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统治六十年是祸国殃民六十年。本文概述毛独裁至今尤其是形成权贵资本主义之后的中国的种种触目惊心的弊端与惨状，指出中共专政不结束，永远没有人民的国庆。
今年是中共建国六十年周年，军方早在今年初便建立阅兵村开始操练，十万大、中、小学生也在酷暑中进行方队排练。这使我想起十年前李慎之所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那时正是国庆五十周年，江泽民花了上千亿元搞阅兵，受到李慎之的批评，现在在中共党内，像李慎之这样批评的人都没有了。今天，当政者正为自己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具有较大的发言权而沾沾自喜，并藉此在民间营造「中国可以说不」的亢奋，在这种情势下，一般人都将阅兵视为是一种显示国力的当然之举，再也没有人加以非议了。
六十年了，当政者再也不会提起六十年来中国曾经走过的是怎样的一种道路。他们希望人们忘记过去历史，忘记毛泽东在建国前期二十七年中残害人民和自己同志的暴政，忘记邓小平动用十多万大军在北京屠杀人民的六四惨案，忘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比较开明的施政。这因为现在的中国，在经济强势的表面下，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六十年来基本上一仍旧贯，并未改变，还是一党专政的党天下局面。我们在海外不受专政约束，应该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以真面目。这六十年究竟是国庆还是国殇，要由事实来说明。
六十年前后毛和邓两个阶段
中共执政六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毛泽东执政是一个阶段，邓小平改革迄今是另一个阶段。
毛的阶段是彻底个人独裁的专政，无论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都得服从毛泽东的主张，受他支配，凭他个人喜恶任意制订政策。开国之初，他尚遵循自己在革命战争时期提倡的新民主主义模式，与民主党派形式上成立联合政府，经济上除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国有外，并不没收其他资本家财产，只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但仅仅过了三年，便开始三反五反，先以逃税行贿斗资本家，后斗高岗、饶漱石和胡风，进而搞反右阳谋，斗倒所有民主派人士和知识份子，受害者几十万人。不旋踵就鼓吹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很快地跳到共产主义，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格於形势恶劣，党内举行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退居二线，由刘少奇主持党务。但毛泽东不甘屈居，发动文化大革命，拉拢林彪，以江青等为打手，向自己革命同志开铡，先打倒刘邓等当权派，后来林彪倒戈坠机横死，又是批林批孔，连言听计从的周恩来都被斗了，闹得全国鸡犬不宁达十年之久，受斗受牵累的人近亿，经济败坏更不在话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垮台，才结束这个局面。
有人称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其实毛泽东并不深谙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工人）革命，中国没有很多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陈胜吴广传统，毛泽东便离马克思之经、叛列宁之道，搞起农民战争，自称为「毛泽东思想」，将从《资治通鑑》等几代帝皇统治术中得来的驭民术和宫廷权斗，贴上「阶级斗争」标籤，说的是一套，做的是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结果是「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搅得周天寒彻。这样的帝皇，在中外历史上都史无前例，只能称他是横空出世的大独裁者、暴君和帝王。
