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一、和平转型要靠民间反对派和中共党内民主派共同推动
和平转型，如果不仅仅是我们理性反对派的善良愿望，而且能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那就必须同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愿意顺应历史潮流的健康力量的意愿，并且，他们必须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他们必须能够促成统治集团大政方针的基本转变，他们必须从小到大成长发展起来，并且在社会民主力量以及世界民主潮流推动下逐步成为统治集团的主导力量。
可惜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令人悲观的：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不仅没有转化成为民主派，而且一再被专政派打压下去。当然，这里不仅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问题，更基本的原因是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还停留在中央统制时代，也就是统治者可以全盘控制社会的计划经济时代。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从总体上说已经进入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这样，作为经济利益集中表现的政治领域，也就必然要反映出多元化特征，所以，统治集团内部已经不可能再产生新的绝对权威，必然发生政治派系分化。相应的，较为明智的领导人不仅会作为改革派应运而生、不再会被压垮，而且审时度势，顺天应人，成为体制内的民主派也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二、温家宝在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产生开路
眼下，中共第三号人物温家宝的种种突出表现，就让我们看到了中共党内民主派应运而生的历史苗头。
当然，我们要正视事实，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第一，温家宝还不能说是民主派人士；第二，温家宝在中共最高层还是孤家寡人，即使算一派也构不成一个强大的派别。但是，闻雷不为耳聪，见日不为目明，明察秋毫者能见微知著，从风起于青萍之末见狂飙袭来，由一叶飘落知三秋将至。从温家宝近年来关于政治改革的一系列讲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今年（2012）两会后的记者会上的讲话，以及同期发生的王立军滞留美国领事馆事件所引发的政治地震所带来的极端专制者走投无路时也必然要求助于自由美国所造成的中共党内的信念崩溃效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已经或者正在表现出引领时代潮流的意识和欲望，因此，在未来的几年十几年里，中共内部产生实力雄厚的党内民主派，绝不是什么出人意表的异想天开，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尽管这种中共党内民主派未必和我们异议人士一样出于崇高理念，而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但在有助于和平转型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却比我们更大！
三、温家宝在中东问题上和奥巴马遥相呼应
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看温家宝近年来的一系列表现。在阿拉伯之春周年之际， 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表示支持中东北非人民的变革。与此同时，正在中东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说“支持有关国家人民的变革诉求”。这就使中共内部的进步力量从政治上“与国际接轨”的迹象凸现出来。
近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表示，美国支持中东和北非能够满足整个地区普通民众合理愿望的政治经济改革。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中东北非人民的努力。一年前，突尼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尊严的决心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得到响应。声明说，民主的道路是漫长的，且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联合国致力于协助突尼斯与其它经历民主过渡的国家，协助它们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实现民众的合法意愿。
与此同时，正在中东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说，中国“支持有关国家人民的变革诉求。新华社援引温家宝的话说：“中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在维护西亚北非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支持有关国家人民变革诉求，希望并相信该地区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伊斯兰合作组织、阿盟可以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海外一些眼尖的媒体注意到了温家宝讲的这句话，做了认真的报道。法广援引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是一名中国首脑级人物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首次公开做这样的表态。
四、温家宝的内政外交表态和中共官方大相径庭
问题是，面对中国“人民的变革诉求”，中国当局是个什么态度？中共是个什么态度？温家宝又是个什么态度？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当局，其实也就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变革诉求一直置若罔闻，始终在抱残守缺，只想要经济高速发展，只管“大国崛起”，只认“真金白银”，只要gdp，只知“稳定压倒一切”，至于人民的基本诉求，比如教育平等的需要，医疗保障的需要，生态保护的需要，言论自由的需要统统都可以被压倒。
甚至安居乐业的需要，即自家农田不被强占，自家房屋不被强拆的需要，也统统可以被牺牲!
甚至明知全国各地被强拆的访民成十万百万的涌向北京，造成了极其可怕的接访压力，也除了动用强制力量把他们抓走驱散外不作任何政策性解决！
甚至全国各地心情劳作却无法养家糊口的工人一再罢工堵路情愿，造成了极其巨大的社会创伤，也除了偶尔给他们加点工资外不愿提供任何公平博弈的制度框架（组织工会，谈判）！
这样，全国各地因为官民矛盾激化一再爆发大规模骚乱导致烧警车、砸公署，造成了民怨沸腾的形势，也除了镇压还是镇压，丝毫不考虑革新自我，弃旧图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关于内政外交的一系列表态，就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用！
五、近年来温家宝不厌其烦的呼吁政改
人所共知，近年来，北京最高当局只有温家宝一人不厌其烦的呼吁政改。
自2010年8月温家宝在深圳发表“政改”论之后，在公开场合，温家宝场合不下10次呼吁“政改”，以下为温总理在一些较大场合的言论。
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视察深圳时高调呼吁政改，警告“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2010年10月，温家宝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专访时称，他推动政改，“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2011年9月14日，温家宝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政改的五点主张，尤其是提出了“党政分开”，从而直接冲击中共一党独大的领导体制。
2012年1月18日，温家宝外访中东时再次呼吁政改，称任何动荡都有内外因，但以内因为主；言外之意，当然是指中共不搞民主导向的政治改革，总有一天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如前所述，温家宝这次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的表态是中国政治局九名常委首次在此问题上的表态，也是唯一一次表态，而且这个表态还是在温家宝访问中东时做出的，整个表态也只有一句话。这是说明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孤立，还是说明了他在中共党内具有引导历史潮流的导向作用？
联系到以上情况，这个表态由温家宝做出毫不令人奇怪。就像1966年毛泽东要突破中共既定政策框架，只好到上海去发表《评“海瑞罢官”》，1992年邓小平要突破中共既定政策框架，只好到深圳去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显然，出于同样的策略考量，温家宝也不时来这一手。当然，他没有毛邓的独裁领袖地位，他的同类策略的作用也就小得多，而为了达到目的，他尚不能不反复这么做，冀以数量对质量。
六、怎样看待温家宝的改革呼吁
在这次访问中，温家宝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政府必须要倾听，没有一个政府拥有特权，并且说，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对政府来说，应该要回应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
