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悲惨的故鄉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臘月二十六）
到家了。
剛進村子讓我很欣慰，修了一條很寬很平的水泥路，結果只是直達寧顯貴家門，而其它羊腸小徑坑窪不平。我爸爸用生命修築的寧公館猶如鶴立雞群，四層高樓聳立在伏牛山下格外醒目，與村民們低矮、簡陋的紅牆綠瓦房形成鮮明對比，氣派的寧公館人來人往，車來車往，一個個服飾光鮮，兗兗諸公油頭粉面，笑顏逐開，而臉如菜色、衣服襤褸的村民們臉上也有了喜色，有的在殺豬宰羊，有的在打掃簡陋的房舍。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新春佳節呵！走到婉兒河橋上，看著猶如鏡子一樣清澈的河水，聽著潺潺的流水聲，我感到好親切、好溫馨，是呵，婉兒河，上官婉兒回來了！
終於團聚了，媽媽高興，哥哥高興，我也高興。哥哥知道我回來，早已殺了一頭肥豬，他們早就燉了一鍋排骨，在義烏工廠很難見到大葷，在路上饑寒交迫，這讓我吃得滿嘴油膩，撐得發慌。
媽媽越來越瘦了，我明天要把媽媽弄到清明縣縣城醫院去瞧病。她一直是軟弱無力，吃不下東西，還經常暈倒。
我困得要命，累得要死，我要好好睡一覺，媽媽卻嘮叨個沒完，她最關心的是哥哥的親事，她說魯嬸給介紹了一個姑娘，有些口吃，見面後，嫌我們家裏窮，吹了；又說李媽給介紹一們親事，女方長得黑了點，跟哥哥也還般配，其父母開口就要一萬元的聘禮，她給了，結果姑娘不同意，聘禮還沒退。
我越聽越煩，本來想睡，卻睡不著了，唉，一回家就是這樣煩心的事。
不寫了，睡覺。
一九九七年二月四日（臘月二十七）
哥哥到山裏農田施肥去了，媽媽在準備年貨，我一早就起來洗衣服、被單，洗了三盆子衣服，到婉兒河去清洗，晾了三條鐵絲。
哥哥說媽媽的病很嚴重，我決定帶媽媽去瞧病。
我們這裏只有一趟班車，並且是過路車。洗完衣服，吃完早飯，我用自行車馱著媽媽來到乘車的村路岔道口，這裏已站了好多等車的人。開店的孫媽說班車還沒有來，拿出兩把椅子來叫我們坐，誇我長成大姑娘了，越來越漂亮了，應該找婆家了。我只是笑一笑；她說她二姐的老二打工回來了，長得高大壯實，家裏拿得出彩禮，希望我在春節前見一面。我媽也有些意思，我笑著說：“等我哥哥談好了，我才會談。”把他們都回絕了。
一會兒來車了，我一看就傻眼了：車裏擠得水泄不通。到我們面前停也未停，呼嘯著跑掉了，我無比沮喪，媽卻勸說：“要過春節了，人多，過了春節再去檢查。”我只好騎上自行車馱著媽回家。
走到大隊部門口，碰到了寧顯貴的心腹——村裏的吳會計，他遠遠地打招呼，對我媽說，婉兒都是大姑娘了，二十一歲了，早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他說他舅子家的小明一直對我“有意思，”希望同我見一面！我沒等他說完，就說：“還早呢，等我哥談好了再說。”他沖我一笑：你哥十年沒談好，那你還要等十年？
我說：當然要等！
我知道他說的小明，就是村裏那個電工，長得賊眉鼠眼，在村裏只聽寧顯貴的，像只哈巴狗一樣圍著寧顯貴打轉。打死我，我都不會跟這種人談朋友。
他見我態度堅決，收斂了笑容，對我媽說，我們上次到你家，你們沒有交一分錢，我們鄉里來了領導，你們家今年欠得最多，已交三千七元，欠兩千六百元，另加去年尾欠兩千八百元，利息五百六十元，共計五千九百六十元，最好是在春節前交了，不然，哼，派出所不跟你們講客氣。
我說：那我們交不出來，你叫他們把我抓去殺了算了，我都不想活了。
他說那是你們的事，與村委會無關。我說，以後叫鄉里、縣裏領導給你們每人配只槍，誰不交三提五統，一槍給斃了，多省事。
