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有两套语言，一套是专供官员在公开场合使用，如会议发言、新闻媒体使用的通稿。另一套则是官员的心里话——这种话，或者只对近亲密友讲，或者只闷在心里。前一种讲了60多年（如果包括中共建政以前的宣传用语，那就更长），流风所及，连小学生作文也充满了这种官话套话；后一种话随着官员们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近年来也偶尔露峥嵘，“心里话”偶而也会脱口而出，通过网路传播不胫而走。
先分析最近的两则官话。一则来自于博讯网上一篇报道，谈的是北京10月15日召开的一个宣传内部会议，其中一位做主题发言的宣传部官员的话实在“经典”，录之如下：“这个国家还是共产党的，舆论导向还是要牢牢控制在我们手里，腐败不会弄垮我们，失去舆论导向则会亡党亡国。”——这句话的意思是：官员腐败并不要紧，党与政府也没打算将反腐败当作第一要务，只要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自我保护意识就行。关键是要管住媒体与舆论，不能让人们对腐败的批评与制度联系起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要紧，关键是把握住舆论导向，封锁住各种负面消息，让国人透过（在舆论导向指导下）打造的“舆论视窗”窥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以及西方国家的没落腐朽，让国人继续认为自己生活于千年一遇的太平盛世中就行了。
不过，这话不会上《人民日报》，也不会上新华网，那上面讲的还是共产党高层面对泛滥成灾的官场腐败的痛心疾首之言“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之类。官员们深知党对腐败官员宽大为怀，这些年来贪污上亿者都只判个死缓。
另外一则来自于国内，即那篇引起不少议论的“薄熙来披露‘打黑’初衷：‘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众多线民对薄熙来这几句话的解读大致可归为三种：一是认为此话本无它意，只是想描述黑恶势力的倡狂。二是薄熙来的重庆“打黑”遭受到很大压力，主动放话“示弱”，强调自己只是不得已而为。三是批评薄熙来“失言”说错了话。但根据笔者对中国黑社会及其错综复杂的政治保护关系的研究，我认为第一种解读最符合实情。不少媒体都谈到，重庆黑社会势力由于袍哥文化等传统与地缘关系特别兴盛。薄熙来重庆为官，其目的本是为升迁获得更雄厚资本，但重庆先后发生了计程车罢运、“7字头”公车事故，以及“3·19”枪案，这些事件不仅无法为薄的政绩增光，反而显其无能。
在此情况下，薄熙来劳心劳力“打黑”，确实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不过，如今中国各地黑社会势力是警界政界的腐败势力共同喂大的，不少地方早就形成了黑社会与政府共同治理社会的局面。在有些地方，黑社会势力这个“二政府”比名正言顺的政府还管用。薄的话可看成“实话实说”，如果这次不是重庆的黑恶势力逼得强势市长“没办法”，让他太没“面子”，它还可以逍遥自在地与政府共管重庆。
党文化那套意识形态语言常常被政府官员在不经意之间解构。如2009年6月记者调查河南郑州经济适用房时，遭到该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话等于承认了党与人民利益的完全对立，经网路传播，舆论哗然，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对中国人反覆灌输一个观念：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即使在党与人民利益早已分道扬镳的90年代后期，江泽民在其“三个代表”理论里，还煞有介事地坚持这一自欺欺人的说法。当年北京流传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1999年春节期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宣部部长丁关根陪同下视察《人民日报》社，朱镕基慰勉报社员工时说：“你们一定要当好人民的喉舌。”丁关根听了顿觉不妥，连忙补充说：“在党与人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你们要当好人民的喉舌。更重要的是要当好党的喉舌。”
这个故事讥讽的就是党的利益实际上与人民利益早就不一致了。而中国人提高人权的努力到底有多困难，只要看看2009年8月湖南省衡山县店门镇镇长周建国在指挥拆迁时那句“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拆！”就可略知一二，这句话很直观地表明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党性与人性居于对立地位，党权至高至大（山西一法院院长曾肆言自己的权力大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而民众的人权则微末如芥子（深圳海事局局长林嘉祥的名言“你们算个屁！”）。党宣扬了几十年的“为人民服务”口号，同样也被几位级别不同的官员说过的那句“做干部就是为了钱”解构得很彻底。
这类官员的经典语录并非一时戏言，而是他们对中国状况的真实认知，人们从中可看出中国的“国运”。这“国运”就是：在执政者眼里，贪腐并非政治之癌，新闻自由才会导致政治危机；黑社会势力托庇政府官员共同治理社会并不需要打击，只有危及政府利益时才会偶尔打击；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只是句自欺欺人的口号，政府早就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政治自利型集团。
要想改变这种极为恶劣的社会状况已经无望，所以“党与政府”只剩下管制舆论一招：不仅要管住本国的舆论，还要“不择手段”地管住海外的中文舆论——这就是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宣传内部研讨会上那份“网路管理三年计划”的主要内容。