在这些讲话中，他没有具体说该怎么改革，因此，很多人认为他这只是说空话，只是表演，为此，异议作家余杰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影帝温家宝。事实果真如此吗？余杰的批评是他的言论自由，但其批评准不准确则是另一回事。的确，政客表演是政治上的常事，但是是否一切“说”而不做都是表演？当然绝非如此。毛泽东是专制者，但是，他就非常清楚，“说”常常就是“做”，所以，大权在握之后他对“说”有着超乎秦始皇的恐惧，把一切不入耳的“说”都视为“错误的思想”“毒草”“牛鬼蛇神”，都要加以“批判”，“决不允许它们自由泛滥”，因为在他看来“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思形态领域里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余杰只是作家，所以说话可以随心所欲，怎么想就怎么写，温家宝却是从政者，他必须从现实出发，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可行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当然，不仅他，所有今天处于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统统如此，统统都必须全面掂量利弊得失，然后找到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切入点。这是从个人利弊方面说。
更重要的是，温家宝是在中共的党内斗争把改革派打下去二十年、把民主改革封杀二十年后，作为硕果仅存的改革派人士，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开始重提改革的，这就决定了他对政治改革的呼唤具有重启改革的巨大现实意义，所以，他的“说”就是做！借用前述毛泽东的话说，他为了搞改革，不能不首先造成舆论，不能不首先做意思形态领域里的工作。应该说，对从政者而言，这是并不复杂的基本常识，只是那些凌虚蹈空的文化人视而不见罢了。何况，这么多年来中国统治集团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做的？不仅根本无人提及，而且始终大力打压，或者把现状当作政治改革成果加以吹嘘并蒙哄国人！如此一来，对中共来说，重启政治改革就已经不是一个可能立即付诸实践的事情，而是一个必须完全从头开始，并且全面审度、全面讨论、并力求达成一个基本共识的问题。
此外，温家宝的地位也决定了他的作为。温家宝毕竟只是一个总理，也就是中共的大管家，而不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因此对与中共来说，平常情况下他只有政策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对于中共政策的根本改变，他只有建议权，没有拍板权，这是他的现实处境。更重要的是，温家宝作为邓小平时代中共政治改革派首领胡耀邦、赵紫阳麾下的一员将领，能够硕果仅存无疑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可想而知，在六四之后温家宝为了自保不可能不做出一些类似于邓小平当年“永不翻案”的违心承诺，即使这样，专政派也还是对他严加防范。这样，从8964之后直到五年前，也就是温家宝任第一任总理期间，将近二十年时间里，他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只字不提政治，从来都只是一个埋头苦干的拉套者，始终在风尘仆仆的奔走于社会矛盾爆发地点，致力于处理各种具体的问题。这样，才以一个没有多少政治抱负的实干家的身份取得了由专政派主导的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信任，不仅顺利的连任总理，而且终于在中共最高层处于无人可以扳倒的稳当地位。于是，从连任总理开始，温家宝一点点的表现出改革派领袖胡耀邦、赵紫阳的衣钵传人的本色来了！
的确，就是我本人，第一次看到温家宝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也忍不住冷笑失声：你哪里有资格说这种话！正因此，余杰嘲笑他是中国影帝并且获得不少人认同是很自然的。但是，由那开始，温家宝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确实不是演员，而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既小心翼翼的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千方百计的巩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同时在社会上制造爱民亲民的形象，也还是在登上自己能达到的最高位以后，非常卖力的施展自己与同僚完全不同的政治抱负，一点点的公开自己的政治见解，一点点的推进自己的政治纲领。
的确，迄今为此，温家宝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导向的改革的影响还很小，对实际的改革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这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还是反过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七、温家宝的改革呼吁为什么成效难见
稍微有一点政治理性的人都清楚的知道，撇开温家宝不论，自从8964以后，中共党内就没有了改革派，有的只是既得利益者，都只想“稳定压倒一切”——千年盛世是不指望的，乘还能维持尽可能多捞一把，并且通过暴力把能维持的时间尽可能拉长一点。这样，有助于统治权维持有益于统治者利益的小改小革不断，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压力下被迫做出的让步也有一些，但有助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改革则始终是禁区，提也没有见中共文件和领导人提到，相反，高调鼓吹“四个坚持”，厉声恫吓“敌对势力”的现象则从未间断，意思形态到了穷途末路之后，也还是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逻辑直截了当的说什么“几不搞”。面对这种形势，温家宝在没有稳当的权力和地位时，如果说出了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其结果会怎么样？显然，人微言轻之时几乎根本无法逃脱被立即整肃的命运！
回过头来看，温家宝在第二任总理期间一步步往前走，说了那么多关于政治改革的话，对中共政策的直接影响又有哪些？确实不多，大的方面甚至几乎没有！
但是，这能怪他言而无信吗？
无人不知，不管温家宝怎么呼唤政治改革，中共政治局其他八常不仅没有任何人呼应，而且不时有人唱反调甚至利用中共媒体批判他打压他！例如，头几年温家宝在国内外众多场合公开呼吁政治改革，并表达其认同西方普世价值的政治倾向时，几乎每次都受到中共喉舌的群起围攻，不点名的对他发动大批判。
2007年 3月，温家宝在全国“两会”记者会称，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观念是人类普世价值，并非资本主义独有。中共《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等立刻相继发表评论，批驳普世价值，从此以后，温家宝被迫放弃了从根本意识形态上着手的办法，没有再公开谈这个既高度敏感，又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话题，当然，其实这方面有一次表白也就够了。
2010年 8月，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高调谈政改，称不搞政改经济改革成果也不保，不改革「只会死路一条」。稍后胡锦涛也到深圳，对政改一事却轻描淡写，官方《人民日报》随后则发表署名文章，不点名的批评温家宝「背离正确政治方向」，「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2011年，温家宝与香港政界人士吴康民单独见面时，批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阻挠改革，人民不敢讲真话。消息一出，《人民日报》立刻又发中纪委文章，说什么「维护党的纪律，涉及基本理论、路线、纲领等重大政治问题，不许说三道四，我行我素」，矛头直指温家宝。
以上这些情况国际传媒洞若观火，我们又岂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人不知，专制统治的特点是宫廷秘事讳莫如深，其错综复杂残酷艰险超乎想象，有心改革的志士仁人从来都处于众矢之的，因为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政治改革尤其如此，一些人因此出局甚至丢命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大咧咧的改革者没有不失败的——康有为就是典型。就是小心谨慎的改革也未必成功，因为反改革派永远是太敏感太残酷了！
这样，温家宝蛰伏近二十年后达到了官阶的顶层，处于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后开始稳步公开自己的改革主张，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他的改革呼唤至今没有成效又怎么能归结为他没有诚意？
社会上有人居然以温家宝从来没有去看望赵紫阳为由，判定温家宝不是一个改革派人物，这显然是以“妇人之仁”来看待严酷的政治。恰如曹操所云“小德驭于大德”。如果温家宝按常理始终坚持探望赵紫阳那他早就被专政派整肃了，怎么还能有任何政治作为！相反作为政治家，毫无疑问对赵紫阳来说温家宝看不看望他根本不足一论，能不能继承他的改革事业，能否把他开创的改革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他念念不忘的事情。
八、温家宝的改革呼吁开始显示凝聚作用
可喜的是，温家宝近年来做出的政治改革呼唤在中共党内绝非泥牛入海，相反，明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在《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共喉舌里呼唤政治改革的文章越来越多，广度和深度上也在不断推进，并且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已经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颇有分量的派别。
例如2012年02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该文有云：“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尚且重复了温家宝当年第一次以改革者姿态出现时说的那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且深刻的指出：“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30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这些情况表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自从1989“64”被打趴，由于温家宝卧薪尝胆、韬光养晦近二十年后东山再起，终于开始重新集结起来，并且在迅速向中共的权力中枢进发了!
