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淑丽女士所著这部《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曾在英语国家畅销，之所以能够畅销，除了感谢这位中国通女士睿智而精彩的论述和行文之外，在更深层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正日渐开放，不可逆转地融入当今全球化世界巨大背景。
然而谢淑丽女士毕竟不是中国人，无论她对中国再怎么了如指掌，她仍然是位美国人。她无法切身感受到一个中国人所需要面对的一切，无法中国人生活的核心拥有切肤之感。从这一方面来说，这算得上是个遗憾，因为象她这样一位广泛接触中国事务且见多识广、头脑清晰的人来说，对中国的一切，无法形成一个最根源最真切的了解，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她思考和论述中国问题时的方式和方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因她不是一位中国人，令她可以摆脱很多那种被自小灌输甚至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立场，站在一个更清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一切。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亦是中国了解自己国内事务的一面明镜。它可以帮助我们纠正许多视觉盲点，令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究竟是何等模样。这毫无疑问，就象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咨询一下你的邻居对你们的看法。
在这部著作里，谢女士不仅告诉我们一个她眼中的中国社会和掌控这个社会的政党，究竟是何等面目。更向我们传达出一种观念：在例如美国这样成熟的公民社会里，对待和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有赖于取得科学而全面的社会调查数据，只有这些采样数据具备足够的代表性性，才可能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如果读者诸君对控制论或控制技术有所了解，那么您会恍然大悟：在一个公民社会，对待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是一种工程师的思路。
这和我们所惯常的理解的“政治”或者“行政”理念大相径庭。在我们的印象中，所有的社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首先有赖于一位英明的领导，然后有一群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再有大批常年辛劳不计得失的基层人员……一层层自上而下，充斥或英明果敢，或不辞辛劳，或因公忘私，甚至有舍死忘生与坏人坏事做斗争者。
当然，成年人都明白这些全是政治宣传，不客气地说是在放屁或者忽悠老百姓。一切社会问题的处理过程，都是有权阶层操控和玩弄权柄的过程，这些弄权伎俩从头至尾，都不可能和什么科学分析、数据采样沾边。两相对比，彰显出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之间巨大鸿沟，一个是对公民负责任的，兢兢业业力图找出最佳解决方案的；另一个以百姓为刍狗的，飞扬跋扈且贪婪的。民主政府通过赢得人民的选票上台，而专制政府则依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选举真正的威力，并非人民拥有无比清晰的眼光，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出那些最佳人选。其威力在于任何人想要涉足国家或者地方行政和立法事务，都必须依赖于人民的选票。人民不仅可以把他选上台，更可以把他选下台。当他当选之后，若不兢兢业业地工作以取得令选民满意度成效，将被选民的选票轰下台去。
一个民权被剥夺的国家，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阿德雷·萨哈罗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断言：苏联将永远不可能与美国相提并论。因为苏联社会压制个人自由，需要的只是对长官俯首帖耳的奴才，而不需要真正充满创造力的人士；不仅如此，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对其还是一个威胁，因为其创造力往往导致其对现行社会规则的质疑，从而动摇苏共的统治权威。而美国社会保障个人自由，人们可以轻松地进行各种创新和探索并免于恐惧。因此，美国社会将永远欣欣向荣，而苏联将一天胜似一天地死气沉沉，然后终结。
萨哈罗夫所指出的不过是个基本常识，几十年后，这个常识应验了。在很多人都心目中，或者是说，在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定义中，真正的超级大国，不仅仅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都只是其表面；它更应该首先是一个人权得到有力保障，文化繁荣，思想自由开放的国家；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如果抛开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不考虑其故土情结，都会深深地向往生活在那个国家里。苏联拥有可以和美国抗衡的核武库和常备军，生产着完全不亚于美国的战略物资，但世界上却极少有外国人心甘情愿地自愿想到苏联去定居。控制苏联的官僚机制自身僵死而又怀着深深的敌意对待自己的人民，最终这个大家伙完蛋了，当它完蛋的时候老百姓们弹冠相庆。
如果苏联和超级大国的距离是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话，那么中国的距离则是从地球到火星。谢淑丽女士称中国为“脆弱的超级大国”，谢女士拥有多年的外交官生涯，是以使用了一种类似外交辞令的委婉说法。假如中国真与“超级大国”这一名词沾边的话，那么过去六十年来，这个国家充其量是一个噩梦的超级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世界上最严密的专制体系，这二者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噩梦制造厂，这是个非常浅显的常识。而数十年来，当权的共产党当局一直宣称要将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假如这个超级大国之梦实现的话，那么对于十数亿中国大众而言，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噩梦。
