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智慧铸就“大跃进”专题研究的里程碑

集体智慧铸就“大跃进”专题研究的里程碑

——《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与思辨》评介

南京大学历史系    董国强

由宋永毅和丁抒两位先生主编、香港田园书屋新近推出的《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下册）一书，无疑是值得海内外学界关注的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尤其“大跃进”专题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本书是近60位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收录在这本近百万字的论文集中的文章，一部分是2008年10月在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召开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会议论文，一部分是近十年来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北京《炎黄春秋》、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和一些著名学术网站上发表的相关论文。

要对此书的贡献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首先要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乃至当代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据笔者的浅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近三十年间，中国没有真正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关于“大跃进”的专题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和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上述状况得到一些改变。然而关于“大跃进”问题的研究现状并不令人十分满意。正如李庆刚先生在其研究综述中指出：尽管近十几年来国内“学者们在探讨这些问题方面是做了很大努力的，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中成果虽然数量较多而有深刻见解的少”，“重复选题和重复论述现象还比较严重”（李庆刚：《国内一九九五年以来有关“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此次亦编入本论文集。上述引文出现在本书下册第825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以下几点：第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发展史在毛泽东时代出现一个巨大断层，在此期间陆续进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从业人员中，有很多人只知道“学术为政治服务”，只会写“大批判”或歌功颂德的文章，而不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为何物；第二、迄今为止，官方对意识形态的宏观掌控依然在大程度上制约着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辙的研究项目不但很难获得立项资助，而且即使形成独立的研究成果也很难公开发表。另一方面，近十数年来在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盛行的评价考核机制无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固有特性，片面强调从业人员获取项目的数量、发表论著的数量和刊载刊物的档次规格，而严重忽视研究成果的内在质量和创新追求，结果导致很多从业人员将拿项目、发文章看作一种有利可图的投机生意，而忽略了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与功用。换言之，长期以来政治高压和利益诱导的交互作用，大大助长了从业人员中的犬儒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知识分子所应有的人文关怀情结和社会担当勇气则受到严重遏制。因而，所谓“研究”，就变成在领导人讲话、中央文件、文史资料和相关论著中寻章摘句，快速炮制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著”；所谓“争鸣”，就变成用一些内在关联不强的案例和数据，写成文章去支持和反对一些现有的观点。至于见解是否深刻，选题和观点是否重复，就没有多少人关心了。

对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有所了解，我们就不难发现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简而言之，该书的特色首先反映在充斥于各篇论文中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社会担当勇气。即使在一些以经济学和人口学技术分析见长的论文中也是如此。这显然与该书众多作者的身份背景有关，而其中有三个类群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类群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其后留在欧美各国从事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人士；第二个类群是身在国内、但目前年事已高、基本处于离退休状态的人士；第三个类群是身在国内、年富力强、但受到主流势力排斥、处于体制边缘的“异见人士”。这种独特的身份认同使他们较少受到体制性因素的羁跘，也较少现实功利的考量，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正以民生、民祗为基本归依，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

其次，该书收录的许多重要文章都以扎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其作者多为国内与海外华人学术界中的翘楚，此前已有大量相关论著问世。例如杨继绳先生曾集数十年之功，以各省档案文献和众多访谈记录为基本素材，写出了近百万字的专著《墓碑》；丁抒先生多年来积极致力于“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研究，其所著《阳谋》、《人祸》已经成为相关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东夫（王东渝）先生此前出版过《麦苗青菜花黄》，对四川地区“大跃进”——“大饥荒”的情况有非常深入细致的分析、描述；曹树基、李若建等先生长期从事中国人口问题研究，对历史上人口变迁及其原因了如指掌；高华先生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独立研究，其成名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充分展示了他对中共精英政治的许多洞见；陈意新先生长期致力于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有多种论著在海内外发表。此次他们为本书贡献的论文——如杨继绳、丁抒、曹树基等人关于“大跃进”以后中国人口损失的研究，如宋永毅、李若建等人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的研究，如东夫、徐海亮、陈意新等人关于各省主要领导人对“大跃进”的态度和对策的研究，如高华、丁抒等人对“大跃进”政治后果的研究，等等——无疑都是其多年研究的理论结晶，体现了目前汉语学界相关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王定、姚学智等一些著名历史事件亲历者和当事人的回忆从经验层面出发，揭示了那些事件背后隐藏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对那些事件的认知。