显然，没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一定支持，在中共喉舌上发这种文章是不可能的，反之，既然能在中共喉舌上发这种文章，就清楚的表明改革派已经颇具规模，并且在中共党内已经颇有影响力。
九、温家宝和盘托出民主派观点
当然，迄今为止，温家宝的最大亮点是在2012年两会后记者会上的讲话！在这次记者会上，温家宝终于把他的基本政治观点和盘托出。为了达此目的，他一再拖长记者会时间，不顾主持人李肇星结束会议的反复要求，终于等来了他所需要的所有提问，从而把自己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若果把这个讲话放在别的国度别的时代，可能实在是平淡无奇，但是，今日中国却太有特色了！中共是个“一元化领导”的独裁政党，自从毛泽东统治以来，除了最高统治者（包括太上皇）能突破既定政策框架随便说话，随便突破“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外，其他任何人这么做就是政治上自杀。这样，作为一个最高统治集团成员的三号人物，温家宝破天荒的这么做，已经完全改写了中共党史。当然，如前所述，温家宝这么做是做了精确算计的，第一他的任期已经只剩一年时间，也没人能把他怎么样，没必要在乎了，第二，中共的制度、纪律、潜规则本身正处于大转换阶段，严密控制其成员的做法已经是强弩之末。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此作为已经没有风险，相反可保自己能作为改革派载入史册，并因为成了中共死灰复燃的改革派首领而极大的影响今后中共和中国的政治走向，故有得无失。但不管怎么说，温家宝的这个讲话使中共党内又出现了改革派成为明确无误的事实，这一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
十、温家宝的贡献是独立开创高举普世价值大旗新局面
那么，温家宝作为胡耀邦、赵紫阳之后的改革派大旗，和他的前驱有什么同异？摆明的事是：1胡、赵都是名义上的党魁，温却不是；2胡、赵上台伊始奋力改革并因此下台，温却下台前才呼唤改革，个人不会为此付出多少代价；3胡、赵都有几年的改革时间和相应的实绩，温不可能有。
这样，从硬性结果而论，世人不看好温家宝的改革是言之成理的——从实绩说温家宝本人必然乏善可陈，哪怕他确实在中共高层会议上提出过重新评价六四的动议，提出过某些政治改革主张，也因为遭到否决没有成为中共的政策而一事无成。但是，如果我们有点历史眼光，而不拘泥于现实中的得失，情况就不一样了。稍微分析研究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作为胡、赵的继承者，温家宝这个改革派首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众所周知，看历史人物，重要的是看其比前人多提供了些什么，也就是看其有什么新贡献。
那么，温家宝的新贡献何在？首先，胡耀邦、赵紫阳只是邓小平麾下的两员大将，他们能有作为是靠了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的大气候，至于他们最终被邓小平打下去，那是由于他们错误的估计了邓小平政治上的开明度和没有充分预见到邓小平的专横。相反，温家宝是独自扛起改革派大旗，虽然他不是中共的最高决策人，但他上面也没有供奉太上皇。
其次，胡耀邦、赵紫阳作为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只是在中共传统意识形态框架内寻求改革，尽管赵紫阳下台后在软禁中已经认识到只有多党制才有出路，那也是因为他本人处于软禁中，而且中国发生了冲击党禁的历史性事件，才恍有所悟，相反，温家宝在表达他的改革派理念之初，就直接表明了他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完全抛弃了中共的传统意识形态!这就使温家宝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个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改革派政治家。
第三，基于以上两点，胡耀邦、赵紫阳是作为中共在其传统框架内改革并且必然的失败了的改革派政治家载入史册的，相反，即由于历史退馈的优势也由于自己的老谋深算温家宝不仅个人将会作为成功的政治家退出历史舞台（这对他的历史地位没有意义），而且由于认同了普世价值，温家宝影响下的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必然成为普世价值指导下的新型政治家，并且以全民普选为目标（这是胡耀邦、赵紫阳在任时从未主张的），这样，无论他们是否能亲自实现目标，至少在道义上、在观念上他们会成为历史的赢家——因为全民普选是历史的必然。
此外，胡赵改革一开始不仅借助了邓小平的力量，而且因为全党老干部都受过毛泽东打压而举党要求改革，至于怎么改大家都不清楚，但都认为改比不改好，这样，胡赵面对的人为阻力要小得多，相反，温家宝是在权贵资本主义时代号召政治改革，这种改革必然要导致对滥用权力的强大制约，全党干部作为既得利益者当然大都“摸着石头不过河”了！所以，温家宝在今天推动政治改革的启动难度要大得多。
况且，在这种情况下，温家宝提倡的改革不是胡赵式的不突破中共体制相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而是抛弃现制度回归人类主流文明的改革，是真正为万世开太平确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也就是在普世价值指导下的改革，这样，温家宝提倡的改革也就有了和胡赵的改革完全不同质的意义。对于这一点，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做了如下表述：“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在此，温家宝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共党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陈词滥调！不仅如此，温家宝还用少有的加强语气的调门说：“中国（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这一句话所表现的普世价值理念，胡耀邦说过吗？没有。赵紫阳说过吗？没有。这一句话所表现的普世价值理念，难道不正是任何派别的民主义士都赞同、都正在追求的吗？所以，至此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从理念上说已经成了彻底的民主派，这就是温家宝的最大贡献。
十一、改革派向民主派转变的时代正在到来
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都重要。温家宝在民主化导向的改革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下段还将做些什么工作？由于宫廷隐秘，其在中共高层会议上的斗争我们很难有准确资料，但是，关于他三次提出重新评价六四的提议应该言之不谬，关于他有政改方案的传闻应该并非空穴来风。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凭空测度，不妨还是看看他在记者会上的一段讲话：“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这里，我们又看到温家宝的一项开创性举措，那就是准备“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
