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刘再复在《凤凰周刊》上的一篇专访，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九八九年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刘再复吗？这是一向标榜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刘再复吗？这是曾经写下过我少年时代十分喜爱的篇章《读沧海》的刘再复吗？人为什么善变到如此程度呢？
刘再复在这篇访谈中谈及他在凤凰大讲堂上的演讲，主题为“中国贵族精神之命运”。他认为解决今日中国危机的方法之一是倡导“贵族文化”，“希望得风气之先的、已拥有许多财富的人，能由‘富’向‘贵’提升，要注意讲尊严，讲格调，讲规则，把财富用来提高社会的高级趣味”。我一向对那些动辄标榜“贵族”一词的人敬而远之。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三代以上人人都是农夫。如果说有什么人可以勉强称之为“贵族”，那就是章诒和笔下的那些人物。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香港的完整版本名为《最后的贵族》，我更喜欢后面一个名字，储安平、康同璧们的身上有着古典贵族的气质，但流氓加暴君的毛泽东岂能容得下他们的存在？
而今天中国那些一夜暴富的“富人”，多半是贪官污吏及其亲朋好友，是奴役童工的黑窑老板，是丢弃死难矿工尸体的煤矿老板，这些人哪里在乎什么格调、规则和尊严呢？与他们讨论格调、规则和尊严，岂不是与虎谋皮吗？他们是这个盗贼社会的衍生物，他们只会遵循吴思所说的最为残酷的“血酬定律”。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贵族精神，而是公民素质：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必须先有公民，才有“贵族”——“贵族”不过是公民中的精英而已，如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们，哪一个不是公民，哪一个又不是贵族？一个连公民都没有的社会，如何倡导“贵族精神”呢？刘再复在此时此刻标榜贵族精神，岂不是本末倒置？刘再复为什么不敢说出中国不是公民社会的真相呢？中国不是公民社会，其根源乃是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的肆意打压。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下，即便中国人个个都像刘再复一样学富五车、妙笔生花并具备了相当的“贵族精神”，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没有制度的变革，多几个贵族便能拯救中国吗？
当记者询问刘再复去国多年之后重回“故都”的感受时，他高谈阔论起北京的“汉唐气魄”来：“我这次在北京只有十天，只是走马观花。……尤其让我惊讶的是海淀、朝阳门、复兴门一带的变化，很有大国气派与气象，这可能正是鲁迅所谓的‘汉唐气魄’。这气魄不仅是城市建筑的外在气象，而且是内在的‘拿来主义’的气度。我观赏了许多大书店、大饭店、大商场、大体育场，看到世界上最时髦的品牌样式，都被北京‘拿来’了。”这番马屁，与“御用形象设计师”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的“大制作”异曲同工；这番谈话，作为“今上”的胡锦涛当然最爱听了。但是，鲁迅倘若知道有人居然如此歪曲他的原话，必定会怒发冲冠地从坟墓中站出来纠正之。
丑陋不堪的北京，哪里有什么“汉唐气魄”呢？那么多的老房子和老胡同被无情地摧毁，如诗如画的“城南旧事”被残酷地抹去，一个比一个大而无当的建筑却张牙舞爪地矗立起来。除了压抑个体的“大”之外，北京还剩下些什么呢？这个所谓的“大”，对应的乃是“党国之大”，而非“人民为大”。外地人只能“暂住”在这里（尽管北京也是“祖国”的一部分），天安门上仍然悬挂着独裁者毛泽东的画像，密密麻麻的警察将这个城市中心的广场变成了祖国最大的监狱，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北京上访的访民却遭到“截访”人员的强奸……这就是今日北京的“大国气象与气派”。那么，中共究竟从西方“拿来”些什么呢？中共从西方“拿来”的只是奇形怪状的摩天大楼，而不是民主和自由——如今的北京成了西方建筑师们发挥奇思妙想的庞大的试验场。
刘再复对“故都”的变化赞不绝口，对“故国”的“进步”亦感慨万千，对当局在四川地震中的作为赞不绝口，对奥运会更是全力支持。这是一种“浪子回头金不换”吗？还是劣马才吃回头草？中国只是对统治者而言是大国，中国的国民乃是“寡民”，正如王怡所说：“大国崛起不是从卫星开始，是从邓玉娇开始。”虽然不是“荣归故里”，却仍然身份不凡的刘再复，在北京的高级酒店中享受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许多新建的高级酒店，设施和服务确实比西方国家还要奢华和周到，他却忘记了大部分的同胞是没有资格享有这一切的。读着刘再复这些矫情之极的言论，我不禁怀疑：难道这就是包遵信先生在六四回忆录《凤凰涅盘》中多次提及的那个与他并肩走上街头求民主、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吗？天安门屠杀之后将近二十年来，沧海桑田，物换星移，死者坟头草木葱葱，生者变脸华丽转身，我早已见多了这样的场景：比如撰写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麦天枢，比如盛赞如今是“太平盛世”的甘阳。但我仍然没有想到，曾经相当敬重的刘再复，居然也是如此“觉今是而昨非”。
刘再复一方面宣扬“贵族精神”，另一方面也声称关怀底层，这是他的“两手抓，两手硬”的策略。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迂阔，他们个个都“过于聪明”了。刘再复慷慨激昂地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天性应是关怀底层的多数老百姓，即使国家强大得像罗马帝国，他也不会只颂扬帝国的权威，而会首先关心斗兽场中的奴隶。”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究竟谁是斗兽场中的奴隶呢？大国已经崛起，百姓依然跪着。从天安门到太石村，从汶川到瓮安，百姓的血要流到几时呢？中国要“告别革命”，不是靠几个文士的善意与醒悟，而是靠诱发革命火焰的统治者自觉地启动民主化进程。只要还有人被奴役，革命的阴影就无法告别中国。在“故都”与“故国”，作为“海外华人”的刘再复看到了那些被强迫拆迁、无家可归的民众吗？看到了那些被赶出上访村、风餐露宿的访民吗？看到了那些死于有毒奶粉的婴孩的父母欲哭无泪的脸庞了吗？他知道杨佳为何怒发冲冠、舍命相拼吗？他知道天安门母亲们十多来一直遭受的迫害与监控吗？他知道陈光诚、杜导斌、师涛以及他们的家人所承受的苦难吗？这些人难道不都是底层的老百姓吗？这些人难道不是斗兽场中的奴隶吗？刘再复为哪个奴隶说过一句公道话呢？
