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端
在周恩来、毛泽东与基辛格、尼克松的恢复性磋商中，他们谈到了全球战略与宇宙问题，也谈到了世界历史及“哲学问题”，至于人权，则无暇顾及。对那两位中国“革命家”和那两位美国战略家来说，有趣的话题和重要的课题太多，人权似乎不足挂齿。但这只是特殊时期的暂时现象。在共产党中国与自由民主美国之间，人权问题绝无可能长期潜伏，它终究要脱颖而出。
1979年邓小平访美，“人权外交”的主要提倡者之一卡特总统曾小心翼翼地提醒邓小平，为了增进中国人民的人权，中国政府应适当放宽移民管制。这是中美高层有记录的第一次人权交涉。据说，邓的回答很简捷：“那好吧。你们准备接纳多少移民？一千万人够不够？”卡特柔软的“普世价值”撞上了邓小平坚硬的“中国特色”，邓旗开得胜。此后，中方屡屡故技重演，国穷人多的“特色”成了蔑视人权的最佳挡箭牌。
1982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胡娜事件”。邓小平和里根均亲自介入，中美舆论一片哗然。在大洋那边，唤起了美国公众的同情心，在大洋这边，“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事后再来看，此事件尚未触及中国人权的真正病灶，似有“恶搞”性质。中国政府态度激烈，“强烈抗议”并纠缠不休，但邓小平内心其实不以为意。邓说：“网球运动员问题，是细枝末节问题”（注：此话是邓会见樱内义雄时所说。“胡娜事件”对中共产生了一些脱敏效果，此后，中共对类似的政治庇护事件再未作出同样的过激反应）。但是，邓小平此次既丢了面子，又判断失误。他原以为“胡娜事件”只是偶发的“意外事故”，事后一风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他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一个突破口。中美关系之船以这种戏剧化的方式驶入了新的领域，更激烈、更尖锐的人权冲突将接踵而至，且源源不断。显然，这位中共掌门人对人权问题过于轻忽，对美国政情也缺乏了解，他大大低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在人权价值观上的倔强和执着。
至80年代后半期，中美间人权争端逐渐频密。放眼中国，“计划生育”、西藏局势、宗教信仰、异议活动，处处都是人权洼地。中国越是对外开放，其人权状况的丑陋真相也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在世界面前，这让那些曾经对邓氏中共政权持有好感和乐观想像的美国人士深感失望，更让那些原本就对共产党专制统治抱有恶感的人们感到难以忍受。此际，人权问题遂从建交之初的外交插曲逐渐上升为此后二十年的外交主旋律，成为一项日常化、长期化的外交议题。1987年，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权和西藏人权的两个修正案，这表明，在“六四”之前两年，“人权外交”已势不可挡地推进到美方立法层次。
二、高潮
“六四”天安门惨案使整个文明世界感到震惊和愤怒。大多数美国政治家认为，对中国执政集团的看法必须重估，对华外交的结构也应该重建。美中关系“自由落体”，并陷入低谷，而“人权外交”则险滩急流、进入高潮。正是拜“六四”鲜血所赐，中国人的人权问题成了国际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人权超越国际战略与经贸利益，成为美国关注中国的主要视角和两国交锋的头号议题。
“六四”之后，（老）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立即宣布了一系列对华制裁措施，包括：暂停高层接触与军事互访，延长在美中国公民的签证，暂停向中国出口武器、警用设备和高技术产品，阻止对华贷款、融资和经援等等。制裁是广泛的和严厉的，但也并未超出中共的预期。邓小平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报以轻蔑，他说：“世界上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不过，邓的“狠话”有一点灰溜溜的失落感，也有一点“咬屎橛子硬犟”的无赖气。其实，“亲美”的邓小平很清楚，他本人的开明形象已经破产，中共政府已经在西方世界声名扫地。而若完全失去了美国和西方的配合与支持，“对外开放”政策恐将难以为继，中共的统治地位还能否“站得住”，其实也大有问题。
“六四”的血腥刺激，再加上苏东巨变、冷战终结，这些事态已经改变了美中双边关系的既有基础。1989——1996年，人权居于美中关系具有支配意义的中心位置。如果说此前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主要是劝诫与鼓励，此际美国人的作法则主要是警告与制裁。双边接触急剧减少，而即使是在极其冷淡的“必要的接触”中，也多以争吵、指责、相互“抗议”为基本内容。政治犯，西藏问题，强迫堕胎与强制节育，宗教自由，少数民族文化，监狱状况与劳改产品出口，知识产权，广播电视干扰与网络屏蔽，酷刑与死刑，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劳工权利，通信秘密与隐私，儿童与妇女权利，……，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双方均爆发了火药味极浓的争执。看起来，也根本就没有调和的余地。