当然如果以挑剔的眼光看，温家宝就是这么做了也是“作秀”，同时，被请去的人也会被指责为“招安”对象。但是，对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商业文明以“意思自治，公平交易”也就是契约社会为逻辑起点，对话沟通谈判妥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在这种历史性诉求下，温家宝提倡请民间的批评者去中南海听取意见，无疑是一个顺天应人的良好开端。固然，如果仅此而已则意义价值非常有限。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只要开了个头，就会按历史的逻辑演绎下去。谁都知道，全世界和平转型的国家，不管是早期的英国，二战后的泰国和我们的台湾，还是近来的一些转型相对顺利的中东国家，在其开始的时候都不过是统治者把官民对话的大门打开了一个门缝而已!所以，如果温家宝以此打开今日中国官民对话的门缝，中共又能顺水推舟，并同时使其内部的民主派迅速发展起来，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十几年里通过官民对话实现和平转型是完全可能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把两个因素联系起来看，那就是在温家宝大力提倡改革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等传媒频频出现倡导改革的系列文章所表现的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凝聚和崛起，以及温家宝把批评者请进中南海的考量。如果这些做法付诸实践并且按历史的需要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它们理当演化为官民对话，统治者和反对派的对话，中共党内改革派和社会上的民主力量的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愿意进行这种对话的中共党内的派系——很长时间里肯定还有拒绝对话的派系——难道还应该仅仅称作“改革派”吗？
这就涉及一个改革的终极目的问题。一个社会有了基本适合其需要的制度体系，改革——革命就成为沉睡的词汇，只有在制度体系已经不适合社会需要的情况下，改革——革命才会成为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中共党内需要改革派，是因为中共建立的这种制度体系不适合商业文明的需要。而当前的政治改革，所指向的是必须确立人权至上、政治多元的现代社会，并不是说中国永远需要在中共党内存在一个改革派。中共党内改革派是相对于专政派、反改革派、一元化派而言的，是因为倡导民主政治而获得历史合法性的，是今日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所必须的，但并不是“自洽”的，并不是具有历史稳定性的政治现象。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的过程中，中共党内改革派是有它的历史使命的，它的使命只是启动-推动民主化进程。一旦这个进程开始加速，其自身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变化。比方说，叶利钦在作为莫斯科州委书记时，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同属苏共党内改革派，到他和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时，他就已经是苏共党内民主派人物了！说白了，今日中国的政治形势虽然急需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崛起，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需要。在温家宝所说的“中国（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共党内改革派变成中共党内民主派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民主制度。这样，只要改革派站稳脚跟，它就必然的演变成为民主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只是观念问题，一旦改革派的民主观念能够得到实施，那么按其本质而论它也就成了民主派，并代表这一部分社会公民和社会上的其他政治力量公平竞争。
当然，中共党内民主派也只是一个历史性的过渡性的现象，因为就像中共党内改革派只是相对于反改革派而言，其民主派也只是相对于专政派而言。一旦在中共党内民主派和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共同推动下创立了（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那么再在其头上安上改革派、民主派的桂冠也就成笑料了。届时无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后继者，还是其他社会力量，都不过是民主制度下多元政治力量中的一员，大家各自代表一部分社会公民参与分饼活动，如此而已。
十二、中共党内民主派必然产生是因为世界民主潮流不可抗拒
近年来，中共政权的内政和外交出现了政策反差，那就是其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价值取向正好相反。自从中东爆发以“茉莉花”为代号的民主化浪潮，中共当局一方面反复强调希望以政治对话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自身的同种民主化浪潮则以暴力压制来解决。显然，能在国际上强调中东国家应该以对话解决问题，对中共而言也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国内却抱残守缺则表明它太不明智。而且，这种内政外交的脱节显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但是，和中共的官方表态不同，温家宝对解决民主化诉求的态度、看法上，无论对内对外都是高度一致的。下面就是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对解决叙利亚问题做出的回答：“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没有私利，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包括叙利亚政府。我们将根据是非曲直来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并决定立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要保障平民的生命安全。叙利亚各方都要立即停止对无辜平民的杀戮。第二，中国尊重叙利亚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第三，中国支持联合国和阿盟特使对叙利亚问题的政治斡旋。第四，对叙利亚人民现在遭受的人道主义苦难，我们深表同情，已经并将继续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加紧做叙利亚各方的工作，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温家宝强调了三点：第一，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而中共的政策明显是偏袒叙利亚统治者巴沙尔的！第二，他主张叙利亚各方“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而中共在这个方面是违心的敷衍的。第三，他强调“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这是中共从来都不承认的，但是，温家宝却断然这么认为。而且，如前所述，温家宝对中国国内的事务也抱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在前面回答关于中国国内的问题时他说：“温家宝尚用少有的加强语气的调门说：“中国（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由此可见，对温家宝来说，在中国国内“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而通过对话解决民主诉求，当然需要体制内外的各民主派别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谈判协商，这就意味着中共党内必须有民主派崛起，或者说中共党内改革派必须进化为民主派!
