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乱」的地理和历史成因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句出自明末清初欧阳直公《蜀警录》的话，可谓妇孺皆知。黄口小儿成诵的话似乎体现了一点四川人的特殊性，这特殊性使得外地人以为四川人以造反为己任，以搅扰天下来取乐。就像俗语轰传的魏延有反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从偏居一隅的众多小朝廷──成家、蜀汉、成汉、前后蜀、大蜀、大夏、大西等──到杀人如麻、征赋如篦的四川军阀，从《北周书》上说蜀人「贪乱乐祸」到《朱子语类》里认为蜀人强悍易反──比如史载因川人赵谂反，致使苏轼不敢返蜀、苏辙避不见蜀人的传闻（见庞石帚《养晴室遗集》之「书赵谂事」）──彷彿四川人天然喜欢混乱，爱上了灾祸，完全是一派妖魔化四川的景象。
四川盆地周围为高原大山阻隔，唯一相对便利的出口又有凶险异常的长江三峡扼守，因而容易封闭，躲藏在帝国的边缘而自成一统。专制制度下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於武力，一旦鞭长莫及，心生异志便是一些在川首领的常态。心生异志者与中央集权政府之间的较量、蜀地内乱及全国性战乱，都是蜀乱之所以较多的原因。在农耕时代，四川物产丰饶、人口众多，自给自足的能力较强──尤其是有都江堰之水旱从人、沃野千里对农业时代带来的便利──更是不少觊觎者的肥肉。但专制独裁的政权，其本性是掠夺与压榨，再多的物产也可以将其剥夺殆尽，搞得国在山河破；再温和怕事的民众，它也可以最终逼其不得不反。后蜀政权时期，成都市近处民众不知禾苗为何物，穀物多到非常烂贱的地步。但不到三十年，北宋初期，都江堰便发生了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再一次悲剧性地注释了「天下未乱蜀先乱」。
说四川乐祸贪乱，显然是妖魔化了四川人。事实上，整个四川除了成都平原以外的广大地区，如今的生活都相对苦寒，更何况在过去那种完全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山区物产不丰、人多地少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困扰着四川人。今天大批的川人外出务工、漂泊四海，就是人多地少、土地产值低下所造成的一种被动的人口流动。随着当下经济危机的加深，沿海工业的凋敝，使得大批的四川人倒灌回流返川，好在五?一二大地震后有一股重建的热潮，消化了较多的劳动力，否则四川的失业人数会比今天高很多。由於福利保障、社会大病统筹系统的缺失或低下，即或有低保也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使得许多家庭抗失业风险的能力相当低下。低下的抗失业风险能力，加上政府的腐败与盘剥，便会导致社会底层的恐慌与混乱，使他们在朝不保夕中丧失理性判断，而不得不做出些越轨的暴力之事。
非利益相关者并发群体事件
近几年来四川所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二○○四年十月十八日，因一自称为某局长的人，穷凶极恶地当街辱骂并殴打挑担的民工，而警察来解决问题时的偏袒，更是给愤怒的民众火上浇油，终致利益不相干的群众砸警车，包围万州政府。非利益相关者参与群体事件在如今已是常态，如甕安和石首，可以说万州事件是此类事件的前身。十天过后，因官商勾结修建瀑布沟水电站，强行徵用农民土地，由於补偿过低，致使十万至十五万原住民因迁徙而返贫，最终酿成震惊一时的「汉源事件」。事实上，早在该事件爆发的两个月前的八月二十一日，《中国经营报》就以《四川汉源之惑：大型水电站带来的返贫危机》为题，报道了地质专家范晓、环保人士汪永晨、《中国水危机》作者马军给政府发出的警告。但中国圈水运动风起云涌，乱修电站、破坏环境成风，肉食者哪里听得进几位书生之谔谔？
二○○六年十一月十日发生的广安事件，则是由一起医疗纠纷所引起的上千人冲击医院的群体事件。这起事件的特殊性在於，死者的亲属并没有参加，参加者全是非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没有利益领头人，依然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这说明民众的不满到了何种不堪忍受的地步！这起医疗纠纷只是他们发泄对官民对立、吏治腐败不满的契机。至於大竹事件，则肇始於一位如花少女的离奇死亡。自从杨代莉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离奇死亡后，家属要求死者所在酒店给个说法，同时向县政府多次反映了情况，但都不予受理。一月十五日起便有人上街发传单为死者鸣不平，网络上也有不少帖子谈及此事，到了二○○七年一月十七日终致上千群众围观并烧了死者出事的莱仕德酒店，直到最后惊动了四川省政府，才在各方干预下平息了此事。广安事件和大竹事件有一些不同，但公佈真相迟缓，对民众的正当诉求冷漠傲慢，是最终酿成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当地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何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这两年四川被报道出来的群体事件相对较少，但并不表明四川的隐患不严重，特别是五?一二死难学生家长的维权，绝不是个可以忽视的问题。因为豆腐渣校舍造成的学生死难，并不是拖延就能解决问题的，像这样的积怨如不能得到尽量的稀释，他们正当的维权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难保将来不出现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而群体事件的导火线也许是别的事，而非直接肇因於死难学生，因为积怨需要出口。同时整个四川是电站多建省份，是徵地和拆迁补偿不公的多发地，也是诸多环保灾难（如化工等）可能发生的集中区，这都使四川充满着许多不稳定因素。
郭沫若是翻案老手，他说蜀中先乱，体现了革命的丰富性，蜀后治表现了蜀人建设的彻底性。他这种思维当然是血脉贲张的阶级斗争下的必然产物，革命的丰富性和建设的彻底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顺延。大乱后不一定必然带来大治，要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则应该在制度上确立民主自由的改良，而非你死我活的革命。清末文人赵藩在总结诸葛亮治蜀经验时，不无痛心地批评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而作家流沙河先生对赵藩对联的改作，更是治理今之蜀乱以及中国之乱的不二窍门：能富民则反侧自消，从古安邦须饱肚；不遵宪即宽严皆误，后来治国要当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