通常的情形是，美方会拿出一份政治犯名单或一份记录中方人权劣迹的清单，以断绝某种往来或加大某项制裁相威胁，要求中共当局释放政治犯或“改正错误”，而中方则会暴跳如雷，一律笼统地以“别有用心”、“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相驳斥。对具体的名单或清单，中方或否认、或辩解，或置之不理、或虚应其事，或反唇相讥、或变本加厉。多数时候中国会对事实死不认帐、对要求一口拒绝，但有时候也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给美国留一点面子，做出有限的让步。
在多边场合，美国政府动员盟国与其在对华制裁上协同行动（但效果不彰，日本、欧洲的对华态度明显比美国软弱和消极），更连续七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起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讨论（中共称之为“反华提案”），一度曾接近胜利的边缘，但终因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共的支持而告吹。
“人权外交”进入高潮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围绕“最惠国待遇”展开。但此事最后也无果而终。严格说来，美国国会两院关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立法激辩、克林顿总统关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及脱勾的行政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国的国内问题，而非真正的中美双边问题。经过了一连串渲泄愤懑情绪的口水战之后，在中国并未给予美国任何实质性响应的情况下，美国国内的白热化争执却嘎然而止，这场“茶杯里的风暴”自行平息。这种结局当然也不难理解。在外交制裁的武库之中，“最惠国待遇”属于杀伤力极大的核子级武器，一旦使用，其外交收获极有可能是双边关系的快速死亡，而非中国人权的立即改善。这一可能的后果，使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众多的利益相关方均难以承受，这就注定了此一武器仅供威慑，而不可擅用。其一，于美国利益而言，抵制中国产品的同时将会迅速失去一个“崛起”的中国市场，制裁中国的同时亦无异于对美国投资者、就业者、消费者的自我制裁；其二，于中国人权而言，以减少进口的方式逼迫中共改善人权，亦以损害中国民营企业、产业工人和普通平民的经济权益为代价，极有可能得不偿失。
也正是在“人权外交”进入高潮的这段时期，此种外交模式显露出其致命的弱点：有外交方向而无外交路线，有政策目标而无可靠手段。人们不难发现，针对“六四”的制裁名目虽多，但这些制裁多少都有一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制裁的实施与中国人权的改善之间未能建立起足够的因果关联，且制裁往往徒具名义、不疼不痒，或雷大雨小、虎头蛇尾。究其原因，中共固然有人权上的短处，美国更有外交上的难处。政治制裁只是象征性、仪式性的，孤立中国很难做得到，拒绝接触则完全不可行（事实上，布什总统在刚刚宣布制裁之后就马不停蹄派遣高级官员访问中国），因为中国手上有重要的战略筹码，有越来越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有安理会的否决权，而美国在海湾战争、核不扩散、反恐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谅解与配合（哪怕是消极的配合）。武器、高技术出口方面的制裁对中国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因为此类出口原本就微乎其微，远未形成中国在该二领域对美国的依赖。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经贸制裁则是性价比很低的一种制裁方式，往往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它是双刃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最后真正落到了实处的，其实只有一项：即放宽在美华人的居留限制。但此项措施与其说是对中国政府的制裁，还不如说是对赴美华人的额外奖赏，于改善中国人权实无关宏旨。
三、式微
由于直接压服中共改善人权的措施不力、效果不彰，美国政府转而以增加对“亲华”国家的“策反”游说、提高对达赖喇嘛的礼遇、提升美台关系的外交层次、增加对海外华人异议活动的支持等方式作为旁敲侧击的补充手段。但这类行动在中国普通公众之中遭到了较多的误解和较强的敌视。“银河号”检查、美国国会立法反对北京申奥等事件激起了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对“藏独”、“台独”的可疑态度更促使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持续高涨。1995年李登辉高调访美之后，中共当局借力于国内民族主义势力，与其实现“一致对外”，在外交上向美国转守为攻，不仅口头“说不”，而且行动上实施反向制裁：中断会谈、取消访问、撤销订单、召回大使、拒绝接触。随后，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射导弹、搞军演，使美国立即陷于被动。中美关系几乎走向军事对峙，一时间情势危急，剑拔弩张。