那么，中共党内会有民主派崛起吗？其实温家宝也已经做出了回答，那就是：“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或者说：“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2012年3月28日
一、和平转型要靠民间反对派和中共党内民主派共同推动
和平转型，如果不仅仅是我们理性反对派的善良愿望，而且能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那就必须同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愿意顺应历史潮流的健康力量的意愿，并且，他们必须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他们必须能够促成统治集团大政方针的基本转变，他们必须从小到大成长发展起来，并且在社会民主力量以及世界民主潮流推动下逐步成为统治集团的主导力量。
可惜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令人悲观的：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不仅没有转化成为民主派，而且一再被专政派打压下去。当然，这里不仅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问题，更基本的原因是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还停留在中央统制时代，也就是统治者可以全盘控制社会的计划经济时代。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从总体上说已经进入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这样，作为经济利益集中表现的政治领域，也就必然要反映出多元化特征，所以，统治集团内部已经不可能再产生新的绝对权威，必然发生政治派系分化。相应的，较为明智的领导人不仅会作为改革派应运而生、不再会被压垮，而且审时度势，顺天应人，成为体制内的民主派也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二、温家宝在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产生开路
眼下，中共第三号人物温家宝的种种突出表现，就让我们看到了中共党内民主派应运而生的历史苗头。
当然，我们要正视事实，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第一，温家宝还不能说是民主派人士；第二，温家宝在中共最高层还是孤家寡人，即使算一派也构不成一个强大的派别。但是，闻雷不为耳聪，见日不为目明，明察秋毫者能见微知著，从风起于青萍之末见狂飙袭来，由一叶飘落知三秋将至。从温家宝近年来关于政治改革的一系列讲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今年（2012）两会后的记者会上的讲话，以及同期发生的王立军滞留美国领事馆事件所引发的政治地震所带来的极端专制者走投无路时也必然要求助于自由美国所造成的中共党内的信念崩溃效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已经或者正在表现出引领时代潮流的意识和欲望，因此，在未来的几年十几年里，中共内部产生实力雄厚的党内民主派，绝不是什么出人意表的异想天开，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尽管这种中共党内民主派未必和我们异议人士一样出于崇高理念，而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但在有助于和平转型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却比我们更大！
三、温家宝在中东问题上和奥巴马遥相呼应
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看温家宝近年来的一系列表现。在阿拉伯之春周年之际， 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表示支持中东北非人民的变革。与此同时，正在中东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说“支持有关国家人民的变革诉求”。这就使中共内部的进步力量从政治上“与国际接轨”的迹象凸现出来。
近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表示，美国支持中东和北非能够满足整个地区普通民众合理愿望的政治经济改革。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中东北非人民的努力。一年前，突尼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尊严的决心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得到响应。声明说，民主的道路是漫长的，且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联合国致力于协助突尼斯与其它经历民主过渡的国家，协助它们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实现民众的合法意愿。
与此同时，正在中东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说，中国“支持有关国家人民的变革诉求。新华社援引温家宝的话说：“中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在维护西亚北非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支持有关国家人民变革诉求，希望并相信该地区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伊斯兰合作组织、阿盟可以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海外一些眼尖的媒体注意到了温家宝讲的这句话，做了认真的报道。法广援引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是一名中国首脑级人物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首次公开做这样的表态。
四、温家宝的内政外交表态和中共官方大相径庭
问题是，面对中国“人民的变革诉求”，中国当局是个什么态度？中共是个什么态度？温家宝又是个什么态度？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当局，其实也就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变革诉求一直置若罔闻，始终在抱残守缺，只想要经济高速发展，只管“大国崛起”，只认“真金白银”，只要gdp，只知“稳定压倒一切”，至于人民的基本诉求，比如教育平等的需要，医疗保障的需要，生态保护的需要，言论自由的需要统统都可以被压倒。
甚至安居乐业的需要，即自家农田不被强占，自家房屋不被强拆的需要，也统统可以被牺牲!
甚至明知全国各地被强拆的访民成十万百万的涌向北京，造成了极其可怕的接访压力，也除了动用强制力量把他们抓走驱散外不作任何政策性解决！
甚至全国各地心情劳作却无法养家糊口的工人一再罢工堵路情愿，造成了极其巨大的社会创伤，也除了偶尔给他们加点工资外不愿提供任何公平博弈的制度框架（组织工会，谈判）！
这样，全国各地因为官民矛盾激化一再爆发大规模骚乱导致烧警车、砸公署，造成了民怨沸腾的形势，也除了镇压还是镇压，丝毫不考虑革新自我，弃旧图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关于内政外交的一系列表态，就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用！
五、近年来温家宝不厌其烦的呼吁政改
人所共知，近年来，北京最高当局只有温家宝一人不厌其烦的呼吁政改。
自2010年8月温家宝在深圳发表“政改”论之后，在公开场合，温家宝场合不下10次呼吁“政改”，以下为温总理在一些较大场合的言论。
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视察深圳时高调呼吁政改，警告“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2010年10月，温家宝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专访时称，他推动政改，“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2011年9月14日，温家宝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政改的五点主张，尤其是提出了“党政分开”，从而直接冲击中共一党独大的领导体制。
2012年1月18日，温家宝外访中东时再次呼吁政改，称任何动荡都有内外因，但以内因为主；言外之意，当然是指中共不搞民主导向的政治改革，总有一天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如前所述，温家宝这次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的表态是中国政治局九名常委首次在此问题上的表态，也是唯一一次表态，而且这个表态还是在温家宝访问中东时做出的，整个表态也只有一句话。这是说明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孤立，还是说明了他在中共党内具有引导历史潮流的导向作用？
联系到以上情况，这个表态由温家宝做出毫不令人奇怪。就像1966年毛泽东要突破中共既定政策框架，只好到上海去发表《评“海瑞罢官”》，1992年邓小平要突破中共既定政策框架，只好到深圳去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显然，出于同样的策略考量，温家宝也不时来这一手。当然，他没有毛邓的独裁领袖地位，他的同类策略的作用也就小得多，而为了达到目的，他尚不能不反复这么做，冀以数量对质量。
六、怎样看待温家宝的改革呼吁
在这次访问中，温家宝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政府必须要倾听，没有一个政府拥有特权，并且说，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对政府来说，应该要回应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
