世母亲失忆，我发现我对他们以及那一代的人其实都不认识，但那扇门已永远关上了，所以我决定动笔，用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与告别。”

昨天，龙应台扶着几位满头白发的长辈一同出席，他们是这本书的主角，也是她在写作过程亲自采访过的人物─他们是十二岁就从家乡舟山被抓上船，成了少年兵的桑品载；从新几内亚日军战俘营幸存下来的老兵李维恂；从抗日打到国共内战的林精武，以及目睹家乡济南城破的卢雪芳。

用文学书写对上一代致敬与告别

而台籍日本兵柯景星曾在婆罗洲当日军俘虏营的监视员，当时服从命令处决战俘，在战后反被判刑；来自台东卑南乡的原住民陈清山和吴阿吉，一起加入国军到大陆打仗，先后被俘成了解放军，五十年后才回到家乡，吴阿吉因为八八水灾家园被冲毁，无法前来出席。

写作过程中，龙应台为搜集史料跑遍了三大洋五大洲，更上山下海、求助各种单位，才一一发掘出这些“不知名的小人物”，将那个时代生死契阔的流离经历写成这部书，像是她好不容易从一串新几内亚拉包尔战俘营的名单中，联络到老兵李维恂，却听见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所有的同伴都死光了，只剩下我还活着。因为，我在等这一通电话。”

发表会现场也播放了王小棣导演随行拍摄、龙应台与受访者访谈的片段，在他们满脸风霜的脸上，埋藏的尽是那身不由己的战争记忆。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以女孩“美君”在兵荒马乱中离开淳安家乡为起头，“美君”就是龙应台的母亲；“龙应台”的名字，代表她是离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外省兵、台湾兵战争根本无所谓胜利

龙应台说，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一九四九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两百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六百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采访也随之转向，她到台湾乡下庙口、榕树下、河流边，倾听那些老人家的故事。

“他们代表台湾社会里，一个个从未被打开的记忆黑盒子。六十年来，我们竟没有问过这些身边的人，你心里的痛是什么？如果伤痛的黑盒子没有打开，就会继续造成彼此的怀疑和政治的斗争。”

她说，“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即使六十年后也不嫌晚。”一九四九年对撤退来台的外省人，以及曾经为日本打仗的台湾人来说，都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多年来它始终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创伤，“我在书中没有区分本省和外省、解放军和国军，战争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胜利。”

打开记忆的黑盒子了解彼此的痛

在香港大学提供的写作室里，龙应台度过一年“六亲不认”的写作日子，虽然过程孤独，但她说：“写作时所有的灵魂都跟我在一起，这感觉非常深刻。”这本书同时也是她与十九岁小儿子飞力普的对话，以说话的口吻、感性的表达取代历史大叙事，“希望写给年轻人来读。”

“远离了一九四九年国家至上的价值观，我们的上一代逐渐发展出温柔的、文明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充满深情的致谢和无尽的感恩，起点就是，说一声深深的对不起。”

对于中共即将迎接十月一日的建国六十年国庆，她甚至跨海提醒，胡锦涛也应该对人民说声“对不起”，对经历战乱的人民展现疼惜。

书写1949一个重要的时代印记

·2009-09-03·中国时报·【林欣谊／台北报导】

一九四九年大迁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印记，在今年届满一甲子的时间点上，除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一九四九”为主题的书，还包括资深媒体人林博文将专栏文章结集而成《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1949浪淘尽英雄人物》两书；吴锦勋访谈十七位人物写成的《台湾，请听我说─压抑的、裂变的、再生的六十年》；以及历史学者林桶法着墨于国民政府迁台经过的《1949大撤退》等。

林博文擅以谈古论今的笔调针砭时事，书中他以知识分子的角度，检视一九四九年以来两岸内部的变化、中美台关系的演变，触及蒋介石的撤退、韩战风云、美国与中共的间谍战，以及政治舞台上来去的人物，展现他旁征博引的评论文采。