邓的阶段是从收拾毛的残局开始。邓并无理论修养，纯粹是个实干家，他有一个中心理念，就是坚决保持共产党统治於不坠。他之所以倡导开放改革，也是为了挽救被毛泽东搞得周天寒彻的党治残局。正因为他没有理论，所以无论黑猫白猫，只要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由此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市场经济这条通途。他明知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硬给它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称呼，混过关，禁止党内争论，由此扬弃了计划经济但党治的整个官僚架构纹丝未动，因此由市场经济带动先富起来的全是党官及其子女。党官藉权力交换金钱，党官子女以父辈为靠山纷纷下海从商，迅速致富，终於产生了现在这样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
邓小平早已担心自由经济必然带来民主政治，所以他於一九七九年便提出「坚持四项原则」，其实四项原则中所谓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列毛思想都是装饰门面的，真正要坚持的就是一党专政即共产党领导，这是维持党天下的命根子。一九八七年他更提出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口号便成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收紧控制、加强镇压的救命符。
官僚家族佔据绝大部份国家利益
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虽然去年的GDP超过德国，仅次於美国和日本，但德国人口只有八千二百万，中国却十三亿，以人均来算，中国的GDP不仅远低於美日，也远低於德国以及英法。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但外汇储备不等於全是自己的钱，其中有不少是外来投资者的资本和热钱，因为在中国不能直接使用外币，他们要将外币换成人民币，让中央暂时多了外币储备，这些外来的资金，除了已变成厂房、机器和设备的之外，人家也有权随时撤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美元储备，这些储备不去买美国国债是要蚀利息甚至贬值的，买美国国债是一种保值方法。现在有许多人，包括许多当权者在内，都傲气亢奋，自以为中国经济强得不得了，未免兴奋过度。固然，现在的中国经济实力比毛泽东时代好得多，也比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要好，一般中产阶级，如大专教师教授、着名作家艺术家、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以及公私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和高级技术人员、私人小企业主等的个人收入有大幅增加，他们的居住环境和物质生活得到相当改善，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贫富悬殊严重，权力横行，法治荡然，陷社会於极度不公不义的分化，加深社会矛盾和对立。
三年前，世界银行报告说：中国百分之零点四人口，拥有全国百分之七十财富，集中速度世界之冠，其中亿万富豪有三千二百二十人，里面有二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共拥有两万四百五十余亿元。此外，中国已挤入国际强企业排行榜的大企业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移动、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都是国家垄断资本，由官僚及其子女掌管，这些掌管者不会暴露自己身份，一般人无法知道他们裔族的来头，今年七月，中石化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同海因贪汙二亿元被判死缓，才曝了光，原来他是中央政法党委副书记陈伟达之子。王震之子王军掌管的中信集团，在国内是顶级企业，市值高达七千多亿人民币，江泽民之子江绵恆创设的网通，市值高达一千六百多亿人民币。
官僚腐败贪污动辄上亿惩罚不公
官僚和太子党这些从企业中得来的财富，自视是从商收入，比贪官清白。至於那些遍佈全国贪官的不义之财，数目之巨，更是骇人听闻。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今年二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腐倡廉研讨会」上报告说：去年中国涉及贪污的金额高达四千零九十亿至六千八百三十亿人民币；而前年上半年中国有八千三百名贪官潜逃出国，另有六千五百名贪官在国内失踪，估计他们共将八十七亿五千万至五百亿美元潜带出国。中国官员贪污腐化之严重恶化，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官方一向对百姓隐瞒事实，一切都由中纪委内部闭门处理，黑箱作业，只有到了正式提上司法程式，才经传媒披露出来。