至于“故人”，早有若干“故人”先于刘再复便选择“变脸”了，而持守者的结局便如同二零零七年去世的包遵信先生一样——连身后的一次小小的追思会，也受到秘密警察们无耻的骚扰。作为“故人”，刘再复是否去过祭拜过包先生的墓地呢？是否思考过包先生持守的意义与价值呢？这位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的“今日名流”，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另一个版本的余秋雨。今天中国的文化界，多了一个九十年代的余秋雨，少了一个八十年代的刘再复，难道就是一件幸事吗？刘再复的归来，不是超人的归来，惟一的意义只是让余秋雨有了一名比之更老的“挑战者”而已。十九年后，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刽子手依然是刽子手，刘再复却不是刘再复了。对比刘再复的溜须拍马式的“归来”，我不禁联想起了两位俄罗斯的流亡文豪：蒲宁与索尔仁尼琴。
蒲宁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说：“自诺贝尔奖金设立以来，你们首次把奖金授给一个流亡者。”虽然流亡在海外，但他从来没有淡漠对俄罗斯的爱，对那片贫瘠的乡村和困窘的人民的爱。他不认为荣誉属于自己，荣誉属于他思念中的土地和人民。俄罗斯是蒲宁作品的主题，他的每一行字都与俄罗斯有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国籍属于这么一个奇怪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现在已经分散在全世界，发生了那种世界上任何一个奖金获得者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斯德哥尔摩的决定对于在全部情感上受到如此损害和侮辱的整个俄罗斯来说，真正是民族的事件。”再没有比这个遭到祖国咒骂的流亡者更真诚的爱国者了，他比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更加爱国。虽然苏维埃政权发起了批判蒲宁的浪潮，斥责他是“一个阴险的卖国贼”，但任何一个用心读他作品的人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连政治观点与蒲宁敌对的高尔基也承认：“从来没有人如此深刻如此历史地写过农村。蒲宁的《乡村》……迫使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俄国社会严肃地思考的已不是庄稼汉，也不是人民，而是俄罗斯能否存在下去这一严厉问题。”蒲宁终其一生都没有返回俄国，因为俄国已经被独裁者绑架了，他不能回去当他们的弄臣。
与蒲宁一样，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流放之后，旅居欧美多年，无论乡愁多么浓厚，他从来没有恳求过苏共当局对他网开一面、允许他回国。相反，他多次在演讲中公开表示，只要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俄罗斯就不是他的祖国，他就决不回去。直到苏联解体、苏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之后，索尔仁尼琴才有了莼菜和鲈鱼之望。他的回归是一条荣耀之路，从西伯利亚一直到莫斯科，他一路上不断批判俄国的历史与现实，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当局和大众喜欢听的话。虽然普京给索尔仁尼琴颁发了勋章，但他对普京的威权统治并不认同，而是希望从俄罗斯古典的信仰和文化中探寻一条救赎之路。所以，他归国之后，既不受统治者的追捧，也不为民众所喜爱，比他离开的时候还要孤独。刘晓波在一篇悼念索尔仁尼琴的文章中写道：“索尔仁尼琴的文字之沉重，让供养生命的鲜血变成黑色的抗争，似乎血色的灵魂就是专门为释放一种黑色的忧郁而准备的。这种忧郁向我展示的，与其说是共产极权下异见者的勇气，不如说是思想者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与其说是天才的华美文学，不如说是教徒的忏悔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就是刘再复们所缺乏的。
如果要问什么是贵族精神，我以为，在蒲宁和索尔仁尼琴身上就有真正的贵族精神；如果要问什么是流亡者的尊严，我认为，在蒲宁和索尔仁尼琴身上就有真正的流亡者的尊严。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这样的人虽然不多，却也并非一个也没有。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华裔作家高行健，他曾经对我说过：“只要中国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我就不回去，我的作品也不在中国出版。”刘再复写过一系列关于高行健的评论，也常常以“高行健的朋友”自居，为什么偏偏忘记了高行健的这一立场呢？再比如华人中人文学术成就最高的余英时，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不会去大陆作‘怀旧之旅’，我就不愿填写那张申请签证的表格，一旦填写了那张表格，就说明我承认那个政权了。”在高行健和余英时的身上，便有此种贵族的精神和流亡者的尊严，刘再复为何视而不见呢？
离开还是回归，这当然是个人选择的自由。老人为了能够回家而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终身扛起黑暗的闸门，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永远一辈子承担西西弗斯的使命。但是，妥协仍然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能卑躬屈膝，不能当专制政权的抬轿夫和吹鼓手。这样的人不仅会被中共看不起，也会被异议知识分子以及老百姓看不起。这样的人既没有贵族的骄傲，也没有布衣的风骨，而只能是又一个“丑陋而卑贱的中国人”的标本。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日初稿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