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作家莫言的章回小说《生死疲劳》最近由法国的瑟耶出版社翻译出版,这部作品的法文名称被译为是《残酷的因果轮回律》,就此,法国的《新观察家杂志》记者羽苏拉·高洁(Ursula Gauthier)对莫言进行了专访。在今天的法国舆论看中国节目中,本台将向听众朋友们介绍此次访谈的内容。

《生死疲劳》讲述的是上個五十年代在土改运动被中共枪毙的地主西门闹五十年来六度投胎转世的故事,他依次投胎为驴、牛、猪、狗和猴最后又再度投胎成人。

《新观察家》杂志首先是这样介绍莫言以及他的作品《生死疲劳》的,莫言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作家。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是军队给了他深造和写作的机会,他的八十多部小说等作品中就包括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搬上银幕的《红高粱》。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纵横中国建国六十年来的历史,向读者描述了六十年来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体现了作者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

莫言在访谈中说,他通过《生死疲劳》的主人公西门闹表达了他本人对中国建国初期一大重要的社会运动,也就是土地改革运动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地主富农被崭尽杀绝是绝对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精打细算才富裕起来的,他们不应该被处死。莫言进一步指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农民作为整体普遍受到共产党的虐待。在毛泽东时代,国家的价格政策以及不合理的预算分配使中国农村为中国的工业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今天,又是当年这些农民的儿子,构成了浩浩荡荡的一亿两千多万的农民工,他们以廉价的劳动和低等的待遇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插上翅膀。莫言说,主人公西门闹的转世轮回遭遇是1949年以来中国农民遭遇的写照。中国农民在49年之后,完全被当作牛羊一样地对待:他们被剥夺自由,被成群结队地赶进人民公社;他们必须遵守纪律,在哨子声下作息,别人叫他们种什么庄稼就种什么庄稼。虽然中国农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获得一些自由,但是,他们的处境在随后便每况愈下。正如主人公西门闹,尽管他本人无可指责,但他却被无辜地枪毙了,并且即使是在地狱也同样遭到剥削和虐待。如果不是由于他具有出色的智慧和强盛的生命力,他怎么能够忍受当牛作马的待遇?

那么,阴间地狱的主宰阎罗王为什么也会同人间一样,对西门闹如此地不公平呢?莫言的回答是,因为西门闹是一个反抗者。他始终不停地呼叫要回到人间同那些杀害他的刽子手们算帐。阎罗王同北京政权一样,也会严厉惩治那些抗议者。莫言说,地狱其实就象征着中国,唯一的区别是在于,在地狱中,人们不可能再被一枪打死,而是会被迫投胎转世为猪牛羊等动物。

《新观察家杂志》记者注意到莫言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佛教词汇,询问他本人是否对佛教特别感兴趣。莫言回答说,佛教、道教和孔子思想是中国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祖父母虽然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从没有看过佛经,但也同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能够用佛教的因果报应等教条来对现实做解释。事实上,因果轮回律使老百姓得以克制内心的破坏冲动,而继续忍耐下去。莫言坦言说,他在碰到困难和挫折时,也经常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他还说,如果他执政,他将引导大多数国民信奉佛教,因为这样,国家也就太平得多了。没有小偷、没有谋杀、没有仇恨,可能也将没有爱情。不过,他又补充道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生死疲劳》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蓝脸引发《新观察家》的关注,因为他拒绝融入集体,拒绝将他个人分得的一份自留地交给公社统一管理。莫言在访谈中强调说,对他来说,蓝脸这一人物提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那就是共产主义是否是一个可行的社会制度?莫言认为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是违反人的本性的。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千人一面的社会中才能统一人们的衣着打扮、谈吐举止,而事实上,人是多样性的。那么,难道就不可能存在容忍个性发展的集体精神吗?记者提问道,莫言回到说,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对私有财产的崇拜正在使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显露无遗,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度激发民众的兴趣。或许作为对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回应,中国社会会向一种新的集体化形式演变。这或许也是一个周期性的轮回。不过,莫言希望在新一轮的轮回中,不会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使每个中国人都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