第三，该书第五部分收录了一批理论色彩浓厚、以技术分析见长的论文，如杨大利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文贯中的《论公社食堂在大饥荒中的谋杀性角色》、林毅夫/杨涛的《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61年的饥荒》等，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这类文章的作者长期活跃于美国学界，学术视野开阔，理论素养较高，能够使用规范的概念和术语与英语学界的学者展开对话。他们提出的那些具体论断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对学术研究所持的严肃态度，他们对学术规范的重视，以及他们基于思想多元和学科交叉多元而提出的一些独特视角和研究方法，无疑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

笔者断言本书是集体智慧铸就的“大跃进”专题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共识的达成：第一、关于“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中国人口损失，3500万人应该是其下限。这个数字不但大大超过八年抗战期间的中国军民死亡数据，而且也超过了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历次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数据的总和。因而，“大跃进——大饥荒”毫无疑义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灾荒历史上的突出事件之一。第二、关于“大饥荒”的成因，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天灾”（自然因素）与“人祸”（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的简要分类模式，后者无疑是关键因素。而且与此相关，在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分担上，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个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当局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这种骇人听闻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第三、“大跃进——大饥荒”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它上承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之余绪，下启“四清”与“文革”之肇始。从精英政治层面看，伴随着大饥荒而来的中共高层的内部分歧，最终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清洗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从民众政治参与层面看，通过意识形态灌输、社会资源垄断和对“异见人士”的无情镇压，迫使广大民众不断被驯化，使得少数政客假借“革命”之名裹挟民众成为可能。由此可见，“文革”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后果。

强调本书是一个集体研究的里程碑，并不意味着此项专题研究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一般而言，现有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依然以“事件”为关注焦点，大家的主要精力依然集中于“大跃进”口号的提出；“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大跃进”运动的后果；“大跃进”运动中的教训与启示等五个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作为“事件”的“大跃进”与那个以“大跃进”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时期加以区别，更多地对那个时期的社会心理、社会群体及社会事件、那个时期的文学和艺术、那个时期的教育等内容进行研究考察（李庆刚：《国内一九九五年以来有关“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事实上，也有一些学者已经在这些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尝试。例如本书此次收录的高华的论文《历史记忆：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和皮学军的论文《红灯亮在求生之路——“大跃进”时期流民的收容遣返》等，都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别开生面的产物。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两点是，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相关研究，第一离不开研究者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社会担当勇气；第二离不开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否则，所谓“拓展与深化”就会沦为空谈。还是以本书收录的文章为例，高王凌《“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一文立意甚高，假如辅之以扎实的微观实证研究，一定会是一篇创新性极强的杰作。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文中除了列举一些人所共知的社会现象和引用了一些各地民间流传的不满言论外，很难看出当时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构建的，哪些因素主导或制约着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农民的不满有哪些具体的表现，这些不满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和途径得到化解，以至于中共的统治能够在危机中得到延续。

早有学者指出，过于泛化的“中国”概念很可能误导中国问题的研究，因为中国的疆界实在太大了，相当于欧洲多少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从主观上讲，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有更多的类似杨继绳的《墓碑》那样的鸿篇巨著问世。但我个人对此前景并不乐观。杨继绳先生个人的超凡毅力，其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尤其是他长期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特殊地位，都不是其他人可以轻易效仿的。因此我认为，相关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只能寄希望于更多的、在正确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下的微观实证研究。否则，我们很难跳出原有认知的巢臼，只能不断产生出一些表面看来“大而全”，实际上则“壳里空”的平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