他見我挖苦他，很生氣，我才不怕他呢。我說：我家十七畝田，為什麼要交那麼高的苛捐雜稅？中央領導都說了，要減輕農民負擔，你們卻越加越高，這不公平。
他生氣地說：這不是我們一個村的事，哪個村不高？再說，上面說的一個樣，執行又是另一個樣，不是我們一個村的問題。
我說：這個稅費不合理，所以農民才不交，我也不交……等到實现共產主義了，我再交齊吧！
他惡狠狠地說了一句：你等著。
回到家裏，我情緒壞透了。晚上，哥哥從田裏回來，又說起提留稅費的事，說是寧顯貴派姓柳的副主任找了他，要求春節前把剩下的六千多元交了，並說我在外面打工，應該帶了錢回來。
儘管心情不好，我還是跟哥哥算了個賬，他和媽媽種了十七畝田，儘管稻穀漲價了，賣穀子二萬一千元，養豬養雞養羊收入六千元，計二萬七千元。開支方面：農藥種子化肥一萬二千元，請人插秧割穀打穀二千三百元，病死兩頭豬仔損失五百元，人情往來二千四百元，交提留稅費三千元，媽媽害病進了兩次總醫院開支六千元，為哥哥找女朋友請客、買禮品、送彩禮開支五千元，共計三萬三千二百元，透支五千余元，欠交稅費五千多元，要不是我寄回來打工的工資九千多元的話，他們勞動一年，還不夠開支。
我打工四年，第一年寄回來五千元；第二年寄回來七千元；第三年寄回來八千元，大多還了爸爸治病留下的欠賬。我昨天回來時，存摺上九千元，都是我一年來打工掙的錢，如果償還給爸爸的治病留下的最後幾筆欠債八千元的話，那麼，春節都沒法過了。
三提五統，20多種稅費，民生之痛，為什麼要這樣逼著農民交錢？農民不是人嗎？我在浙江義烏聽說，找農民收取三提五統的苛捐雜稅，中國獨有，西方發達國家不僅不找農民種田收稅，而且還有補償。我們的国家為什麼做不到呢？
再有，我爸爸治病花去幾萬元，還把病沒治好，留下大筆的欠債，農民普遍進不去醫院，一進醫院去就挨宰，醫院是救死扶傷的地方，為什麼不能辦成福利醫院、利民醫院呢！
媽媽說，村裏好多人都欠債，有的只交了一兩千元錢，都怪哥太老實，寧顯貴派人來一逼，還揚言要關人，你哥就怕了，交了三千多元。結果他們東算西算，說是還欠交五六千元。
我不聽則罷，聽了心煩，越聽越煩。我跟媽媽發脾氣了，跟哥哥發脾氣了，我說哥哥太無能，太懦弱，這才被人欺負。哥哥難過得哭了，晚飯也沒吃就睡了。
我現在好後悔傷害了他。
哥是沒見過世面的人，又是腿殘，我怎麼能怪他呢？怪只怪“代表們”太黑了，當官的嘴上說一套，做的又是別一套。
桂花姐回來了，她請我到她家吃飯，不寫了。
一九九七年二月六日（除夕）
今天是除夕之夜，家家戶戶都貼了年畫、窗花、門神、寫了春聯，我家也不例外，只是沒有按媽媽的意思買鞭炮，不免冷冷清清。媽在前幾天曾囑咐，除夕夜，應該弄點鞭炮放一放。我以喜歡安靜為由，拒絕了買鞭炮。
我和媽媽、哥哥三個人過年時，我破例地打開一瓶白酒和哥哥喝了一杯，這還是我被騙到鳳凰娛樂會所學會喝酒後，幾年來第一次喝酒。這酒真是好東西，喝下去了，神經就鬆弛了，難怪古今中外，文人騷客都借酒消愁，我等凡人豈能例外？
不寫了，外面鞭炮正濃，出去看一看。
村子裏家家戶戶都在放鞭，那騰起的火焰、那五彩繽紛的煙火，煞是壯觀，我現在後悔沒有聽媽的話，應該買幾封鞭炮放一放的。王安石有詩：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是呵，來年也許能夠“新桃換舊符”“ 春風送暖入屠蘇！”呢！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五（正月初九）
春節已過了九天，富人家裏要過完十五才結束春節，而村民們已開始忙碌起來。
昨天一大早，桂花姐來了，她說她和槐哥要開著拖拉機到縣城去購化肥，聽說我也要到縣城，問我們願不願意坐拖拉機去縣城。我媽一聽說就答應下來了，我卻有些猶豫，因為天氣太冷，路又遠，媽媽坐在拖拉機上是否合適。