例如最近被处决的北京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李培英，收受贿赂二千六百六十一万元，私自转出公款八千二百五十万元，合共一亿零九百多万元人民币。另有原海南华银国际信託投资公司负责人，辽宁大连证券公司董事长石雪，贪汙公款二点六亿元，挪用公款近一点二亿元，伪造金融凭证企图诈骗央行二十四亿元，非法集资二十四亿元，如此巨额贪污，只是判了个「死缓」。再一个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党组书记兼总经理康日新，他的案子仍在调查中，据台北中央社报导，涉案十八亿元。可见这些企业头头胃口甚大，一贪就是几亿几十亿。
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大部分利益都流入官僚、太子党和贪官的荷包。但中国老百姓许多仍处在贫困线上。不说失业的，就是有工作的，尚有三亿多人每日收入不到一美元，更不用说农村中的民办学校穷教师和广大贫穷乡村的农民，以及城市中的盲流和上访者群了。
污染损失抵销三十年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中国是以严重环境污染为代价的。香港人对此深有体会，自从珠三角经济发展以来，香港已失去蓝天和白云，长期生活在污浊空气之中。两年前，世界银行一份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的报告就已指出，全世界空气最污浊的廿个城市，中国占十六个；因城市空气污染而提早死亡的，每年约二十五万至四十万人。中国河流的污染已到了可怕的程度，被新华网自己称为「癌变」，因为在江河和沿海地区，分佈着两万一千多家化工厂，不断排出含毒废水。眼下，中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江河湖泊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遭到污染。黄河有三分之二的河水甚至无法用作工业用水。长江、珠江都受到严重工业污染。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都生了病。太湖、巢湖、滇池蓝藻成灾，中国九大湖泊，有七个严重污染。就在北京郊区的鲍邱河，整条河都已乌黑了，散发着恶臭，河边没有一点生物，死寂一片。鲍邱河流经的夏垫村，村民体内砷超标达二百九十五倍，整个村已沦为癌症村，许多村民因白血病和癌症致死。唐山迁西县的吴庄村，山东大汶河两侧的李家村、马家洼村、坡家村和肥城的萧家店村，山西云城的邱家营村和南智光村，河南浚县的北老观嘴村等等，都变成了癌症村。究竟中国有多少癌症村，尚没有人进行确切调查。
今年六月山东东明县发生几万人甲状腺瘤肿疑云，老百姓指是受制造环己酮的洪业化工厂影响，引起一千四百多人联名上书，被称为「签名起义」或「东明起义」，官方却说瘤肿与该化工厂无关，也没有这么多人患瘤肿。湖南浏阳市的湘和化工厂非法炼铟炼镉，周围树木枯死，农作物绝收，三千多人的双桥村有五百多人体内镉超标，多人中毒死亡。湖南省环境保护厅承认，湘江流域汞、镉、铅、砷排放量占全国百分之五十四点五、百分之三十七、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十四点一；株州的镉污染最惨，超过全市面积一半，是全国最严重的镉污染区。陕西凤翔一间冶炼厂导致当地六百多儿童血铅超标，截至八月十五日已有一百五十四名儿童中毒入医院治疗。陕西华县华州镇吝家村村民集体腹泻近一年，因井水污染。山东临沂一间化工厂近来大量排放含砷废水，流入江苏邳州境，导致邳苍分洪道和下游多条河流发黑，臭气恶心，鱼类死亡，农作物腐烂。河南开封杞县发生钴六十核辐射泄漏，引起全城恐慌。
去年十一月初新华社一篇报导援引人口生计部门统计资料指出，目前我国每年二千万新生儿中，先天残疾高达八十至一百二十万，其中山西省居全国之冠，畸胎触目惊心。榆社县一位初生婴儿，患先天性双轨唇齶裂，合不拢嘴，连吃奶都不行，另一位女婴出生时口长一个大包块，里面全是脑脊液，再一个男婴心脏生在右侧，而且气胸，气喘不己，还有一个出生时先天脊柱断裂。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嶽很坦率地说：中国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至少相当於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总和。这是有良心环保官员的肺腑之言，一针见血，一矢中的。
人权萎缩律师人权都无保障
改革之初，中共稍稍开放思想，让西方各种新思潮流入中国，又纠正了许多反右和文革中的假错冤案，那是胡耀邦时代，当时中共还有点反思和改过能力，自从六四之后，这个政权越来越变得粗暴和跋扈，新闻封锁网络封锁越收越紧，稍有良知的传媒和着作都遭禁止，言论绝无自由，警权无限膨胀，执法者经常自己犯法，司法公然成为党的婢女，连律师都失去人权保障，民间人权更遭无情践踏，收地拆屋逼迁成了不得抗拒的衙门命令，奸杀人称「掌上压」，打死人称「跳猫猫」，上访的称「闹事」，民间有理有冤无处伸，只能在网上唱唱马勒戈壁││草泥马之歌，持不同政见的或带头行动的，不是门口经常驻守公安，随时有突击抄家威胁，便是遭黑帮殴打，甚至被绑去不知所踪。