萨哈罗夫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便指出，对任何专制当局的支持，令其强大的举措，都是对其治下广大民众的犯罪。一个专制之下的国家，国家的强大与民众的幸福无关，因为专制政权总要想方设法垄断国家资源，将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以维系其统治。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之下，民众无法分享到因国家强大而带来的利益，这些利益全都被专制集团侵吞，然后用来应付民众潜在的反抗。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仅仅意味着专制政权的强大而非人民的强大。在中国，经济越是发展，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这对共产党当局多年来所鼓吹的消灭剥削与不平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而对于专制本质而言，这样的结局只不过是共产党专制天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三十年来，共产党当局以恶性环境破坏和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维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迅速流入掌权者及与他们相勾结的商人腰包，普通民众并未从中获得真正益处。对普通民众而言，经济发展更多地带来了对他们人权的侵犯并令他们的生存环境的恶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近150%，然而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中国的工资水平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从中获益的，是一个更加庞大而贪婪的既得利益阶层，以及天文数字一般的政府财政开支，2005年，中国政府的财政已经占据了GDP的六分之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要么被既得利益阶层分赃，要么被当权势力抽走用于对国民实行更加现代化的控制。另一个方面，这十年间，底层民众的抗议活动却逐年增涨，愈演愈烈，表明本就令人极度悲观的人权状况仍在进一步恶化。反观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俄罗斯，十年来俄罗斯的GDP总量增长了约70%，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其民众的工资水平却增长了100%。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拥有自由选举的社会，如果官员试图对经济发展的成果分赃，将导致他们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自由的新闻媒体、免于恐惧的反对派和国家化的军队的存在，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满足选民的意愿，使选民获利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在专制国家，民众的幸福与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无关；而在民主国家，这二者却紧密相连。不同于民主国家的当政者们依赖于民众的选票，专制国家的强大，其发展动力来源于专制者需要掌握更大的力量来控制其治下民众。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掌握在他们手中，当他们面临究竟是用这些利益来改善其治下民众的生活水平，或是用其来对民众实现更高效严密的控制时，他们一定选择后者。因此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对其民众而言并非福祉，实乃祸端。因为对他们而言，国家的强大意味着他们将生活在统治者更加强大有效的控制之中，而自己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却难以指望。
或者，我们姑且承认多年的经济增长对于当今民众而言是否真的存在积极意义，仍值得进行更全面深入的讨论的话。但我们仍然可以断言，这种增长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肯定不会是一种福祉。因不受任何民权的约束，一个彻底腐败、低能且残酷的官僚阶层，及围绕他们获利的商人，控制着经济增长的所有方面，包括它的起因、方式和成果。而这些人却毋需对这种增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负任何责任。环境的逐年恶化；社会不平等加剧；钱权交易成为社会的潜规则导致国民整体道德水平急剧败坏。所有这些恶性代价，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毁灭性的重创。这是一个依靠官僚机制自身永远也无法解决的噩梦，越是沉迷于这个噩梦中，当这个噩梦醒来时所受到的创伤就越是深重。每一位对这个国家怀有良好愿望的人，都应该以清醒的头脑看到这个噩梦的未来，并为民权在这个国家的壮大而努力。
因此，假如中国成为一个苏联式的超级大国，那对广大中国民众而言，不过是意味着他们将继续在专制之下承受煎熬。在一个专制社会之下，人民幸福或不幸的程度，取决于专制者的统治强度及人民自身热爱自由的程度。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是极度不幸的。如今，我们的生活正渐渐远离毛时代的阴影，缓慢并逐步走向开放。其根源并非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而是后世的统治者们，乃至整个统治阶层，都在逐步丧失其权威。试想，假如毛泽东拥有与当今中国社会同等的物质资源，那必将是一个比红中国前三十年更加暗无天日的世道。在专制之下，民族主义的富强之梦，只不过是在给专制体制充电，维持其统治生命，为虎作张，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真正的国富民强，只有在一个政府的权力依赖于人民选票的社会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得以实现。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集团，不仅绝对人数世界第一，人均所需奉养的官僚亦是如此。是以中国这一“超级大国”，也可以说是一个官僚的超级大国。谢淑丽女士在她的著作中对这一官僚集团进行了详细分析。谢女士因外交官身份，常年与这个官僚集团及附庸于其的文人、技术人员、军情人员打交道，她对这一集团的了解，远远超出一般中国人。并且，她有足够多的机会看到这个官僚集团的另一面，即它面对“洋大人”时的脸嘴。这是中国人难以获得甚至是无法获得的视角。这部著作向人们提供了两个角度来了解这一几乎控制着中国社会一切都官僚集团，第一个是“洋大人”的视角，第二个是谢女士刻意打造的官僚集团高层自身的视角。