在这些讲话中，他没有具体说该怎么改革，因此，很多人认为他这只是说空话，只是表演，为此，异议作家余杰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影帝温家宝。事实果真如此吗？余杰的批评是他的言论自由，但其批评准不准确则是另一回事。的确，政客表演是政治上的常事，但是是否一切“说”而不做都是表演？当然绝非如此。毛泽东是专制者，但是，他就非常清楚，“说”常常就是“做”，所以，大权在握之后他对“说”有着超乎秦始皇的恐惧，把一切不入耳的“说”都视为“错误的思想”“毒草”“牛鬼蛇神”，都要加以“批判”，“决不允许它们自由泛滥”，因为在他看来“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思形态领域里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余杰只是作家，所以说话可以随心所欲，怎么想就怎么写，温家宝却是从政者，他必须从现实出发，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可行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当然，不仅他，所有今天处于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统统如此，统统都必须全面掂量利弊得失，然后找到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切入点。这是从个人利弊方面说。
更重要的是，温家宝是在中共的党内斗争把改革派打下去二十年、把民主改革封杀二十年后，作为硕果仅存的改革派人士，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开始重提改革的，这就决定了他对政治改革的呼唤具有重启改革的巨大现实意义，所以，他的“说”就是做！借用前述毛泽东的话说，他为了搞改革，不能不首先造成舆论，不能不首先做意思形态领域里的工作。应该说，对从政者而言，这是并不复杂的基本常识，只是那些凌虚蹈空的文化人视而不见罢了。何况，这么多年来中国统治集团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做的？不仅根本无人提及，而且始终大力打压，或者把现状当作政治改革成果加以吹嘘并蒙哄国人！如此一来，对中共来说，重启政治改革就已经不是一个可能立即付诸实践的事情，而是一个必须完全从头开始，并且全面审度、全面讨论、并力求达成一个基本共识的问题。
此外，温家宝的地位也决定了他的作为。温家宝毕竟只是一个总理，也就是中共的大管家，而不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因此对与中共来说，平常情况下他只有政策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对于中共政策的根本改变，他只有建议权，没有拍板权，这是他的现实处境。更重要的是，温家宝作为邓小平时代中共政治改革派首领胡耀邦、赵紫阳麾下的一员将领，能够硕果仅存无疑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可想而知，在六四之后温家宝为了自保不可能不做出一些类似于邓小平当年“永不翻案”的违心承诺，即使这样，专政派也还是对他严加防范。这样，从8964之后直到五年前，也就是温家宝任第一任总理期间，将近二十年时间里，他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只字不提政治，从来都只是一个埋头苦干的拉套者，始终在风尘仆仆的奔走于社会矛盾爆发地点，致力于处理各种具体的问题。这样，才以一个没有多少政治抱负的实干家的身份取得了由专政派主导的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信任，不仅顺利的连任总理，而且终于在中共最高层处于无人可以扳倒的稳当地位。于是，从连任总理开始，温家宝一点点的表现出改革派领袖胡耀邦、赵紫阳的衣钵传人的本色来了！
的确，就是我本人，第一次看到温家宝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也忍不住冷笑失声：你哪里有资格说这种话！正因此，余杰嘲笑他是中国影帝并且获得不少人认同是很自然的。但是，由那开始，温家宝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确实不是演员，而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既小心翼翼的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千方百计的巩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同时在社会上制造爱民亲民的形象，也还是在登上自己能达到的最高位以后，非常卖力的施展自己与同僚完全不同的政治抱负，一点点的公开自己的政治见解，一点点的推进自己的政治纲领。
的确，迄今为此，温家宝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导向的改革的影响还很小，对实际的改革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这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还是反过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七、温家宝的改革呼吁为什么成效难见
稍微有一点政治理性的人都清楚的知道，撇开温家宝不论，自从8964以后，中共党内就没有了改革派，有的只是既得利益者，都只想“稳定压倒一切”——千年盛世是不指望的，乘还能维持尽可能多捞一把，并且通过暴力把能维持的时间尽可能拉长一点。这样，有助于统治权维持有益于统治者利益的小改小革不断，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压力下被迫做出的让步也有一些，但有助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改革则始终是禁区，提也没有见中共文件和领导人提到，相反，高调鼓吹“四个坚持”，厉声恫吓“敌对势力”的现象则从未间断，意思形态到了穷途末路之后，也还是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逻辑直截了当的说什么“几不搞”。面对这种形势，温家宝在没有稳当的权力和地位时，如果说出了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其结果会怎么样？显然，人微言轻之时几乎根本无法逃脱被立即整肃的命运！
回过头来看，温家宝在第二任总理期间一步步往前走，说了那么多关于政治改革的话，对中共政策的直接影响又有哪些？确实不多，大的方面甚至几乎没有！
但是，这能怪他言而无信吗？
无人不知，不管温家宝怎么呼唤政治改革，中共政治局其他八常不仅没有任何人呼应，而且不时有人唱反调甚至利用中共媒体批判他打压他！例如，头几年温家宝在国内外众多场合公开呼吁政治改革，并表达其认同西方普世价值的政治倾向时，几乎每次都受到中共喉舌的群起围攻，不点名的对他发动大批判。
2007年 3月，温家宝在全国“两会”记者会称，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观念是人类普世价值，并非资本主义独有。中共《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等立刻相继发表评论，批驳普世价值，从此以后，温家宝被迫放弃了从根本意识形态上着手的办法，没有再公开谈这个既高度敏感，又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话题，当然，其实这方面有一次表白也就够了。
2010年 8月，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高调谈政改，称不搞政改经济改革成果也不保，不改革「只会死路一条」。稍后胡锦涛也到深圳，对政改一事却轻描淡写，官方《人民日报》随后则发表署名文章，不点名的批评温家宝「背离正确政治方向」，「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2011年，温家宝与香港政界人士吴康民单独见面时，批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阻挠改革，人民不敢讲真话。消息一出，《人民日报》立刻又发中纪委文章，说什么「维护党的纪律，涉及基本理论、路线、纲领等重大政治问题，不许说三道四，我行我素」，矛头直指温家宝。
以上这些情况国际传媒洞若观火，我们又岂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人不知，专制统治的特点是宫廷秘事讳莫如深，其错综复杂残酷艰险超乎想象，有心改革的志士仁人从来都处于众矢之的，因为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政治改革尤其如此，一些人因此出局甚至丢命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大咧咧的改革者没有不失败的——康有为就是典型。就是小心谨慎的改革也未必成功，因为反改革派永远是太敏感太残酷了！
这样，温家宝蛰伏近二十年后达到了官阶的顶层，处于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后开始稳步公开自己的改革主张，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他的改革呼唤至今没有成效又怎么能归结为他没有诚意？
社会上有人居然以温家宝从来没有去看望赵紫阳为由，判定温家宝不是一个改革派人物，这显然是以“妇人之仁”来看待严酷的政治。恰如曹操所云“小德驭于大德”。如果温家宝按常理始终坚持探望赵紫阳那他早就被专政派整肃了，怎么还能有任何政治作为！相反作为政治家，毫无疑问对赵紫阳来说温家宝看不看望他根本不足一论，能不能继承他的改革事业，能否把他开创的改革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他念念不忘的事情。
八、温家宝的改革呼吁开始显示凝聚作用
可喜的是，温家宝近年来做出的政治改革呼唤在中共党内绝非泥牛入海，相反，明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在《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共喉舌里呼唤政治改革的文章越来越多，广度和深度上也在不断推进，并且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已经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颇有分量的派别。
例如2012年02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该文有云：“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尚且重复了温家宝当年第一次以改革者姿态出现时说的那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且深刻的指出：“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30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这些情况表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自从1989“64”被打趴，由于温家宝卧薪尝胆、韬光养晦近二十年后东山再起，终于开始重新集结起来，并且在迅速向中共的权力中枢进发了!
