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胡锦涛上台的时候，面对著政治和改革的双重僵局。政治僵局是江泽民的势力太大，胡难以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改革僵局是经济改革无法继续孤军深入，而政治和社会改革又难以突破。
胡锦涛若真想有所建树，或者选择先打破政治僵局来推动改革，或者选择先打破改革僵局来打破政治僵局，但胡锦涛却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胡锦涛选择的两大策略，一是支持经济超高速增长，一是利用北京奥运和“建国六十大庆”，大规模制造“盛世”气氛。胡锦涛可能期望，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可以争取时间，遇到打破政治僵局和改革僵局的机会，但事实是，这种充满侥幸的机会主义态度不可能打破任何重大僵局，只能积累和深化矛盾。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换来的是更严重的经济失衡，威胁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宏大的“盛世”场景，虽然给胡锦涛带来一时之“风光”，但也给中国的国际形像和胡的个人形像留下严重的“暗伤”，世界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内心的空虚和不自信。
现在，在穷尽了一切制造繁荣和热闹的机会之后，胡锦涛不得不面对他七年前就遇到的那个双重僵局，只不过局面已经变得更严重、更复杂。政治僵局拖延的结果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政治和地方治理的失控不断加剧。改革僵局拖延的结果是“官肥民瘦”，社会不公的趋势不断加剧，群体事件和上访人数剧增，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则持续下降。据罗奇估计，2009上半年中国居民消费比重已跌至35%这一惊人的历史低点。
胡锦涛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事实：他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怎么办？是乖乖地提前把权力交给习近平，交给太子党，还是为自己的历史地位作最后一搏？从此次四中全会和北京庆典透露的各种信息来看，胡锦涛对提前交班心有不甘。我分析，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胡锦涛认识到，不论他是否提前交班，他都推不掉自己对今后三年的政治责任。
有关习近平辞职的传言可能反映了中国政治的这样一个现实，那些有机会竞争最高权位的精英们都看到，胡锦涛拖延改革给他的任何继任者都带来了巨大的改革风险，因此，聪明的策略不是急于抢班，而是留在候选人俱乐部里静观事变。
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下被迫转型，赋予胡锦涛一个前所未有的打破改革僵局的政治机会，但问题是，胡锦涛完全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在过去的七年里，胡锦涛既没有选拔出一批治国良才，又没有建成一个真正的智囊班子。四中全会毫无新意的空话，说明他的身边只有奴才，没有人才。关于加强共产党建设的决定，反映了胡锦涛对于如何应对中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完全不得要领。
针对胡锦涛的这一危险倾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批评。10月12日《经济观察报》发表了孙立平的文章“走向社会重建之路”。孙立平指出，胡锦涛治理下的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危险趋势：“伴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像依稀可见，而对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为强化权力提出了新的论证”。
孙立平尖锐地向当权者提问：“是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胡锦涛的过去告诉我们，他或者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从来就没有放弃共产党一统天下的理念。因此，寄希望于胡锦涛来推动真正的改革，完全不切实际。
这是否就意味著，未来三年中国的政治和改革的僵局就完全没有被打破的可能呢？我并不这样看，相反，今后三年，中国的政治僵局和改革僵局存在著被打破的多种可能性。一种较大的可能，就是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打破现在的政治和改革僵局。
薄熙来在重庆的大胆举措，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地方改革自下而上地打破僵局，引发一系列胡锦涛难以控制的局面。本周，重庆将对地方黑势力一案进行公开审理，这个事件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关注，正是因为它具有全局性的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