在经历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政策的失败和台海紧张局势的刺激之后，克林顿政府不得不放低姿态，决定不再采取激怒中国的政策措施，转采“新的人权战略”。而所谓“新战略”，其实是掉转方向，无条件地向“六四”之前的“正常关系”回归。“新战略”变得温和：以多边行动代替单方施压，以对话和妥协代替对抗和威胁，以鼓励代替制裁，以和风细雨的道义性劝善代替声色俱厉的惩罚性制恶，换取中共当局最低程度的有效合作，试图通过扩大接触、加强联系、深化合作而增加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力。于是，中美关系在经过了一轮急风暴雨之后逐渐多云转晴。1997、98年江泽民与克林顿实现了元首互访，此后，“人权外交”事实上开始大规模退潮。
本世纪以来，反恐、朝核、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问题为中美双方提供了新的、可观的共同利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使中国政府可动用的外交资源更加丰富。在这种情势下，老套路的“人权外交”已是强弩之末。当今的情况是，即使在大选年，中国人权也不再成为美国政治家们的争论热点；即使是佩洛西议长这样曾经相当激进的人权卫士（中国官媒称之为“反华老手”），也改以笑脸、低调和缄默面对手上有血的中国掌权者。真是今非昔比。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共平反“六四”之前，中美关系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六四”之前。毛氏与尼克松真诚的惺惺相惜，邓氏与卡特、与老布什几乎是发自内心的相互亲近，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美关系的心理基础已无从恢复：在“六四”之前，邓氏政权曾对美国抱有强烈的钦羡感，大有师夷长技、择善而从的势头，美国政府则将中共视为共产党人中的善类，满怀拉中国一把的同情心；而“六四”之后，江胡政权对美国只是两分合作、八分防范，美国则始终满腹狐疑、心神不定地注视着一个暴发户似的中国。
今天，人权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话题。但的确，人权已经变成了一个次要的、有时仅仅是附带的、走过场式的话题。本世纪以来，“人权外交”表现为一套例行公事式的外交游戏，中美双方似乎都已对这套游戏习以为常，驾轻就熟，波澜不惊。一般来讲，美国仍旧会一如既往地提出一系列的人权要求，但他们已不再指望中共会认真回应，更不再以中共的及时让步作为下一步外交决策的依据；美国仍旧会依循惯例发表指责中国的年度人权报告，中国则炮制针锋相对的“中国人权白皮书”和“美国人权报告”相反制，一面自我表扬、一面反唇相讥；中共政府对美国与达赖喇嘛的亲近仍然会怒气冲冲（但这种怒气主要并非针对美国，而是表演给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但对美国官员提交政治犯名单之类已经不再发怒，有时候他们还会主动“配合”美国政府，比如，在重要的高层会见之前即兴表演一两场“捉放曹”的把戏，或者干脆把那些美方最重视而中共最厌恶的异议人士“终身流放”到美国，既象征性地满足了美国的要求，又趁机除去了有碍党国“稳定”的心腹大患，不亦乐乎？
四、评估
1989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并无可观的改善。迄今为止，中共政府仍我行我素，拒不接受普世公认的人权观。这说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对华“人权外交”的既往业绩欠佳。总结起来，“人权外交”有两大毛病，一是尚未找到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既与崇高的人权目的相匹配，又与当前的国际格局、各国的利害得失相适应，二是尚未建立一种里应外合的人权改进机制，将来自境外的外交压力与中国国内的民情政情密切契合。
但是，过于低估“人权外交”的成就也是不恰当的。现在还没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正如在冷战结束之前，人们也普遍不看好里根总统的对苏策略，然而事后，那些曾经显得完全无效的政策才真正显现出其不世之功。所以，即期业绩不佳，也并不成其为否定或取消“人权外交”的充分理由。
当今之世，如果对华“人权外交”要重新振作，它必须开拓新的空间，也必须寻求新的支点。不能不有所批评的是，美国人以往似乎太急于求成，所以，他们习惯于“直指要害”，将主要关注点锁定在政治犯、西藏问题等较为敏感、较有争议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于中国人权的悲惨全貌而言，则属边缘地带），而明显忽视了如户口歧视、农民工权利、征地拆迁、贪污腐化、国有资产流失、刑讯逼供、城管滥权等更具有全局性、更能引起中国人民广泛共鸣、也更容易产生改进效果的重大人权问题，因而其“人权外交”的努力在遭到中共当局反击的同时，也很难获得中国民意的理解和支持（有时则被诬为“以人权为幌子，遏制中国崛起、损害中国利益”）。
2009-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