但谢女士毕竟不是专制之下成长起来的人，她似乎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官僚集团的行为逻辑。这个集团行为的第一要旨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她在书中似乎过度高估了民意对官僚集团的影响。近十年来，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些因互联网民意改变当局和地方当局政策走向的案例。但这些案例并不能表明专制当局真正重视民意。不同于民主制度下的官员们需要依赖选民，在专制集团内，任何一个个体，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向人民表明什么，而是为了向他的上司、同僚、下属表明什么。对专制集团内的官僚们而言，他们能在官僚体系内占据一席之地，需要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除了那些后台铁硬者之外，这个关系网的出现一个细微的不平衡，都有可能导致乌纱不保或者利益受损。他们的利益、政治安全甚至身家安全最大且最主要的威胁，不是来源于民众，而来源于他们身边的其他官僚。其他人会抓住他犯下的每一个错误，在他防不胜防的时候对其发起攻击，试图取而代之，或者在切利益分赃蛋糕时挤压他的份额。民众的意愿，往往成为政敌们相互攻击的武器，尤其那些极端的，具有煽动性的意向，哪怕仅仅是一些在极少数人中传播的流言蜚语，都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
谢女士所着力描写的，那种在中国社会，民意正在改变官员政策的迹象，并非官员们真的需要眷顾民意。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官场上以民意为幌子的相互倾轧而已。而这些倾轧，在官场上各种勾心斗角的内部纷争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作为关心中国现状及未来的读者诸君，对此应该有比谢淑丽女士更清晰的认识，不至于产生错误判断。
另外，谢淑丽女士似乎是以过分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中共当局对经济发展的热衷。她认定中共之所以热衷于经济发展，是因为担心无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动摇他们的政权。当然，在这个以惨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为基础的狂热经济潮流里，谢女士的观点具有非常深刻的价值，但这并非造成经济狂热的根本原因，至少不是全部原因。
数十年持久不衰的经济狂热，尤其纷繁复杂的原因。译者认为，除了谢女士所着力阐述的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两大同等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回溯到之前提及的官僚机制的本质。因为毋需依赖于人民，这个官僚们所做出的一切政绩，不是为了对选民有一个交代，而是要做给他们的上司、同僚和下属看。他们毋需赢得人民的支持，而仅仅需要官僚集团本身的支持。譬如一名地方官，热衷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以给他提供两个显而易见的好处。第一，作为一名地方官，当地任何一个经济项目，都是他本人从中进行钱权交易的绝佳机会。专制体制令官员无需面临反对派的挑战、议会的制衡和公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一个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钱权交易。因此，官僚们热衷于不停地推进一个接一个的经济项目，造成整体经济狂热增长。第二，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将利益分赃蛋糕做大。一个更大的利益分赃蛋糕，对这位官僚的同僚、上司和属下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他便能够为他周围的其他官僚也创造出分赃的机会，他在官僚集团内会赢得更多的支持，从而使自己的仕途更加稳固顺利。基于以上两点，对于一名专制体制之下的官员，热衷于经济不仅是他个人及家族进行腐败的绝佳途径，亦是其推动政治升迁的绝佳政绩。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崩溃的同时，新的统治者不再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在毛时代，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生活围绕政治斗争旋转。毛泽东呼风唤雨，指引着全社会去斗争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他所指定的阶级敌人。上至他钦定的接班人，下至最清贫、最与世无争的出家人。如果不对这种社会生活模式进行改变，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模式，终有一天要把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不再具有高度权威的统治者甚至整个统治阶层。因此，自邓小平开始，中共自上而下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的生活模式，由围绕政治展开转向围绕经济展开，从而有效避免了自身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可能。在个人权威丧失的前提下，统治阶层只有通过掌制更多的社会资源，才能有效地控制其治下民众。因此，必须使经济发展，使他们的统治得以维系。红中国的最近三十年，随着统治者权威一蟹不如一蟹，政治也一代代被淡化。其中隐含着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专制者的力量越弱，人民的不幸就越轻。
尽管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深思之处，我们仍要感谢谢淑丽女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社会难得的绝佳视角。这个依靠一个因不受限制而腐败、低能且残酷的官僚机制控制的脆弱超级大国，也必将给因官僚机制自身的吃屎狗本性，为自己的归天做上一场黄粱美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