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在写这本书的一年中，感觉有几千万亡魂跟她在一起，她希望两岸领导人能够对在国共内战中的亡魂举行一个追悼、说对不起的仪式。她希望打开黑盒子，真实了解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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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看完书稿后，台湾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发了个短信给龙应台，只有一句话：“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亡魂都会站起来保佑你。”龙应台捧着短信，欣慰地说，自己的心情，朋友都懂了。
对作者来说，以零碎的个体命运串联起庞大的历史变局，并不是容易的事。在历史谜局，那是“一个小孩子进入大森林，森林里几千几百条路，每一条都有无数岔口，每一个岔口你都要做决定，往哪个方向走”；而对很多受访者个人来说，那是深藏心底、一辈子从未打开的黑盒子。
龙应台说，六十年来，对那黑盒深处的数千万亡魂，两岸的领导人都欠着一句“对不起”。一本书能做的有多少？她低声重複那句话：“希望能让他们，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以下是龙应台接受亚洲周刊专访的内容：
你希望这本书的读者是谁？
这是个複杂的问题，比如一个战役的名称，你到底要称它为“淮海战役”还是“徐蚌会战”？你到底是要称它为“解放军”还是“共军”？这本书到最后，我决定统一称为“解放军”，可每次校对，我的朋友们都会问，不是“共军”吗，你为什么称它为“解放军”？所以一个用词就已经牵扯到你的位置在哪里的问题.如果说这本书同时给华文世界的读者来看是不可能的，我的第一读者是以台湾读者，或者香港读者以及海外的读者作为对象；第二读者是中国大陆。我希望这本书能进中国大陆，即使稍有更动。另外，我写这个书一个很核心的目的是，透过书写和研究，让我自己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我父母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希望这本书，对於现在二十岁这一代的人，他们对於历史既不知道也没兴趣，我希望我能够写到打动他，以至於他会买这本书去送给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的祖父祖母，而同时，他竟然会愿意，在他的祖父祖母在跟他说起过去的时候，他会坐下来听一次。
你提到，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该怎么理解“失败者”的意义和价值？
这本书恰巧在十月一日前出来，当大陆庆祝胜利，庆祝建国六十年的时候，对内战是否可有更深刻的反省？我真的觉得，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台湾的领导人，在六十周年的时候，可以对所有国共内战中的亡魂有一个仪式，不是一个胜利的仪式，是一个追悼的仪式，是一个说一声对不起的仪式。另外一个层面，台湾人的“失败者”情结很深，我也想小声地提醒，如果你只有“失败者”的认知，那表示，第一，我们的长辈当年来到台湾，白手起家，过去这六十年建立起的现代台湾，你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成就，所以你还带着那个战败心理；第二，也是想提醒我们自己，这种失败以及失败后他们所创造出的新价值，是一个值得致敬的价值。它离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胜利主义越来越远，离追求个人幸福的价值越来越近，正是因为失败，你才得到这个文明的、柔软的价值。
一九四九是个庞大的题目，处理那么庞大的历史资料和细节，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感受就是，过去一年来跟几千万的亡魂在一起生活，几千万，几千万的亡魂，那感觉特别奇怪。说来奇怪，你感觉他们都在。那么多的亡魂是，比如说，你在种田的时候，一队兵来了就把你抓走了，连跟父母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你才十七岁，然后从此以后你被送到集中营，你碰破了皮，没有药，五天之内，一定死；又或者你就被日军拖到坑里活埋了；或是像林精武的回忆，他的战友就死在身边，当时大部分人去从军的时候，都会换名字，所以他说，战友死在你边的时候，你只能抱着他痛哭，你连通知他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连他的名字都是假的……几千万，几千万的人就死不瞑目了。在我整个写作的过程里头，一年的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多次，我要找一些几乎不可能找到的东西，它就突然在某个时间出现了，就感觉特别奇怪。我从来不信教，从没烧过香，也没有任何灵异经验，但在整个过程里头，就好像他们所有人都在那儿，那感觉特别强烈。