显然，没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一定支持，在中共喉舌上发这种文章是不可能的，反之，既然能在中共喉舌上发这种文章，就清楚的表明改革派已经颇具规模，并且在中共党内已经颇有影响力。
九、温家宝和盘托出民主派观点
当然，迄今为止，温家宝的最大亮点是在2012年两会后记者会上的讲话！在这次记者会上，温家宝终于把他的基本政治观点和盘托出。为了达此目的，他一再拖长记者会时间，不顾主持人李肇星结束会议的反复要求，终于等来了他所需要的所有提问，从而把自己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若果把这个讲话放在别的国度别的时代，可能实在是平淡无奇，但是，今日中国却太有特色了！中共是个“一元化领导”的独裁政党，自从毛泽东统治以来，除了最高统治者（包括太上皇）能突破既定政策框架随便说话，随便突破“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外，其他任何人这么做就是政治上自杀。这样，作为一个最高统治集团成员的三号人物，温家宝破天荒的这么做，已经完全改写了中共党史。当然，如前所述，温家宝这么做是做了精确算计的，第一他的任期已经只剩一年时间，也没人能把他怎么样，没必要在乎了，第二，中共的制度、纪律、潜规则本身正处于大转换阶段，严密控制其成员的做法已经是强弩之末。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此作为已经没有风险，相反可保自己能作为改革派载入史册，并因为成了中共死灰复燃的改革派首领而极大的影响今后中共和中国的政治走向，故有得无失。但不管怎么说，温家宝的这个讲话使中共党内又出现了改革派成为明确无误的事实，这一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
十、温家宝的贡献是独立开创高举普世价值大旗新局面
那么，温家宝作为胡耀邦、赵紫阳之后的改革派大旗，和他的前驱有什么同异？摆明的事是：1胡、赵都是名义上的党魁，温却不是；2胡、赵上台伊始奋力改革并因此下台，温却下台前才呼唤改革，个人不会为此付出多少代价；3胡、赵都有几年的改革时间和相应的实绩，温不可能有。
这样，从硬性结果而论，世人不看好温家宝的改革是言之成理的——从实绩说温家宝本人必然乏善可陈，哪怕他确实在中共高层会议上提出过重新评价六四的动议，提出过某些政治改革主张，也因为遭到否决没有成为中共的政策而一事无成。但是，如果我们有点历史眼光，而不拘泥于现实中的得失，情况就不一样了。稍微分析研究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作为胡、赵的继承者，温家宝这个改革派首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众所周知，看历史人物，重要的是看其比前人多提供了些什么，也就是看其有什么新贡献。
那么，温家宝的新贡献何在？首先，胡耀邦、赵紫阳只是邓小平麾下的两员大将，他们能有作为是靠了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的大气候，至于他们最终被邓小平打下去，那是由于他们错误的估计了邓小平政治上的开明度和没有充分预见到邓小平的专横。相反，温家宝是独自扛起改革派大旗，虽然他不是中共的最高决策人，但他上面也没有供奉太上皇。
其次，胡耀邦、赵紫阳作为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只是在中共传统意识形态框架内寻求改革，尽管赵紫阳下台后在软禁中已经认识到只有多党制才有出路，那也是因为他本人处于软禁中，而且中国发生了冲击党禁的历史性事件，才恍有所悟，相反，温家宝在表达他的改革派理念之初，就直接表明了他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完全抛弃了中共的传统意识形态!这就使温家宝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个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改革派政治家。
第三，基于以上两点，胡耀邦、赵紫阳是作为中共在其传统框架内改革并且必然的失败了的改革派政治家载入史册的，相反，即由于历史退馈的优势也由于自己的老谋深算温家宝不仅个人将会作为成功的政治家退出历史舞台（这对他的历史地位没有意义），而且由于认同了普世价值，温家宝影响下的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必然成为普世价值指导下的新型政治家，并且以全民普选为目标（这是胡耀邦、赵紫阳在任时从未主张的），这样，无论他们是否能亲自实现目标，至少在道义上、在观念上他们会成为历史的赢家——因为全民普选是历史的必然。
此外，胡赵改革一开始不仅借助了邓小平的力量，而且因为全党老干部都受过毛泽东打压而举党要求改革，至于怎么改大家都不清楚，但都认为改比不改好，这样，胡赵面对的人为阻力要小得多，相反，温家宝是在权贵资本主义时代号召政治改革，这种改革必然要导致对滥用权力的强大制约，全党干部作为既得利益者当然大都“摸着石头不过河”了！所以，温家宝在今天推动政治改革的启动难度要大得多。
况且，在这种情况下，温家宝提倡的改革不是胡赵式的不突破中共体制相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而是抛弃现制度回归人类主流文明的改革，是真正为万世开太平确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也就是在普世价值指导下的改革，这样，温家宝提倡的改革也就有了和胡赵的改革完全不同质的意义。对于这一点，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做了如下表述：“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在此，温家宝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共党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陈词滥调！不仅如此，温家宝还用少有的加强语气的调门说：“中国（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这一句话所表现的普世价值理念，胡耀邦说过吗？没有。赵紫阳说过吗？没有。这一句话所表现的普世价值理念，难道不正是任何派别的民主义士都赞同、都正在追求的吗？所以，至此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从理念上说已经成了彻底的民主派，这就是温家宝的最大贡献。
十一、改革派向民主派转变的时代正在到来
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都重要。温家宝在民主化导向的改革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下段还将做些什么工作？由于宫廷隐秘，其在中共高层会议上的斗争我们很难有准确资料，但是，关于他三次提出重新评价六四的提议应该言之不谬，关于他有政改方案的传闻应该并非空穴来风。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凭空测度，不妨还是看看他在记者会上的一段讲话：“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这里，我们又看到温家宝的一项开创性举措，那就是准备“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