访谈文集《台湾，请听我说》则邀集林怀民、朱天心、胡乃元、星云大师、吴念真等十七位不同领域、世代和文化背景的人物，以第一人称的纪实笔调，书写他们的生命故事。例如小提琴家胡乃元首度披露父亲曾经历白色恐怖的经验；星云大师亲述在日本密会分隔六十年的母亲，却听不懂母亲的扬州话，藉此勾勒出一甲子历史的复杂情绪。

以身为“失败者”第二代为荣

·2009-09-03·中国时报·【何荣幸、高有智、郭石城、谢锦芳／专访】

问：回顾过去六十年，你为何强调“向失败者致敬”？

答：“失败者”这个词有相对性，最主要是对应一九四九大迁移六十周年纪念时，中国大陆却以一整年庆祝“胜利”，他们还停留用军事的单一角度来看整段历史，但你怎能还用庆祝口吻？你怎能庆祝当年被你歼灭的国军？难道你不觉得这些亡魂都是你的手足兄弟？

我向失败者致敬，我的父辈他们分别是饱尝中国内战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者，但我以身为失败者第二代为荣。他们到了岛上，因为军事彻底失败，使得后来六十年，台湾发展另一套价值，这不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是一套温柔人文价值。如果不是因为军事失败，也许我们岛上还发展不出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文明价值。我以他们为荣，感谢他们失败，我讲这些话，希望还在庆祝胜利的北京当局听到。这本书如果有机会在大陆发行，副标可以定为“你所不了解的台湾”，我是要颠覆失败和胜利，不能以军事史来了解自己。

问：从台湾主体的角度来看，你会如何定位一九四九那一代？

答：他们可以说是“台湾现代化的开创者”。过去一年学习过程，我对于抗日战争有新的理解，这是日本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碰撞。用现代化观点理解台湾内部纠结已久的事情，也会有新发现。

问：这本书写作过程最困难之处？

答：我进入了历史大丛林，好像迷宫一样，羊肠小径千百条，以我的巨大好奇，每条都会想进去，我必须规定自己在一定期间内阅读资料，最后必须强迫自己离开写作室，到完全没有书的地方开始动笔。

最后两个半月我在台北完成这部作品，我睡在基金会办公室的沙发上，办公室窗子不对外，我没有新鲜空气，我是轻微幽闭恐惧症的人，只要连续七十二小时待在办公室，就会头晕，我又会暴饮暴食，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下楼时有点恍惚，看不到楼梯就摔倒了（笑）。

隐忍未言的伤渴望真正的倾听

·2009-09-03·中国时报·【何荣幸、高有智、郭石城、谢锦芳／专访】

作家龙应台接受本报深度专访时强调，不论是一九四九年前后流离来台的两百万人，或是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六百万人，上一代有许多隐忍未言的伤，台湾社会过去从未真正的倾听，在民国一百年的重要时刻，马英九总统应该代表政府对他们说声“对不起”，让上一代人获得最起码的尊严。

以下是龙应台受访纪要：

问：《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书的写作动机？

答：我十年前就动念想要写有关一九四九年的题材。我原先以为父母辈那一代的老兵和外省人是最惨遭遇一群人，但当我回头去找在地的六百万人历史，发现很大的震撼，原来最大的流离是从一九四五年就开始，最被淹没记忆的、受害更深的竟是那在地的六百万人，他们作为日本军伕，被国家主义送出去打仗，战败后顿时无所适从，变成战俘，回到台湾却已经改朝换代，过去信仰的价值消失了，被消灭掉了，从光荣变成耻辱，这完全不输于我父母辈所受的创伤。

台湾内部过去讨论族群融合和化解仇恨，从不是为了追求真实而进行讨论，往往只为应付眼前的政治问题。过去二十年来的政治矛盾和政治人物斗争，族群不平衡的政治冲突表现，其实都可追溯到一九四九年，“外省人”上岸时与当地的期待相撞，甚至推到更早前一九四五年的碰撞。

我的父母亲和迎接他们的人在基隆港碰面，对彼此却是一无所知，但心中都怀着很深很深的伤，因为战争动乱，国际情势压迫，他们只好在岛上绑成“命运共同体”，每天都在想眼前该如何共处，但六十年来从没有好好坐下问过对方的伤痕在哪里？