这是无数漫长的痛苦的故事，你要怎样去处理这里面的理智与情感、事实跟判断？
我很记得波伏娃和萨特，这一对情人大概在四十年代在伦敦的桥上的一次争执，在那个城市看到无限美景、繁华、夕阳西下，波伏娃在自传里写道就说，马上感动得不得了。然后她就觉得，为什么萨特冷冷地站在那里.两人争执，萨特就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者，当你还沉醉在感动中，你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昆德拉在解释kitsch的时候也说：第一滴眼泪是感动，第二滴就是kitsch（媚俗）。这本书里涉及的亡魂，三千万都不止。但是我如果停留在那个自己在感伤、悲伤的情绪里头，我出来的文字会很差，会感动不了人。我必须超越过那个层次，才能真正把那个力量传达出来。所以我写这本书是没有眼泪的。
另外，书里多次提到，这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对孩子的述，所以我从头到尾说，这不是一个客观的、全貌的现实。如果你要以那个要求来对我说的话，我会说对不起，本来就不是。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写註解，去查资料，因为我不希望它又是一个漂浮的、印象式的东西，它不是。我很严格要求自己，譬如我在网站上面找到的材料，我虽然相信它是真的，但我都会请我的助理到图书馆找那个实体的东西，或是到网上去买那个书，都有实体的东西在，我才安心。我很希望很多历史学者，把我当历史的小学生来看，提出我有错的地方。我开启这个探索，就是想要真实地知道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没有一个黑盒子会打开.
书里你侧重写台湾，你怎么看一九四九年，对面留下来的那批人？
这是这本书没办法处理的。一九四九年，可能有三四百万人到了海外，加上他们的亲属，一个人大概要有十个亲属被连累的，四百万人对应四千万人。后来在大陆的肃清、镇反，后来所有的运动和打击，那四千万人的命运、遭遇其实也没有人好好写过.那也是一个更大的黑盒子。我甚至觉得，大陆人比台湾人还更该看这本书，如果你从历史里不得到任何一点清醒的教训的话，你是註定会去重複那些事情的。如果六十年后的十月一日，你还只有大肆去庆祝这一个角度的话，你势必会去重複你的过去。
若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你最希望读者是哪些人？
所有人，而且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觉得这本书对大陆读者的意义可能还超过台湾读者，原来不太关心国家未来的年轻人也应该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你。
书里有很多跟着时代浮沉，或者被时代湮没的普通人的命运.身为个人，遇到这样的大时代，他们可以做什么？
你看到这些故事里头，十三、四岁的人，都碰到了生命攸关、一辈子的决定：你到了一个火车站，南下还是北上，一辈子；到了码头，你上不上船，一辈子；你孩子带不带得走，一辈子；火车突然停的时候，你下不下车，又一辈子。乱世的时候，一个决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当不当兵，逃不逃兵……所以到最后的结论——我访问的这些人，他们切身经验得到的结论，我自己学习得到的结论——作为一个人，你从小就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一个盲目的跟随者，你要清醒地知道要思考、要追问，要了解自己在那样一个大的结构里头处於什么样的位置。任何一个以集体为主的社会，集体的意义就在於避免你自己做一些个人的决定。所以这本书试图表达的一个理念，就是你一定要思考个人跟集体的关系，是对抗或合作都是需要细细思索的。这本书试图呈现，你做不思考的螺丝钉的后果会是什么，日本人难道愿意让自己国家走上那个地步吗？德国人难道愿意吗？没有人愿意的。但如果大家都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的螺丝钉的话，那部机器就往那个方向走。
在你个人的创作历程里，你怎么看待这本书的意义？
其实创作经历里，有两条线是并行的。写《野火集》的时候我也写《孩子你慢慢来》。有个说法是，从《孩子你慢慢来》到《安德烈》、到《目送》，然后从《野火集》，一直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这两条线一直并行，最后彙集到这本书。并不是说先是《野火集》那种激烈、尖锐的批判，后来才变成柔情派。对我来讲，情感跟理智一开始就是同时存在，到这本书，两条河流进入大海。
（实习生周续娟、王点点协助採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