当然如果以挑剔的眼光看，温家宝就是这么做了也是“作秀”，同时，被请去的人也会被指责为“招安”对象。但是，对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商业文明以“意思自治，公平交易”也就是契约社会为逻辑起点，对话沟通谈判妥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在这种历史性诉求下，温家宝提倡请民间的批评者去中南海听取意见，无疑是一个顺天应人的良好开端。固然，如果仅此而已则意义价值非常有限。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只要开了个头，就会按历史的逻辑演绎下去。谁都知道，全世界和平转型的国家，不管是早期的英国，二战后的泰国和我们的台湾，还是近来的一些转型相对顺利的中东国家，在其开始的时候都不过是统治者把官民对话的大门打开了一个门缝而已!所以，如果温家宝以此打开今日中国官民对话的门缝，中共又能顺水推舟，并同时使其内部的民主派迅速发展起来，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十几年里通过官民对话实现和平转型是完全可能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把两个因素联系起来看，那就是在温家宝大力提倡改革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等传媒频频出现倡导改革的系列文章所表现的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凝聚和崛起，以及温家宝把批评者请进中南海的考量。如果这些做法付诸实践并且按历史的需要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它们理当演化为官民对话，统治者和反对派的对话，中共党内改革派和社会上的民主力量的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愿意进行这种对话的中共党内的派系——很长时间里肯定还有拒绝对话的派系——难道还应该仅仅称作“改革派”吗？
这就涉及一个改革的终极目的问题。一个社会有了基本适合其需要的制度体系，改革——革命就成为沉睡的词汇，只有在制度体系已经不适合社会需要的情况下，改革——革命才会成为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中共党内需要改革派，是因为中共建立的这种制度体系不适合商业文明的需要。而当前的政治改革，所指向的是必须确立人权至上、政治多元的现代社会，并不是说中国永远需要在中共党内存在一个改革派。中共党内改革派是相对于专政派、反改革派、一元化派而言的，是因为倡导民主政治而获得历史合法性的，是今日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所必须的，但并不是“自洽”的，并不是具有历史稳定性的政治现象。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的过程中，中共党内改革派是有它的历史使命的，它的使命只是启动-推动民主化进程。一旦这个进程开始加速，其自身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变化。比方说，叶利钦在作为莫斯科州委书记时，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同属苏共党内改革派，到他和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时，他就已经是苏共党内民主派人物了！说白了，今日中国的政治形势虽然急需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崛起，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需要。在温家宝所说的“中国（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共党内改革派变成中共党内民主派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民主制度。这样，只要改革派站稳脚跟，它就必然的演变成为民主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只是观念问题，一旦改革派的民主观念能够得到实施，那么按其本质而论它也就成了民主派，并代表这一部分社会公民和社会上的其他政治力量公平竞争。
当然，中共党内民主派也只是一个历史性的过渡性的现象，因为就像中共党内改革派只是相对于反改革派而言，其民主派也只是相对于专政派而言。一旦在中共党内民主派和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共同推动下创立了（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那么再在其头上安上改革派、民主派的桂冠也就成笑料了。届时无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后继者，还是其他社会力量，都不过是民主制度下多元政治力量中的一员，大家各自代表一部分社会公民参与分饼活动，如此而已。
十二、中共党内民主派必然产生是因为世界民主潮流不可抗拒
近年来，中共政权的内政和外交出现了政策反差，那就是其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价值取向正好相反。自从中东爆发以“茉莉花”为代号的民主化浪潮，中共当局一方面反复强调希望以政治对话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自身的同种民主化浪潮则以暴力压制来解决。显然，能在国际上强调中东国家应该以对话解决问题，对中共而言也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国内却抱残守缺则表明它太不明智。而且，这种内政外交的脱节显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但是，和中共的官方表态不同，温家宝对解决民主化诉求的态度、看法上，无论对内对外都是高度一致的。下面就是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对解决叙利亚问题做出的回答：“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没有私利，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包括叙利亚政府。我们将根据是非曲直来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并决定立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要保障平民的生命安全。叙利亚各方都要立即停止对无辜平民的杀戮。第二，中国尊重叙利亚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第三，中国支持联合国和阿盟特使对叙利亚问题的政治斡旋。第四，对叙利亚人民现在遭受的人道主义苦难，我们深表同情，已经并将继续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加紧做叙利亚各方的工作，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温家宝强调了三点：第一，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而中共的政策明显是偏袒叙利亚统治者巴沙尔的！第二，他主张叙利亚各方“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而中共在这个方面是违心的敷衍的。第三，他强调“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这是中共从来都不承认的，但是，温家宝却断然这么认为。而且，如前所述，温家宝对中国国内的事务也抱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在前面回答关于中国国内的问题时他说：“温家宝尚用少有的加强语气的调门说：“中国（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由此可见，对温家宝来说，在中国国内“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而通过对话解决民主诉求，当然需要体制内外的各民主派别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谈判协商，这就意味着中共党内必须有民主派崛起，或者说中共党内改革派必须进化为民主派!
那么，中共党内会有民主派崛起吗？其实温家宝也已经做出了回答，那就是：“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或者说：“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2012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