“反正多穿一點。”媽媽這樣安慰我，我只好答應同往縣城。
媽媽擠在駕駛室裏，我和桂花姐裹著棉大衣縮在貨車箱裏。拖拉機走完村裏鋪的水泥路，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坑坑窪窪的山路上塵土飛揚，拖拉機、汽車一輛接一輛，村民們有的還在“走親戚”。
走親戚家，每家每戶都是大肉大魚地招待親朋好友，胡喝海吃，十幾天就用完了一年的積蓄，來年再像牛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勞動，周而復始……
車廂裏噪音轟鳴，我和桂花姐相擁著說著大聲說話，她談的更多是她的自己女兒玲玲，三個月就丟在家裏由槐哥的父母養育，現在都三歲了，他們回來時，玲玲不肯叫媽媽，不肯跟她睡，她哄了好幾天才親近起來。她公公婆婆種十多畝田，種田的時候，就把玲玲放在田梗上，玲玲太小，常常就滾得全身泥水，像個泥娃娃；槐哥還有一個智殘的哥哥——桂花姐叫伯伯子，伯伯子瘋瘋癲癲慣了，有天趁她婆婆不注意，把玲玲丟到水缸裏了差點淹死，幸好公公及時趕到才救起來。說到傷心處，桂花姐淚流滿面。
是呵，留守兒童真不幸，但這一現狀還得維持。再有幾天，我和桂花姐、槐哥又要踏進南去打工的浩浩蕩蕩的大軍，桂花姐又要離開她親愛的女兒，玲玲會撕心裂肺的哭喊，桂花姐免不了生離死別般地難受。
又談到趙六兒，說是趙六兒被小猴兒騙了，被騙色騙財，聽村裏人說，在外做雞……
我知道她說的做“雞”，是指做三陪女之類。我說她“活該”，心裏卻一陣隱痛，我也受她趙六兒牽連，何嘗不是被迫做過風塵女子？不僅做過幾個月的官員小三，還做過高級會所的娼妓！
到清明縣縣城已是中午一點多了，縣人民醫院醫生已下班。到兩點半，我開始掛號、排隊、第一天不能化驗血，就做心電圖、做屄超、做胸透，醫生只是說“腎臟要做血檢、尿檢，”桂花姐購完化肥種子來叫我們，媽卻要走，她說回去算了，我不同意；打發桂花姐先回去。晚上找了一個廉價的旅社住下了，第二天空腹做血檢、尿檢，又做CT檢查……
當媽媽的檢查結果出來時，我猶如晴天霹靂：尿毒癥。
為什麼生活對我、對我爸爸媽媽這麼不公？為什麼世道這麼可怕？為什麼我家人的生命這麼脆弱？
我跑到醫院後面的園子裏偷偷地大哭一場，哭夠了，我尋思不能告訴媽媽這個檢查結果。
買了醫生給的一大堆藥，乘車回來的路上，我腦子裏回蕩著姓金的老醫生的聲音：“要治好是不可能的，但保養與治療可以多活上十年、二十年都很正常，目前治療的最好方法是透析，透析能幫降低肌酐。但透析費用很高，一年至少要四五萬元……”
我腦子嗡嗡著響：四五萬元……四五萬元……
我去年辛苦地打工，當上車間小組長，才掙了一萬兩千元，我媽媽我哥哥辛苦地勞動一年還入不敷出，還欠著村裏的數千元稅費。我到哪去為我媽弄四五萬元的治療費用？並且是每年四五萬元呵……
我現在好後悔沒把常縣長紙箱晨成紮成紮的錢存十萬二十萬到銀行裏，他那貪腐的錢雖然不乾淨，但用來治病救人是天道呵。只怪我當時太单纯。
回到家，我悄悄地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哥哥，哥哥一聽也傻眼了，他除了長籲短歎之外，又能做什麼呢？我只好安慰他，我會打工掙更多的錢。
殘酷的現實是，農民得大病後為什麼無社會救助？無醫療保障？交的那些提留稅費用到哪里去了？為什麼農民只被索取，而無回報？為什麼農民沒有基本的醫療保障、醫療免費？自詡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及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三個代表”如何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