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著彩烟的战斗机划过上空，中心的道路被封锁，坦克穿过长安街，试图拍摄綵排的日本记者被殴打，警察们四处巡逻，上访村的人群被驱赶，每一个井盖都再次被检查，华人明星们聚集在一部电影中为国家权力唱讚歌……炫耀、傲慢、紧张、焦躁、荒诞的气氛包围著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週年的庆祝，最终与“人民”与“共和”毫无关係，它是官僚系统的一次自我庆祝。被挑选的人民会出现在广场上，他们欢乐与舞蹈，像是活动的道具。
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模糊的年代，重温往事变得如此艰巨，更何况，官僚权力仍牢牢的把握著过去，它选择记忆的内容和尺度。以至於血腥变成了荣耀、迷狂被理解成激情、愚蠢则成为了理想。人们也经常默许和认同。年老的一代，主导去忘却苦难，因为欢乐似乎更对眼前的生活有利，更何况，在长期的教条之下，他们可能也失去了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能力；年轻的一代，他们还来不及体验，或者是过多混杂的信息已佔据了一切；那些愿意也有能力的回忆者，无法分享他们的记忆，一个扭曲的公共空间不能也没兴趣分给他一席之地。我们是一个习惯遗忘的国家。我们夸耀五千年的歷史，但每个人对二十年前的事，都记忆不清。
倘若六十年的歷程太过复杂，其中的悲剧太让人不安，就让我们谈谈最近的十年。这个中国日益富有、国际影响力日益强大的十年，它将以十月一日的阅兵，而达到顶峰。但很有可能，歷史学家们将把二零零一年之后的十年，定义为一个错失的十年。
任何一个组织，它是一家公司、一所学校或是一个国家，它的表面的辉煌和内在的弊端，都可能并行不悖。通用汽车在八十年代初即已问题丛生，但是规模掩盖了一切，当一切被揭开时，它变成了一艘迅速下沉的巨舰；传统的声誉也带来遮蔽，北京大学早已丧失了大学内在品质和创造能力，但是它依旧可以凭藉蔡元培时代的成就来自我炫耀；卑斯麦时代的德国，是欧洲新生的强权，它的军事、商业、科学、文学上的成就都令人瞩目，但是当一战爆发时，人们才意识到蕴涵著如此的内在缺陷：教育溃败、信仰丧失、人民的分裂、官僚系统的膨胀、多元声音和制衡机制的消失，它是个金与铁的年代。
那中国呢？还记得二零零一年前后，这个国家曾经蕴涵的对未来的乐观和期望吗？它度过了九十年代初的严寒和紧接而至的喧哗与躁动，经济自由已经带来了一个相对宽鬆、儘管仍弱小的市民空间；私人经济不断蓬勃，而且逐渐蕴涵了一个中產阶级群体；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信息匱乏，让人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年轻人纷纷要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儘管他们的视野仍旧单一，却充满了活力；国际化和技术革命一样，增加了乐观，中国要举办奥运会，加入了WTO，国际规则将可能帮助这个古老的国家跳出旧循环的困境；连政治体制也做出了某种妥协，它欢迎了私人企业主的加入，经过了九十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官僚系统的控制能力衰退了，人们也希望这个在全球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商人阶层，能够变成为另一支社会力量……
但将近十年过去了，最初的这些期望，都改变了味道。这个国家不仅没有把握住那个强大的上升潮流，反而使之改变了味道。在表面上，它的确日益强大。经济增长的速度无人匹敌，军费开支迅速攀升，它培养了世界上最多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但一旦深入其中，你会发现在国家内部的腐烂的速度，就像是这上升的数字一样惊人。
私有经济的活力，正迅速被国有企业的垄断所挤压；大学教育彻底沦为权力与金钱的俘虏，培养出一代没有灵魂和人格的青年；市民空间尚未成熟，就已被控制、收买，然后自甘堕落；互联网没有转化成自由表达的渠道，反而越发变成了群眾语言暴力的发洩场，它令公眾轻易陷入极端化的情绪；政治权力则越发傲慢和僵化，面对危机时，它是在无能和高压之间摇摆；而社会的不稳定感在迅速增加，贫富差距和普遍的腐败，则令民怨四起……在这一些变化背后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社会的独立空间、个人的独立性、市场和技术的自由度，都在被国家权力所吞噬，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热情，被消耗和扭曲，而正是这种创造力和热情，才是推动一个国家的根本动力。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帮助了掩饰了中国的停滞。既然民主试验屡遭失败，自由市场则陷入金融危机，那麼中国或许的确找到了它的独特模式。但倘若你认识这种模式的代价有多麼高昂，它的独特性实在不值得讚赏。
七年前，很多人愿意谈论“胡温新政”。但现在，最初那些政治语言和政治姿态所带来的期待，已经大打折扣。终於一日，我们要承认，因为政治勇气与智慧的匱乏，我们错失了这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