问：除了这些震撼外，妳还有哪些发现？

答：我其实是用一个更大座标看这段时间。我发现这种碰撞是人类的共性，不只是台湾的独特性，我在书中还有一个淡淡平行线也提到德国的历史，还有包括东北的满州国历史。

以满州国为例，当时是整个东北最富饶、最先进的工业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时同样期待国军，满街的市民拿国旗迎接国军进城，但国军接收的姿态，却是瞧不起人，认为他们当过亡国奴。满州国的东北人受伤和台湾人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进步与落后的对立，并非只有反映在台湾和中国，事实上，反映在当时很多国家的城乡差距。

问：口述历史常会遇到“选择性记忆”，你处理本书时如何克服？

答：这部分还好，因为我找的都是小人物，不是大人物。这本书并非全貌呈现当时情况，我也无意作这样尝试，这是非常个人的写作，我自己追索这个年代所提出的报告，这不是学术着作，这是龙应台找到的一些答案。

面对国家集体故意选择的记忆，我以访谈个人来对抗。这段时期国防部给我很大帮助，但我也常要不到资料，这并非国军故意刁难，原因是政府史料散至各处却不知去向。

表面上是因流离和搬迁，但最重要原因是“战败创伤症候群”，因为战败就不想面对，不想好好整理那段历史。我要看资料，所有叙述都是解放军整理，换句话说，国军是被解放军所定义，一切解释权都给了别人。我处理本书就很困扰，中共资料有真有假，但要找国军的部份，却找不到。

问：对于上一代的伤痛，妳认为政府应该作哪些事情？

答：我会请中华民国的总统读这本书，了解集体的创伤症候群确实存在，这需要解开，需要治疗。因为战败症候群，不敢整理历史，以致于所有被时代绑架、被国家虐待、被社会遗忘的国军和其家人，在精神上都还没有“入土为安”。

中华民国一百年时，是让父执辈这一代在精神上入土为安的最好时机。社会应该发挥温柔的力量，面对这些隐忍不言的伤。

我认为纪念中华民国一百年的意义，就是跟那一代人说声“对不起”的最好时机。马英九总统应该代表政府，在民国一百年向上一代人致歉，让他们得到最起码的尊严。

【明报专讯】“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1949年，是改变了全球华人命运的年代，两岸数以百万计的人心中藏覑不同的“记忆黑盒子”，从未对彼此打开过。

酝酿10年、行走万里、闭关400天、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年亲历国共内战无名人物的亲身经历，台港着名女作家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昨天出版，新书颠覆了60年来两岸以军事史、政治史、国家领袖为核心的叙述角度，是叙述“你所不知道的1949”。

以身为失败者后代为荣

对大陆正举国动员热烈庆祝建政60年，龙应台别有所感地说，“战争，有所谓的胜利者吗”？她希望所有死在战场上的人都能入土为安，要由前人的悲惨历史中深切认知战争的悲痛，这不是解放军与国军的胜败，是“国家的悲剧”，她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因为军事上的“失败者”却在往后的60年中，在台湾建立起新的价值观，她也希望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建政60周年庆典上说的第一句是“对不起”，要有对土地的疼爱，而不是只有庆祝的典礼。

昨天在台北举行的新书发表会上，请来了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包尔战俘营幸存的90岁高龄游击队长李维恂、参与接收台湾的国军70军军人林精武、12岁就成了“少年兵”的桑品载、加入国军转而成为解放军的台湾原住民陈清山、亲身经历济南城破的卢雪芳等人，现场也播放了这几位历史见证者的亲身访谈纪录片段。

朱经武父亲与龙父早结缘

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朱经武昨天也出席新书记者会，他谈到其父与龙应台父亲在1949年的一段因缘。当年朱父是国军少尉，押送几箱黄金要上船，没想到在广州天河机场时黄金箱子掉了一地，被驻地宪兵给拦走，而龙应台父亲正好是天河机场的宪兵，还在自传中提到这段经历，龙应台笑说，“我爸爸抢了朱经武父亲好几箱黄金”。

“我带覑深情写这本书”，龙应台说，写作的动机是想用文学的方式，对她父母亲这一整代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因为所有的伤痛一定要有温柔治疗，即使60年也不晚。（明报驻台记者彭孝维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