人权律师高智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从零七年被黑帮绑架痛殴之后，今年初再度失踪，至今无人知其下落，他的妻女被逼逃亡美国。《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失踪半年余才被宣佈正式逮捕，控以颠覆罪。四川《文化人》杂志主编、着名环保人士谭作人，只因调查四川大地震中豆腐渣校舍里受难学童名单，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罪，公审殴打了名单调查策划人艾未未，阻他出庭听审，又藉口搜查毒品将香港记者阻滞在旅店里令其无法採访，一切作法像黑帮烂仔，下三滥之至，哪像一个执法政府。
地震中主动救灾的黄琦，刚给灾民送救灾物品回来，正和朋友吃饭，就被绑架，控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原是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只因给胡温写公开信要求实行宪政，便被停职，到了他要组织中国新民党的时候，就将他逮捕，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一位正义勇为的法学博士许志永，六年前曾为孙志刚案上书人大，推翻了国务院的城市流民收容遗送法，近年来他义务替弱势群体主持公道，提供法律援助，成立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公盟」，因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被逼以公司形式登记，结果却被政府指为漏税，以最高倍数罚款一百四十二万元，他出席税务听证会解释前夕，突然被扣押在看守所，许多访民受他为人正义所感，纷纷自动探监送钱，场面感人，更显得政府的冷血下作。同是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北京益仁平中心」，纯粹是防治乙肝和爱滋病的公益机构，却因独立於政府之外，最近同样受到搜查，可见中共对不受操控的民间组织，即使是无关政治的，一样不放心，所以长期来打压爱滋病关怀者高耀洁医生、万延海和「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专政的国庆，人民的国殇
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练功者的恐怖镇压，对广大地下教会信徒的追寻搜索，对退役军人、下岗民办教师、拆迁户和上访者的打压，都是长年累月的事，近来更将矛头伸向律师界。今年春北京司法行政当局推出律师年度考核登记绝招，於五月底一次过停掉九十多家律师楼一千多名律师的执业证，理由是考核不合格。但真正的原因是：一，清除维权律师；二，担心北京律师「造反」。就在去年八月，北京有三十五名律师发表公开信，要求律师协会直选，并发动业内签名运动，使得律协领导大为恐慌，立即发表声明斥责要求直选者是全方位否定现行律师管理制度，也就是说否定了党对律师控制的制度。今年八月八日新华网透露，司法部正在加强在律师事务所内建立党支部。全国一万四千多家律师事务所中，已单独建立支部的有三千八百九十五家，已联合建立支部的有八千零七十五家，尚有二千七百四十一家没有党员，无法建立支部，决定派指导员和联络员进驻，实行全面控制。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一批所谓革命领袖往往自以为老子打天下坐天下，天公地道。自从江泽民起的新一代当政者，根本连参加「解放战争」的份儿都没有，既无革命功勳，又无特殊建树，靠的全凭革命元老的赏赐，到了几个有权指点江山的元老全都死去，像胡锦涛这样，更觉权力来源的空虚，唯有靠经济发展的成绩来充当统治合法性的护符，但尴尬的是，经济越发展，官僚贪汙越厉害，太子党财富越集中，民怨只有更甚。所以到了胡锦涛时代，政治的控制比江泽民时代更紧。他除了扩大武警队伍对付群体骚动外，对於所有维权者和持不同政见人士，完全逾越正常司法程式，以绑架和非法软禁代替正常逮捕，罪名的滥加，不仅於法无据，甚至连常识都说不通。原本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律师，竟公然被权力者非法对待与摧残，这样的中国，法治还有希望吗？法治没有希望，人权和民主更没有希望。
古语云：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今天我们应该说：专政不结束，民主宪政永远不会到来。究竟该去庆祝专政的国庆，还是视专政为国殇，就取决於人们自己对民主和专政的抉择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